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十一五”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结合我国经济调整结构、谋求转型的态势来分析跨国公司对华战略的新趋势，更是十分必要和富有价值的探索
2005年，也就是“十五”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笔者曾写过一个专题报告——《假如外资淡出长三角》。当时，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区域还处在以政策优惠和行政区划为主体、“血拼”争夺外资(主要是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阶段，长三角区域也一度被“赞誉”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的福地”。2006年，这一恶性竞争态势还在继续。2007年，开始有知名跨国公司公开评估——必须把眼光放到长三角以外的区域，中国省份包括一些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注定会逐步消失，而成本控制、营销网络、战略伙伴是更重要的选项。
如今5年过去了，除了跨国公司依然是资金运作的主力外，国际投资市场的其他要素已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中，2008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素，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地区直接投资份额的大幅下降。就国内发展环境而言，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的不断攀高、能源价格和物流费用的快速增长，都直接影响到了金融危机结束后跨国公司对华战略的必然调整。而在“十一五”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结合我国经济调整结构、谋求转型的态势来分析跨国公司对华战略的新趋势，更是十分必要和富有价值的探索。
跨国公司投资关注点锁定西部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长期落后，拥有先进制造业便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伟大理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长江三角洲的两省一市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蓝图，处处都可见“生机勃勃”的景气。除在中心城市功能方面非上海莫属外，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是各方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维持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只靠长三角区域已有的基础是不够的。因而，吸引外来制造业的投资也是中国其他省份竞争的主要目标，有时为了亿元项目的投资，各方尤其是西部各省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更广泛领域的省际合作。好在中央政府从全局高度，在肯定西部开发十周年的基调上，再次阐述了未来十年也就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西部开发战略，直接敲动了跨国公司的决策神经。
在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跨国公司可选择的理想中国投资区域无非是这样一些代表：天津滨海新区及其相邻的河北沿海地区；以沈阳和大连为支撑的辽宁投资带；以武汉为核心的京九线与长江黄金水道交汇区域；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倾斜的新疆；其他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各省份。
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报告，跨国公司的西进正迎来一波热潮。目前，包括惠普、英特尔、通用电气、马士基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将工厂向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转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还反映，2010年以来，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重要风向标，他们希望进一步关注西部、了解西部、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建设，共谋发展。近几个月来，西门子、富士、丰田、摩托罗拉、福特、日立、索尼、佳能、三菱商事、爱普生、艾默生等20多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高密度到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新疆等西部地区考察。
从制造业角度来看，无论如何众说纷纭，最关键的是由于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力工资、土地价格、厂房租金和公用开支等商务成本的上升，使得制造业投资的猛烈扩张期出现在2005-2007年这一区间。此后，跨国公司也曾考察过印度、越南、泰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也就是说，制造业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接着，对上海的直接投资也会出现调整。同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是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帮助我们发展的国际主义者。由于受到市场利益的硬约束，跨国公司必然在自己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成本的同时，也必然争取利润的最大化。因而，跨国公司在投资行动中是十分理性的，通常不会在某一区域选择重复投资同一产业。只是，印度、越南和泰国等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经过这几年的考察和试探，并不如大部分跨国公司愿景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替代中国：如近年泰国的街头政治、印度的社会动荡和越南的低效率等问题都表露无疑。因此，投资者只能把目光继续转向中国。
那么，中国西部吸引跨国公司的优势在哪里呢?首先，快速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已成为历史；不仅成都和重庆之间的高速公路堪称亚洲样板，而且各省份、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之间已普遍实现高速公路化。其次，陆海联运形成架构，西部地区出海口问题已实质性地获得解决。如重庆经铁路直接与香港口岸实现货物出海、贵州和云南可以直接和广西沿海口岸取得联系、新疆直接与欧亚大陆桥挂钩等。第三，西部资源、能源潜力经国家层面的十年开发已形成市场优势，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太阳能等新能源足以支撑西部外资企业的充分发展。第四，劳动力成本确实和东部地区相比有明显的控制性优势，且初级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体系比东部地区完善，这对制造业企业是绝对的“诱惑”。此外，西部地区干部的眼界十年来也越来越开阔、行政效率得以持续提高，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跨国公司投资重心向西部移动的个案
对跨国公司来说，宏观上是基于奥运会和世博会加深了其对中国社会和发展态势的了解；战略上，比较全球合作伙伴的选择，令人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省级机构是效率最高的伙伴；微观上，除了劳动力成本要素外，还有汇率的变动使得制造业以及为制造业服务的相关产业必须寻找更合适的发展区间，西部就是首选。我们不妨看一下曾经多年位居全球企业500强之首的沃尔玛的有关变化。
沃尔玛的中国首席运营官罗世诚在2010年9月15日和笔者等人谈论了沃尔玛和中国之间如何合作的话题。他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深化合作的时机，现在全球目光在关注中国、关注上海，因为上海世博会。世博会的设计非常独特，我们看到政界、商界通力的合作，让世博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上海世博会也是一个证明，证明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
关于时间差别，罗世诚说，沃尔玛是进入中国的第一批零售商，1996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在中国南部的深圳建立卖场。目前，沃尔玛也在对西部地区进行深入考察；现在在中国103个城市已建立191个卖场，提供5万份的工作机会，其中中国西部城市的数量已拥有一定的比例。而市场是细分的，今后，其在深圳的高端品牌俱乐部也会进入上海。他还说：“坦率讲，我们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我们愿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很高兴能和中国政府在一些共同的愿景、共同重要的目标上进行合作。比如采购环保产品来为中国和全球的客户提供服务。另外，为中国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国西部省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进入国内和国外市 场，并且鼓励农业经济或者说农村经济的发展。”
中国西部目前还是亚洲主要的农业产区，尤其需要和市场对接。沃尔玛的策略是——和中国6万多个农村合作社进行合作，“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而中国公司也是我们主要的供应商。我们在沃尔玛中国出售的产品当中，95％是本地采购的，95％当中其实有50％是当地购买、当地采购。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地区采购办公室，可以说，在哪开店就直接造福哪个地方的人。在我们的全球版图上，中国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采购市场。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加，当然我是指像沃尔玛的出口，我们全球15％国家的沃尔玛都有来自中国的产品，我们在上海参加采购大会也是希望拓展在中国的采购。”
在农村经济和农业方面，沃尔玛对中国西部的发展是有直接推动意义的。其最大的项目就是农超(农村和超市)对接，就是直接从农村合作社进货，直接和53万的中国农民进行合作，直接从他们那里购买。沃尔玛希望在2011年末把数字增加到100万，让西部的农民直接生产沃尔玛所需要的农产品，有一定规模，让沃尔玛可以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这样一方面供应链可以更有效，另一方面可以做好质量控制；同时，对农民来讲可以赚钱，对沃尔玛来讲也可以获得本地生产的农产品。罗世诚还表示，“这同时也支持了中国政府的三农政策，现在我们开始考虑的一点就是用可持续的方法生产农产品，我们也需要和农民进行合作。这当然会让我们的消费者得到更便宜更新鲜的农产品，而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有这样一种信心，他们买的吃的东西更加安全和新鲜。所以对于沃尔玛来讲，我们的目标就是长期、互利地跟中国供应商进行合作，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帮助供应商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而且增加他们的生产效率，不仅满足中国内需，而且也满足我们全球沃尔玛大家族的需求。”
罗世诚很强调效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中国采购商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采购、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方面能够共享一些最佳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改善使得我们减少了成本，可以使顾客买到更便宜的产品。另外，我们环保方面也和客户合作，这些倡议非常重要，他们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提高效率，让我们的生产产能变得更大，最终能让客户拿到高价值和低价格的产品，这是多方共赢。在2008年时，我们都知道全球开始进入经济衰退，我们在不同国家和省份推出了一些项目，让原来做出口的制造商更好地满足国内客户的需求，这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而这也是沃尔玛和中国政府努力合作的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好的成果”。
关于与省份之间的合作，一大特点是以东部带动西部。最近，通过和本地政府的合作，沃尔玛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其他相关西部省份展开活动，主要是帮助出口大省对出口制造业进行转型，协助参加一些展销会等，满足内需。到2009年底，超过1000个供应商参加了沃尔玛的相关培训，其中有60个已把他们的产品放到了沃尔玛在中国的货架上。罗世诚最后声称： “我们特别高兴看到我们能和中国西部的制造商进行合作，共享经验，因为我们沃尔玛在中国要做长线不是做短线，我们要保证我们能服务所在的社区，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内需如果满足好，对沃尔玛很好，对中国也好，最重要的是对全球的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
跨国公司西进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据媒体报道，艾默生电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大东表示“作为世界500强的艾默生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并购，希望能迅速在西部地区找到并购目标，共同发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地区总经理崔格希望西部地区政府协助外资企业成长，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尽力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并保持与企业畅通的对话渠道。
然而，我们决不可理想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以及西部省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潮会长期持续。这意味着，选择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进一步发展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比如，以前的制造业引资大户苏州和无锡，曾每年都创造过辉煌的记录，但数字后面是互相消耗重要资源的记录。这对可持续发展来说，不一定是种健康的模式，几年后，负效应或其他代价会表现出来。从发展环境来说，推动经济、尊重资源的关键在于科技出现重大突破。但科技取得进步的道路十分艰难，就正在进行的制造业技术突破工程来说，主要的成果又有多少掌握在我们的企业手中呢?比如，长江三角洲各地的汽车制造有多少核心技术是我们独立开发的呢?如在上海，起初迅速占领市场的大众系列汽车已在竞争中不具备绝对优势，大量生产只能产生库存。所以，没有核心技术就没有市场，这绝对是真理。问题是，目前核心技术还是集中在通用、丰田等跨国公司手中。可以判断的是，如果我们在近几年里无法拥有核心技术，汽车制造业的投资必然外流。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西部省份同样要未雨绸缪。
有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对上海中心城区的新投资故事值得告诉读者。2007年，打算落户静安区越洋广场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其决策者开始比较犹豫。因为按国家有关规定，银行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归上海市，对区财政来说是“零税收”。对照静安国际商务港“月亿楼”每个楼面的平均“产出”，摩根大通的“零税收”，至少会让静安区每年少收两三千万元。可是，得知摩根大通银行有意落户后，静安区领导却在第一时间走访了摩根大通银行的高层，真诚表示“热烈欢迎摩根大通银行的到来。”
“零税收”为何还照样受欢迎呢?静安区领导是这样向媒体解释的：摩根大通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涉及投资银行、金融交易处理、投资管理、商业金融服务、个人银行等领域，十分广泛。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静安的目标是打造成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高度集聚的区域，而摩根大通正是这些领域的高手，有着丰富的商业资源和运作经验。它的到来，还会引发同业跟风，并带动会计、审计、律师、咨询等专业服务业兴起。而作为一家总部型企业，光是每年召开的年会、董事会、投资说明会，就能为周边的餐饮、宾馆、会展业创造很多商机。
不出所料，摩根大通落户一年多以后，它的“长尾”效应开始不断显现：2009年12月，总投资9000万美元的摩根大通(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了，紧随其后，摩根大通证券代表处也迁驻静安，这两家分支机构的税收均落户在区内。伴随着业务拓展，摩根大通在越洋广场的办公需求也不断扩大，已从一个楼面扩展到了两个楼面。目前，越洋广场金融及专业服务业的比例高达72％。
有记者如此评价：不以税收论英雄，而是更看重落户企业在整个区域产业生态链中所起到的作用。静安区招商引资转方式，推动了区内金融与专业服务业比翼齐飞。除了外资法人银行，证券行业的国泰君安、光大证券等，基金行业的凯雷、磐石等，与金融相关的投资咨询行业的艾意凯、毕马威、贝恩、罗兰贝格等，入驻静安后业务都发展得红红火火。
这个故事意味着，跨国公司制造业重心西移对西部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十分有利的作用的。当跨国公司前来西部投资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就会带动国外的协作企业到西部进行投资，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小企业跟进的产业转移模式。有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又能吸引更多的相关产业来西部投资，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模式。
2005年，也就是“十五”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笔者曾写过一个专题报告——《假如外资淡出长三角》。当时，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区域还处在以政策优惠和行政区划为主体、“血拼”争夺外资(主要是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阶段，长三角区域也一度被“赞誉”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的福地”。2006年，这一恶性竞争态势还在继续。2007年，开始有知名跨国公司公开评估——必须把眼光放到长三角以外的区域，中国省份包括一些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注定会逐步消失，而成本控制、营销网络、战略伙伴是更重要的选项。
如今5年过去了，除了跨国公司依然是资金运作的主力外，国际投资市场的其他要素已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中，2008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素，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地区直接投资份额的大幅下降。就国内发展环境而言，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成本的不断攀高、能源价格和物流费用的快速增长，都直接影响到了金融危机结束后跨国公司对华战略的必然调整。而在“十一五”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结合我国经济调整结构、谋求转型的态势来分析跨国公司对华战略的新趋势，更是十分必要和富有价值的探索。
跨国公司投资关注点锁定西部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长期落后，拥有先进制造业便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伟大理想。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长江三角洲的两省一市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蓝图，处处都可见“生机勃勃”的景气。除在中心城市功能方面非上海莫属外，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是各方追求的共同目标。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维持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只靠长三角区域已有的基础是不够的。因而，吸引外来制造业的投资也是中国其他省份竞争的主要目标，有时为了亿元项目的投资，各方尤其是西部各省会展开激烈的竞争，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更广泛领域的省际合作。好在中央政府从全局高度，在肯定西部开发十周年的基调上，再次阐述了未来十年也就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西部开发战略，直接敲动了跨国公司的决策神经。
在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跨国公司可选择的理想中国投资区域无非是这样一些代表：天津滨海新区及其相邻的河北沿海地区；以沈阳和大连为支撑的辽宁投资带；以武汉为核心的京九线与长江黄金水道交汇区域；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倾斜的新疆；其他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各省份。
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报告，跨国公司的西进正迎来一波热潮。目前，包括惠普、英特尔、通用电气、马士基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将工厂向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转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还反映，2010年以来，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重要风向标，他们希望进一步关注西部、了解西部、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建设，共谋发展。近几个月来，西门子、富士、丰田、摩托罗拉、福特、日立、索尼、佳能、三菱商事、爱普生、艾默生等20多家跨国公司的负责人，高密度到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新疆等西部地区考察。
从制造业角度来看，无论如何众说纷纭，最关键的是由于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力工资、土地价格、厂房租金和公用开支等商务成本的上升，使得制造业投资的猛烈扩张期出现在2005-2007年这一区间。此后，跨国公司也曾考察过印度、越南、泰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也就是说，制造业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接着，对上海的直接投资也会出现调整。同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是市场的主体，而不是帮助我们发展的国际主义者。由于受到市场利益的硬约束，跨国公司必然在自己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成本的同时，也必然争取利润的最大化。因而，跨国公司在投资行动中是十分理性的，通常不会在某一区域选择重复投资同一产业。只是，印度、越南和泰国等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经过这几年的考察和试探，并不如大部分跨国公司愿景所期待的那样可以替代中国：如近年泰国的街头政治、印度的社会动荡和越南的低效率等问题都表露无疑。因此，投资者只能把目光继续转向中国。
那么，中国西部吸引跨国公司的优势在哪里呢?首先，快速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已成为历史；不仅成都和重庆之间的高速公路堪称亚洲样板，而且各省份、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之间已普遍实现高速公路化。其次，陆海联运形成架构，西部地区出海口问题已实质性地获得解决。如重庆经铁路直接与香港口岸实现货物出海、贵州和云南可以直接和广西沿海口岸取得联系、新疆直接与欧亚大陆桥挂钩等。第三，西部资源、能源潜力经国家层面的十年开发已形成市场优势，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和太阳能等新能源足以支撑西部外资企业的充分发展。第四，劳动力成本确实和东部地区相比有明显的控制性优势，且初级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体系比东部地区完善，这对制造业企业是绝对的“诱惑”。此外，西部地区干部的眼界十年来也越来越开阔、行政效率得以持续提高，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跨国公司投资重心向西部移动的个案
对跨国公司来说，宏观上是基于奥运会和世博会加深了其对中国社会和发展态势的了解；战略上，比较全球合作伙伴的选择，令人惊讶地发现中国的省级机构是效率最高的伙伴；微观上，除了劳动力成本要素外，还有汇率的变动使得制造业以及为制造业服务的相关产业必须寻找更合适的发展区间，西部就是首选。我们不妨看一下曾经多年位居全球企业500强之首的沃尔玛的有关变化。
沃尔玛的中国首席运营官罗世诚在2010年9月15日和笔者等人谈论了沃尔玛和中国之间如何合作的话题。他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深化合作的时机，现在全球目光在关注中国、关注上海，因为上海世博会。世博会的设计非常独特，我们看到政界、商界通力的合作，让世博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上海世博会也是一个证明，证明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
关于时间差别，罗世诚说，沃尔玛是进入中国的第一批零售商，1996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在中国南部的深圳建立卖场。目前，沃尔玛也在对西部地区进行深入考察；现在在中国103个城市已建立191个卖场，提供5万份的工作机会，其中中国西部城市的数量已拥有一定的比例。而市场是细分的，今后，其在深圳的高端品牌俱乐部也会进入上海。他还说：“坦率讲，我们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我们愿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很高兴能和中国政府在一些共同的愿景、共同重要的目标上进行合作。比如采购环保产品来为中国和全球的客户提供服务。另外，为中国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国西部省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进入国内和国外市 场，并且鼓励农业经济或者说农村经济的发展。”
中国西部目前还是亚洲主要的农业产区，尤其需要和市场对接。沃尔玛的策略是——和中国6万多个农村合作社进行合作，“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国的公司，而中国公司也是我们主要的供应商。我们在沃尔玛中国出售的产品当中，95％是本地采购的，95％当中其实有50％是当地购买、当地采购。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地区采购办公室，可以说，在哪开店就直接造福哪个地方的人。在我们的全球版图上，中国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采购市场。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出口不断增加，当然我是指像沃尔玛的出口，我们全球15％国家的沃尔玛都有来自中国的产品，我们在上海参加采购大会也是希望拓展在中国的采购。”
在农村经济和农业方面，沃尔玛对中国西部的发展是有直接推动意义的。其最大的项目就是农超(农村和超市)对接，就是直接从农村合作社进货，直接和53万的中国农民进行合作，直接从他们那里购买。沃尔玛希望在2011年末把数字增加到100万，让西部的农民直接生产沃尔玛所需要的农产品，有一定规模，让沃尔玛可以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这样一方面供应链可以更有效，另一方面可以做好质量控制；同时，对农民来讲可以赚钱，对沃尔玛来讲也可以获得本地生产的农产品。罗世诚还表示，“这同时也支持了中国政府的三农政策，现在我们开始考虑的一点就是用可持续的方法生产农产品，我们也需要和农民进行合作。这当然会让我们的消费者得到更便宜更新鲜的农产品，而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有这样一种信心，他们买的吃的东西更加安全和新鲜。所以对于沃尔玛来讲，我们的目标就是长期、互利地跟中国供应商进行合作，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帮助供应商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而且增加他们的生产效率，不仅满足中国内需，而且也满足我们全球沃尔玛大家族的需求。”
罗世诚很强调效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中国采购商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采购、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方面能够共享一些最佳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改善使得我们减少了成本，可以使顾客买到更便宜的产品。另外，我们环保方面也和客户合作，这些倡议非常重要，他们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提高效率，让我们的生产产能变得更大，最终能让客户拿到高价值和低价格的产品，这是多方共赢。在2008年时，我们都知道全球开始进入经济衰退，我们在不同国家和省份推出了一些项目，让原来做出口的制造商更好地满足国内客户的需求，这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而这也是沃尔玛和中国政府努力合作的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好的成果”。
关于与省份之间的合作，一大特点是以东部带动西部。最近，通过和本地政府的合作，沃尔玛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其他相关西部省份展开活动，主要是帮助出口大省对出口制造业进行转型，协助参加一些展销会等，满足内需。到2009年底，超过1000个供应商参加了沃尔玛的相关培训，其中有60个已把他们的产品放到了沃尔玛在中国的货架上。罗世诚最后声称： “我们特别高兴看到我们能和中国西部的制造商进行合作，共享经验，因为我们沃尔玛在中国要做长线不是做短线，我们要保证我们能服务所在的社区，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内需如果满足好，对沃尔玛很好，对中国也好，最重要的是对全球的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
跨国公司西进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据媒体报道，艾默生电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大东表示“作为世界500强的艾默生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并购，希望能迅速在西部地区找到并购目标，共同发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地区总经理崔格希望西部地区政府协助外资企业成长，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尽力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并保持与企业畅通的对话渠道。
然而，我们决不可理想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以及西部省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潮会长期持续。这意味着，选择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进一步发展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比如，以前的制造业引资大户苏州和无锡，曾每年都创造过辉煌的记录，但数字后面是互相消耗重要资源的记录。这对可持续发展来说，不一定是种健康的模式，几年后，负效应或其他代价会表现出来。从发展环境来说，推动经济、尊重资源的关键在于科技出现重大突破。但科技取得进步的道路十分艰难，就正在进行的制造业技术突破工程来说，主要的成果又有多少掌握在我们的企业手中呢?比如，长江三角洲各地的汽车制造有多少核心技术是我们独立开发的呢?如在上海，起初迅速占领市场的大众系列汽车已在竞争中不具备绝对优势，大量生产只能产生库存。所以，没有核心技术就没有市场，这绝对是真理。问题是，目前核心技术还是集中在通用、丰田等跨国公司手中。可以判断的是，如果我们在近几年里无法拥有核心技术，汽车制造业的投资必然外流。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西部省份同样要未雨绸缪。
有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对上海中心城区的新投资故事值得告诉读者。2007年，打算落户静安区越洋广场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其决策者开始比较犹豫。因为按国家有关规定，银行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归上海市，对区财政来说是“零税收”。对照静安国际商务港“月亿楼”每个楼面的平均“产出”，摩根大通的“零税收”，至少会让静安区每年少收两三千万元。可是，得知摩根大通银行有意落户后，静安区领导却在第一时间走访了摩根大通银行的高层，真诚表示“热烈欢迎摩根大通银行的到来。”
“零税收”为何还照样受欢迎呢?静安区领导是这样向媒体解释的：摩根大通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涉及投资银行、金融交易处理、投资管理、商业金融服务、个人银行等领域，十分广泛。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静安的目标是打造成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高度集聚的区域，而摩根大通正是这些领域的高手，有着丰富的商业资源和运作经验。它的到来，还会引发同业跟风，并带动会计、审计、律师、咨询等专业服务业兴起。而作为一家总部型企业，光是每年召开的年会、董事会、投资说明会，就能为周边的餐饮、宾馆、会展业创造很多商机。
不出所料，摩根大通落户一年多以后，它的“长尾”效应开始不断显现：2009年12月，总投资9000万美元的摩根大通(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了，紧随其后，摩根大通证券代表处也迁驻静安，这两家分支机构的税收均落户在区内。伴随着业务拓展，摩根大通在越洋广场的办公需求也不断扩大，已从一个楼面扩展到了两个楼面。目前，越洋广场金融及专业服务业的比例高达72％。
有记者如此评价：不以税收论英雄，而是更看重落户企业在整个区域产业生态链中所起到的作用。静安区招商引资转方式，推动了区内金融与专业服务业比翼齐飞。除了外资法人银行，证券行业的国泰君安、光大证券等，基金行业的凯雷、磐石等，与金融相关的投资咨询行业的艾意凯、毕马威、贝恩、罗兰贝格等，入驻静安后业务都发展得红红火火。
这个故事意味着，跨国公司制造业重心西移对西部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具有十分有利的作用的。当跨国公司前来西部投资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就会带动国外的协作企业到西部进行投资，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小企业跟进的产业转移模式。有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又能吸引更多的相关产业来西部投资，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