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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袖清,又名李毓华,系山西省文水县东城村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祖母早逝,父亲由祖父李梦兰抚养成人。祖父为了供父亲上学,与三祖父李万隆一边种地一边熬盐挣钱。少年时父亲很聪慧,学习十分认真,在文水县城上小学与高小时成绩名列前茅。1920年考入山西农业专科学校,1923年农专毕业后,被派到繁峙、雁门等县政府做管农业的科长,20多岁时,回到太原度量衡局工作。为了科学救国,父亲又到晋南临汾棉业改进所当所长,经常下乡指导农民植棉,还到河津、曲沃等县帮助农民改良土壤、治蚜虫等,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父亲的科学救国理想无法实现,便辞职回家务农。太原、文水相继失陷,父亲见到国民党阎锡山政府官兵溃败惨状,目睹了日军的残暴,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为实施“以华制华”阴谋,侵占了文水的日军在全县物色有名望的人出任伪县长,用高薪聘请父亲出任。父亲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不为敌人所利用,断然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到处缉捕父亲,此后父亲便到处躲藏。
1938年4月,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顾永田,闻知父亲的高风亮节,首先到东城村专门拜访,动员父亲参加抗日,父亲欣然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并任职于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因为父亲在全县知识界威望很高,随即动员文水全县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壮大了抗日队伍。父亲又到交城县八分区受训了一个月,被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为文水县水利局局长。
1940年1月,第八专员公署成立,顾永田被推举为第一任专员,八专署任命李生华为文水县长。李县长之父有病,又被日军追捕,李县长求父亲给予帮助。父亲将李县长之父安排到隐蔽的庙里,由我家提供饮食衣被,还雇人照料,使李县长能专心致志地把抗日工作搞好。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百团大战,文水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八路军总部下达的战役任务,领导全县人民与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取得很大胜利,父亲也配合百团大战,积极筹集物资给予支持。
百团大战后,文水抗战形势大好,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占全县的90%以上,日军只能退缩在县城。同年10月9日,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以《山西中路的模范县》为题作了长篇报道,表扬了文水县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模范县”的称誉激励了全县军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投降派和阎锡山顽固派对文水抗日根据地的仇视与加剧疯狂进攻。12月4日,日军动用晋西北全部兵力、调集晋西南部分兵力共2.5万余人,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文水首当其冲。敌人实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相结合的“总力战”,文水县进入抗战以来最艰苦残酷的时期。
父亲为了配合边区粉碎日军的“扫荡”与蚕食的部署,积极开展工作。每逢秋季,八路军武工队利用青纱帐,便于出入开展工作,他们经常来到东城村,找父亲研究如何开展抗日工作。武工队进村,有时为白天,大多数为傍晚。为了安全起见,父亲与武工队把开会地点选在村外高粱地里。父亲让二女儿岚珍用自行车把被褥秘密送到村外高粱地里,让参会同志有坐卧之处,父亲还让岚珍在路边站岗放哨,以防不测。到第二天中午雁珍做好饭,父亲让岚珍把饭送到高粱地里。这种情况在抗战期间坚持了好几年,直到父亲被日军逮捕为止。
1941年2月以后,全县平川地区被日军侵占,父亲在斗争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安危,把自己的家作为党在敌占区的交通站、转运站和供给部,想方设法接待好山上下来的同志。父亲还主持由八分区出资在信贤开布店,作为八路军的联络点和情报站。一次,八路军某部从山上下来攻打信贤据点,父亲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并且亲自作向导,还让只有十二三岁的岚珍赶大车为八路军送饭,有蒸馍、烙饼、麻花、豆腐干、咸菜、稀饭等大量食物,还有能解渴的葡萄,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行动,取得了全歼信贤敌据点之敌的胜利。当时县委书记郑文非常赞赏父亲的抗日热情与义举。
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的物资和资金十分匮乏。父亲通过内线关系到太原、太谷、祁县等地购置八分区所需物资,有布匹、油印机、油墨及一些生活所需食品,解决了八分区军政人员和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父亲为了解决边区资金匮乏,每逢秋天让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收水费和税费,收齐后集中到我家。我们全家人在黑夜将收回的银元整理打包。每10元一小包、每100元一大包,然后装到口袋里,次日黑夜装到大车上,用干草覆盖,由一位八路军老同志押送到交城山联络点,然后输送到八分区。康世恩当时为八分区专员,对父亲的工作非常赞赏。父亲还在本村开办商店“二和堂”,为八路军筹集资金。
父亲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水利局局长后改革了旧的水规,实行了上足下用、贫富均等的用水制度,并打堰挖渠兴修水利,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他政绩显著,忠心报国,1942年10月被选为晋西北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为了家人的安全,父亲分两次把母亲和5个孩子送到晋绥边区,让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被选为参议员后,得知山西农业专科学校的同学张稼夫正在晋绥边区工作,便写信联系,对方托父亲把他在老家的儿子张燕生送到边区他的身边。张在太原几次遇险都被父亲设法救出。张因资金缺乏生活困难给父亲写信求助,父亲每次都寄钱给予资助,帮他渡过难关。
1943年12月,由于太原日伪中央调查部情报员吕善卿告密,父亲不幸被捕,先被押到信贤,后又被押到文水县城日军笠原大队部。在被押送期间父亲曾暗示一伪村副与一伪村警说:“我是被捕了,没话可说,凡是我的朋友亲戚,以及认识的人,请他们不要为我担忧,放心吧,自己作事自己担,决不会害别人、害国家。”他希望把这话传出去,叫有关人员放心。敌人用棍子、皮鞭、灌冷水、灌煤油、灌辣椒水、吊打等各种刑罚,始终未从父亲口中得到半点儿抗战的秘密。敌人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来利诱,什么高官厚禄都动摇不了父亲的抗战决心。敌人软硬兼施都告失败,便于1944年1月17日杀害了父亲。父亲身上被扎了17刺刀,身上被打得紫一块红一块。殉难时他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打倒日本法西斯!”牺牲时年仅43岁。父亲牺牲后,《抗战日报》曾刊发题为《参议员李袖清先生壮烈殉国》的报道及长篇悼文《悼临难不屈壮烈殉国的参议员李袖清先生》。
1944年7月7日,晋绥边区各界在兴县举行纪念抗战7周年,追悼殉国烈士暨阅兵大会,被悼念的殉国烈士有边区参议员李袖清、张登城等19人,吕正操司令员、刘少白议长在大会上讲话,高度赞扬了殉国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
父亲没有听到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没有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然而,他的不朽业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父亲的科学救国理想无法实现,便辞职回家务农。太原、文水相继失陷,父亲见到国民党阎锡山政府官兵溃败惨状,目睹了日军的残暴,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为实施“以华制华”阴谋,侵占了文水的日军在全县物色有名望的人出任伪县长,用高薪聘请父亲出任。父亲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不为敌人所利用,断然拒绝。日军恼羞成怒,到处缉捕父亲,此后父亲便到处躲藏。
1938年4月,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顾永田,闻知父亲的高风亮节,首先到东城村专门拜访,动员父亲参加抗日,父亲欣然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并任职于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因为父亲在全县知识界威望很高,随即动员文水全县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壮大了抗日队伍。父亲又到交城县八分区受训了一个月,被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为文水县水利局局长。
1940年1月,第八专员公署成立,顾永田被推举为第一任专员,八专署任命李生华为文水县长。李县长之父有病,又被日军追捕,李县长求父亲给予帮助。父亲将李县长之父安排到隐蔽的庙里,由我家提供饮食衣被,还雇人照料,使李县长能专心致志地把抗日工作搞好。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百团大战,文水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八路军总部下达的战役任务,领导全县人民与地方武装积极配合,取得很大胜利,父亲也配合百团大战,积极筹集物资给予支持。
百团大战后,文水抗战形势大好,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占全县的90%以上,日军只能退缩在县城。同年10月9日,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以《山西中路的模范县》为题作了长篇报道,表扬了文水县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模范县”的称誉激励了全县军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投降派和阎锡山顽固派对文水抗日根据地的仇视与加剧疯狂进攻。12月4日,日军动用晋西北全部兵力、调集晋西南部分兵力共2.5万余人,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文水首当其冲。敌人实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相结合的“总力战”,文水县进入抗战以来最艰苦残酷的时期。
父亲为了配合边区粉碎日军的“扫荡”与蚕食的部署,积极开展工作。每逢秋季,八路军武工队利用青纱帐,便于出入开展工作,他们经常来到东城村,找父亲研究如何开展抗日工作。武工队进村,有时为白天,大多数为傍晚。为了安全起见,父亲与武工队把开会地点选在村外高粱地里。父亲让二女儿岚珍用自行车把被褥秘密送到村外高粱地里,让参会同志有坐卧之处,父亲还让岚珍在路边站岗放哨,以防不测。到第二天中午雁珍做好饭,父亲让岚珍把饭送到高粱地里。这种情况在抗战期间坚持了好几年,直到父亲被日军逮捕为止。
1941年2月以后,全县平川地区被日军侵占,父亲在斗争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安危,把自己的家作为党在敌占区的交通站、转运站和供给部,想方设法接待好山上下来的同志。父亲还主持由八分区出资在信贤开布店,作为八路军的联络点和情报站。一次,八路军某部从山上下来攻打信贤据点,父亲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并且亲自作向导,还让只有十二三岁的岚珍赶大车为八路军送饭,有蒸馍、烙饼、麻花、豆腐干、咸菜、稀饭等大量食物,还有能解渴的葡萄,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行动,取得了全歼信贤敌据点之敌的胜利。当时县委书记郑文非常赞赏父亲的抗日热情与义举。
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的物资和资金十分匮乏。父亲通过内线关系到太原、太谷、祁县等地购置八分区所需物资,有布匹、油印机、油墨及一些生活所需食品,解决了八分区军政人员和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父亲为了解决边区资金匮乏,每逢秋天让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收水费和税费,收齐后集中到我家。我们全家人在黑夜将收回的银元整理打包。每10元一小包、每100元一大包,然后装到口袋里,次日黑夜装到大车上,用干草覆盖,由一位八路军老同志押送到交城山联络点,然后输送到八分区。康世恩当时为八分区专员,对父亲的工作非常赞赏。父亲还在本村开办商店“二和堂”,为八路军筹集资金。
父亲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水利局局长后改革了旧的水规,实行了上足下用、贫富均等的用水制度,并打堰挖渠兴修水利,促进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他政绩显著,忠心报国,1942年10月被选为晋西北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为了家人的安全,父亲分两次把母亲和5个孩子送到晋绥边区,让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被选为参议员后,得知山西农业专科学校的同学张稼夫正在晋绥边区工作,便写信联系,对方托父亲把他在老家的儿子张燕生送到边区他的身边。张在太原几次遇险都被父亲设法救出。张因资金缺乏生活困难给父亲写信求助,父亲每次都寄钱给予资助,帮他渡过难关。
1943年12月,由于太原日伪中央调查部情报员吕善卿告密,父亲不幸被捕,先被押到信贤,后又被押到文水县城日军笠原大队部。在被押送期间父亲曾暗示一伪村副与一伪村警说:“我是被捕了,没话可说,凡是我的朋友亲戚,以及认识的人,请他们不要为我担忧,放心吧,自己作事自己担,决不会害别人、害国家。”他希望把这话传出去,叫有关人员放心。敌人用棍子、皮鞭、灌冷水、灌煤油、灌辣椒水、吊打等各种刑罚,始终未从父亲口中得到半点儿抗战的秘密。敌人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来利诱,什么高官厚禄都动摇不了父亲的抗战决心。敌人软硬兼施都告失败,便于1944年1月17日杀害了父亲。父亲身上被扎了17刺刀,身上被打得紫一块红一块。殉难时他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打倒日本法西斯!”牺牲时年仅43岁。父亲牺牲后,《抗战日报》曾刊发题为《参议员李袖清先生壮烈殉国》的报道及长篇悼文《悼临难不屈壮烈殉国的参议员李袖清先生》。
1944年7月7日,晋绥边区各界在兴县举行纪念抗战7周年,追悼殉国烈士暨阅兵大会,被悼念的殉国烈士有边区参议员李袖清、张登城等19人,吕正操司令员、刘少白议长在大会上讲话,高度赞扬了殉国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
父亲没有听到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没有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英勇地牺牲了。然而,他的不朽业绩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