我们说俄国人善待历史，似乎很难理解。俄罗斯帝国—苏联—后苏联不仅是改朝换代，还关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和疆域等巨变。尤其是从苏联到后苏联，苏共统治结束、杜马取代苏维埃发挥真正的议会功能、反对派合法化、媒体自由言论等等，以及“独立台”、《独立报》等独立媒体纷纷出现，且有远超官方媒体国家电视一台、二台、《俄国报》的影响力，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不断公布苏共罪行（如二零零四年开放了国立古拉格历史博物馆，以丰富展品呈现斯大林大清洗、多个集中营、地下出版物、虚假照片和艺术等苏共“罪恶”，二零一四年四月开始展览苏共镇压佛教情景），以及取消福利分房制度，早就不再维持苏联的低物价低通胀。诸如此类现象当然意味着，后苏联一定是颠覆苏联的另一个时代。这给世人留下俄国人不尊重历史自然进程、俄国历史发展是断裂的印象。而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九四二）对俄国人好走极端的现象，又给予了历史学和神学之诠释。不过，一旦触及日常生活史，就会发现此乃印象式判断，因为俄国人是在承续历史中生活的：二零一四年二月八日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火炬最后交接给苏联时期体育名将—花样滑冰名宿伊琳娜·罗德尼娜（三届冬奥会金牌得主）和冰球传奇人物弗拉季斯拉夫·特列季亚克（三届冬奥会冠军），紧接着的艺术表演环节中，让观众痴迷的不止是演绎帝俄辉煌的《战争与和平》芭蕾舞片段，更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场面和生活情景。
　　这类个案与社会变革大潮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大潮却未能掩盖如此进程：俄联邦社会运行和日常生活实践仍习惯性延续苏联。
　　说到生活实践，俄国作为城市化程度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国家，现代化交通自然是最为重要的领域。而集中俄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莫斯科，因是俄联邦财税三分之一所投向之地，吸引了俄国和独联体各地许多有为青年来这里找工作。莫斯科地铁系统是运转这个有吸引力之都的最重要交通工具。作为全球大都市最发达的城市地铁之一，它由十条线路、二百四十个地铁站组成，能很方便地抵达莫斯科各个重要角落，其中包括可就近抵达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图书馆站，这一站仍称为 “列宁图书馆站”。只要乘过莫斯科地铁的俄国人，没有不知道“列宁图书馆站”的。而通往图书馆出口的大厅，仍有大型列宁塑像。
　　其实，一旦进入莫斯科地铁，宛如进入“苏联”，除环线更新为静音车厢之外，其他线路的地铁运行仍如苏联时代—飞速、声音大、频次高到不足一分钟一趟、不抢座位、读书景观司空见惯等，以及乘客要在“无产阶级站”、“马克思站”、“十月站”、“列宁大街站”、“共青团站”等穿行。这并非莫斯科所独有，圣彼得堡亦然：经常在海底穿梭的地铁，同样有“高尔基站”、“列宁广场站”、“马克思站”、“列宁大街站”、“无产阶级站”、“起义广场站”等。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时代的地铁是典型的实用艺术精品，各车站饰有苏联意识形态标志的雕塑，或苏联意识形态认可的名人塑像，它们和整个车站的富丽堂皇景观一道，完全被保留下来。而各城市的地面街道名称虽有些变化—恢复苏联之前的名字，但大部分仍延续苏联时代地名，稍有规模的城市还有“列宁大街”、“十月革命大街”、“高尔基大街”、“真理报大街”等等，且多为城市主要街道。索契城居然还有“苏联宪法大街”、“红军大街”等，且是该城主大街之一。有的行政区名仍维持着苏联话语状态，如列宁格勒州、加里宁格勒州。与地名相当，许多以苏联名人命名的单位也在延续，如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仍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仍以列宁名字命名。同样，艺术家之家、列宁格勒酒店等莫斯科七大斯大林式建筑，以及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其造型和装饰没有任何改变。与之相得益彰的是，苏联时代各种纪念性塑像，包括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等仍矗立在原地。这种苏联建筑与苏联名称相匹配的情景，真切演绎着俄国人的审美观—艺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相融合、城市与其历史统一。
　　其实，远不止是在交通、市容和地名上延续“苏联”。俄国人接受知识的方式仍如苏联：至今仍维持着全球公认爱读书之国度的传统—常去图书馆读书乃俄国人生活方式之一。说到图书馆，“列宁图书馆”作为俄联邦国家图书馆之著名，不仅是因其藏书之巨，还因其在制度运行上沿袭苏联：到了法定年龄（十八岁）的俄国公民，或持合法证件入境的外国人，都能近乎免费且很方便地办理借书证;一旦有了借书证，就可以方便借阅。为了彰显苏联人高素质，立法规定大学和科研院所、城市每个行政区都须建图书馆，但必须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只有莫斯科大学图书馆例外，引起莫斯科市民和全俄读者批评声不断），并且办理图书证近乎免费。苏联时代建立的图书馆制度，在后苏联没因市场经济而改变，更没有取消：专业工作者数量没减少，他们敬业如常，苏联时代各种文献，都能方便地借到。
　　当然，在图书馆一定能读到各种报纸，苏联时代创办延续至今的俄共《真理报》（除“八一九事件”之后作为被关闭的九种报刊之一停刊一个多月、一九九三年十月再度被关闭之外），以及《彼得堡真理报》、《下诺夫哥罗德真理报》等等，还有一九一七年创刊的《消息报》和《公社》报、一九二四年创办的《红星报》和《劳动报》、一九二五年创办的《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五六年创办的《苏维埃俄国》报，它们多方面参与俄联邦进程，得到当局重视：二零零八年普京邀请这些“苏联”报纸主编赴克里姆林宫座谈，普京也曾到这些报社考察。而苏联时代许多文学和学术杂志亦然。
　　同样，图书生产环节上亦有苏联印迹：不否认，占尽后苏联出版业风头的是“埃克斯莫”、“行动”、“瓦格里乌斯”、“地”、“知识/字母”、“Ad Marginem”等新兴出版社，但苏联的许多著名出版社，如一九一七年末在斯莫尔尼宫创办的列宁出版社，一九二七年创办的真理报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创办的苏联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创办的知识出版社，不仅仍存续、出版风格保留如初，每年仍维持相当规模的出版量和销售量（要占到全俄四分之一码洋），而且在网络销售码洋中，一九六四年创办的教育出版社高居全俄第一位置。更有甚者，二零零八年著名文学家基里尔·梅德韦杰夫创办了自由马克思主义出版社，其业绩绝非乏善可陈。 　　说到读书，自然少不了俄国人关于阅读的意见。二零零二年俄国就成为欧盟承认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之国，但市场经济没有荡涤俄国人用现实主义方法讨论文学的习惯。这种文学阅读经验，是承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后，现实主义被改造成彰显斯大林体制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解冻思潮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退化，现实主义概念内涵变得丰富多彩，包括心理层面的和精神维度的、现实感知的和历史认知的、个人体验的和转述他人的，进而直接推动文学变化，如出现了许多描写“二战”残酷性和苏军失误、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对苏俄国民身心伤害之作。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潮流，随着苏俄社会进程而深化，在俄联邦时代亦然。这也就是为何当代中国很少看到来自后苏联俄国的时尚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因所在。更有甚者，现实主义同样也是艺术审美方式：二零一一年岁末，实业家安纳尼耶夫（一九六四— ）在莫斯科创建“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研究所”—苏联和后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博物馆，展品达数万件之多。相应的，苏联时代许多重要理论家，如艾亨鲍姆、巴赫金、洛特曼、日尔蒙斯基、利哈恰夫、雷巴科夫、维诺格拉多夫等等，在苏联时代建构的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理论，仍是近二十多年来学界被引用得最多的资源。而且，这种文学认知和人文学术研究方面的苏联情结，得到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的支撑。
　　而俄国人不只是爱读书，还特别爱看各种演出。苏联所有重要剧院（不只是布尔什维克所创立的，还有从帝俄遗留下来的），包括莫斯科的大剧院、小剧院、克里姆林宫剧院等，以及别尔姆市的柴可夫斯基歌剧和芭蕾舞剧院、乌发市的巴什克尔斯坦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等等，无一例外地继续存在，并演奏苏联时代名作。其中，作为后苏联各大剧院保留剧目的四幕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著名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一八九一—一九五三）于一九三五年创作，由奥特洛夫斯基（一八九八—一九三七）等人编剧，后来（一九六五）成为苏联人民艺术家的拉夫罗夫斯基（一九零五—一九六七）导演，一九四零年首演于列宁格勒的基洛夫歌剧芭蕾舞剧院。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舞蹈演员，有的“苏联人民艺术家”、“苏联功勋艺术家”就出自其中。
　　有意味的是，爱读书和喜欢看演出，并非当代俄国人对生活的无序点缀，而是俄国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博物馆和看演出、听音乐会一样重要。说到博物馆，无疑是苏联留给后苏联的最重要遗产之一：为了建构苏联认同，布尔什维克就把帝俄时代许多重要人物故居、历史发生地等开辟成博物馆，建立了庞大的博物馆体系。后苏联延续这一制度：截至二零一零年底，全俄有各类建筑博物馆二百六十三座（包括贵族庄园保护区、列入文化保护区的修道院和教会博物馆等）、自然博物馆二百四十三座、历史类博物馆一千四百零九座、艺术类博物馆七百七十八座、文学类博物馆二百五十八座、戏剧博物馆六十二座、音乐博物馆七十一座、个人纪念馆五百四十五座（以上资料来自科索娃和孙吉耶娃主编《俄国博物馆事业》二零一零年俄文版）。这些包括苏联时代建立的博物馆，后苏联没有取消任何一座苏联时代的博物馆，甚至继续执行苏联批准的博物馆方案，增添纪念苏联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如“二十世纪乌拉尔文学生活博物馆”、“国立莫斯科苏联人民艺术家格拉祖诺夫（一九三零—）艺术画廊”……这些“苏联”元素，与直接作为生活方式的“苏联”情景相融合—保留了苏联的大多数节日，如二月二十三日军人节、五月九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等，共同构成了俄联邦的整体生活。
　　问题是，在否定苏联浪潮中苏联解体了，在其后的日子俄国为何能在日常生活中保留苏联面貌，并且把苏联日常社会化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否定苏联浪潮，更多限于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方式等层面，并未波及日常生活。而一九九三年十月叶利钦用炮击议会方式解决总统与杜马之矛盾，终结了俄国人的政治浪漫主义，同时使俄国人谨慎评估苏联;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机，唤起俄国人对苏联经济的怀旧。在这样的背景中接替叶利钦的普京，就通过行政和法律资源，让国民重新面对苏联，包括俄联邦国歌重新采用苏联国歌的旋律，军旗被还原成苏联时代的红旗，正面引导列宁墓迁移之争论，重新清理苏联末期私有化浪潮中处理苏联遗产后遗症问题等。
　　否定苏联多是在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领域，相应的，就限定了无法在更多层面颠覆苏联，更何况九十年代俄联邦居民普遍是从苏联走过来的，“苏联”无法从记忆和情感中被抹去，自然不希望重复苏俄初期那些涂抹、掩饰、修改历史之教训，所以苏联末期兴起恢复帝俄时代图景的浪潮，与不修改苏联真相相随而行。而这种恢复历史原貌却不扭曲现实的做法，促成了俄国人看到传统延续的真相：为建构国家认同，帝俄就已形成保守传统的制度，经过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意识到传承传统的重要性。于是：一七六四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创建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开放，苏联时代仍维持其在国家历史文化之保存和维护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帝俄建立的阿尔泰方志博物馆（一八二三）、诺夫哥罗德联合博物馆—文化保护区（一八六五）、哈巴罗夫斯克方志博物馆（一八九四）、科米共和国博物馆（一九一一）……在苏联无不得到延续，地位有增无减，这些成为历史变动中俄国维系统一的文化资源！
　　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建构帝国历史的机制，则因俄国与俄罗斯东正教的合一方式。俄罗斯正教会至今仍使用旧历，理由是：此前岁月按旧历祝圣和从事礼拜活动，一旦更改就会使基督教的神圣性丧失。但无论怎样接受基督教，也没把俄国人变成了西方人，相反，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一五九八年成为独立的牧首区以后，与西方价值观的距离是越来越大;同样，彼得大帝开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改革—取消教权和皇权并置的牧首制，改为宗教服从于世俗政权的圣主教公会制度，也未把俄国变成无神论国家。这种情形植根于古罗斯人不因接受基督教就不再是斯拉夫人，东正教反而强化了古罗斯人的斯拉夫身份认同，以至于十七世纪正教会改革，导致大批信徒不愿意放弃已俄罗斯化的仪式，宁可被官方教派严酷打压而顶着分裂教派的恶名，且延续至今。 　　如此一来，苏维埃政权虽致力于建立面向草根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因东正教守护传统的仪式已内化为思维方式，而能把普希金、屠格涅夫、丘特切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的贵族庄园，列为文化保护区，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还能接续帝俄时代的博物馆，如莫斯科著名的达尔文博物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而特列佳科夫艺术画廊一九一八年苏维埃政权宣布其国有化后，对其没有任何破坏，反而加大保护力度，成为国家艺术博物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博物馆能形成以审美形式崇拜英雄的机制，得益于政教合一的国体，正教会通过“封圣”，建立一套崇拜英雄的制度—把对国家的责任、基督教信仰、（俄）罗斯认同融为一体。这种机制成就了俄罗斯文学艺术传统，也促成政府和社会在帝俄—苏联—俄联邦在各大城市不断树立各种纪念碑，苏共设立“苏联英雄”制度，这和后苏联守护这一传统一样，乃自然之举。
　　苏联普遍接续帝俄时代尊重传统的行为，在文学艺术事业上更有突出表现。第一批（一九四七）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电影导演和剧作家加尔金（一八七七—一九六五），是因在帝俄时代就在新兴的电影艺术事业上功勋卓著，一九一三年和商业电影公司合作执导和创作“俄罗斯黄金系列”，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崇高地位。而电影导演和剧作家别列斯季安（一八七零—一九五九）在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间出演了《报应》、《被死亡战胜的生命》、《哦，妇女……》等二十多部通俗电影主角，它们后来虽被苏联官方视为“低级艺术”，但他去世后照样被安葬在莫斯科专门安葬名人的新处女地公墓。更有趣的是，在冷战时期就已被公认为世界最著名的苏联芭蕾舞《天鹅湖》，实际上是由彼得·柴可夫斯基作曲、别吉切夫（一八二八—一八九一）创作剧本、捷克艺术家莱辛格（一八二八—一八九三）编舞，一八七七年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成为享誉俄国的名剧。苏联时代，不因它是帝俄推崇的经典而废止之，相反，不断精益求精，使之维持世界芭蕾舞经典的水准。
　　苏联在博物馆制度和文学艺术事业上尊重帝俄传统的制度，已内化为俄国文化机制，后苏联俄国无法颠覆之。这就是：进化论在后苏联时代不再时尚，但国立达尔文博物馆名称不变，并发展成欧洲最大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不仅博物馆名称和功能延续苏联，博物馆存在方式也“苏联化”：二零一四年新年莫斯科市政府给市民的福利是免费参观七十多座市立博物馆。而这也是沿袭苏联时代的制度性行为。其实，后苏联博物馆制度沿袭苏联的还有，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天，全俄各市立或州立博物馆大多免费。
　　既然在文化生活中俄国能保存着如此丰富多彩的“苏联”，那么苏联时代的体育在后苏联俄国生活中持续存在，在索契冬奥会中表露出来，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相应的，从火炬传递开始，俄国电视台一台、二台就开设《大体育》栏目，邀请苏联时代的奥运会参与者，或亲临演播室与观众见面，或以视频方式接受访谈，不断把当代观众置入苏联历史时空，让观众看到苏联时代的体育辉煌。电视媒体回味苏联，邮政局发行多套苏联体育邮票，《苏联体育》时常刊文回首苏联体育，上文提及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研究所”自去年末就开始举办苏联体育展，就包括了这些苏联体育业绩：这些共同重建苏联体育大国形象。
　　诸如此类把“苏联”日常生活化现象，很容易促成俄国人能积极面对苏联解体—俄国历史变迁中的重大事件，但不是天崩地裂，社会日常生活照常延续苏联时代：从幼儿园到十一年级基础教育免费、全民医疗免费、交通福利等。作为历史的“苏联”，在俄国发展新阶段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自然保存的现象，进而把自然保留苏联印记作为社会存在方式，这对重塑俄国在原苏联空间形象的意义无法估量：实施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国家居民之互免签证制度、支持俄语在独联体国家的官方语言地位、给予俄侨特别关照（外交部设有独联体和国外同胞事务署、文化部设有独联体和同胞工作事务司）等，不因独联体和波罗的海三国不属于俄国了，就把它们从生活中删除，在莫斯科地铁系统中仍有“基辅站”、“塞瓦斯托波尔站”、“白俄罗斯站”等，在俄国许多城市都有“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基辅”、“白俄罗斯”、“里加”等街道名称。而如此直面苏联的情感是令人震撼的：为纪念“二战”期间列宁格勒被围困，成立了“被围困历史协会”，每年元月二十四日要组织盛大的纪念活动，二零一四年这一天普京亲临纪念地下跪，四天后德国国会邀请经历围困的作家格拉宁到场陈述情景，德国人再次道歉。
　　当然，接续苏联而来的俄联邦应拥有苏联时代所没有的魅力，包括能自由出国、随时可兑换外汇等，也包括言论自由、没有意识形态限制人的思想表达等公民的人权等。这些“新”，正是俄联邦比苏联更有魅力所在—改革一定不能取消原有制度中好的方面，只能改掉不好的方面，这就造成后苏联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苏联”，而不意味着后苏联就是苏联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