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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很少坐飞机。据毛泽东专机组柳昆尚同志的回忆，建国后毛泽东乘坐飞机42次，共计156小时8分钟。这对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而言，实在是少得可怜，甚至令人不可相信。当时，党中央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严格控制毛泽东乘飞机出行，于是，火车就成为毛泽东到全国各地考察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乘坐飞机出行当中，有三次格外值得大家关注，那就是——
第一次坐飞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利用广大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于1945年8月14日、2()日、23日。连续给延安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实施其假和谈真内战的政治伎俩。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对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很担心。但是，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应蒋介石之邀，亲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说：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当晚，毛泽东就给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复电：鄙人承蒋委员长三次电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来延安，此种诚意，极为心感，愿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偕赫尔利同机飞渝。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谈判的电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构想，他只好把假戏唱到底，即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来重庆谈判。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赫尔利乘坐美式军用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亲自到延安新修的机场迎接。
毛泽东赴渝谈判，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27日晚，周恩来与张治中为此交换了意见，达成以下共识并议定相应措施：一、在苏、美两个大国领导人的工作和压力下，蒋介石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二、毛泽东去重庆和回延安时由张治中亲自同机接送；三、张治中答应把自己在重庆居住的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同时，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另外，毛泽东以什么样的形象去重庆也很重要。国共分裂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形象，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歪曲、糟蹋。为了展示共产党人和解放区民众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政治形象，周恩来决定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礼帽推荐给毛泽东。考克礼帽因拿破仑戴过，故又称拿破仑帽，孙中山先生就曾戴过考克帽。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来的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考克礼帽，脸上露出笑容。
8月28日，延安机场上一大早就聚集着许多人，他们大都是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粗布蓝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深灰色盔式考克帽，和送行的人们握手道别。随后，机场上的人群静静地站立着，千百双眼睛望着毛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舷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祝愿毛主席及陪同人员一路平安。在飞机的舷梯上，毛泽东回头望着送行的人，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考克礼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显示出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英勇。
下午3时37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乘坐的这架美国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首先走出飞机机舱，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当毛泽东走出机舱、站在舷梯上时，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在机身旁围成个弧形。毛泽东微笑着，摘下考克礼帽，向欢迎的人群挥动。中外记者的所有镜头都对准了毛泽东，赫尔利翘起大拇指说：“毛，简直是好莱坞!”他紧贴着毛泽东，又顺势挽住周恩来的胳膊。整个山城沸腾了。
建国后第一次坐专机出行
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由于人民空军1949年10月才组建，飞机性能不够先进，驾驶员水平也不高，安全没有保证，所以中央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可是，为了能够亲身体会自己亲手缔造的人民空军翱翔蓝天的感受，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但几经努力也未成功。直到1956年，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告之“五一”后要乘飞机南下广州考察。刘亚楼坚决不同意。之后，他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立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可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电话：主席发脾气了，此事看来只能按主席的意见办了。
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极为关注，周恩来特别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用最可靠的机组、最优秀的驾驶员，所有航空环节上要严密操作，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 4”和“里—2”两种运输机。“伊尔-14”的飞行速度比“里—2”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用这种飞机装备部队才半年，使用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得不够全面，所以安全系数不大；“里—2”虽然速度慢，但部队使用这种飞机已五六年了，性能稳定，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得比较全面。经过慎重考虑，刘亚楼决定让毛主席乘坐“里—2”型飞机。在飞行员的选择上，刘亚楼决定把任务交给胡萍。胡萍是专机飞行团团长，飞行技术好，又有执行中央首长专机飞行任务的经验。另外，刘亚楼还亲自对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等一一进行了考察，力争万无一失。
5月3日上午8时左右，毛泽东等来到北京西苑机场，登上“里—2”型8205号飞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下午两点，飞机加油后继续起飞，三个多小时后抵达广州。毛泽东兴致勃勃走下飞机，走过来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赞扬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好。
5月29日，刘亚楼接到电话：毛泽东一行结束广州视察要回北京。刘亚楼立即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三架飞机飞抵广州。5月30日，毛泽东乘坐的还是8205号“里—2”型飞机，由广州飞到长沙。5月31日，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飞机在武汉东湖机场等了四天。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北京天气已好转，专机可飞抵西苑机场。中午12点多，毛泽东等乘坐的专机从武汉起飞，当飞机飞临河北上空时，天气突变，雷电交织，强大的雷电干扰使专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飞机只好改道飞行。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使得在北京机 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值班员蔡演威也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电话筒把噪子都喊哑了，却没有一丝回音。刘亚楼情急之下，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直到一小时后，毛泽东乘坐的专机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飞机刚一降落，刘亚楼就冲上去打开机舱门并大声说道：“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带上了!”
最后一次坐飞机
1967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恰逢武汉发生“7·20”事件，情急之中，中央安排毛泽东乘坐飞机迅速由武汉转移到上海。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1967年，“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6月以后，各地派性武斗升级。武汉地区的武斗现象更为严重。当时，武汉出现了“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两派群众组织对峙的局面。由于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调解不当，两派群众组织把矛头都指向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形势相当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顾众人的劝阻，于7月14日乘专列火车秘密来到武汉，对武汉两派群众组织进行调解。
在毛泽东的调解下，局势正在向乐观方向发展。但随后，谢富治、王力煽风点火，扬言要为“工人总部”平反，称其为造反派、革命左派，称“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派人冲进东湖宾馆，殴打了陈再道，并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质询。这些冲进来的人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在武汉，并且就住在东湖宾馆。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毛泽东所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由军委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亲自送到武汉。毛泽东也一时把情况估计得相当严重，怀疑是不是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一场暴乱，于是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武汉，具体负责安排毛泽东转移。与此同时，在空军政委余立金的安排下，“伊尔-18”型232号专机在最短时间内飞向武汉，降落在武汉王家墩机场。
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7月21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乘车从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上午9点钟，在空军政委余立金的安排下，毛泽东登上了232号飞机。随同毛泽东登上飞机的还有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毛泽东的其他随从人员登上了另外一架“伊尔-18”型飞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上午11时飞机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随即住进虹桥宾馆。
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他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他随即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能走得出来吗?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否定了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的说法。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9月1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 3日回到北京。
(责编 郄 智)
第一次坐飞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利用广大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于1945年8月14日、2()日、23日。连续给延安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实施其假和谈真内战的政治伎俩。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对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很担心。但是，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应蒋介石之邀，亲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以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说：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当晚，毛泽东就给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复电：鄙人承蒋委员长三次电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来延安，此种诚意，极为心感，愿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偕赫尔利同机飞渝。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谈判的电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构想，他只好把假戏唱到底，即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来重庆谈判。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赫尔利乘坐美式军用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亲自到延安新修的机场迎接。
毛泽东赴渝谈判，安全问题是第一位的。27日晚，周恩来与张治中为此交换了意见，达成以下共识并议定相应措施：一、在苏、美两个大国领导人的工作和压力下，蒋介石会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二、毛泽东去重庆和回延安时由张治中亲自同机接送；三、张治中答应把自己在重庆居住的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同时，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另外，毛泽东以什么样的形象去重庆也很重要。国共分裂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的形象，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歪曲、糟蹋。为了展示共产党人和解放区民众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政治形象，周恩来决定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礼帽推荐给毛泽东。考克礼帽因拿破仑戴过，故又称拿破仑帽，孙中山先生就曾戴过考克帽。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来的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考克礼帽，脸上露出笑容。
8月28日，延安机场上一大早就聚集着许多人，他们大都是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粗布蓝色中山装，戴着一顶深灰色盔式考克帽，和送行的人们握手道别。随后，机场上的人群静静地站立着，千百双眼睛望着毛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舷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祝愿毛主席及陪同人员一路平安。在飞机的舷梯上，毛泽东回头望着送行的人，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考克礼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显示出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英勇。
下午3时37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乘坐的这架美国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赫尔利大使陪着毛主席首先走出飞机机舱，接着是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当毛泽东走出机舱、站在舷梯上时，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在机身旁围成个弧形。毛泽东微笑着，摘下考克礼帽，向欢迎的人群挥动。中外记者的所有镜头都对准了毛泽东，赫尔利翘起大拇指说：“毛，简直是好莱坞!”他紧贴着毛泽东，又顺势挽住周恩来的胳膊。整个山城沸腾了。
建国后第一次坐专机出行
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有专机了。但由于人民空军1949年10月才组建，飞机性能不够先进，驾驶员水平也不高，安全没有保证，所以中央作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可是，为了能够亲身体会自己亲手缔造的人民空军翱翔蓝天的感受，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但几经努力也未成功。直到1956年，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终于实现。
1956年4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告之“五一”后要乘飞机南下广州考察。刘亚楼坚决不同意。之后，他深感此事关系重大，立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可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电话：主席发脾气了，此事看来只能按主席的意见办了。
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极为关注，周恩来特别指示刘亚楼，要选择最保险的机型。用最可靠的机组、最优秀的驾驶员，所有航空环节上要严密操作，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当时，空军只有“伊尔-1 4”和“里—2”两种运输机。“伊尔-14”的飞行速度比“里—2”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用这种飞机装备部队才半年，使用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得不够全面，所以安全系数不大；“里—2”虽然速度慢，但部队使用这种飞机已五六年了，性能稳定，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得比较全面。经过慎重考虑，刘亚楼决定让毛主席乘坐“里—2”型飞机。在飞行员的选择上，刘亚楼决定把任务交给胡萍。胡萍是专机飞行团团长，飞行技术好，又有执行中央首长专机飞行任务的经验。另外，刘亚楼还亲自对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机械员、服务员等一一进行了考察，力争万无一失。
5月3日上午8时左右，毛泽东等来到北京西苑机场，登上“里—2”型8205号飞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下午两点，飞机加油后继续起飞，三个多小时后抵达广州。毛泽东兴致勃勃走下飞机，走过来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告别，赞扬他们任务完成得很好。
5月29日，刘亚楼接到电话：毛泽东一行结束广州视察要回北京。刘亚楼立即命令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三架飞机飞抵广州。5月30日，毛泽东乘坐的还是8205号“里—2”型飞机，由广州飞到长沙。5月31日，由长沙飞武汉。由于北京天气不好，飞机在武汉东湖机场等了四天。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气象处来电话：北京天气已好转，专机可飞抵西苑机场。中午12点多，毛泽东等乘坐的专机从武汉起飞，当飞机飞临河北上空时，天气突变，雷电交织，强大的雷电干扰使专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飞机只好改道飞行。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使得在北京机 场塔台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心急如焚，负责与飞机联络的塔台值班员蔡演威也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电话筒把噪子都喊哑了，却没有一丝回音。刘亚楼情急之下，冲着蔡演威吼道：“你一定要联络上!”
直到一小时后，毛泽东乘坐的专机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飞机刚一降落，刘亚楼就冲上去打开机舱门并大声说道：“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带上了!”
最后一次坐飞机
1967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恰逢武汉发生“7·20”事件，情急之中，中央安排毛泽东乘坐飞机迅速由武汉转移到上海。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1967年，“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6月以后，各地派性武斗升级。武汉地区的武斗现象更为严重。当时，武汉出现了“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两派群众组织对峙的局面。由于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调解不当，两派群众组织把矛头都指向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形势相当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顾众人的劝阻，于7月14日乘专列火车秘密来到武汉，对武汉两派群众组织进行调解。
在毛泽东的调解下，局势正在向乐观方向发展。但随后，谢富治、王力煽风点火，扬言要为“工人总部”平反，称其为造反派、革命左派，称“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派人冲进东湖宾馆，殴打了陈再道，并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质询。这些冲进来的人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在武汉，并且就住在东湖宾馆。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毛泽东所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由军委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亲自送到武汉。毛泽东也一时把情况估计得相当严重，怀疑是不是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一场暴乱，于是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乘专机抵达武汉，具体负责安排毛泽东转移。与此同时，在空军政委余立金的安排下，“伊尔-18”型232号专机在最短时间内飞向武汉，降落在武汉王家墩机场。
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7月21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乘车从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上午9点钟，在空军政委余立金的安排下，毛泽东登上了232号飞机。随同毛泽东登上飞机的还有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毛泽东的其他随从人员登上了另外一架“伊尔-18”型飞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上午11时飞机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随即住进虹桥宾馆。
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他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他随即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能走得出来吗?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否定了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的说法。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9月16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 3日回到北京。
(责编 郄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