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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留下了唯一一篇回忆性自传《狱中自述》，回忆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文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他自幼便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志愿，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探究李大钊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为什么在青少年时期，李大钊就能够确立爱国主义思想，笔者认为，李大钊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与严格的师教是分不开的。
一、家庭教育奠定李大钊爱国思想基础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他身世孤苦，父亲在他出生前即离开了人世。母亲在他不满两周岁时也辞世离开。因父亲李任荣是过继子，故而李大钊在过继奶奶和姑姑的眼里并不很受待见，幸亏爷爷李如珍对他珍爱有加，七十岁高龄辛苦抚育他长大。
李如珍（1827——1907）原为读书人，在清朝拥有从九品官衔，曾在东北经商，后回乡购置田产，经营家务。生有二女，无子，因喜二弟之次子任荣好学，过继承嗣长门门户，但儿子不幸夭折，更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大钊身上，出于读书致仕、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李大钊的培养上。
一是文化知识上的培养。在李大钊三岁即教他认字、识字、学字，开展蒙学教育，使他一入学即跳过蒙学阶段与较大一些的孩子读《四书》《五经》等，早期的识字教育使他能够较早的接触更多的书籍，从中吸收精华、明白事理，并为以后的治学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道德品质上的培养。李如珍为人耿直，办事公道，忠厚待人，不畏邪恶，在村中享有厚望，常主持村中集体活动，现存李大钊故居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碑文，即记载着李如珍主持大黑坨村华严寺扩建，置买香火地基一事。他对孙子的要求极严，不准李大钊接触村中的丑风陋习，对赌钱，狎嬉视之如仇。一次年幼的大钊出于好奇前往观看，爷爷得知后以暑天翻麻做了处罚。爷爷常对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孩子管理如同修理幼树，稍不注意难望成材呀！”祖父的言传身教，对于匡正大钊的人品，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三是爱国思想的启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爷爷李如珍愤世疾俗忧国忧民的思想言行在李大钊细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茶余饭后，迎来送往，李如珍常常把自己亲身所见，亲耳所闻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罪恶行径，民族被欺凌，国家被瓜分，人民遭涂炭的惨败国情讲给大钊听，少年时代的李大钊，由祖父那里接受了“人民”“国家”这些模糊的概念，奠下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基础。
二、塾师正确引导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七岁之后，为使李大钊接受更加系统的知识培养，祖父李如珍精心筹谋，使孙子能够先后从师乐亭享有盛名的单子鳌、赵辉斗、黄玉堂三位教师。李大钊也逐渐地走出家门，由近及远，开拓了自己的眼光，增长了自己的知识。而这三位老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在识人、育人，李大钊的培养上花费了很多心思、精力，这对于李大钊的成长立志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起名字的塾师单子鳌。单子鳌在大黑坨村谷家私塾任教，李大钊七岁开始跟从单老师学习。李如珍老人在村子中的影响，以及李大钊个性的沉稳，勤奋多识，使得单老师非常喜爱这个好学少年。当祖父向老师求取名字的时候，单老师善解人意又充满美好希望的给他取了“耆年”的名字，字“寿昌”号“龟年”，这都是希望他长寿的意思，这名字李大钊一直用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为了表示自己报国之心才改换。单子鳌学识较深，教学严谨，不仅在李大钊学业上给予帮助，因材施教，更喜李大钊好学之意，常常介绍著名典籍如《岳武穆集》等给大钊看，并讲述中国著名的民族英雄故事给李大钊，在品行的修养上给他正面的影响。李大钊一生都非常尊敬这位私塾老师，任职北大后还经常将进步的刊物寄给老师。
二是张家专馆的赵辉斗。从师单老师三年后，李大钊转到小黑坨村张家专馆从师赵辉斗先生，成为张家少爷张春迥的伴读，赵先生原籍昌黎县大滩村，出身寒门，勤于功读，补 “增广生员”。 昌黎县志记载：“赵辉斗，字奎光、增生，家贫孝亲，以包养，且友于性成，待两弟怡怡然有姜家大被风，长于吟咏。”李大钊从赵辉斗先生读书虽只有两年，因张春迥夭折而结束，但赵老师良好的品德，端正的风范、渊博的学识，对李大钊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这对于李大钊和睦乡里，效廉爱贫，逢人危难解囊相助的高尚情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三是著名塾师黄玉琳（字玉堂）。黄玉堂学识渊博，授“优贡”资格，长期任教，在乐亭极负盛望。黄玉堂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具有传统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贫寒，了解民间饥苦。早年游学，对晚清腐败朝政更是亲闻目睹。半生经历对外敌入侵无比愤恨，对国家危亡痛心疾首，对于清政府苛政下的劳动人民更是寄以无限同情。在教学中，黄玉堂先生把唐代柳宗元的文章《捕蛇者说》、李自成的故事、太平天国的故事以及康梁变法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在黄老师的引导下，李大钊对政治产生了兴趣，课毕常与同学们谈论。当黄玉堂先生为学生们讲述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把《天朝田亩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平均思想讲得淋漓尽致。年仅十四五岁的李大钊听后，当场表示：“我长大了也要效法洪秀全”。可见，这时的李大钊，其爱国主义思想已初步形成。
三、社会现实更加激励了少年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李大钊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最黑暗时代，当时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已经到了极点，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对国内老百姓则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列强大肆瓜分中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政府的蹂躏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乐亭县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可以说是全中国苦难人民的生活缩影。“水灾、土匪、恶霸、地主、流氓、欺骗老百姓的花会，还有凶恶胜过豺狼的缉私队，他们把重重的灾难压在老百姓头上。”[1]使得乐亭县的劳苦大众处于难以生存的悲惨境遇之中。
李大钊自幼生活在农村，虽然生于殷实之家，幼年饱暖自不成问题，但身世凄苦，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在襁褓中又失去了母亲，只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母与姑姑因财产等问题对他甚至于嫌恶，倒是生活较为贫困一些的亲祖母对他更为关心。所以，在李大钊的心目之中，他更能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朴实，更容易感受到穷苦百姓的生活艰难。这也是他较早的在文章中提到农村的凄凉生活，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的生活基础。国仇民怨在李大钊的心灵深处很自然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阅历的丰富，这些深积于内心的认识奠定了他立志救国救民的基础，所以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年轻的李大钊为“挽救民族这陵夷”毅然选择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他在昌黎五峰山看到日本兵枪杀中国五路警的时候，气愤立下“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2]誓言。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李大钊同志之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就成为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爱国主义者，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聪颖的素质不容忽视，但更为重要的是爷爷李如珍严格家教，黄玉堂等先生的良好师教、以及当时社会现实对李大钊的深刻影响，使他从一个三岁孩童成长为一个“感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3]的爱国志士，并进而发展成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注释：
[1]《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三十页，乐亭文史资料第八集，1999年.
[2]《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86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探究李大钊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为什么在青少年时期，李大钊就能够确立爱国主义思想，笔者认为，李大钊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与严格的师教是分不开的。
一、家庭教育奠定李大钊爱国思想基础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他身世孤苦，父亲在他出生前即离开了人世。母亲在他不满两周岁时也辞世离开。因父亲李任荣是过继子，故而李大钊在过继奶奶和姑姑的眼里并不很受待见，幸亏爷爷李如珍对他珍爱有加，七十岁高龄辛苦抚育他长大。
李如珍（1827——1907）原为读书人，在清朝拥有从九品官衔，曾在东北经商，后回乡购置田产，经营家务。生有二女，无子，因喜二弟之次子任荣好学，过继承嗣长门门户，但儿子不幸夭折，更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大钊身上，出于读书致仕、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李大钊的培养上。
一是文化知识上的培养。在李大钊三岁即教他认字、识字、学字，开展蒙学教育，使他一入学即跳过蒙学阶段与较大一些的孩子读《四书》《五经》等，早期的识字教育使他能够较早的接触更多的书籍，从中吸收精华、明白事理，并为以后的治学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道德品质上的培养。李如珍为人耿直，办事公道，忠厚待人，不畏邪恶，在村中享有厚望，常主持村中集体活动，现存李大钊故居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碑文，即记载着李如珍主持大黑坨村华严寺扩建，置买香火地基一事。他对孙子的要求极严，不准李大钊接触村中的丑风陋习，对赌钱，狎嬉视之如仇。一次年幼的大钊出于好奇前往观看，爷爷得知后以暑天翻麻做了处罚。爷爷常对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孩子管理如同修理幼树，稍不注意难望成材呀！”祖父的言传身教，对于匡正大钊的人品，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三是爱国思想的启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爷爷李如珍愤世疾俗忧国忧民的思想言行在李大钊细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茶余饭后，迎来送往，李如珍常常把自己亲身所见，亲耳所闻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罪恶行径，民族被欺凌，国家被瓜分，人民遭涂炭的惨败国情讲给大钊听，少年时代的李大钊，由祖父那里接受了“人民”“国家”这些模糊的概念，奠下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基础。
二、塾师正确引导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七岁之后，为使李大钊接受更加系统的知识培养，祖父李如珍精心筹谋，使孙子能够先后从师乐亭享有盛名的单子鳌、赵辉斗、黄玉堂三位教师。李大钊也逐渐地走出家门，由近及远，开拓了自己的眼光，增长了自己的知识。而这三位老师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正直，在识人、育人，李大钊的培养上花费了很多心思、精力，这对于李大钊的成长立志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起名字的塾师单子鳌。单子鳌在大黑坨村谷家私塾任教，李大钊七岁开始跟从单老师学习。李如珍老人在村子中的影响，以及李大钊个性的沉稳，勤奋多识，使得单老师非常喜爱这个好学少年。当祖父向老师求取名字的时候，单老师善解人意又充满美好希望的给他取了“耆年”的名字，字“寿昌”号“龟年”，这都是希望他长寿的意思，这名字李大钊一直用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为了表示自己报国之心才改换。单子鳌学识较深，教学严谨，不仅在李大钊学业上给予帮助，因材施教，更喜李大钊好学之意，常常介绍著名典籍如《岳武穆集》等给大钊看，并讲述中国著名的民族英雄故事给李大钊，在品行的修养上给他正面的影响。李大钊一生都非常尊敬这位私塾老师，任职北大后还经常将进步的刊物寄给老师。
二是张家专馆的赵辉斗。从师单老师三年后，李大钊转到小黑坨村张家专馆从师赵辉斗先生，成为张家少爷张春迥的伴读，赵先生原籍昌黎县大滩村，出身寒门，勤于功读，补 “增广生员”。 昌黎县志记载：“赵辉斗，字奎光、增生，家贫孝亲，以包养，且友于性成，待两弟怡怡然有姜家大被风，长于吟咏。”李大钊从赵辉斗先生读书虽只有两年，因张春迥夭折而结束，但赵老师良好的品德，端正的风范、渊博的学识，对李大钊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这对于李大钊和睦乡里，效廉爱贫，逢人危难解囊相助的高尚情操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三是著名塾师黄玉琳（字玉堂）。黄玉堂学识渊博，授“优贡”资格，长期任教，在乐亭极负盛望。黄玉堂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具有传统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贫寒，了解民间饥苦。早年游学，对晚清腐败朝政更是亲闻目睹。半生经历对外敌入侵无比愤恨，对国家危亡痛心疾首，对于清政府苛政下的劳动人民更是寄以无限同情。在教学中，黄玉堂先生把唐代柳宗元的文章《捕蛇者说》、李自成的故事、太平天国的故事以及康梁变法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在黄老师的引导下，李大钊对政治产生了兴趣，课毕常与同学们谈论。当黄玉堂先生为学生们讲述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把《天朝田亩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平均思想讲得淋漓尽致。年仅十四五岁的李大钊听后，当场表示：“我长大了也要效法洪秀全”。可见，这时的李大钊，其爱国主义思想已初步形成。
三、社会现实更加激励了少年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李大钊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最黑暗时代，当时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已经到了极点，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对国内老百姓则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残酷压榨。帝国主义列强大肆瓜分中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政府的蹂躏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乐亭县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可以说是全中国苦难人民的生活缩影。“水灾、土匪、恶霸、地主、流氓、欺骗老百姓的花会，还有凶恶胜过豺狼的缉私队，他们把重重的灾难压在老百姓头上。”[1]使得乐亭县的劳苦大众处于难以生存的悲惨境遇之中。
李大钊自幼生活在农村，虽然生于殷实之家，幼年饱暖自不成问题，但身世凄苦，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在襁褓中又失去了母亲，只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祖母与姑姑因财产等问题对他甚至于嫌恶，倒是生活较为贫困一些的亲祖母对他更为关心。所以，在李大钊的心目之中，他更能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朴实，更容易感受到穷苦百姓的生活艰难。这也是他较早的在文章中提到农村的凄凉生活，号召青年到农村去的生活基础。国仇民怨在李大钊的心灵深处很自然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阅历的丰富，这些深积于内心的认识奠定了他立志救国救民的基础，所以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年轻的李大钊为“挽救民族这陵夷”毅然选择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他在昌黎五峰山看到日本兵枪杀中国五路警的时候，气愤立下“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2]誓言。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李大钊同志之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就成为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爱国主义者，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聪颖的素质不容忽视，但更为重要的是爷爷李如珍严格家教，黄玉堂等先生的良好师教、以及当时社会现实对李大钊的深刻影响，使他从一个三岁孩童成长为一个“感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3]的爱国志士，并进而发展成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注释：
[1]《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三十页，乐亭文史资料第八集，1999年.
[2]《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86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李大钊全集》第五卷，第226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