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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既震撼世界,也引人深思,联系起来看,有可能成为21世纪历史的拐点。上半年中国四川发生地震,下半年开始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两件特大的天灾人祸,再加上其他重要事态的新发展,对当前这个充满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四分五裂的人类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人们在询问、反思和探索:世界往哪里去?
对中国而言,现在也是及时总结和清醒评估30年经验教训的时候了。这其中，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对普世价值观的呼唤,来自各阶层的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但人类作为整体有共同的愿望、需求、思想和感情,求同存异、互相学习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希望所在。如果思考问题时能够摈弃冷战思维,不有意夸大差异，维持人类社会正常和健康发展的某些共同理念是不难找到的。例如,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得到尊重,社会生活公正和谐,国家事务人民作主等等。人们的这种共同的期望和理念不是哪几个人孤立发明的,没有谁可以垄断、剥夺或否定，把这些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但有些人听到“普世价值”就强烈反感,硬说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所独有的,甚至断言这是“干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霸权手段。这种言论不知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何地,不禁令人想起过去大批“人性论”的日子。这些言论和普通中国人的想法怎么差得那么远呢?如果有人对普世价值观这个词过敏,那么,改称为比如说“人类进步核心价值”,是不是可以呢?
资深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最近在一次学术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公平等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普世价值问题引起反响和争论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厘清一些影响国家前途的问题。有些人不承认有普世价值,反对用普世价值观促进中国的改革，但社会上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网民,则热烈欢迎普世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世界潮流，想想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30年的改革开放以民主推翻了“两个凡是”,以法治平反了无数冤假错案,以自由释放了人民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以平等减少了官民对立,以和谐社会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难道这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伟大成绩和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毫无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人类之所以能远远超越其他动物,不只因为人的智商高,更因为人有人性，能反思,有是非善恶的意识和美感,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积累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赖以长期生存发展及和平相处的共识。对人类有益的普世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并不由谁垄断,也不排斥补充修改。历史上,它在欧洲人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启蒙和宪政运动中首创，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为地理范围的欧洲。它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而需要加以约束节制的是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普世价值观的认识继续发展深化，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出有益于人类的元素,为普世价值观增砖添瓦。中国文明中也不乏公认的道德理念，例如信义和平,以人为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孝敬父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国家也被奉为至理名言。笔者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书店及图书馆中,经常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伦理作认真的研究，有关出版物也十分多样,这反映了他们思想的开阔——他们并不因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中国而加以排斥。
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继承的优良传统和伦理价值虽有普世意义,但大都属个人道德行为上的要求,如当好忠臣孝子等,很少涉及政治和法治。单凭中国固有的价值观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是建不成现代化强国的。普世价值观是对中国优良传统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千万不要由于普世价值观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就加以拒斥。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一再肯定了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重申，“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国际人权合作，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讲话中提及的，其实都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和追求。
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向世界宣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宪章基本人权原则》等文件上早已签字。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2007年11月在联合国会上说:“和平、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
20世纪从血腥的热战到严酷的冷战,给世界造成的苦难使人类更加清醒和明智。21世纪伊始发生了一系列人祸天灾,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安定。这一切表明,说地球是平的或圆的,可以见仁见智,但它确实好似一叶扁舟,在看不到尽头的宇宙大洋中飘荡。
事在人为,坏事可以激励人奋发图强,经过改革转为好事。面对日益严重的对全人类的挑战,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了,国家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间的壁垒也在松动甚至趋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吸收和注入社会主义因素，面对新挑战,政府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加强调控和监管；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政治改革将进一步缩小同其他国家的距离。为了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共同和平发展,世界各国大有加强合作,争取共赢的必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会消灭,但普世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有助于缩小分歧,促进世界大同。
站在历史的拐点,中国要有大国的气度,应大力求同,缩小差异,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立异,更不要节外生枝,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应在思想上肯定普世价值观的意义,在行动上扩大它的内容,包括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完全可以纳入其中。中国不仅不应拒斥普世价值，而且还很有机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普世价值呢。
（作者彭迪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原书记、新华社总编室原副总编辑；钱行系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
对中国而言,现在也是及时总结和清醒评估30年经验教训的时候了。这其中，如何看待普世价值，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对普世价值观的呼唤,来自各阶层的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利益矛盾错综复杂,但人类作为整体有共同的愿望、需求、思想和感情,求同存异、互相学习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希望所在。如果思考问题时能够摈弃冷战思维,不有意夸大差异，维持人类社会正常和健康发展的某些共同理念是不难找到的。例如,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得到尊重,社会生活公正和谐,国家事务人民作主等等。人们的这种共同的期望和理念不是哪几个人孤立发明的,没有谁可以垄断、剥夺或否定，把这些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但有些人听到“普世价值”就强烈反感,硬说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所独有的,甚至断言这是“干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霸权手段。这种言论不知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何地,不禁令人想起过去大批“人性论”的日子。这些言论和普通中国人的想法怎么差得那么远呢?如果有人对普世价值观这个词过敏,那么,改称为比如说“人类进步核心价值”,是不是可以呢?
资深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最近在一次学术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公平等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普世价值问题引起反响和争论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厘清一些影响国家前途的问题。有些人不承认有普世价值,反对用普世价值观促进中国的改革，但社会上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网民,则热烈欢迎普世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世界潮流，想想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30年的改革开放以民主推翻了“两个凡是”,以法治平反了无数冤假错案,以自由释放了人民发展经济的巨大潜力,以平等减少了官民对立,以和谐社会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难道这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伟大成绩和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毫无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人类之所以能远远超越其他动物,不只因为人的智商高,更因为人有人性，能反思,有是非善恶的意识和美感,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积累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赖以长期生存发展及和平相处的共识。对人类有益的普世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并不由谁垄断,也不排斥补充修改。历史上,它在欧洲人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启蒙和宪政运动中首创，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为地理范围的欧洲。它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而需要加以约束节制的是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普世价值观的认识继续发展深化，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出有益于人类的元素,为普世价值观增砖添瓦。中国文明中也不乏公认的道德理念，例如信义和平,以人为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孝敬父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国家也被奉为至理名言。笔者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书店及图书馆中,经常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伦理作认真的研究，有关出版物也十分多样,这反映了他们思想的开阔——他们并不因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中国而加以排斥。
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继承的优良传统和伦理价值虽有普世意义,但大都属个人道德行为上的要求,如当好忠臣孝子等,很少涉及政治和法治。单凭中国固有的价值观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是建不成现代化强国的。普世价值观是对中国优良传统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千万不要由于普世价值观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就加以拒斥。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一再肯定了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重申，“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国际人权合作，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健康发展，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讲话中提及的，其实都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和追求。
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向世界宣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宪章基本人权原则》等文件上早已签字。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保东2007年11月在联合国会上说:“和平、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
20世纪从血腥的热战到严酷的冷战,给世界造成的苦难使人类更加清醒和明智。21世纪伊始发生了一系列人祸天灾,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安定。这一切表明,说地球是平的或圆的,可以见仁见智,但它确实好似一叶扁舟,在看不到尽头的宇宙大洋中飘荡。
事在人为,坏事可以激励人奋发图强,经过改革转为好事。面对日益严重的对全人类的挑战,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了,国家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间的壁垒也在松动甚至趋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吸收和注入社会主义因素，面对新挑战,政府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加强调控和监管；社会主义也在发展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政治改革将进一步缩小同其他国家的距离。为了战胜各种危机和挑战,共同和平发展,世界各国大有加强合作,争取共赢的必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会消灭,但普世价值观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有助于缩小分歧,促进世界大同。
站在历史的拐点,中国要有大国的气度,应大力求同,缩小差异,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立异,更不要节外生枝,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应在思想上肯定普世价值观的意义,在行动上扩大它的内容,包括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完全可以纳入其中。中国不仅不应拒斥普世价值，而且还很有机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普世价值呢。
（作者彭迪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原书记、新华社总编室原副总编辑；钱行系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