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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认为，文学能够培育人们畅想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锻造出充满人性的社会评判标准，进而构建出一个诗性和正义并存的人类社会。[1]应该说，儿童文学尤其如此。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甚至被称为英国国宝级童书女王的伊妮德·布莱顿，其作品集《疯狂侦探团》讲述了英伦地区兄妹四人和一只忠犬组成儿童侦探团并开启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侦探冒险之旅的故事。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的第一辑的第七册，《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则是带领儿童读者们解开废弃火车隧道中的幽灵火车之谜，而这个过程，关乎责任与正义、自由与勇敢、合作与成长。
一、游戏精神：儿童成长的现实吁请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这一文学样式主要是面向少年儿童的，其具有相对浓厚的幻想主义色彩，充溢着彰显其本色的游戏精神，即便是创作于上世纪的《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也不例外。儿童文学作家擅长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笔法讲述新奇怪诞的故事情节，“‘热闹型’儿童文学作品”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它特指运用极度夸张和大胆的想象，将幻想与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这类儿童文学作品的特质首先体现在孩童群像的塑造上。其次，创作者通常会站在儿童的角度来构建故事，把儿童的愿想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极具幽默性的故事情节，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热闹的故事气氛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此，儿童在传统意义上被禁锢的叛逆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宣泄。
在《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伊妮德·布莱顿在继续塑造大哥哥朱利安、弟弟迪克、妹妹安妮、表妹乔治四个人物之外，还创设了农场主安德鲁斯先生的继子乔克这一人物，总共五个儿童人物形象，构造出一幅儿童群像。这五个孩子有着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他们敢于想象、敢于作为，热衷于寻奇探险，尽情地享受着儿童应该享受的权益。他们摆脱了现实生活对其提出的诸多要求，充分而自在地挥洒童年的快乐与自由。当孩子们迎来假期，准备出门露营探险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兴奋感：“安妮说，‘唉，我真希望星期二快点到来。我厌倦了等待。’”[2]“汽车渐渐驶远，孩子们朝着大人们拼命地挥手道别：‘再见！再见——！万岁！我们终于出发啦！’”[3]“‘我们露营的第一夜，’安妮快乐地想着，‘我不要睡觉。我要躺下看星星，闻石南的芳香。’”[4]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儿童生活的自由、快乐及对之的浓烈向往，也同样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儿童群体生活的热闹氛围。
作品中的五个孩子远离父母，外出露营历险。当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在夜半时分废弃的火车隧道会突然驶出一列老旧的火车并且顷刻间又消失在空气中时，毫无疑问地，他们不会放弃这珍贵又惊险刺激的探险机会。孩子们在大哥哥朱利安的带领下，一次次在深夜偷偷前往废弃隧道，期望挖掘出幽灵火车的秘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危险，从受到农场主安德鲁斯先生的强烈反对到在废弃隧道中被安德鲁斯先生及其农场护工逮捕并关押在幽灵火车的“秘密基地”里，当机智的孩子们找到逃生路线但却在将要成功出逃之际，不幸被安德鲁斯一行人发现，又再次被抓回黑暗隧道中……为了找寻到幽灵火车午夜出现的真相，这五个孩子历经艰难险阻。整个故事既离奇刺激，又生动饱满。整体而言，幽灵火车探险故事的构建充分体现出了儿童游戏的快乐与自由特质，这也恰好因应了儿童身心成长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游戏在其本质上和生活密不可分。游戏起源于人类生活，尤其是儿童生活。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因生理、心理发展的不成熟、不完整而自然地获得了比成人更多的闲暇和精力，这也是社会为孩子参与、享受游戏创设出来的生态空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儿童都是人类游戏活动的主体。但不难发现，游戏之所以会成为儿童的基本活动，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儿童自身成长的需要。本质上，它与儿童的生活具有高度衔接性，也具有同一性。正如马斯洛将成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一样，以儿童为本位来考察，游戏则是儿童生命原动力的表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指出，游戏是无意识欲望和情感的暴露，具有宣泄作用，能促使儿童摆脱焦虑，补偿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各种愿望，帮助儿童消除消极情绪。[5]基于此，儿童内在的对自由天性的向往和对游戏的渴望，也理应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得以显扬。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要有教育性，更要有从“教育的管制”中跳脱出来，因应儿童生命发展所必需的“游戏性”需要。
显然，伊妮德·布莱顿笔下所塑造的热爱自由、天真活泼、敢于反叛、善于创新的儿童侦探团的人物群像，以及所构建的儿童们独立探险的故事情节，都极致地流露出她对儿童心理的认同，对儿童个性与游戏精神的弘扬。在《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里，夸张、怪诞、智慧、勇敢等掺杂为一体，游戏式的对话里闪烁着儿童的灵性思维和无边的想象，探险游戏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延伸也使得作品中朱利安、乔治等孩子的话语更具张力和感染力。这种关注和书写儿童游戏精神、保护和激发儿童快乐心理的文学作品，必然助益现实世界中的孩子们的成长；换句话说，这类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生产，其实也是儿童成长现实的一种基本需要、一种深情的诗性召唤。
二、伦理选择：自然天性与社会道德诉求的自洽性
文学伦理学认为，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6]兽性因子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动物本能，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天性。它既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和“自我”，同样也包含了人尤其是儿童的自然天性。而人性因子则是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和生命体验的丰富而逐渐形成的伦理意识，它包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其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是否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理性。以此而言，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在漫长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是需要加以约束、规范、修正和引导的。如是，方可完成相应的伦理选择并获得成熟的伦理意识。
在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正确的伦理选择和灵魂的高贵书写是重要的質素——审美、历史与道德是文学的根本性构成。而这看似形而上，实则指向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作者向我们展现了饱含自然天性的儿童在面临未知的危险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当朱利安一行无意中发现废弃的调车场与守调车场的老人木腿山姆的古怪之时，他们做出了价值选择，即不畏艰险，勇敢追求真理，寻找幽灵火车夜间出没的真相。小说中的朱利安、迪克、乔治、安妮和乔克，他们虽然年仅十一二岁，正处于价值观初步建构的年龄阶段，但面对火车隧道及幽灵火车可能是黑市走私窝点这一可能性的猜测，他们无所畏惧地选择冒着风险进入隧道，一探究竟。在历经一番探险之后，事实也正如这几个孩子所预料的——“天哪，都是黑市上的东西，看这儿，成箱的茶叶，成箱的威士忌，成箱的白兰地，很多很多箱好东西，谁知道那些其他箱子是什么！这真是个黑市窝点！”“多狡猾的阴谋，用一个完全合法的小农场做掩护，让黑市的人遍布整个农场，然后他们等到夜里，把东西送到调车场，再装上火车，接着从这道门去到荒原，去卡车那里把他们送走，运到黑市上贩卖！”——幽灵火车其实就是黑市走私物品的藏身之处。接下来，孩子们毫不犹豫地继续探索，祈求查清来龙去脉，直到鲁夫先生带来警察，抓走犯罪分子，故事才画上了句号。害怕、恐惧、紧张、忐忑，这些在危难之时所产生的情绪并没有泯灭孩子们心中的人性之光，饱满的热情、充沛的善良、坚定的道义如浩瀚星空中的光亮耀眼迷人，最终驱逐了他们心中的阴郁情绪，使得其从现实处境出发，相对顺畅地战胜自我，超越现实的苦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场主安德鲁斯的继子乔克——同时，他也是儿童侦探团的好朋友——在发现继父参与黑市集团走私活动的秘密后，尽管内心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但最终选择与侦探团合力，将继父安德鲁斯等人绳之以法。这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在自身的情感利益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发生冲突时所作出的应有的伦理选择。就这一点而言，这群勇敢机智的孩子已经超越了“本我”和“自我”，其内心品格逐渐趋于理性，遵从生命的理性召唤。
卢梭认为，儿童时期就是理性和伦理意识的休眠期。[7]儿童这一群体，其内心深处生来就埋有一颗理性与真善美的种子。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唤醒这颗种子，实现其低阶位的集体无意识的有效祛除和生命庸常的颇具针对性的突围。显然，在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儿童群像，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已逐渐褪去，呈现出来的是向善、向美的美好品质。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儿童的自然天性与社会伦理诉求之间的自洽性的集中、完满体现。这种在文本中隐含着的却又实质性存在的道德智慧在儿童读者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必将发挥出重要的“净化”和引领作用，为其深层次而又充分地提供社会化和伦理意识培养的知识与经验，促成和增进其理性精神、伦理品性、正义价值取向的丰富与发展。
三、探险主题：娱乐治愈功能与道德教化价值
在根本意义上说，以探险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成人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儿童与成人、社会的冲突实际上是当下儿童心理危机的折射，兼具娱乐和教化功能。《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所呈现出来的儿童侦探团寻奇历险、合作共赢、悲喜交织的情节也具有这样的价值。
在当下社会里，现实世界的儿童往往生活在规训和“监视”之中，“包裹式”“溺爱式”的教养方式使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成人的介入和控制，难以真正独立、自由地表达自我，主体性很难得到保障和确证。在这种情况之下，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所生成的自身意愿很容易与成人的意志产生冲突。受现实原则的压抑，自身意愿得不到满足的儿童，其内心积攒的负面的阴郁情绪无处释放，心理问题就很容易产生。在儿童文学研究活动中，我们完全可以认识到的是，将儿童无意识、非理性的情绪以艺术化、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探险故事恰好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情感宣泄的路径，生动而惊险的故事使其在阅读的过程中迸发出强烈的“代入”感，从第三人称跳转为第一人称视角，从而真实地感受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离奇故事。在这之中，探险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娱乐治愈功能是相当鲜明和突显的。当然，其价值功能并不局限于此，也不应局限于此。
《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在朱利安、迪克、乔克、乔治和安妮战胜令人惧怕的幽灵火车，发现惊人的黑市交易秘密时，作为读者的儿童也会充分地想象着自己与小伙伴探险并找出真相的情景。当然，作品中直接的言语对话则更能激发儿童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认知，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文学审美活动之中，以身体之，以情感之，以心悟之，更好地进入丰富的文学世界。例如：“他（乔克）激动地说，‘那一定会是一次精彩的冒险，我一生中从未冒过险，哪怕是连一次小冒险也没有。’”“‘我们倒是冒险过很多次，真正的冒险，超棒的经历。’迪克说，‘我们进过地牢，在洞穴里迷失过，找到过秘密通道……数不胜数！’”伊妮德·布莱顿没有把儿童当作是需要规训的客体，反而选择了以儿童为主体，任其驰骋在广阔的想象世界里，肆意地张扬其自由的天性。由此，儿童读者们被压抑的情绪也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宣泄，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困境也可望随之得以化解，获得更多的精神快感。这其实也正是孩子们情绪释放和自身无意识得到调整的过程。除此之外，作品中以大哥哥朱利安为代表的儿童侦探团一次次与恶劣古怪的安德鲁斯、木腿山姆进行对抗，并凭借自身力量找出废弃调车场的秘密，帮助警察捣毁黑市窝点……这些行为都隐喻性地给予儿童读者信心，使其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转而对生命成长充满期待，儿童的自信品质也由此得以提升。
尚处于道德伦理意识萌芽阶段的儿童，其理性品质不够突出，思维具有较大的直觉性和冲动性，因此，探险故事在带领孩子们酣畅地享受刺激与快感的同时，也应悄然地对其进行道德教化。安德鲁斯先生被抓捕、幽灵火车并不是幽灵等等，这些都会有利于儿童读者形成关于社会、人生、世界的趋于理性、成熟的认知。故事中的正面人物的塑造可以激发孩子们的道德认同，形成最基本的伦理认知和道德准则，进而驱动其因自觉地认同故事中所传递的道德观念而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相应的价值选择。作品中的五个孩子通力共进、一同探索奥秘的合作性行为也会增强儿童读者的人际交往意识和协同能力，为其进一步融入社会做好相应的准备。
于此而言，在凸显娱乐治愈功能的价值表象之外，诸如《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这种以探险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向孩子传递道德认知、培养伦理意识与矫正其道德行为的重要艺术样式；相应地，阅读此类儿童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一种对孩子进行道德教化和引导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教育的价值守望
童年是人类生命状态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童真、童趣具有时间的延伸性，可以持续于人的一生。儿童文学品质的建构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多向互动的过程，是儿童读者、儿童文学创作者以及儿童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等相互沟通、选择的结果。以此而言，儿童文学创作者应“置身于”儿童生活的现场，基于其成长的真实情形包括困境，以相对成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來书写其苦与乐、情感与心智，成为替儿童表达心声和抒发自我的一个有效的介入者、生产者。而作为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教师、家长在选择儿童的阅读文本时，要努力掌握好艺术真实和现实生活真实二者间的平衡，帮助儿童挖掘出在娱乐身心的表层功用之下，以探险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所蕴藏的丰盈生命个体内在精神的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助推孩子领悟生命成长的真谛，实现“本我”与“自我”的突围，破除荫蔽，充盈精神，厚植德性，守望正义，循光而行，学以成人。
注释：
[1][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2][3][4][英]伊妮德·布莱顿：《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孙小雯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7页，第9页，第19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5]李娟娟：《打开游戏之门——西方儿童文学意义的转变对童书出版的启示》，《中国出版》，2011年第15期，第34页。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0页。
[7][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彭正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游戏精神：儿童成长的现实吁请
顾名思义，儿童文学这一文学样式主要是面向少年儿童的，其具有相对浓厚的幻想主义色彩，充溢着彰显其本色的游戏精神，即便是创作于上世纪的《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也不例外。儿童文学作家擅长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笔法讲述新奇怪诞的故事情节，“‘热闹型’儿童文学作品”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它特指运用极度夸张和大胆的想象，将幻想与现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这类儿童文学作品的特质首先体现在孩童群像的塑造上。其次，创作者通常会站在儿童的角度来构建故事，把儿童的愿想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极具幽默性的故事情节，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热闹的故事气氛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此，儿童在传统意义上被禁锢的叛逆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宣泄。
在《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伊妮德·布莱顿在继续塑造大哥哥朱利安、弟弟迪克、妹妹安妮、表妹乔治四个人物之外，还创设了农场主安德鲁斯先生的继子乔克这一人物，总共五个儿童人物形象，构造出一幅儿童群像。这五个孩子有着独立的人格与思想，他们敢于想象、敢于作为，热衷于寻奇探险，尽情地享受着儿童应该享受的权益。他们摆脱了现实生活对其提出的诸多要求，充分而自在地挥洒童年的快乐与自由。当孩子们迎来假期，准备出门露营探险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兴奋感：“安妮说，‘唉，我真希望星期二快点到来。我厌倦了等待。’”[2]“汽车渐渐驶远，孩子们朝着大人们拼命地挥手道别：‘再见！再见——！万岁！我们终于出发啦！’”[3]“‘我们露营的第一夜，’安妮快乐地想着，‘我不要睡觉。我要躺下看星星，闻石南的芳香。’”[4]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儿童生活的自由、快乐及对之的浓烈向往，也同样能够切实地感受到儿童群体生活的热闹氛围。
作品中的五个孩子远离父母，外出露营历险。当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在夜半时分废弃的火车隧道会突然驶出一列老旧的火车并且顷刻间又消失在空气中时，毫无疑问地，他们不会放弃这珍贵又惊险刺激的探险机会。孩子们在大哥哥朱利安的带领下，一次次在深夜偷偷前往废弃隧道，期望挖掘出幽灵火车的秘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危险，从受到农场主安德鲁斯先生的强烈反对到在废弃隧道中被安德鲁斯先生及其农场护工逮捕并关押在幽灵火车的“秘密基地”里，当机智的孩子们找到逃生路线但却在将要成功出逃之际，不幸被安德鲁斯一行人发现，又再次被抓回黑暗隧道中……为了找寻到幽灵火车午夜出现的真相，这五个孩子历经艰难险阻。整个故事既离奇刺激，又生动饱满。整体而言，幽灵火车探险故事的构建充分体现出了儿童游戏的快乐与自由特质，这也恰好因应了儿童身心成长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游戏在其本质上和生活密不可分。游戏起源于人类生活，尤其是儿童生活。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因生理、心理发展的不成熟、不完整而自然地获得了比成人更多的闲暇和精力，这也是社会为孩子参与、享受游戏创设出来的生态空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儿童都是人类游戏活动的主体。但不难发现，游戏之所以会成为儿童的基本活动，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儿童自身成长的需要。本质上，它与儿童的生活具有高度衔接性，也具有同一性。正如马斯洛将成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一样，以儿童为本位来考察，游戏则是儿童生命原动力的表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指出，游戏是无意识欲望和情感的暴露，具有宣泄作用，能促使儿童摆脱焦虑，补偿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各种愿望，帮助儿童消除消极情绪。[5]基于此，儿童内在的对自由天性的向往和对游戏的渴望，也理应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得以显扬。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要有教育性，更要有从“教育的管制”中跳脱出来，因应儿童生命发展所必需的“游戏性”需要。
显然，伊妮德·布莱顿笔下所塑造的热爱自由、天真活泼、敢于反叛、善于创新的儿童侦探团的人物群像，以及所构建的儿童们独立探险的故事情节，都极致地流露出她对儿童心理的认同，对儿童个性与游戏精神的弘扬。在《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里，夸张、怪诞、智慧、勇敢等掺杂为一体，游戏式的对话里闪烁着儿童的灵性思维和无边的想象，探险游戏空间与时间的无限延伸也使得作品中朱利安、乔治等孩子的话语更具张力和感染力。这种关注和书写儿童游戏精神、保护和激发儿童快乐心理的文学作品，必然助益现实世界中的孩子们的成长；换句话说，这类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生产，其实也是儿童成长现实的一种基本需要、一种深情的诗性召唤。
二、伦理选择：自然天性与社会道德诉求的自洽性
文学伦理学认为，人作为个体的存在，等同于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因此身上也就同时存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6]兽性因子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动物本能，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天性。它既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和“自我”，同样也包含了人尤其是儿童的自然天性。而人性因子则是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和生命体验的丰富而逐渐形成的伦理意识，它包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其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是否具有明辨是非善恶的理性。以此而言，儿童与生俱来的天性在漫长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是需要加以约束、规范、修正和引导的。如是，方可完成相应的伦理选择并获得成熟的伦理意识。
在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正确的伦理选择和灵魂的高贵书写是重要的質素——审美、历史与道德是文学的根本性构成。而这看似形而上，实则指向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作者向我们展现了饱含自然天性的儿童在面临未知的危险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当朱利安一行无意中发现废弃的调车场与守调车场的老人木腿山姆的古怪之时，他们做出了价值选择，即不畏艰险，勇敢追求真理，寻找幽灵火车夜间出没的真相。小说中的朱利安、迪克、乔治、安妮和乔克，他们虽然年仅十一二岁，正处于价值观初步建构的年龄阶段，但面对火车隧道及幽灵火车可能是黑市走私窝点这一可能性的猜测，他们无所畏惧地选择冒着风险进入隧道，一探究竟。在历经一番探险之后，事实也正如这几个孩子所预料的——“天哪，都是黑市上的东西，看这儿，成箱的茶叶，成箱的威士忌，成箱的白兰地，很多很多箱好东西，谁知道那些其他箱子是什么！这真是个黑市窝点！”“多狡猾的阴谋，用一个完全合法的小农场做掩护，让黑市的人遍布整个农场，然后他们等到夜里，把东西送到调车场，再装上火车，接着从这道门去到荒原，去卡车那里把他们送走，运到黑市上贩卖！”——幽灵火车其实就是黑市走私物品的藏身之处。接下来，孩子们毫不犹豫地继续探索，祈求查清来龙去脉，直到鲁夫先生带来警察，抓走犯罪分子，故事才画上了句号。害怕、恐惧、紧张、忐忑，这些在危难之时所产生的情绪并没有泯灭孩子们心中的人性之光，饱满的热情、充沛的善良、坚定的道义如浩瀚星空中的光亮耀眼迷人，最终驱逐了他们心中的阴郁情绪，使得其从现实处境出发，相对顺畅地战胜自我，超越现实的苦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场主安德鲁斯的继子乔克——同时，他也是儿童侦探团的好朋友——在发现继父参与黑市集团走私活动的秘密后，尽管内心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但最终选择与侦探团合力，将继父安德鲁斯等人绳之以法。这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在自身的情感利益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发生冲突时所作出的应有的伦理选择。就这一点而言，这群勇敢机智的孩子已经超越了“本我”和“自我”，其内心品格逐渐趋于理性，遵从生命的理性召唤。
卢梭认为，儿童时期就是理性和伦理意识的休眠期。[7]儿童这一群体，其内心深处生来就埋有一颗理性与真善美的种子。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唤醒这颗种子，实现其低阶位的集体无意识的有效祛除和生命庸常的颇具针对性的突围。显然，在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儿童群像，他们身上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已逐渐褪去，呈现出来的是向善、向美的美好品质。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儿童的自然天性与社会伦理诉求之间的自洽性的集中、完满体现。这种在文本中隐含着的却又实质性存在的道德智慧在儿童读者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必将发挥出重要的“净化”和引领作用，为其深层次而又充分地提供社会化和伦理意识培养的知识与经验，促成和增进其理性精神、伦理品性、正义价值取向的丰富与发展。
三、探险主题：娱乐治愈功能与道德教化价值
在根本意义上说，以探险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成人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儿童与成人、社会的冲突实际上是当下儿童心理危机的折射，兼具娱乐和教化功能。《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所呈现出来的儿童侦探团寻奇历险、合作共赢、悲喜交织的情节也具有这样的价值。
在当下社会里，现实世界的儿童往往生活在规训和“监视”之中，“包裹式”“溺爱式”的教养方式使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成人的介入和控制，难以真正独立、自由地表达自我，主体性很难得到保障和确证。在这种情况之下，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所生成的自身意愿很容易与成人的意志产生冲突。受现实原则的压抑，自身意愿得不到满足的儿童，其内心积攒的负面的阴郁情绪无处释放，心理问题就很容易产生。在儿童文学研究活动中，我们完全可以认识到的是，将儿童无意识、非理性的情绪以艺术化、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探险故事恰好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情感宣泄的路径，生动而惊险的故事使其在阅读的过程中迸发出强烈的“代入”感，从第三人称跳转为第一人称视角，从而真实地感受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离奇故事。在这之中，探险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娱乐治愈功能是相当鲜明和突显的。当然，其价值功能并不局限于此，也不应局限于此。
《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中，在朱利安、迪克、乔克、乔治和安妮战胜令人惧怕的幽灵火车，发现惊人的黑市交易秘密时，作为读者的儿童也会充分地想象着自己与小伙伴探险并找出真相的情景。当然，作品中直接的言语对话则更能激发儿童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认知，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文学审美活动之中，以身体之，以情感之，以心悟之，更好地进入丰富的文学世界。例如：“他（乔克）激动地说，‘那一定会是一次精彩的冒险，我一生中从未冒过险，哪怕是连一次小冒险也没有。’”“‘我们倒是冒险过很多次，真正的冒险，超棒的经历。’迪克说，‘我们进过地牢，在洞穴里迷失过，找到过秘密通道……数不胜数！’”伊妮德·布莱顿没有把儿童当作是需要规训的客体，反而选择了以儿童为主体，任其驰骋在广阔的想象世界里，肆意地张扬其自由的天性。由此，儿童读者们被压抑的情绪也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宣泄，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生存困境也可望随之得以化解，获得更多的精神快感。这其实也正是孩子们情绪释放和自身无意识得到调整的过程。除此之外，作品中以大哥哥朱利安为代表的儿童侦探团一次次与恶劣古怪的安德鲁斯、木腿山姆进行对抗，并凭借自身力量找出废弃调车场的秘密，帮助警察捣毁黑市窝点……这些行为都隐喻性地给予儿童读者信心，使其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转而对生命成长充满期待，儿童的自信品质也由此得以提升。
尚处于道德伦理意识萌芽阶段的儿童，其理性品质不够突出，思维具有较大的直觉性和冲动性，因此，探险故事在带领孩子们酣畅地享受刺激与快感的同时，也应悄然地对其进行道德教化。安德鲁斯先生被抓捕、幽灵火车并不是幽灵等等，这些都会有利于儿童读者形成关于社会、人生、世界的趋于理性、成熟的认知。故事中的正面人物的塑造可以激发孩子们的道德认同，形成最基本的伦理认知和道德准则，进而驱动其因自觉地认同故事中所传递的道德观念而在现实生活中作出相应的价值选择。作品中的五个孩子通力共进、一同探索奥秘的合作性行为也会增强儿童读者的人际交往意识和协同能力，为其进一步融入社会做好相应的准备。
于此而言，在凸显娱乐治愈功能的价值表象之外，诸如《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这种以探险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更是向孩子传递道德认知、培养伦理意识与矫正其道德行为的重要艺术样式；相应地，阅读此类儿童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一种对孩子进行道德教化和引导的重要途径。
四、结语：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教育的价值守望
童年是人类生命状态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阶段，童真、童趣具有时间的延伸性，可以持续于人的一生。儿童文学品质的建构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多向互动的过程，是儿童读者、儿童文学创作者以及儿童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等相互沟通、选择的结果。以此而言，儿童文学创作者应“置身于”儿童生活的现场，基于其成长的真实情形包括困境，以相对成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來书写其苦与乐、情感与心智，成为替儿童表达心声和抒发自我的一个有效的介入者、生产者。而作为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教师、家长在选择儿童的阅读文本时，要努力掌握好艺术真实和现实生活真实二者间的平衡，帮助儿童挖掘出在娱乐身心的表层功用之下，以探险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所蕴藏的丰盈生命个体内在精神的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助推孩子领悟生命成长的真谛，实现“本我”与“自我”的突围，破除荫蔽，充盈精神，厚植德性，守望正义，循光而行，学以成人。
注释：
[1][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2][3][4][英]伊妮德·布莱顿：《疯狂侦探团·幽灵火车》，孙小雯译，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7页，第9页，第19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5]李娟娟：《打开游戏之门——西方儿童文学意义的转变对童书出版的启示》，《中国出版》，2011年第15期，第34页。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0页。
[7][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彭正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