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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化外交”是指政府或社会组织在与特定对象交往过程中所采取故意“虚化”自身与对方差异，从而获取对方认同、支持与合作的一种策略。延安时期，中共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以利中国战后和平民主团结光明前途的实现，在对美公共外交中就中共性质、中共与苏联关系等美国所担忧的问题以及中共对外交往中“民间政党”的角色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虚化”，从而获得了美在华中国通们的信任与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影响了华盛顿高层对中共认识的改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对美“虚化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对未来中美关系改善与发展产生了有利影响，而中共在“虚化外交”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诚恳、循序渐进，坚持原则，有理有节”方针也为新时期如何开展“虚化外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共；美国；自我虚化；虚化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公共关系外交（又称公共外交）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在公共关系外交中，“自我虚化”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政党等）为了拉近与对方关系而在交往宣传中故意虚化自身与对方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可以是自身性质、特点也可以是对某一问题的主张与看法等），从而获取对方理解、支持与合作的一种策略。笔者在此姑且称之为“虚性公共外交”或“虚化公共外交”（以下统一简称“虚化外交”）。
“虚化外交”不同于“虚伪外交”。“虚化外交”和“虚伪外交”虽然都有“虚”的成分，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虚伪外交”是以损人利已为其根本的，其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从而达到损害对方从中“渔一已之利”。如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假意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迷惑苏联。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故意与美国假“谈和”以为其攻击美太平洋舰队“打掩护”。“七·七”事变前，日本佐滕内阁搞的所谓对华“亲善外交”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而“虚化外交”则是以不损害对方利益为其底线的，其追求的目标是“双方互惠互利”，至少也是“利已不损他”。
“虚化外交”也不同于公共外交领域运用较为普遍的“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指将双方分歧暂搁一边，而在寻找双方共同点及其过程中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虚化外交”则将重点放在“化异”上，即 “化异趋同”甚至在某种情形下“化异为同”。而这种“化异”并非是改变自身原来的性质或特征或主张，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策略来运用的，这也是笔者将其冠之以“虚化外交”或“虚性外交”之缘由。
尽管“虚化外交”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现象，却从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是一个在外交活动中广泛存在而又被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对于当今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以及推进公共外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以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为例对此作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使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的开展
与一般外交活动中的“求同存异”相比，“虚化外交”的实施者往往有着更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目标意识，其着眼的问题往往是对于自身发展有着异乎寻常乃至关键的影响，以至实施者愿意在与对方交往中暂时隐藏起自已的旗帜，乃至暂时表面上放弃自身部分权益而为之。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对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虚化外交”活动也是与当时美国对战后中国前途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其时，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其反共行动也日甚一日。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可能挑起一场消灭中共的战争，从而使中国在八年抗战之后又陷入国共内战的火海之中。由于蒋介石政权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蒋介石要打内战还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因而争取美国对中共的支持对于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对外国记者谈话中指出：“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增长是能够起决定作用，国民党处在今天的位置，它必须重视美国。”①为了防止内战的发生，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前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开展了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外交活动。
“你所担忧的，正是我所要虚化的。”相较于公共外交中“求同存异”，“虚化外交”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也是对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自我虚化”也是围绕下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最为看重的几个问题而展开的。
（一）自我性质的“虚化”
二战时期，尽管由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由于受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怀有一种深深的警戒心理。这种情结自然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看法。在此情形下，在与美交往过程中，淡化政党性质，改变美国对中共原有认识对于拉近双方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中共在对美公共外交过程中有意识地“虚化”自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色彩，大力向美国宣传中共对“民主”“自由”“和平”“改良”的重视。毛泽东在与美国来华人士会谈中十分注重向美国阐明中共未来建设民主中国的政治主张，再三强调通过民主而不是采用暴力手段建设一个新中国。他对谢伟思说： “我们必须通过一个长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营阶段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我们将通过一个和平的，有计划的革命来避免暴力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无疑“美国的帮助将是十分必要的。”[1]216
中共领导人在对美强调中共自身“民主”“自由”政策同时，还以“民主”为旗帜要求美国敦促国民党进行改革。毛泽东在与美国官员谈话中强调：“国民党必须实行民主改革，并改组它的政府，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以容纳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1]219“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2]103
中共对自身共产主义政党性质的“虚化”在美国来华“中国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谢伟思、戴维斯等在参观了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后，对中共的看法也较从前有了很大变化。美驻华大使高斯看了谢伟思发来关于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林彪晤谈结果报告后这样评论道：据此报告有数点可注意，“毛泽东不想制造共产主义国、社会主义国”“毛泽东不与苏联或第三国际有关联”“毛等想与西方民主国家觅得谅解”[3]225而谢伟思本人在谈到中共“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时说：“毛泽东经常坚持的，建立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它正好符合我们说过的我们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1]221戴维斯在谈到中共性质时也称：“中国共产党是叛逆者……延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在黄土峭壁上凿出来的窑洞中过着俭朴生活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和先知信奉的是另一路神，是阶级调和和党派联合之神。”[4]174“中共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与其说是共产党，勿宁说是农业民主党”。[3]221 美国在华人士对中共上述“新认识”其实也正是中共对美“虚化外交”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有助于美国与中共关系的改善。事实上，美国在华中国通们关于中共上述新看法对华盛顿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罗斯福总统高级顾问霍普金斯看了谢伟思的报告后在写给总统的信中说“这是谢伟思先生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初步报告。谢伟思是国务院工作人员，他的观察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有些相当令人高兴的情况：“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2]101
（二）与苏联关系的“虚化”
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国民党的中国是亲美的”“共产党的中国是亲苏的”。 在罗斯福看来：“将来在与苏联任何冲突中，（国民党的）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即使英美间产生什么纠葛和麻烦“（国民党的）中国也会完全支持美国。”[5]381 也正因此，中共与苏联关系问题始终是美国政府的一块心病，罗斯福和他的决策者们在关注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同时，更关心中共对苏联的态度。1944年6月28日，林伯渠和董必武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称：“美国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和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日本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这就是“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6]337
由于上述原因，中共要取得美国支持，首先要打破美国以僵化意识形态处理中国国内问题的“困局”。为此，中共在对开展美公共外交过程中竭力“虚化”自身与苏联关系，强调美国与中共合作美好前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再向美国记者及观察组人员指出：中共绝非苏联附庸，中共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只限于与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美国是错误的。”[7]360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还强调：“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227
在对美公共外交中，中共关于自身与苏联关系的“虚化”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同时也体现在经济上。美国是一个金融寡头统治的社会，美国政府对于象中共这样一个有着很大发展潜力且已积蓄了相当实力的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后所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自然也是十分关注的。从这方面来说，中共战后经济政策必然会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与美国在华官员谈话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并强调“中美”经济合作要远胜于“中苏”合作。他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而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共同努力……”“俄国人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后）势必投入本国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的援助。”[2]104“中美战后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6]342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虚化”对美国在华人员显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谢伟思甚至断言：“从政治上讲，中共可能有过的向苏联的任何靠拢似乎都已成为过去。”[8]294随着对中共追随苏联担忧的大大降低以及受中共关于中美合作美好前景的作用，美国在华中国通乃至一些华盛顿高层人士甚至产生了“中国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的想法。1945年1月，美在华“中国通”文森特对美国国务卿说：“在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进步的民主制度的、具有合作精神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是能对远东的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的……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华盛顿随后告诉魏德迈将军“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4]188显然，文特森上述言论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华盛顿没有听取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而对华采取了“有限援蒋”政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对美“虚化外交”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美国高层决策者们对华政策的实施。
（三）自我角色的“虚化”
与传统政府外交不同，“公共外交”既非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也非国与国之间的民间外交，而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就一般情形而言，一国的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及利益集团）对他国公众公共外交的开展是不具备“政府外交”性质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是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的国家政府，对此，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时也是予以承认的。这种情形决定了中共在对外交往中只能处于“民间政党”地位。即中共与美国政府交往自身不具备“政府外交”的性质。然而，中共在对美公共外交开展过程中有意识虚化自身“民间外交”角色，实际上是将自身置于“政府外交”的地位。这从中共对美国政府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一事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43年底及1944年初，随着国民党豫湘桂战场大溃退，出于维持中国战场的需要，美国将目光转到了生气勃勃的中共抗日战场。 1944年二三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团以‘收集有关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7]360罗斯福此举使长期处于被包围、被孤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与美国政府交往的通道。毛泽东获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在《欢迎美国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中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国民党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6]335
1944年7月，由史迪威任顾问、包瑞德上校任组长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奉罗斯福之命前往延安。中共中央为此于8月18日向党内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该指示还强调要将中美友好合作当作一项长期政策加以考虑。[9]227同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马海德为顾问，黄华、凌青、柯柏年、陈家康为组员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关于该机构的性质，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说：我认为，1944年8月18日，中共官方外交机构建立，也就是现在外交部的雏形，应当把此时看作是我党外交工作的开始。② 中共自我角色由“民间”虚化为“政府”不仅体现在对美交往中，同时还体现在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上。就一般情形而言，社会组织（包括利益集团或政党）所进行的“公共外交”是现行政府对外公共关系活动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现行政府是合作或支持关系。然而，延安时期中共所进行的对美公共外交却是以打破美国对现行国民党政府幻想以使其自身获得美国政府和公众支持为目的的。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美国对蒋政权施加压力以促其民主改革时指出“蒋介石是顽固的，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流氓，要对付他必须了解这一点……对蒋介石你们只有坚持自已的条件，才能和他友好相处，一定要对他施加经常的强有力的一致的压力，使他屈服，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他。”[1]224
由“民间角色”虚化为“政府角色”，中共对美公共外交地位的这种“转化”大大提升了中共在美国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为自身发展赢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考虑中共及第三势力因素的影响。谢伟思在致美国政府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方面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2]117在另一份报告中，谢伟思还提出“美国应联合国民党中之自由派、共产党、其他党派及无政治色彩学者，改组中央政府。”[3]225而在某种程度上，陕甘宁边区还被一些来参观考察的外国官员、记者和国际友人视为“新中国的雏形”。除此而外，中共对美公共外交已初步显现出作为未来大国的外交风范，为新中国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毛泽东思想在外交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评价道：“在这个过程中（指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引者），毛主席和我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置得当，我们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国际影响也扩大了。”[6]362
二、关于“虚化外交”实施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相较于公共关系外交一般性策略相比，“虚化外交”在实施过程中有其更高的要求。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公共外交为我们如何进行“虚化外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究其要点，“虚化外交”的实施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把握。
（一）态度诚恳，事实求是
俗话说：“心诚则灵”。“虚化外交”是以改善与对方关系，获得对方支持为目的的，首先对对方要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此也是密不可分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前，对于如何“诚意接待”观察组一行，毛泽东也是相当重视，并进行了周密安排。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10]6822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会议还指出在接待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我方合作诚意：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当观察组来延安后，中共又于9月9日强调“放手与美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既定方针。[6]335据八路军总部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我方提供给美方的书面情报120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国军人）共102人，我方为此牺牲军民110余人。除此而外，我方还准许美方在中共部队辖区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事宜，并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之种种活动给予极大方便，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了解延安方面对美国友善态度。中共上述举措无疑为其对美“虚化外交”的实施作了很好的“情感铺垫”。 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综合在延安六星期之观察……认为中共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彼等之礼貌、思想习惯都较美国化。”[3]229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则赞扬“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并称“我感到这次与中共新生力量的合作任务重大，如果做得不好，这一生就完了”。[6]342
（二）循序渐进，戒骄戒躁
“虚化外交”所针对的对象往往与自身在思想观念或对某些问题主张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要克服这种差异，化解双方的隔阂，这就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不得半点急躁。毛泽东在对美公共外交中就非常注意这一点。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开展公共外交目的就是改善与美国关系，进而获得美国对中共的合作与支持。但毛泽东也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等人囿于其“将来在与苏联任何冲突中，（国民党的）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之错误认识对于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正统合法地位的高度重视。有鉴于此，中共在开展对美外交之初就十分策略，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共这一问题，只是要求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促使其进行民主改革。1944年8月23日，在与谢伟思的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向美国政府）提出承认（延安）这个问题。在正式意义上说，时机还不成熟……假如说国民党不实行改革，那时必须有美国政策的第二阶段。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11]289显然，毛泽东并没奢望美国在一夜间改变对中共的政策，他希望通过加强中共与美国的交往，增进美国对中共的了解，不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国共两党孰优孰劣的比较最终作出正确的选择。正是这种循序渐进，伸张有度的策略使得美国在华中国通们向华盛顿提出国民党政府向中共开放政权的主张。谢伟思在1944年6月一份报告中谈到如何扭转中国因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溃败所面临的军事危局时称：“只有使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份报告中，谢伟思甚至还预言“一个多党统一战线政府很可能形成。”[4]135戴维斯则在11月15日致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对于我们是最可取的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4]177 （三）坚持原则，有理有节
“虚化外交”采用的策略是“虚化”自身与对方的差异从而获取对方理解、支持与合作，并非真正放弃自已原则，同时又由于双方在过去有着巨大隔阂的影响，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因原则的问题而发生冲突。在此情形下，“虚化外交”所要求的不是放弃自已原则去迎合对方，而是坚持原则，与对方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在这方面，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美公共外交实施及其过程中的“危机处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延安时期，中共出于战后和平民主前途考虑希望美国改变单方面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并为此在与美交往中针对美国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我虚化”处理，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自我”。实际上，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中共始终把自已对美外交同时也视为中国对美外交。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绝不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外交性质。事实上，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善于与人合作。[6]338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对记者参观团讲话时说：“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已努力，单有国外的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的。”[10]679在接待外国人士时毛泽东在强调要实事求是时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到“对盟国人士的接待，应当既热情又节俭，必须防止对他冷眼看待，又要避免过于铺张。”[2]100正是本着上述原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美外交过程中，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拿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如起初美国提出将派往延安了解情况的组织称为“美军视察组”，这显然是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共（实际上是对待中国）。中共对此坚决反对，后经过多次交涉，美国方面才同意将“视察组”改为“美军观察组”。
再如1944年末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调解国共纷争，当11月7日赫尔利以调停人身份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关于国共谈判的草案，提出中共及其军队接受国民党政府统辖，并以此作为组成联合政府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是要中共向国民党“缴枪”，中共对此断然拒绝。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要他转告赫尔利“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6]361
中共在对美外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但同时还非常注重将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尽管毛泽东对赫尔利根据蒋介石之意一再要求中共“缴枪”极为不满，但并没有对美采取过激的态度，甚至关闭谈判的大门。他在重申中共的原则立场同时，对美外交仍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方法。毛泽东要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转告赫尔利，要其强调中共原则立场同时还要说明“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12]258当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讲话后，毛泽东决定发动舆论予以抨击，并亲自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双簧的破灭》《评赫尔利政策危险》等文章。但毛泽东此举是“为了发动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但不是要与美决裂，目的仍是为了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6]362除此而外，为了争取美国政府支持，毛泽东还曾试图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会谈。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交给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罗伊·克罗姆少校一封信，信中称：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平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美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前往华盛顿“以讨论美国和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细节问题，并提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13]140尽管这封信由于赫尔利阻挠没有到达罗斯福手中，但也正是这种坚持原则，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赢得了美国在华中国通们对赫尔利倒行逆施的强烈反感以及对延安的支持，即便在后来美国政府对中共政策逆转情形下，华盛顿内部及美国民间社会中仍有大量进步人士对中共抱有“好感”，为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很好的“人脉关系”。
通过上述对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公共外交双方存在巨大差异情形下，一方就对方所担忧的问题有意识采取“自我虚化”，以缩小或消除双方差异，对于改善双方关系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由于“虚化外交”策略着眼点不是“求同”而“存异”，而在于通过“自我虚化”达到“消异”效果，因而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态度诚恳、循序渐进，坚持原则，有理有节”。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对方对某些问题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但双方关系也必会因此发生较大改善。即便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关系一时出现“逆反”现象，但随着时间流逝，其深远的影响也必将会日益显现出来。诚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只要有真理，今天听不进，将来想起来，还可以起作用。”③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所产生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对此也作了最好的注解。
注释：
①《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第6页。
②周幼马著：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转引自《纵横》2010年第4期。
③钱其琛著：《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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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成亮（1964-），江苏常州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课题研究受到苏州科技学院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研基金资助。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共；美国；自我虚化；虚化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公共关系外交（又称公共外交）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在公共关系外交中，“自我虚化”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政党等）为了拉近与对方关系而在交往宣传中故意虚化自身与对方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可以是自身性质、特点也可以是对某一问题的主张与看法等），从而获取对方理解、支持与合作的一种策略。笔者在此姑且称之为“虚性公共外交”或“虚化公共外交”（以下统一简称“虚化外交”）。
“虚化外交”不同于“虚伪外交”。“虚化外交”和“虚伪外交”虽然都有“虚”的成分，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虚伪外交”是以损人利已为其根本的，其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从而达到损害对方从中“渔一已之利”。如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假意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迷惑苏联。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故意与美国假“谈和”以为其攻击美太平洋舰队“打掩护”。“七·七”事变前，日本佐滕内阁搞的所谓对华“亲善外交”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而“虚化外交”则是以不损害对方利益为其底线的，其追求的目标是“双方互惠互利”，至少也是“利已不损他”。
“虚化外交”也不同于公共外交领域运用较为普遍的“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指将双方分歧暂搁一边，而在寻找双方共同点及其过程中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虚化外交”则将重点放在“化异”上，即 “化异趋同”甚至在某种情形下“化异为同”。而这种“化异”并非是改变自身原来的性质或特征或主张，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策略来运用的，这也是笔者将其冠之以“虚化外交”或“虚性外交”之缘由。
尽管“虚化外交”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现象，却从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是一个在外交活动中广泛存在而又被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对于当今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以及推进公共外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以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为例对此作一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使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的开展
与一般外交活动中的“求同存异”相比，“虚化外交”的实施者往往有着更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目标意识，其着眼的问题往往是对于自身发展有着异乎寻常乃至关键的影响，以至实施者愿意在与对方交往中暂时隐藏起自已的旗帜，乃至暂时表面上放弃自身部分权益而为之。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对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虚化外交”活动也是与当时美国对战后中国前途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其时，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其反共行动也日甚一日。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可能挑起一场消灭中共的战争，从而使中国在八年抗战之后又陷入国共内战的火海之中。由于蒋介石政权对美国的高度依赖，蒋介石要打内战还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因而争取美国对中共的支持对于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对外国记者谈话中指出：“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增长是能够起决定作用，国民党处在今天的位置，它必须重视美国。”①为了防止内战的发生，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前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开展了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外交活动。
“你所担忧的，正是我所要虚化的。”相较于公共外交中“求同存异”，“虚化外交”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也是对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自我虚化”也是围绕下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最为看重的几个问题而展开的。
（一）自我性质的“虚化”
二战时期，尽管由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由于受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怀有一种深深的警戒心理。这种情结自然也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看法。在此情形下，在与美交往过程中，淡化政党性质，改变美国对中共原有认识对于拉近双方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中共在对美公共外交过程中有意识地“虚化”自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色彩，大力向美国宣传中共对“民主”“自由”“和平”“改良”的重视。毛泽东在与美国来华人士会谈中十分注重向美国阐明中共未来建设民主中国的政治主张，再三强调通过民主而不是采用暴力手段建设一个新中国。他对谢伟思说： “我们必须通过一个长期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营阶段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我们将通过一个和平的，有计划的革命来避免暴力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无疑“美国的帮助将是十分必要的。”[1]216
中共领导人在对美强调中共自身“民主”“自由”政策同时，还以“民主”为旗帜要求美国敦促国民党进行改革。毛泽东在与美国官员谈话中强调：“国民党必须实行民主改革，并改组它的政府，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以容纳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1]219“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2]103
中共对自身共产主义政党性质的“虚化”在美国来华“中国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谢伟思、戴维斯等在参观了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后，对中共的看法也较从前有了很大变化。美驻华大使高斯看了谢伟思发来关于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林彪晤谈结果报告后这样评论道：据此报告有数点可注意，“毛泽东不想制造共产主义国、社会主义国”“毛泽东不与苏联或第三国际有关联”“毛等想与西方民主国家觅得谅解”[3]225而谢伟思本人在谈到中共“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时说：“毛泽东经常坚持的，建立联合政府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事实上，它正好符合我们说过的我们正在设法达到的目标。”[1]221戴维斯在谈到中共性质时也称：“中国共产党是叛逆者……延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在黄土峭壁上凿出来的窑洞中过着俭朴生活的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和先知信奉的是另一路神，是阶级调和和党派联合之神。”[4]174“中共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与其说是共产党，勿宁说是农业民主党”。[3]221 美国在华人士对中共上述“新认识”其实也正是中共对美“虚化外交”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有助于美国与中共关系的改善。事实上，美国在华中国通们关于中共上述新看法对华盛顿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罗斯福总统高级顾问霍普金斯看了谢伟思的报告后在写给总统的信中说“这是谢伟思先生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初步报告。谢伟思是国务院工作人员，他的观察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有些相当令人高兴的情况：“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2]101
（二）与苏联关系的“虚化”
由于历史与现实条件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国民党的中国是亲美的”“共产党的中国是亲苏的”。 在罗斯福看来：“将来在与苏联任何冲突中，（国民党的）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即使英美间产生什么纠葛和麻烦“（国民党的）中国也会完全支持美国。”[5]381 也正因此，中共与苏联关系问题始终是美国政府的一块心病，罗斯福和他的决策者们在关注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同时，更关心中共对苏联的态度。1944年6月28日，林伯渠和董必武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称：“美国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和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日本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这就是“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6]337
由于上述原因，中共要取得美国支持，首先要打破美国以僵化意识形态处理中国国内问题的“困局”。为此，中共在对开展美公共外交过程中竭力“虚化”自身与苏联关系，强调美国与中共合作美好前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再向美国记者及观察组人员指出：中共绝非苏联附庸，中共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只限于与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美国是错误的。”[7]360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还强调：“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227
在对美公共外交中，中共关于自身与苏联关系的“虚化”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同时也体现在经济上。美国是一个金融寡头统治的社会，美国政府对于象中共这样一个有着很大发展潜力且已积蓄了相当实力的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后所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自然也是十分关注的。从这方面来说，中共战后经济政策必然会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与美国在华官员谈话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占了相当篇幅，并强调“中美”经济合作要远胜于“中苏”合作。他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而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共同努力……”“俄国人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后）势必投入本国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的援助。”[2]104“中美战后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6]342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虚化”对美国在华人员显然产生了重要影响，谢伟思甚至断言：“从政治上讲，中共可能有过的向苏联的任何靠拢似乎都已成为过去。”[8]294随着对中共追随苏联担忧的大大降低以及受中共关于中美合作美好前景的作用，美国在华中国通乃至一些华盛顿高层人士甚至产生了“中国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的想法。1945年1月，美在华“中国通”文森特对美国国务卿说：“在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进步的民主制度的、具有合作精神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是能对远东的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的……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华盛顿随后告诉魏德迈将军“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4]188显然，文特森上述言论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华盛顿没有听取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而对华采取了“有限援蒋”政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对美“虚化外交”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美国高层决策者们对华政策的实施。
（三）自我角色的“虚化”
与传统政府外交不同，“公共外交”既非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也非国与国之间的民间外交，而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就一般情形而言，一国的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及利益集团）对他国公众公共外交的开展是不具备“政府外交”性质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是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的国家政府，对此，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时也是予以承认的。这种情形决定了中共在对外交往中只能处于“民间政党”地位。即中共与美国政府交往自身不具备“政府外交”的性质。然而，中共在对美公共外交开展过程中有意识虚化自身“民间外交”角色，实际上是将自身置于“政府外交”的地位。这从中共对美国政府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一事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43年底及1944年初，随着国民党豫湘桂战场大溃退，出于维持中国战场的需要，美国将目光转到了生气勃勃的中共抗日战场。 1944年二三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观察团以‘收集有关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7]360罗斯福此举使长期处于被包围、被孤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与美国政府交往的通道。毛泽东获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在《欢迎美国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中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国民党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6]335
1944年7月，由史迪威任顾问、包瑞德上校任组长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奉罗斯福之命前往延安。中共中央为此于8月18日向党内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该指示还强调要将中美友好合作当作一项长期政策加以考虑。[9]227同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马海德为顾问，黄华、凌青、柯柏年、陈家康为组员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关于该机构的性质，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说：我认为，1944年8月18日，中共官方外交机构建立，也就是现在外交部的雏形，应当把此时看作是我党外交工作的开始。② 中共自我角色由“民间”虚化为“政府”不仅体现在对美交往中，同时还体现在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上。就一般情形而言，社会组织（包括利益集团或政党）所进行的“公共外交”是现行政府对外公共关系活动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现行政府是合作或支持关系。然而，延安时期中共所进行的对美公共外交却是以打破美国对现行国民党政府幻想以使其自身获得美国政府和公众支持为目的的。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中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美国对蒋政权施加压力以促其民主改革时指出“蒋介石是顽固的，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流氓，要对付他必须了解这一点……对蒋介石你们只有坚持自已的条件，才能和他友好相处，一定要对他施加经常的强有力的一致的压力，使他屈服，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他。”[1]224
由“民间角色”虚化为“政府角色”，中共对美公共外交地位的这种“转化”大大提升了中共在美国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为自身发展赢得了更大的政治空间。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考虑中共及第三势力因素的影响。谢伟思在致美国政府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方面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2]117在另一份报告中，谢伟思还提出“美国应联合国民党中之自由派、共产党、其他党派及无政治色彩学者，改组中央政府。”[3]225而在某种程度上，陕甘宁边区还被一些来参观考察的外国官员、记者和国际友人视为“新中国的雏形”。除此而外，中共对美公共外交已初步显现出作为未来大国的外交风范，为新中国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毛泽东思想在外交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评价道：“在这个过程中（指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引者），毛主席和我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置得当，我们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国际影响也扩大了。”[6]362
二、关于“虚化外交”实施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相较于公共关系外交一般性策略相比，“虚化外交”在实施过程中有其更高的要求。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公共外交为我们如何进行“虚化外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究其要点，“虚化外交”的实施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把握。
（一）态度诚恳，事实求是
俗话说：“心诚则灵”。“虚化外交”是以改善与对方关系，获得对方支持为目的的，首先对对方要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此也是密不可分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前，对于如何“诚意接待”观察组一行，毛泽东也是相当重视，并进行了周密安排。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10]6822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会议还指出在接待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我方合作诚意：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当观察组来延安后，中共又于9月9日强调“放手与美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既定方针。[6]335据八路军总部不完全统计：到战争结束时，我方提供给美方的书面情报120多份，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国军人）共102人，我方为此牺牲军民110余人。除此而外，我方还准许美方在中共部队辖区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事宜，并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之种种活动给予极大方便，使他们尽可能多地了解延安方面对美国友善态度。中共上述举措无疑为其对美“虚化外交”的实施作了很好的“情感铺垫”。 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综合在延安六星期之观察……认为中共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彼等之礼貌、思想习惯都较美国化。”[3]229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则赞扬“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并称“我感到这次与中共新生力量的合作任务重大，如果做得不好，这一生就完了”。[6]342
（二）循序渐进，戒骄戒躁
“虚化外交”所针对的对象往往与自身在思想观念或对某些问题主张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要克服这种差异，化解双方的隔阂，这就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不得半点急躁。毛泽东在对美公共外交中就非常注意这一点。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开展公共外交目的就是改善与美国关系，进而获得美国对中共的合作与支持。但毛泽东也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等人囿于其“将来在与苏联任何冲突中，（国民党的）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之错误认识对于维持国民党在中国的正统合法地位的高度重视。有鉴于此，中共在开展对美外交之初就十分策略，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共这一问题，只是要求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以促使其进行民主改革。1944年8月23日，在与谢伟思的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向美国政府）提出承认（延安）这个问题。在正式意义上说，时机还不成熟……假如说国民党不实行改革，那时必须有美国政策的第二阶段。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11]289显然，毛泽东并没奢望美国在一夜间改变对中共的政策，他希望通过加强中共与美国的交往，增进美国对中共的了解，不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国共两党孰优孰劣的比较最终作出正确的选择。正是这种循序渐进，伸张有度的策略使得美国在华中国通们向华盛顿提出国民党政府向中共开放政权的主张。谢伟思在1944年6月一份报告中谈到如何扭转中国因国民党豫湘桂战役大溃败所面临的军事危局时称：“只有使中国国内加速民主政治改革，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份报告中，谢伟思甚至还预言“一个多党统一战线政府很可能形成。”[4]135戴维斯则在11月15日致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对于我们是最可取的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4]177 （三）坚持原则，有理有节
“虚化外交”采用的策略是“虚化”自身与对方的差异从而获取对方理解、支持与合作，并非真正放弃自已原则，同时又由于双方在过去有着巨大隔阂的影响，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因原则的问题而发生冲突。在此情形下，“虚化外交”所要求的不是放弃自已原则去迎合对方，而是坚持原则，与对方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在这方面，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美公共外交实施及其过程中的“危机处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延安时期，中共出于战后和平民主前途考虑希望美国改变单方面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并为此在与美交往中针对美国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自我虚化”处理，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自我”。实际上，在与美国的交往中，中共始终把自已对美外交同时也视为中国对美外交。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绝不让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外交性质。事实上，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善于与人合作。[6]338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对记者参观团讲话时说：“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已努力，单有国外的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的。”[10]679在接待外国人士时毛泽东在强调要实事求是时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到“对盟国人士的接待，应当既热情又节俭，必须防止对他冷眼看待，又要避免过于铺张。”[2]100正是本着上述原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美外交过程中，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拿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如起初美国提出将派往延安了解情况的组织称为“美军视察组”，这显然是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共（实际上是对待中国）。中共对此坚决反对，后经过多次交涉，美国方面才同意将“视察组”改为“美军观察组”。
再如1944年末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调解国共纷争，当11月7日赫尔利以调停人身份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关于国共谈判的草案，提出中共及其军队接受国民党政府统辖，并以此作为组成联合政府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是要中共向国民党“缴枪”，中共对此断然拒绝。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要他转告赫尔利“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6]361
中共在对美外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但同时还非常注重将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尽管毛泽东对赫尔利根据蒋介石之意一再要求中共“缴枪”极为不满，但并没有对美采取过激的态度，甚至关闭谈判的大门。他在重申中共的原则立场同时，对美外交仍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方法。毛泽东要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转告赫尔利，要其强调中共原则立场同时还要说明“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12]258当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讲话后，毛泽东决定发动舆论予以抨击，并亲自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双簧的破灭》《评赫尔利政策危险》等文章。但毛泽东此举是“为了发动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但不是要与美决裂，目的仍是为了迫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6]362除此而外，为了争取美国政府支持，毛泽东还曾试图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会谈。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交给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罗伊·克罗姆少校一封信，信中称：中共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平民和官员陈述和解释中美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前往华盛顿“以讨论美国和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细节问题，并提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13]140尽管这封信由于赫尔利阻挠没有到达罗斯福手中，但也正是这种坚持原则，有理有节的斗争策略赢得了美国在华中国通们对赫尔利倒行逆施的强烈反感以及对延安的支持，即便在后来美国政府对中共政策逆转情形下，华盛顿内部及美国民间社会中仍有大量进步人士对中共抱有“好感”，为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很好的“人脉关系”。
通过上述对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公共外交双方存在巨大差异情形下，一方就对方所担忧的问题有意识采取“自我虚化”，以缩小或消除双方差异，对于改善双方关系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由于“虚化外交”策略着眼点不是“求同”而“存异”，而在于通过“自我虚化”达到“消异”效果，因而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态度诚恳、循序渐进，坚持原则，有理有节”。只要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对方对某些问题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但双方关系也必会因此发生较大改善。即便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关系一时出现“逆反”现象，但随着时间流逝，其深远的影响也必将会日益显现出来。诚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只要有真理，今天听不进，将来想起来，还可以起作用。”③延安时期中共对美“虚化外交”所产生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对此也作了最好的注解。
注释：
①《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第6页。
②周幼马著：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转引自《纵横》2010年第4期。
③钱其琛著：《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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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成亮（1964-），江苏常州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课题研究受到苏州科技学院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研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