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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与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是以制度反腐为主线，即不断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回首历史，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经历了初创探索、曲折前进、重建制度、系统构建四个阶段，使制度反腐趋于体系化、完备化。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史证明，制度反腐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关键之举，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托。为此，新时代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切实提升制度反腐治理能力，开拓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反腐败斗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50-06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已近百年，回望百年历史进程，为何能取得如此丰功伟绩？为何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并向“强起来”迈进？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制度，坚持不懈强化制度反腐，取得了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值此建党百年之际，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反腐历程，有利于为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启示。
一、初创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制度反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制度反腐的初创探索时期，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党章为本的制度反腐思路，并结合革命斗争的形势建立了一系列反腐败规章制度，纯洁了党的组织、保护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塑造了我们党廉洁的政党形象。当然，这一历史时期的制度反腐具有明显的对策性特征，与瞬息万变的革命斗争形势相辅，制度反腐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建党伊始，我们党便依据党章进行反腐败斗争。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我们党历史上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从结构上看，二大党章将“纪律”部分纳入单独的板块，表明了我们党对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利于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确保全党行动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二大党章有关纪律建设的规定，既体现了民主思想，又蕴含了集中原则，这与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一致的。概言之，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进行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纪可依的开始，也为早期反腐败斗争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四章为“纪律”章节，从第18条至27条详细规定了党的纪律内容，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纪律体系。我们党之所以如此强调纪律建设，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的内在规定，也是因为随着中国革命范围的扩大和中国革命活动更加频繁，我们党逐渐意识到必须严格管理党的经费，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党的四大召开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党员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一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不严格执行发展党员的章程，忽视对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的考察，片面追求党员数量，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品行不端的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甚至有的投机分子还在党内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党员侵吞公物、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的现象，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望。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26年8月中央发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是迄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表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制度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这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苏区政权相继建立，不少党员干部在苏区政府中担任要职，有了一定的权力。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尚未摆脱旧式革命军队的陋习，加之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不高，导致抵御腐败风险能力还不强，贪污腐败的现象呈现加剧态势。因此，我们党决心惩治腐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重点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有效端肃了党风政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认可。1931年11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同月，苏区一大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了进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实际上，从红色政权建立之初，我们党就面临着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我们党从1932年初开始，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作出了决定，要求严惩有贪污腐败行为的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政府中的贪污分子。193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1]中央党务委员会的成立从制度架构层面为反腐败提供了保障。
1937年至1949年，虽然我们党执政范围不断扩大，但却从未放松过对反腐败斗争的高态势、高要求、高标准，对自身从严要求、牢记“两个务必”，积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全面执政作充分的准备。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惩治貪污暂行条例（草案）》，详细规定了腐败的确证行为和惩治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党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延安时期，为了防止和杜绝贪污浪费现象的出现，我们党结合实际情况，颁布制定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预决算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制度体系，实现了收入、管理、审核、支出、使用等环节的相互制约与监督。在组织制度方面，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为了让各项制度真正落地生根，边区政府还建立了政府工作自我检查制度，以更快更早地发现问题，进行整改，避免出现大的问题。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定，有效保证了制度的贯彻执行。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表明，管党治党关键在于“全”和“严”，以充分发挥制度反腐的功效。同时，延安时期的制度反腐实践造就了陕甘宁边区“十没有”这一党史上熠熠发光的“法宝”，为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强基石，使党和边区政府深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党的十六大后，我们党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进行部署，进一步深化了对反腐败斗争实践规律的科学认识，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注重预防腐败的方针，努力构建打击、预防、惩治一体化的反腐败体系。相较于过去，我们党不仅强调治标，同时更加注重治本，切实做好预防腐败的工作，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明晰了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使思路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成效更加显著，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具言之，惩治和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体两面，只要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从严从重打击腐败行为，就可遏制腐败蔓延，为预防腐败创造良好条件;只有抓好预防，从党员干部的思想认知着手，就可防止腐败滋生，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基于此，党的十六大以后，党逐步建立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表明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其中，《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要求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我们党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两个维度出发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08）要求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自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把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任务落到了实处，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我们党加强有关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建设，先后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4）、《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等，形成强有力的党内监督体系，持续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
四、系统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要求驰而不息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一时期，我们党修订和完善了数百部党内法规，发挥出强大的制度反腐效应。同时，国家监察法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亦在同步推进，使党纪与国法更加协调，制度反腐更加强大、精准。制度反腐广泛运用于反腐败斗争实践，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5]科学阐释了制度约束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作用。古今中外反腐败的历史也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6]。因此，仅仅依靠党员干部自身的反腐觉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反腐制度机制。“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7]，只有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才能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制度反腐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党决心改革纪律检查体制，以进一步释放反腐体制机制的活力，用制度的形式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必要的保障。基于此，《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4）围绕“为什么要改”“如何改”的问题作出了详尽的安排。各级党委按照党中央的统一要求，锐意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促使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三转”，使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得以完善，监督的效力也因此得到极大增强。此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发挥制度的长期性、持续性功效。此阶段，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丰富完善了制度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党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基于长远的视角考量的，绝非应急之举，而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作出的制度安排。
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之重器，也是制度反腐的重要依循。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发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它表明了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制度反腐的坚强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两次集中清理，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超过4000部，其中以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占多，对贯彻落实主干法规起着重要作用，增强了主干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党内法规的完善使政党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政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使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广大党员的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注重党的领导法规、党的组织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板块制度创新的衔接呼应、互联互动，实现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整体推进，形成制度反腐的合力。
巡视制度作为维护党纪的手段、加强党内监督的形式，在推进制度反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做到巡视全覆盖，要求进一步改进巡视制度，将巡视的范围覆盖至地方、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不能出现巡视的“真空地带”。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继续深入推进巡视工作，要求实现在一届任期内完成巡视全覆盖。2017年7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发布，这对完善巡视体制、推动巡视工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条例广泛吸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使巡视工作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为了配合巡视制度向纵深延伸，构建自上而下的巡视巡察联动监督网，党中央要求在市县建立巡察制度，进一步彰显巡察制度的震慑效应，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尽管巡视制度并非十八大以后的首创，但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结合管党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发展了巡视制度理论、完善了巡视制度体系，以有力的措施推进巡视工作，发现了不少管党治党方面的问题，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使巡视制度成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 五、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百年历程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百年历程表明，领导制度反腐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如此，制度反腐效力如何与制度执行、制度氛围密切相关，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提升制度反腐效果，不断开拓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代推进制度反腐首要的是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制度建设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程一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领导，制度反腐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证，制度反腐就能够顺利推进;反之，制度反腐则会遭遇挫折。所以，新时代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把握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方向。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行。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汇聚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力量。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涉及立法、纪检、监察、司法等单位，需要发挥党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有益力量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使之构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核心要義，应当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对于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使党的领导成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坚实保障。
正确处理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制度建设是制度执行的前提，制度执行是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制度反腐，靠的就是不断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使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成为制度执行的过程。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制度建设是本，而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则是关键。习近平指出：“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8]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一旦制度确立却得不到有效执行，其结果会产生更为恶劣的影响，损害党和国家的公信力，这就要求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言必行、行必果，有效增强反腐制度的执行力。为此，一方面，要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层层传导反腐制度执行压力。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力量来源于组织。所以，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贯彻党中央的要求，善于从政治上看待增强反腐制度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执行制度最终靠人，离开了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自觉担当，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稻草人”，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发挥廉洁从政示范带头作用。领导干部是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应当带头执行相关反腐制度，为普通党员树立榜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自觉接受监督，规范自身的言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制度建设为本，依赖于制度执行。同时，制度执行又有利于加强制度建设，引领制度反腐迈上新的台阶。
正确处理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百年来，我们党每出台一项反腐败制度，都高度重视加强舆论宣传，向党内外阐释清楚制定本项制度的必要性、内容及产生的影响，以此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为制度反腐营造环境。因此，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增强反腐制度执行力离不开良好的制度执行氛围。因此，党内应当加强制度反腐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树立制度反腐意识，促使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作反腐制度执行的表率。同时，还应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利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客户端等，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反腐制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反腐制度执行氛围，增强党员干部执行反腐制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简言之，反腐制度执行一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二靠党内外的氛围营造，二者共同作用于制度反腐建设。
总之，坚持制度反腐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与行动，应驰而不息不断推进。如今，我们党已经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加强制度反腐，用制度的理念、措施和方法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56.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6.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6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
[5]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125.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M].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6.
[7]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中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
【责任编辑：雨 蕙】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反腐败斗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50-06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已近百年，回望百年历史进程，为何能取得如此丰功伟绩？为何能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并向“强起来”迈进？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反腐败斗争制度，坚持不懈强化制度反腐，取得了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值此建党百年之际，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反腐历程，有利于为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启示。
一、初创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制度反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制度反腐的初创探索时期，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党章为本的制度反腐思路，并结合革命斗争的形势建立了一系列反腐败规章制度，纯洁了党的组织、保护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塑造了我们党廉洁的政党形象。当然，这一历史时期的制度反腐具有明显的对策性特征，与瞬息万变的革命斗争形势相辅，制度反腐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建党伊始，我们党便依据党章进行反腐败斗争。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我们党历史上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从结构上看，二大党章将“纪律”部分纳入单独的板块，表明了我们党对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有利于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确保全党行动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二大党章有关纪律建设的规定，既体现了民主思想，又蕴含了集中原则，这与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一致的。概言之，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进行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纪可依的开始，也为早期反腐败斗争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四章为“纪律”章节，从第18条至27条详细规定了党的纪律内容，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纪律体系。我们党之所以如此强调纪律建设，不仅是党的组织原则的内在规定，也是因为随着中国革命范围的扩大和中国革命活动更加频繁，我们党逐渐意识到必须严格管理党的经费，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党的四大召开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党员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一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不严格执行发展党员的章程，忽视对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的考察，片面追求党员数量，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品行不端的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甚至有的投机分子还在党内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党员侵吞公物、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的现象，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望。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26年8月中央发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是迄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表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制度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这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苏区政权相继建立，不少党员干部在苏区政府中担任要职，有了一定的权力。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尚未摆脱旧式革命军队的陋习，加之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不高，导致抵御腐败风险能力还不强，贪污腐败的现象呈现加剧态势。因此，我们党决心惩治腐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重点查处了一批党员干部，有效端肃了党风政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认可。1931年11月，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同月，苏区一大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了进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实际上，从红色政权建立之初，我们党就面临着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我们党从1932年初开始，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作出了决定，要求严惩有贪污腐败行为的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政府中的贪污分子。193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1]中央党务委员会的成立从制度架构层面为反腐败提供了保障。
1937年至1949年，虽然我们党执政范围不断扩大，但却从未放松过对反腐败斗争的高态势、高要求、高标准，对自身从严要求、牢记“两个务必”，积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全面执政作充分的准备。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求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惩治貪污暂行条例（草案）》，详细规定了腐败的确证行为和惩治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党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延安时期，为了防止和杜绝贪污浪费现象的出现，我们党结合实际情况，颁布制定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预决算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制度体系，实现了收入、管理、审核、支出、使用等环节的相互制约与监督。在组织制度方面，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为了让各项制度真正落地生根，边区政府还建立了政府工作自我检查制度，以更快更早地发现问题，进行整改，避免出现大的问题。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执行有关制度和规定，有效保证了制度的贯彻执行。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表明，管党治党关键在于“全”和“严”，以充分发挥制度反腐的功效。同时，延安时期的制度反腐实践造就了陕甘宁边区“十没有”这一党史上熠熠发光的“法宝”，为党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强基石，使党和边区政府深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党的十六大后，我们党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进行部署，进一步深化了对反腐败斗争实践规律的科学认识，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注重预防腐败的方针，努力构建打击、预防、惩治一体化的反腐败体系。相较于过去，我们党不仅强调治标，同时更加注重治本，切实做好预防腐败的工作，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明晰了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使思路更加清晰、方法更加科学、成效更加显著，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具言之，惩治和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体两面，只要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从严从重打击腐败行为，就可遏制腐败蔓延，为预防腐败创造良好条件;只有抓好预防，从党员干部的思想认知着手，就可防止腐败滋生，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基于此，党的十六大以后，党逐步建立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表明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其中，《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要求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我们党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两个维度出发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有利于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08）要求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自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把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任务落到了实处，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我们党加强有关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建设，先后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4）、《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2009）、《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等，形成强有力的党内监督体系，持续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
四、系统建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要求驰而不息推进反腐败斗争。这一时期，我们党修订和完善了数百部党内法规，发挥出强大的制度反腐效应。同时，国家监察法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亦在同步推进，使党纪与国法更加协调，制度反腐更加强大、精准。制度反腐广泛运用于反腐败斗争实践，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5]科学阐释了制度约束对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作用。古今中外反腐败的历史也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6]。因此，仅仅依靠党员干部自身的反腐觉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反腐制度机制。“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7]，只有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才能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制度反腐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之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党决心改革纪律检查体制，以进一步释放反腐体制机制的活力，用制度的形式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必要的保障。基于此，《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4）围绕“为什么要改”“如何改”的问题作出了详尽的安排。各级党委按照党中央的统一要求，锐意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促使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三转”，使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得以完善，监督的效力也因此得到极大增强。此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发挥制度的长期性、持续性功效。此阶段，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丰富完善了制度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党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基于长远的视角考量的，绝非应急之举，而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作出的制度安排。
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之重器，也是制度反腐的重要依循。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发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它表明了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制度反腐的坚强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两次集中清理，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超过4000部，其中以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占多，对贯彻落实主干法规起着重要作用，增强了主干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党内法规的完善使政党权力运行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政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使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广大党员的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注重党的领导法规、党的组织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板块制度创新的衔接呼应、互联互动，实现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整体推进，形成制度反腐的合力。
巡视制度作为维护党纪的手段、加强党内监督的形式，在推进制度反腐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做到巡视全覆盖，要求进一步改进巡视制度，将巡视的范围覆盖至地方、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不能出现巡视的“真空地带”。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继续深入推进巡视工作，要求实现在一届任期内完成巡视全覆盖。2017年7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正式发布，这对完善巡视体制、推动巡视工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条例广泛吸收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使巡视工作更加适应形势的发展。为了配合巡视制度向纵深延伸，构建自上而下的巡视巡察联动监督网，党中央要求在市县建立巡察制度，进一步彰显巡察制度的震慑效应，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尽管巡视制度并非十八大以后的首创，但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结合管党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发展了巡视制度理论、完善了巡视制度体系，以有力的措施推进巡视工作，发现了不少管党治党方面的问题，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使巡视制度成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 五、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百年历程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百年历程表明，领导制度反腐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如此，制度反腐效力如何与制度执行、制度氛围密切相关，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三者之间的关系，切实提升制度反腐效果，不断开拓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代推进制度反腐首要的是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则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制度建设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制度反腐的历程一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领导，制度反腐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证，制度反腐就能够顺利推进;反之，制度反腐则会遭遇挫折。所以，新时代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把握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方向。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行。另一方面，通过党的领导汇聚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力量。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涉及立法、纪检、监察、司法等单位，需要发挥党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有益力量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使之构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制度体系。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核心要義，应当充分认识到党的领导对于加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使党的领导成为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的坚实保障。
正确处理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制度建设是制度执行的前提，制度执行是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制度反腐，靠的就是不断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使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成为制度执行的过程。新时代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制度建设是本，而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则是关键。习近平指出：“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8]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一旦制度确立却得不到有效执行，其结果会产生更为恶劣的影响，损害党和国家的公信力，这就要求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言必行、行必果，有效增强反腐制度的执行力。为此，一方面，要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层层传导反腐制度执行压力。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力量来源于组织。所以，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贯彻党中央的要求，善于从政治上看待增强反腐制度执行力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执行制度最终靠人，离开了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自觉担当，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稻草人”，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发挥廉洁从政示范带头作用。领导干部是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应当带头执行相关反腐制度，为普通党员树立榜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自觉接受监督，规范自身的言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制度建设为本，依赖于制度执行。同时，制度执行又有利于加强制度建设，引领制度反腐迈上新的台阶。
正确处理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百年来，我们党每出台一项反腐败制度，都高度重视加强舆论宣传，向党内外阐释清楚制定本项制度的必要性、内容及产生的影响，以此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为制度反腐营造环境。因此，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制度执行与制度氛围之间的关系。增强反腐制度执行力离不开良好的制度执行氛围。因此，党内应当加强制度反腐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树立制度反腐意识，促使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作反腐制度执行的表率。同时，还应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利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客户端等，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反腐制度，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反腐制度执行氛围，增强党员干部执行反腐制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简言之，反腐制度执行一靠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二靠党内外的氛围营造，二者共同作用于制度反腐建设。
总之，坚持制度反腐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念与行动，应驰而不息不断推进。如今，我们党已经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续加强制度反腐，用制度的理念、措施和方法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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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中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
【责任编辑：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