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庭栋书记呵，您永远离开了我们。您虽然后来被选举为省人大主任，但我今天仍然沿用一贯的老称呼，向您倾诉。这是因为过去的30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有啥话都想和您说，您永远活在我心里。我曾经多少次跟您下乡、向您汇报、与您交谈，说的大都是关于山西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不是我躬心笔记您的指示，便是您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记录我说的基层情况和一些观点。直到2010年7月您去北京看病之前，您和我交谈的内容也是如何教育80后、90后的青年树立革命理想，要我以山西大学和汾阳贾家庄等为阵地，多办几期专家讲座和对大学生村官、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班，使山西农村尽快落实山西省委袁纯清书记一系列的讲话精神，实现转型跨越。您还答应给农村干部培训班讲课呢，可惜这已经成为我和农民朋友的永远难以实现的期待。
我今天向您倾诉，是因为我居然没有来得及去北京的医院看望您，居然没有来得及见您最后一面，居然没有和您再说最后一句话，悔之晚矣！万万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2010年12月21日，噩耗传来，您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您的夫人杜兰大姐拿出您赴京看病前写的准备写作的提纲让我看时，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您这样写道：
如果作为山西历史大事研究，可以从吕日周的成长过程深入总结搞清干部队伍中的是非；从原平经验的前后反复深入总结山西改革开放中的是非。
我今天向您倾诉,是因为我向您说过那么多的话，但我没对您说过一句感谢您教育、培养和支持我的话。现在我不能和您面对面说了。但我要写出来。
一个1975年当生产大队大队长就向您汇报工作、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从中共雁北地委农工部调入山西省政府农委的普通干事，一个父母是农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只带着一些缺点和争议的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如何在党和人民、在一群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在您和一些老领导的培养下，成长为县、市委书记和省级领导人；我一定要告诉您，在“四人帮”被粉碎前，您是怎样在左的路线中帮助我渡涉磨难的苦海，越过政治难关；在1978年邓小平总设计师开启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您是怎样为我们、为改革者撑腰壮胆，和我们共担风险、共渡难关走过了这30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一定要告诉您，您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受权欲所惑、亮节高风、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高尚品格和遇到强大政治压力时处变不惊、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无怨无悔、身处高位时谦虚谨慎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的一举一动都受着您的影响，学习您的做事、做人、做官的原则；我一定要告诉您，30多年的交往，您是领导、是严师，更是益友。从年龄看，我和您相差20多岁，您当沁阳县委书记兼地委委员时我还没出生呢；从职务上看，您是省委书记，我开始结识您时我还是农村生产大队大队长；从性格上看，您沉着稳当，举重若轻，说话讲究方法。我性格急迫，爱憎溢于言表，评理不留情面。有人说我有争议、有人说我不听话。而您，为什么在我政治上多次处于困境的时候却像忘年交的朋友一样和我谈心、交心，以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启发我、教育我。肯定成绩，指出我的不足，剔除优点中的杂质。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在物欲横流的时势中，我除了有时带点您爱吃的苦菜和刚长出来的杨树叶，我没有给过您一点值钱的东西。您也没有直接提拔过我，我和您的交往真是淡如清水，固若根土。我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种多样：以钱相交，行贿买官只是利益交换、瞬息即忘、互不相干；以权相交，或提拔或报答，那只是存款取息、各有盘算，无利则脱钩；以色相交，欲壑难填，只是暂时取悦，日久情变，则反目为仇、酿成悲剧。只有以心相交、无私奉献，才能不离不弃、终生永续，舍身忘命，真情相待。我知道，您与我的相识、相处、相交是情的交融、心的感应。
您以心待人，不分高低贫富；以诚处事，不论上下左右；以德视官，不畏权高势众。在您的追悼会上，从南到北那么多晋人、还有远隔黄河的豫人来为您送行。那泪流满面的人群，是您以心换心、深得人心的佐证。在悼念您的大厅上，我和夫人李国华为您高高悬挂了一条挽联：
一身正气，一腔热血，一以贯之，为党为民仙逝后已，一股豪气留三晋；
两省执政，两袖清风，两度磨难，无怨无悔改革到老，两面红旗树万村。
（注：两面红旗指大寨精神和原平改革）
您的高尚的党性和纯真感情，使我尊敬您，服从您，服气您，不折不扣地执行您的指导，听从您的意见。就这样，您和省委的老领导们全力帮助一个身上带着荆棘黑刺、肚里含着受呛苦水、面部留有创伤血痕的青年干部，一次次从改革的惊涛骇浪中爬上胜利的彼岸。我想起了诸多往事，如骤雨、如暴雪、如冰雹，但并不如烟……
（二）
那是1976年春夏之交，“四人帮”尚未倒台，左的思潮正浓。我为了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主动要求从中共雁北地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调到广灵县作瞳公社百瞳大队当生产大队长两年。这个村，也是广灵县委书记梁建魏同志蹲点的地方。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农民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我不顾当时上级对学大寨的一些禁令，办了四件事情。一是在村里破天荒地盖了一栋三层文化大楼；二是为社员家安上自来水；三是发展多种经营的瓜菜、糖菜、油料、白麻、苹果共五百亩，当时编的村歌有词曰：“瓜、糖、油、麻、果，五个一百亩”，还养了奶牛；第四件事是把土地分段作业包给农民。我和公社秘书柴元站在坡上看到农民星罗棋布地散布在百瞳小盆地上耕作，有说不出的喜悦。我总结了“农民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怎样变成了“上工抢分钟，干活满天星”的做法。这时，灾难降临了。一封控告信转到上级，说广灵县委书记带着我搞反大寨的黑典型，还要推广到全县搞资本主义。那时，乡党委即将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原地委机关党组织的领导也专程到广灵说：
吕日周是个双料货。既有历史问题（指我妻舅邓励豪是台湾国民党的立法院书记长），又有现行问题（指所谓“反大寨”），他要入了党，党组织还有什么纯洁性呢！
我原本背着社会关系的一个磨盘，这时又压上另一个磨盘，我真的快直不起腰了。县委梁建魏书记曾任山西省委一位常委的秘书。他说：“不要怕，我带你到省城找分管农业的庭栋书记去！”我俩在省委会议室的门口等到了您。那时，您刚散会，满身疲惫的样子，脸黄黄的，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黄大衣。梁书记介绍我是生产大队长，也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您上下打量着我，见我裤子膝盖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脸和胳膊晒得黝黑，留着寸头短发，身体强壮。您笑了，说：“除了眼镜，都像个农村干部。”这时，梁书记又介绍了我大学学历和所遇困难，我也汇报了村里搞的学大寨和当地情况结合的四条措施。
您听后又问，本村社员和周边干部有什么反映呢？我回答：都说好，并举了两个例子。听了这两个例子，您当时露出了笑容，还让我俩到办公室坐坐。您又详细询问了我甜菜、白麻和广灵画眉驴、豆腐干等等雁北的名特产的生产情况。我回答后，您说学大寨也应恢复名特产，农产品不能光求数量，不顾质量。您还讲了一番支持我们的话。并说，凡事不能照搬，学大寨更应实事求是。并在信纸上写了一句话交给梁建魏同志：
小吕干的不错，应当肯定。
也许这是第一次的接触，您对我抓名特产发展农村经济感了兴趣。当1978年我调入山西省政府农委后，您就让我编著山西著名土特产品。后来，您又在省委常委阅件，即由国家科委研究室1981年4月22日编的《内部讨论》第32期上批示：“请农委吕日周同志阅，并望把山西著名土特产也编写出来。”1982年，当我写的第一本书《山西名特产》即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时，您写来了“发展山西名特产品大有可为”的序言。
1984年，我又写了《山西名特产》的续集《三晋百宝》，您又为此书作序。
这两本书共记录的220个山西名特产的品种，您都逐一地向我提问，听我汇报。这花了您很大精力。您还让我研究清楚不同名特产品所需的气候、土壤、水源、养份的科学条件及其营养成份和加工技巧的传统工艺、现代科技的特殊性，继续发掘其食用、药用、衣用、饰用、日用价值和寻找发现新的名特产品。您还要我在自己主政的地方进行广为推广和宣传。我除了组织原平的同志们编写了《原平名特产》和自己写了96行的《名产发展歌》外，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我在这里向您表态，我一定要完成上述的内容。
（三）
1978年3月至1981年11月，我在省委农工部，1981年11月到1983年9月我在省委调查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您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开展基层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山西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是继续沿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大批促大干呢？还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选择新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呢？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从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到乡村低矮的农舍，到处是思想上、理论上、哲学上的争端。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您是省委领导农业的主要负责人，晋人的眼睛都盯着您，国人的眼睛也盯着您。
这一段时间，我看到您心里不慌，但下乡的节奏却明显加快；我听到您讲话不多，但经常讲农业学大寨的偏差；我感到您下了基层不像领导，更像恭恭敬敬拜农民为师的学生；就连和我这样的青年人讨论问题，您也笔记我们的看法。您在沉思、在与传统的思维决裂。1978年秋，您带我到吕梁，我看到您眼里布满血丝。您回答我的问话是：真理使人痛苦呵！
后来我听说，您最早向党中央写了总结学大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在您和省委秘书长张长珍、副省长霍泛的指挥下，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乡下，1981年我下乡的时间有320天。大年初一，您就派我陪同杜润生同志领导的中央农村发展研究组的青年人陈锡文、白南生、张木生和邓英淘等同志到了基层。您给我的指示是，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尊重农民创造的案例，寻找农民尽快富裕的方法。您教给我们的基本功是调查研究。教给我们的方法：一是把静态调查和动态调查结合起来；二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调查结合起来；三是把局部调查和全面调查结合起来；四是把宏观调查和微观调查结合起来；五是把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结合起来。在此期间，我本人和其他同志合写的调查报告共有80多篇，大部分收录在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开拓商品粮生产的新道路——商品粮专业户》《建设我国山区园艺现代化农业的途径——以户承包小流域》、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县级综合改革战略》这四本书中。这些调研成果都倾注着您的关怀之情。
1982年11月我随您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大会上，都是各省的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发言。而您却说让我代表您在大会上发言。我是个普通干事，连稿子都没有准备，能行吗？您鼓励我，要我大胆讲，讲实话，讲心里话，讲调查的事实和调查的结论。您还怕您在场我不敢讲，就说您有点事要出去一下。您的培养、鼓励和信任，给我壮了胆。您信任的目光、鼓励的语言、坚定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您就是这样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充分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在大会上宣布我发言时，我听到了一片翻纸的哗哗声，因为人们不认识我，可能是在翻阅参会人员的花名册。大家一定会议论您，您怎么敢用一个30多岁的干事来代表省委书记发言呢？
我开始讲了诸如太行山化肥袋民谣、塞上农民在承包土地上刨出八个犁铧尖和吕梁人卖高粱的故事，进而分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调动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不了农民生活等问题。我引用了晋南农民的一句俗语：“先生孩子后取名字” ，表达了我赞成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新实践和所突破的雇工经营禁区的实践。我也提出了您对农村经济统分结合的初步设想。这些内容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认可。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们又让我去汇报了半天。
（四）
1983年，省委任命我为中共原平县委书记。李立功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把原平搞成社会主义示范县，您让我去实践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1984年，省委又决定原平县为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我在原平，和县委一班人决定在第一次三干会上提“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理论在原平的实现形式——集体搭台，农民唱戏——后来引申为政府搭台，人民唱戏——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原平那六年间的发展是全面的、科学的。工业利税是周边13个县的总和，县城建设有现代化气息，全省突出；公开、民主的用人导向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人民日报》1988年6月5日以头版头条发表段存章《[山西]原平县公开政务推进民主建设》的报道，并配以《破封闭之门，迎民主之风》的评论文章；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中宣部的肯定，经验被转发到全国乡镇一级。
1984年初，山西省委和忻州地委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召开了现场会。
1984年7月22日受到李鹏总理和万里委员长的充分肯定。
198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查组和山西省委再次给予肯定；1988年，山西省委决定委派康博全等同志再次总结原平三万字的经验材料，进行了推广。
全国各地来原平学习的有500多个县8万余人。他们参照原平经验，都提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例如：江苏与福建石狮市提出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山东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河北承德与陕西的“旅游业搭台，经贸唱戏”，此外，还有泉州、曲阜、苏州、河南、贵州等数十个省市都采用了类似的提法和做法。
1993年1月，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中外名人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专家和学者，在北京召开了“‘搭台唱戏’、机构改革、市场经济”研讨会，一致认为，80年代原平县改革实践中的“搭台唱戏”，成功地解决了县级机构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课题，具有开创性的重要理论价值。此后，北京的几家知名报刊、党校科研信息都登载了有关内容，其中《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也分两期予以刊登。就在原平改革数年之后出现的隰县机关的服务体系、浑源县的脱钩自养、临猗县的三三分流，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庭栋书记，原平的是非本来十分清楚，您说要分清是非，那是因为有人为一己之利，干扰原平改革，试图把水搅浑。作法是先对“搭台唱戏”提出非议，后是对“搭台唱戏”的倡导者提出争议，这个过程揭示了一种干扰改革的规律：否定改革事，波及改革人，当改革被社会接受、无法否定后，就转为否定改革人，淡化改革经验的价值。为此，您多次对我说，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应当有一个好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机制。对干部的评价要有一个民主的、度量衡的客观标准。否则，任何一个有政治权利和政治影响的人，都会压制住想改革创新的干部。
您多少次做我的思想工作，说要经得起委屈，经得起考验。您说您曾被批过右，也批过左，您向我诉说您在河南“潘杨王”的冤案中受过的各种屈辱。文革中被打倒、关押、挨打，打得遍体鳞伤，以及后来从省委副书记降职为省委常委，受到种种的人间冷暖。您说到那时人民群众虽然不能给自己做主，但处处得到关心、同情、支持和帮助，其中说到您被关牛棚后饿了一天，有一位工友偷偷给您端来一碗热水、有人竟给您送了一个馍时，您流了泪。您说世上有真情，但革命和改革一个样，有时要准备舍命的。您要我不要计较个人是非，要从山西发展大局来研究问题。您说，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我总结您说的分清是非，大体是这样的意思：
总结山西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要对一些重大的有影响的改革试点和改革开放的事件进行评估，澄清糊涂观念，做出明确结论。总结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禁区要突破，这不是要纠缠历史旧帐，和谁过不去，或者说追究哪个人、哪个部门的责任，而是为了举一反三，就事论理，吸取营养；是为了解剖和了解过去山西改革开放落后于其他省市区的具体原因，使人们直观地而不是设想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提高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能从这些实践中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改革开放的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今天是明天的历史。谁想绕过历史的沼泽，必然会陷入现实的泥潭。
平定是您的家乡，2010年平定县委的同志们转来您1984年3月1日建议平定县向原平县学习的来信摘要：
建议平定的同志们，要使商品粮专业户和多种经营专业户同步发展。县城和集镇同步发展。这方面，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典型——原平县。希望你们认真学一学原平县的“集体搭台、农民唱戏”的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经验……
庭栋书记，您那么早就肯定原平做法，是认识到以“搭台唱戏”为主旋律的原平经验，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发展趋势。正是因为您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的胆略和魄力，扶持了、呵护了、保护了原平经验。今天想来，我仍然深深感动着！从因为原平经验，我所经受的挫折和磨难中，使我更加敬仰您，感激您。
您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待原平的改革价值，也是站在全省工作的角度上看待正确总结改革案例的推动功能。
（五）
庭栋书记，就在杜兰大姐送给我您赴京前那个条子后没几天，大姐又送给我您在医院看病期间写的另外一张字纸，上边写着：
袁纯清工作法：提高山西人民的信心、胆量，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山西干部队伍提高法纪。
杜大姐和我说，您读了袁纯清书记的2010年7.29讲话，心里十分高兴。不光自己反复阅读，还逢干部便讲，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再造一个新山西的转型跨越的部署和综改试验区的各项工作。我们和您一样，十分拥护和支持省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安排。我向袁书记汇报工作时，他明确指出，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干部转型，干部转型的关键是思想转型，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转型的关键在于有文化，有水平。他的这番讲话，和您经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我理解，袁书记讲的有文化，就是您经常说的要提高执政水平，提高走群众路线的水平，提高进取认识的水平和提高学习知识的水平。
庭栋书记啊，我们这里的80、90后的年轻人都说：过去您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您像一盏日夜闪光的灯塔，您像一尊不停运动的钟摆。现在，您安息了——但您的精神、理想、事业、感情已经融入跳动着的一颗颗青年的心脏，您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和杜大姐一起在整理您多年写下的300多个笔记本和其他遗书遗稿，我们会下功夫整理、编辑、出版，让这些精神财富永远闪现出时代的光华。
庭栋书记啊，我是唯物主义者。但今天真希望您躺在九泉之下，我的絮语和思念能在夜深人静时，让您一丝一丝地感受到；真希望您坐在九州之中，我的这一席话语穿越时空、贯通阴阳两界，让您一句一句地听清楚；真希望您站在九天之上，我在您的墓前把烧成纸灰、飘上遥远太空的这篇纪念长文，让您一页一页地读明白……
安息吧，庭栋书记！
（责编 肖黎）
庭栋书记呵，您永远离开了我们。您虽然后来被选举为省人大主任，但我今天仍然沿用一贯的老称呼，向您倾诉。这是因为过去的30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有啥话都想和您说，您永远活在我心里。我曾经多少次跟您下乡、向您汇报、与您交谈，说的大都是关于山西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不是我躬心笔记您的指示，便是您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记录我说的基层情况和一些观点。直到2010年7月您去北京看病之前，您和我交谈的内容也是如何教育80后、90后的青年树立革命理想，要我以山西大学和汾阳贾家庄等为阵地，多办几期专家讲座和对大学生村官、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班，使山西农村尽快落实山西省委袁纯清书记一系列的讲话精神，实现转型跨越。您还答应给农村干部培训班讲课呢，可惜这已经成为我和农民朋友的永远难以实现的期待。
我今天向您倾诉，是因为我居然没有来得及去北京的医院看望您，居然没有来得及见您最后一面，居然没有和您再说最后一句话，悔之晚矣！万万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2010年12月21日，噩耗传来，您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您的夫人杜兰大姐拿出您赴京看病前写的准备写作的提纲让我看时，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您这样写道：
如果作为山西历史大事研究，可以从吕日周的成长过程深入总结搞清干部队伍中的是非；从原平经验的前后反复深入总结山西改革开放中的是非。
我今天向您倾诉,是因为我向您说过那么多的话，但我没对您说过一句感谢您教育、培养和支持我的话。现在我不能和您面对面说了。但我要写出来。
一个1975年当生产大队大队长就向您汇报工作、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从中共雁北地委农工部调入山西省政府农委的普通干事，一个父母是农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也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只带着一些缺点和争议的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如何在党和人民、在一群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在您和一些老领导的培养下，成长为县、市委书记和省级领导人；我一定要告诉您，在“四人帮”被粉碎前，您是怎样在左的路线中帮助我渡涉磨难的苦海，越过政治难关；在1978年邓小平总设计师开启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您是怎样为我们、为改革者撑腰壮胆，和我们共担风险、共渡难关走过了这30多年的改革历程；我一定要告诉您，您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不受权欲所惑、亮节高风、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高尚品格和遇到强大政治压力时处变不惊、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无怨无悔、身处高位时谦虚谨慎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的一举一动都受着您的影响，学习您的做事、做人、做官的原则；我一定要告诉您，30多年的交往，您是领导、是严师，更是益友。从年龄看，我和您相差20多岁，您当沁阳县委书记兼地委委员时我还没出生呢；从职务上看，您是省委书记，我开始结识您时我还是农村生产大队大队长；从性格上看，您沉着稳当，举重若轻，说话讲究方法。我性格急迫，爱憎溢于言表，评理不留情面。有人说我有争议、有人说我不听话。而您，为什么在我政治上多次处于困境的时候却像忘年交的朋友一样和我谈心、交心，以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启发我、教育我。肯定成绩，指出我的不足，剔除优点中的杂质。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在物欲横流的时势中，我除了有时带点您爱吃的苦菜和刚长出来的杨树叶，我没有给过您一点值钱的东西。您也没有直接提拔过我，我和您的交往真是淡如清水，固若根土。我观察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多种多样：以钱相交，行贿买官只是利益交换、瞬息即忘、互不相干；以权相交，或提拔或报答，那只是存款取息、各有盘算，无利则脱钩；以色相交，欲壑难填，只是暂时取悦，日久情变，则反目为仇、酿成悲剧。只有以心相交、无私奉献，才能不离不弃、终生永续，舍身忘命，真情相待。我知道，您与我的相识、相处、相交是情的交融、心的感应。
您以心待人，不分高低贫富；以诚处事，不论上下左右；以德视官，不畏权高势众。在您的追悼会上，从南到北那么多晋人、还有远隔黄河的豫人来为您送行。那泪流满面的人群，是您以心换心、深得人心的佐证。在悼念您的大厅上，我和夫人李国华为您高高悬挂了一条挽联：
一身正气，一腔热血，一以贯之，为党为民仙逝后已，一股豪气留三晋；
两省执政，两袖清风，两度磨难，无怨无悔改革到老，两面红旗树万村。
（注：两面红旗指大寨精神和原平改革）
您的高尚的党性和纯真感情，使我尊敬您，服从您，服气您，不折不扣地执行您的指导，听从您的意见。就这样，您和省委的老领导们全力帮助一个身上带着荆棘黑刺、肚里含着受呛苦水、面部留有创伤血痕的青年干部，一次次从改革的惊涛骇浪中爬上胜利的彼岸。我想起了诸多往事，如骤雨、如暴雪、如冰雹，但并不如烟……
（二）
那是1976年春夏之交，“四人帮”尚未倒台，左的思潮正浓。我为了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主动要求从中共雁北地委政策调查研究室调到广灵县作瞳公社百瞳大队当生产大队长两年。这个村，也是广灵县委书记梁建魏同志蹲点的地方。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农民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我不顾当时上级对学大寨的一些禁令，办了四件事情。一是在村里破天荒地盖了一栋三层文化大楼；二是为社员家安上自来水；三是发展多种经营的瓜菜、糖菜、油料、白麻、苹果共五百亩，当时编的村歌有词曰：“瓜、糖、油、麻、果，五个一百亩”，还养了奶牛；第四件事是把土地分段作业包给农民。我和公社秘书柴元站在坡上看到农民星罗棋布地散布在百瞳小盆地上耕作，有说不出的喜悦。我总结了“农民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怎样变成了“上工抢分钟，干活满天星”的做法。这时，灾难降临了。一封控告信转到上级，说广灵县委书记带着我搞反大寨的黑典型，还要推广到全县搞资本主义。那时，乡党委即将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原地委机关党组织的领导也专程到广灵说：
吕日周是个双料货。既有历史问题（指我妻舅邓励豪是台湾国民党的立法院书记长），又有现行问题（指所谓“反大寨”），他要入了党，党组织还有什么纯洁性呢！
我原本背着社会关系的一个磨盘，这时又压上另一个磨盘，我真的快直不起腰了。县委梁建魏书记曾任山西省委一位常委的秘书。他说：“不要怕，我带你到省城找分管农业的庭栋书记去！”我俩在省委会议室的门口等到了您。那时，您刚散会，满身疲惫的样子，脸黄黄的，个子不高，穿着一件黄大衣。梁书记介绍我是生产大队长，也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您上下打量着我，见我裤子膝盖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脸和胳膊晒得黝黑，留着寸头短发，身体强壮。您笑了，说：“除了眼镜，都像个农村干部。”这时，梁书记又介绍了我大学学历和所遇困难，我也汇报了村里搞的学大寨和当地情况结合的四条措施。
您听后又问，本村社员和周边干部有什么反映呢？我回答：都说好，并举了两个例子。听了这两个例子，您当时露出了笑容，还让我俩到办公室坐坐。您又详细询问了我甜菜、白麻和广灵画眉驴、豆腐干等等雁北的名特产的生产情况。我回答后，您说学大寨也应恢复名特产，农产品不能光求数量，不顾质量。您还讲了一番支持我们的话。并说，凡事不能照搬，学大寨更应实事求是。并在信纸上写了一句话交给梁建魏同志：
小吕干的不错，应当肯定。
也许这是第一次的接触，您对我抓名特产发展农村经济感了兴趣。当1978年我调入山西省政府农委后，您就让我编著山西著名土特产品。后来，您又在省委常委阅件，即由国家科委研究室1981年4月22日编的《内部讨论》第32期上批示：“请农委吕日周同志阅，并望把山西著名土特产也编写出来。”1982年，当我写的第一本书《山西名特产》即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时，您写来了“发展山西名特产品大有可为”的序言。
1984年，我又写了《山西名特产》的续集《三晋百宝》，您又为此书作序。
这两本书共记录的220个山西名特产的品种，您都逐一地向我提问，听我汇报。这花了您很大精力。您还让我研究清楚不同名特产品所需的气候、土壤、水源、养份的科学条件及其营养成份和加工技巧的传统工艺、现代科技的特殊性，继续发掘其食用、药用、衣用、饰用、日用价值和寻找发现新的名特产品。您还要我在自己主政的地方进行广为推广和宣传。我除了组织原平的同志们编写了《原平名特产》和自己写了96行的《名产发展歌》外，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我在这里向您表态，我一定要完成上述的内容。
（三）
1978年3月至1981年11月，我在省委农工部，1981年11月到1983年9月我在省委调查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您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开展基层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山西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是继续沿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大批促大干呢？还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选择新的体制解放生产力呢？理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从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到乡村低矮的农舍，到处是思想上、理论上、哲学上的争端。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您是省委领导农业的主要负责人，晋人的眼睛都盯着您，国人的眼睛也盯着您。
这一段时间，我看到您心里不慌，但下乡的节奏却明显加快；我听到您讲话不多，但经常讲农业学大寨的偏差；我感到您下了基层不像领导，更像恭恭敬敬拜农民为师的学生；就连和我这样的青年人讨论问题，您也笔记我们的看法。您在沉思、在与传统的思维决裂。1978年秋，您带我到吕梁，我看到您眼里布满血丝。您回答我的问话是：真理使人痛苦呵！
后来我听说，您最早向党中央写了总结学大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在您和省委秘书长张长珍、副省长霍泛的指挥下，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乡下，1981年我下乡的时间有320天。大年初一，您就派我陪同杜润生同志领导的中央农村发展研究组的青年人陈锡文、白南生、张木生和邓英淘等同志到了基层。您给我的指示是，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尊重农民创造的案例，寻找农民尽快富裕的方法。您教给我们的基本功是调查研究。教给我们的方法：一是把静态调查和动态调查结合起来；二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调查结合起来；三是把局部调查和全面调查结合起来；四是把宏观调查和微观调查结合起来；五是把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结合起来。在此期间，我本人和其他同志合写的调查报告共有80多篇，大部分收录在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开拓商品粮生产的新道路——商品粮专业户》《建设我国山区园艺现代化农业的途径——以户承包小流域》、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县级综合改革战略》这四本书中。这些调研成果都倾注着您的关怀之情。
1982年11月我随您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大会上，都是各省的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发言。而您却说让我代表您在大会上发言。我是个普通干事，连稿子都没有准备，能行吗？您鼓励我，要我大胆讲，讲实话，讲心里话，讲调查的事实和调查的结论。您还怕您在场我不敢讲，就说您有点事要出去一下。您的培养、鼓励和信任，给我壮了胆。您信任的目光、鼓励的语言、坚定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您就是这样培养锻炼年轻干部、充分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在大会上宣布我发言时，我听到了一片翻纸的哗哗声，因为人们不认识我，可能是在翻阅参会人员的花名册。大家一定会议论您，您怎么敢用一个30多岁的干事来代表省委书记发言呢？
我开始讲了诸如太行山化肥袋民谣、塞上农民在承包土地上刨出八个犁铧尖和吕梁人卖高粱的故事，进而分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调动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提高不了农民生活等问题。我引用了晋南农民的一句俗语：“先生孩子后取名字” ，表达了我赞成农村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新实践和所突破的雇工经营禁区的实践。我也提出了您对农村经济统分结合的初步设想。这些内容得到与会同志们的认可。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们又让我去汇报了半天。
（四）
1983年，省委任命我为中共原平县委书记。李立功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把原平搞成社会主义示范县，您让我去实践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新体制。1984年，省委又决定原平县为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县。我在原平，和县委一班人决定在第一次三干会上提“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理论在原平的实现形式——集体搭台，农民唱戏——后来引申为政府搭台，人民唱戏——发展社会主义混合经济。
原平那六年间的发展是全面的、科学的。工业利税是周边13个县的总和，县城建设有现代化气息，全省突出；公开、民主的用人导向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人民日报》1988年6月5日以头版头条发表段存章《[山西]原平县公开政务推进民主建设》的报道，并配以《破封闭之门，迎民主之风》的评论文章；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中宣部的肯定，经验被转发到全国乡镇一级。
1984年初，山西省委和忻州地委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召开了现场会。
1984年7月22日受到李鹏总理和万里委员长的充分肯定。
198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查组和山西省委再次给予肯定；1988年，山西省委决定委派康博全等同志再次总结原平三万字的经验材料，进行了推广。
全国各地来原平学习的有500多个县8万余人。他们参照原平经验，都提出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例如：江苏与福建石狮市提出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山东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河北承德与陕西的“旅游业搭台，经贸唱戏”，此外，还有泉州、曲阜、苏州、河南、贵州等数十个省市都采用了类似的提法和做法。
1993年1月，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中外名人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专家和学者，在北京召开了“‘搭台唱戏’、机构改革、市场经济”研讨会，一致认为，80年代原平县改革实践中的“搭台唱戏”，成功地解决了县级机构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课题，具有开创性的重要理论价值。此后，北京的几家知名报刊、党校科研信息都登载了有关内容，其中《人民日报》的《情况汇报》也分两期予以刊登。就在原平改革数年之后出现的隰县机关的服务体系、浑源县的脱钩自养、临猗县的三三分流，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庭栋书记，原平的是非本来十分清楚，您说要分清是非，那是因为有人为一己之利，干扰原平改革，试图把水搅浑。作法是先对“搭台唱戏”提出非议，后是对“搭台唱戏”的倡导者提出争议，这个过程揭示了一种干扰改革的规律：否定改革事，波及改革人，当改革被社会接受、无法否定后，就转为否定改革人，淡化改革经验的价值。为此，您多次对我说，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应当有一个好的干部路线和用人机制。对干部的评价要有一个民主的、度量衡的客观标准。否则，任何一个有政治权利和政治影响的人，都会压制住想改革创新的干部。
您多少次做我的思想工作，说要经得起委屈，经得起考验。您说您曾被批过右，也批过左，您向我诉说您在河南“潘杨王”的冤案中受过的各种屈辱。文革中被打倒、关押、挨打，打得遍体鳞伤，以及后来从省委副书记降职为省委常委，受到种种的人间冷暖。您说到那时人民群众虽然不能给自己做主，但处处得到关心、同情、支持和帮助，其中说到您被关牛棚后饿了一天，有一位工友偷偷给您端来一碗热水、有人竟给您送了一个馍时，您流了泪。您说世上有真情，但革命和改革一个样，有时要准备舍命的。您要我不要计较个人是非，要从山西发展大局来研究问题。您说，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我总结您说的分清是非，大体是这样的意思：
总结山西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要对一些重大的有影响的改革试点和改革开放的事件进行评估，澄清糊涂观念，做出明确结论。总结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禁区要突破，这不是要纠缠历史旧帐，和谁过不去，或者说追究哪个人、哪个部门的责任，而是为了举一反三，就事论理，吸取营养；是为了解剖和了解过去山西改革开放落后于其他省市区的具体原因，使人们直观地而不是设想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提高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能从这些实践中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改革开放的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今天是明天的历史。谁想绕过历史的沼泽，必然会陷入现实的泥潭。
平定是您的家乡，2010年平定县委的同志们转来您1984年3月1日建议平定县向原平县学习的来信摘要：
建议平定的同志们，要使商品粮专业户和多种经营专业户同步发展。县城和集镇同步发展。这方面，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好典型——原平县。希望你们认真学一学原平县的“集体搭台、农民唱戏”的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经验……
庭栋书记，您那么早就肯定原平做法，是认识到以“搭台唱戏”为主旋律的原平经验，揭示了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发展趋势。正是因为您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的胆略和魄力，扶持了、呵护了、保护了原平经验。今天想来，我仍然深深感动着！从因为原平经验，我所经受的挫折和磨难中，使我更加敬仰您，感激您。
您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待原平的改革价值，也是站在全省工作的角度上看待正确总结改革案例的推动功能。
（五）
庭栋书记，就在杜兰大姐送给我您赴京前那个条子后没几天，大姐又送给我您在医院看病期间写的另外一张字纸，上边写着：
袁纯清工作法：提高山西人民的信心、胆量，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让山西干部队伍提高法纪。
杜大姐和我说，您读了袁纯清书记的2010年7.29讲话，心里十分高兴。不光自己反复阅读，还逢干部便讲，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再造一个新山西的转型跨越的部署和综改试验区的各项工作。我们和您一样，十分拥护和支持省委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安排。我向袁书记汇报工作时，他明确指出，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干部转型，干部转型的关键是思想转型，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转型的关键在于有文化，有水平。他的这番讲话，和您经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领导核心”的精神是一样的。我理解，袁书记讲的有文化，就是您经常说的要提高执政水平，提高走群众路线的水平，提高进取认识的水平和提高学习知识的水平。
庭栋书记啊，我们这里的80、90后的年轻人都说：过去您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您像一盏日夜闪光的灯塔，您像一尊不停运动的钟摆。现在，您安息了——但您的精神、理想、事业、感情已经融入跳动着的一颗颗青年的心脏，您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和杜大姐一起在整理您多年写下的300多个笔记本和其他遗书遗稿，我们会下功夫整理、编辑、出版，让这些精神财富永远闪现出时代的光华。
庭栋书记啊，我是唯物主义者。但今天真希望您躺在九泉之下，我的絮语和思念能在夜深人静时，让您一丝一丝地感受到；真希望您坐在九州之中，我的这一席话语穿越时空、贯通阴阳两界，让您一句一句地听清楚；真希望您站在九天之上，我在您的墓前把烧成纸灰、飘上遥远太空的这篇纪念长文，让您一页一页地读明白……
安息吧，庭栋书记！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