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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了一个多月后，黄云凌最终去了福州市汽车南站，摆起了地摊。
他是厦门大学的管理学博士，毕业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从开始求职时的信心满满，到现在摆地摊，黄云凌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田地。
“最讽刺的是，我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保障，如今自己却沦为弱势群体。”他说。
这一切，都因为命运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先天性脊柱侧弯”，俗称“驼背”。黄云凌身高刚到1米5，头部前驼，且因身材过于瘦小而显得全身比例不协调。
从出生至今，黄云凌已经与身上背负的这个“伙伴”抗争了27年。
他曾经相信知识能够帮助自己对抗命运的不公，一度因为考上博士而希望大增，可是求职过程中接二连三的遭拒，还是让他感到现实的冰冷。
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
摆摊
2013年11月21日，福州的初冬，中午气温接近二十度，不太冷，长袖衫外面套件夹克就行。从借住的姐姐家到福州汽车南站要一个多小时。黄云凌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书包，里面有从淘宝上200多块进来的“民族风情”挂饰。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一个多小时里，黄云凌一直忐忑不安，他是个“自尊心很強”、“脸皮很薄”的人，在公众场合摆摊以诉说自己的不幸，还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眼光。
中午12点，黄云凌到了汽车南站，发现附近的人行道上已有好些小摊贩，卖化妆品、卖书、卖工艺品的。
他观察了两天，早就踩好了点。有个卖字画的大爷，摊子大，吸引人。在大爷旁边，黄云凌铺开一份报纸，摆上小挂件，开张了。
不一会儿，“驼背”青年黄云凌和摆在“摊位”上的博士毕业证书，就引来围观。揣着名校博士文凭竟然找不到工作，就因为形象？
最早跟他搭话的还是身边那位大爷。大爷是地质队退休的，退休工资很高，闲来无事，摆摊卖画纯属娱乐。“他最先跟我拉家常，说这个社会不公平，要让一个博士出来摆摊什么的。”
一个福州市第六医院的阿姨虽然没买东西，却对着黄云凌说了很多：年轻人不错啊，蛮聪明的，是个人才啊。社会不公平，要努力，不要放弃啊。李嘉诚当年也是白手起家。有空去第六医院急诊科找阿姨啊……
有人打了报社的热线电话，不过还没有等到记者来，城管来了。
前两天“考察”现场时，黄云凌曾亲耳听到城管对小贩们喊：快走，不然弄死你！当时他心里一阵“恶心”。通过打听，他专门挑了个吉日来，这天应该不会遭遇城管。谁知“上头要检查”，城管突然袭击。
黄云凌离开时是下午2点，可就是2个小时的摆摊经历，让黄云凌成了新闻人物。
回姐姐家不久，黄云凌就接到了当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厦大博士摆摊被城管劝离，因残疾求职屡碰壁”的新闻登上报端，传遍网络。黄云凌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几天之后，姐姐才从网络得知“摆摊”的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当面提过。多年来，对黄云凌因身体原因造成的尴尬保持“若无其事”是家人的默契。
“去摆摊他肯定难过，说了怕影响他心情。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总比做出极端行为强。”黄云凌姐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而黄云凌最害怕的，是同学的反应。
“上新闻”之后，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人吗？”很多人回忆在哪里见过黄云凌，有人则感慨他“学社会保障却自己沦为弱势群体”。
黄云凌没有刷微博，他害怕正面迎接议论。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同学主动发来的短信，包括并不熟悉的同学，都是鼓励他。一个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特地发来信息，称他“敢站出来说话，很强悍，很勇敢”。他说，这些多少抚慰了自己几天以来的焦虑和“羞耻”感。
与他做博士同学三年、关系交好的张坚，得知这条“新闻”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打电话两天没人接，又在黄的QQ上留言，张坚担心黄云凌会出什么事。
张坚原本是一所高校的老师，毕业后回到了原单位。三年前，他考入厦大读在职博士时，黄云凌正好从本校硕士直升博士，两人成了同学。
在已经结婚生子的张坚眼里，1986年出生的黄云凌是个单纯的“小弟弟”：“他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想像，对未来充满理想。我已经是社会人了嘛，比较愤青，经常说些体制没救了这样的消极话，他反而会鼓励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破灭
黄云凌最怕的是让同学看不起。
他一度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况，又让他止不住联想起试图埋葬的记忆：初中时，身边同学用语言和肢体嘲弄他，使他一度厌学；班主任出于“关心”，在全班同学面前多次将他叫出教室，嘱咐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要好好学习；做早操时，全校师生都要到齐，即使不能做那些动作，他也必须站在那里。
“诺大的操场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丢在岸上的鱼。”黄云凌说。
他不想去学校。母亲劝他：“你不去读书将来干嘛呢？”
大三时，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考研，并为了体检过关而开始长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坚持了七年。
考上厦大研究生的黄云凌，成为他们那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学里的“榜样”。
他读到博士，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那个。邻居夸他时，他看见了父母亲脸上的自豪。
博士期间，他成功申请到去荷兰公费留学的机会，对方教授对他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因为当年有别的事务，邀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第二年就错过奖学金了，加之黄云凌没有预测到自己毕业后会遭遇“失业”，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现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当初争取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自己的命运或许会从此改写。 “在西方国家，像‘霍金’那样重度残疾的人依然能够成为学术领域的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厦门读书期间，放假时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而他也能从学术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他也畅想过，自己有了事业基础后，要谈个恋爱，拥有一段真正“平等”的感情，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他打算毕业的时候，让全家都来厦门，一起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邻居会“算命”，曾给他看过面相，说他“前额饱满、五官端正”，“将来一定是有作为的人”。
然而好运却像突然被扼断一样，他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歧视
求职之初，黄云凌也是信心满满，气定神闲。
2012年年底，毕业半年前，黄云凌递出第一份简历，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广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岗位。十几分钟的面试之后，没有结果。当时他因为博士尚未毕业，并没有很在意。
之后又投了福州一所师范类大学和泉州一所大学。前者的系主任对黄云凌的简历和研究计划非常满意，两人电话谈得“八九不离十”。
接下来的面试，却第一次让黄云凌遭到打击。
面试当天，黄云凌和另一位博士同学一道前往。结果，见到黄云凌本人后，校方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弯。
面试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同学在试讲时，校方领导态度很热情。而当黄云凌站上台试讲时，台下的人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没有人认真听”。
试讲原是20分钟，在黄云凌回答某老师提问时，院长突然打断了他：“快点吧，多余的话不用讲了。”
面试后校方请两人吃饭，院长和行政人员热情地向同学介绍员工宿舍如何如何，附中附小以后孩子上学很方便云云。黄云凌完全被晾在一边。他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内心煎熬着，但他必须保持形象，不能太情绪化，只能在尴尬中坚持到饭局结束。
回家路上，黄云凌给那位对自己还比较欣赏的系主任发短信询问，系主任发来投票结果：7：2：1。其中7票是弃权票。2票反对，1票赞成。
这次失败让黄云凌清醒地意识到，身体残疾必将成为他求职的障碍。之后，黄云凌决定“调整策略”：除了高校，也投科研机构；除了发达地区，也投西南部地区；除了较好的学校，也投二三流学校。
黄云凌连续向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二十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投出简历。不少单位对他表示出兴趣，但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都以“专业不对口”、“编制问题”等各种理由回绝，或者是没有了消息，无限“拖延”。
广东一所高校院长在给他的回信中坦承道：“说实话，对于高校来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应该纳入应聘程序，不应该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有时超越于个人的意愿……估计你来，即使通过我们面试，学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
另外一个学校院长的答复则更为直接：“我们要是招了你，别人还以为我们招不到别人了。”
《中国周刊》记者联系到广东某高校院长，该院长默认了黄云凌遭拒的事实：“现在学校进人条件的确越来越严格。许多高校，聘用教师需要国外留学经历、或本科是所谓211高校。”
“这也是一种变相歧视。”该院长说。
黄云凌也应聘过家乡社保局的选调生，通过了“体检”和省委组织部面试，但仍因种种原因未能通过接下来的地方面试，有人道出实情：选调生以后当领导要上台讲话，“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长跑
在厦大，黄云凌曾经重建了自己，不仅获得了“人类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历”，也逐渐训练自己达到超越个人不幸的“境界”。
在海滩沿着海岸线夜跑是他最美好的记忆之一。30分钟左右，5公里，海风拂面，海水深沉。“跑到两三公里时，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冥思’状态，所有的想法都排空了，那时候会非常快乐。”
六月的毕业季，火红的凤凰花正开得灿烂，黄云凌则没这个心情欣赏。直到畢业，尽管求职屡屡受挫，他也没有在同学面前表现出强烈的消极。
在一位和黄云凌硕博同学六年的广东同学眼里，黄云凌自始至终都显得很“乐观”。“经常看到他形单影只的身影穿梭在自习室和图书馆中。”而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黄云凌在电脑前写文章、工作时的背影。
“那个背影比一般人都要缩小，因而显得与周围环境不太协调，而黄云凌打字要比其他人困难一些，那个背影显得格外努力，格外让人感动。”
这位“广东同学”毕业后留在了厦大，成为这届博士里“走得最好”的。
在很多同学眼里，黄云凌是最专注于学术的一个，没有太多杂念。博士期间，他参与导师多项课题，并申请和主持了一个省社科以及一个博士创新项目。他的导师徐延辉说，“一般来说，博士只要发表两篇论文即可毕业，他发表了五篇论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上均可查询到。我们完全按照正常程序培养，毕业时他已经达到了博士的学术训练要求。”
黄云凌的几位博士同学对他的一致印象是“上进”、“自信”，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学，英语也不错，还经常帮同学看文章、提思路，“科研能力在我们这届博士里可以排在前列。”大家从没想过黄云凌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都以为，中国有这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像他这样的人才肯定会有地方可去。”“没想到连他‘看不上’的单位都拒绝了他。”
黄云凌的亲戚朋友也“动了能动的关系”，想帮帮他，但最终多卡在“形象”上。进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似乎越来越遥远。
拖延和无尽的等待，消耗着黄云凌的信心和自尊。家人和黄云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爸妈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还让我考虑去中小学教书，他们觉得我可能要求太高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而另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表哥也对他表示，让他这样的人进体制，大学领导也有难处，老师台风重要等等，建议他采取“寻求同情”、放低身段的策略……
这些都让他感到更为孤独。
“摆摊”之后，在媒体关注下，黄云凌的确收到了很多企业的邀约，内容涉及“教育培训、美容整形、医疗器械、食品行业”，还有提出“现教”雕刻的。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企业，希望他去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等比较专业对口的工作。
他想再等一等研究所和大学的面试结果，虽然已经等了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决定转投企业。
这半年来，黄云凌反思自己的确乱了“阵脚”，连跑步也中断了，“面对逆境举重若轻的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他喜欢从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受诸神惩罚把巨石推上山顶，石头重复滚下，西西弗反复拼劲全力推上去，反抗荒谬的命运。这个让他流泪的故事也让他一直在思考：到底谁才是神，谁又是西西弗？
27年前以令人遗憾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爷爷做主将他抱在怀里“一视同仁”地疼爱。在那个将不想要的孩子遗弃在街边的时代，黄云凌能活下来“已经很幸福了”。而他则不得不面对与自己背负的“伙伴”抗争一生的命运。
他是厦门大学的管理学博士，毕业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从开始求职时的信心满满，到现在摆地摊，黄云凌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田地。
“最讽刺的是，我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保障，如今自己却沦为弱势群体。”他说。
这一切，都因为命运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先天性脊柱侧弯”，俗称“驼背”。黄云凌身高刚到1米5，头部前驼，且因身材过于瘦小而显得全身比例不协调。
从出生至今，黄云凌已经与身上背负的这个“伙伴”抗争了27年。
他曾经相信知识能够帮助自己对抗命运的不公，一度因为考上博士而希望大增，可是求职过程中接二连三的遭拒，还是让他感到现实的冰冷。
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
摆摊
2013年11月21日，福州的初冬，中午气温接近二十度，不太冷，长袖衫外面套件夹克就行。从借住的姐姐家到福州汽车南站要一个多小时。黄云凌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书包，里面有从淘宝上200多块进来的“民族风情”挂饰。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一个多小时里，黄云凌一直忐忑不安，他是个“自尊心很強”、“脸皮很薄”的人，在公众场合摆摊以诉说自己的不幸，还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眼光。
中午12点，黄云凌到了汽车南站，发现附近的人行道上已有好些小摊贩，卖化妆品、卖书、卖工艺品的。
他观察了两天，早就踩好了点。有个卖字画的大爷，摊子大，吸引人。在大爷旁边，黄云凌铺开一份报纸，摆上小挂件，开张了。
不一会儿，“驼背”青年黄云凌和摆在“摊位”上的博士毕业证书，就引来围观。揣着名校博士文凭竟然找不到工作，就因为形象？
最早跟他搭话的还是身边那位大爷。大爷是地质队退休的，退休工资很高，闲来无事，摆摊卖画纯属娱乐。“他最先跟我拉家常，说这个社会不公平，要让一个博士出来摆摊什么的。”
一个福州市第六医院的阿姨虽然没买东西，却对着黄云凌说了很多：年轻人不错啊，蛮聪明的，是个人才啊。社会不公平，要努力，不要放弃啊。李嘉诚当年也是白手起家。有空去第六医院急诊科找阿姨啊……
有人打了报社的热线电话，不过还没有等到记者来，城管来了。
前两天“考察”现场时，黄云凌曾亲耳听到城管对小贩们喊：快走，不然弄死你！当时他心里一阵“恶心”。通过打听，他专门挑了个吉日来，这天应该不会遭遇城管。谁知“上头要检查”，城管突然袭击。
黄云凌离开时是下午2点，可就是2个小时的摆摊经历，让黄云凌成了新闻人物。
回姐姐家不久，黄云凌就接到了当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厦大博士摆摊被城管劝离，因残疾求职屡碰壁”的新闻登上报端，传遍网络。黄云凌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几天之后，姐姐才从网络得知“摆摊”的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当面提过。多年来，对黄云凌因身体原因造成的尴尬保持“若无其事”是家人的默契。
“去摆摊他肯定难过，说了怕影响他心情。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总比做出极端行为强。”黄云凌姐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而黄云凌最害怕的，是同学的反应。
“上新闻”之后，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人吗？”很多人回忆在哪里见过黄云凌，有人则感慨他“学社会保障却自己沦为弱势群体”。
黄云凌没有刷微博，他害怕正面迎接议论。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同学主动发来的短信，包括并不熟悉的同学，都是鼓励他。一个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特地发来信息，称他“敢站出来说话，很强悍，很勇敢”。他说，这些多少抚慰了自己几天以来的焦虑和“羞耻”感。
与他做博士同学三年、关系交好的张坚，得知这条“新闻”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打电话两天没人接，又在黄的QQ上留言，张坚担心黄云凌会出什么事。
张坚原本是一所高校的老师，毕业后回到了原单位。三年前，他考入厦大读在职博士时，黄云凌正好从本校硕士直升博士，两人成了同学。
在已经结婚生子的张坚眼里，1986年出生的黄云凌是个单纯的“小弟弟”：“他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想像，对未来充满理想。我已经是社会人了嘛，比较愤青，经常说些体制没救了这样的消极话，他反而会鼓励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破灭
黄云凌最怕的是让同学看不起。
他一度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况，又让他止不住联想起试图埋葬的记忆：初中时，身边同学用语言和肢体嘲弄他，使他一度厌学；班主任出于“关心”，在全班同学面前多次将他叫出教室，嘱咐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要好好学习；做早操时，全校师生都要到齐，即使不能做那些动作，他也必须站在那里。
“诺大的操场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丢在岸上的鱼。”黄云凌说。
他不想去学校。母亲劝他：“你不去读书将来干嘛呢？”
大三时，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考研，并为了体检过关而开始长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坚持了七年。
考上厦大研究生的黄云凌，成为他们那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学里的“榜样”。
他读到博士，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那个。邻居夸他时，他看见了父母亲脸上的自豪。
博士期间，他成功申请到去荷兰公费留学的机会，对方教授对他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因为当年有别的事务，邀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第二年就错过奖学金了，加之黄云凌没有预测到自己毕业后会遭遇“失业”，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现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当初争取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自己的命运或许会从此改写。 “在西方国家，像‘霍金’那样重度残疾的人依然能够成为学术领域的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厦门读书期间，放假时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而他也能从学术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他也畅想过，自己有了事业基础后，要谈个恋爱，拥有一段真正“平等”的感情，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他打算毕业的时候，让全家都来厦门，一起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邻居会“算命”，曾给他看过面相，说他“前额饱满、五官端正”，“将来一定是有作为的人”。
然而好运却像突然被扼断一样，他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歧视
求职之初，黄云凌也是信心满满，气定神闲。
2012年年底，毕业半年前，黄云凌递出第一份简历，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广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岗位。十几分钟的面试之后，没有结果。当时他因为博士尚未毕业，并没有很在意。
之后又投了福州一所师范类大学和泉州一所大学。前者的系主任对黄云凌的简历和研究计划非常满意，两人电话谈得“八九不离十”。
接下来的面试，却第一次让黄云凌遭到打击。
面试当天，黄云凌和另一位博士同学一道前往。结果，见到黄云凌本人后，校方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弯。
面试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同学在试讲时，校方领导态度很热情。而当黄云凌站上台试讲时，台下的人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没有人认真听”。
试讲原是20分钟，在黄云凌回答某老师提问时，院长突然打断了他：“快点吧，多余的话不用讲了。”
面试后校方请两人吃饭，院长和行政人员热情地向同学介绍员工宿舍如何如何，附中附小以后孩子上学很方便云云。黄云凌完全被晾在一边。他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内心煎熬着，但他必须保持形象，不能太情绪化，只能在尴尬中坚持到饭局结束。
回家路上，黄云凌给那位对自己还比较欣赏的系主任发短信询问，系主任发来投票结果：7：2：1。其中7票是弃权票。2票反对，1票赞成。
这次失败让黄云凌清醒地意识到，身体残疾必将成为他求职的障碍。之后，黄云凌决定“调整策略”：除了高校，也投科研机构；除了发达地区，也投西南部地区；除了较好的学校，也投二三流学校。
黄云凌连续向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二十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投出简历。不少单位对他表示出兴趣，但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都以“专业不对口”、“编制问题”等各种理由回绝，或者是没有了消息，无限“拖延”。
广东一所高校院长在给他的回信中坦承道：“说实话，对于高校来说，只要是人才，我们就应该纳入应聘程序，不应该有任何歧视和偏见。但作为机构和组织的运作，有时超越于个人的意愿……估计你来，即使通过我们面试，学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
另外一个学校院长的答复则更为直接：“我们要是招了你，别人还以为我们招不到别人了。”
《中国周刊》记者联系到广东某高校院长，该院长默认了黄云凌遭拒的事实：“现在学校进人条件的确越来越严格。许多高校，聘用教师需要国外留学经历、或本科是所谓211高校。”
“这也是一种变相歧视。”该院长说。
黄云凌也应聘过家乡社保局的选调生，通过了“体检”和省委组织部面试，但仍因种种原因未能通过接下来的地方面试，有人道出实情：选调生以后当领导要上台讲话，“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长跑
在厦大，黄云凌曾经重建了自己，不仅获得了“人类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历”，也逐渐训练自己达到超越个人不幸的“境界”。
在海滩沿着海岸线夜跑是他最美好的记忆之一。30分钟左右，5公里，海风拂面，海水深沉。“跑到两三公里时，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冥思’状态，所有的想法都排空了，那时候会非常快乐。”
六月的毕业季，火红的凤凰花正开得灿烂，黄云凌则没这个心情欣赏。直到畢业，尽管求职屡屡受挫，他也没有在同学面前表现出强烈的消极。
在一位和黄云凌硕博同学六年的广东同学眼里，黄云凌自始至终都显得很“乐观”。“经常看到他形单影只的身影穿梭在自习室和图书馆中。”而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黄云凌在电脑前写文章、工作时的背影。
“那个背影比一般人都要缩小，因而显得与周围环境不太协调，而黄云凌打字要比其他人困难一些，那个背影显得格外努力，格外让人感动。”
这位“广东同学”毕业后留在了厦大，成为这届博士里“走得最好”的。
在很多同学眼里，黄云凌是最专注于学术的一个，没有太多杂念。博士期间，他参与导师多项课题，并申请和主持了一个省社科以及一个博士创新项目。他的导师徐延辉说，“一般来说，博士只要发表两篇论文即可毕业，他发表了五篇论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库（CSSCI）上均可查询到。我们完全按照正常程序培养，毕业时他已经达到了博士的学术训练要求。”
黄云凌的几位博士同学对他的一致印象是“上进”、“自信”，擅长定量分析和统计学，英语也不错，还经常帮同学看文章、提思路，“科研能力在我们这届博士里可以排在前列。”大家从没想过黄云凌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我们都以为，中国有这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像他这样的人才肯定会有地方可去。”“没想到连他‘看不上’的单位都拒绝了他。”
黄云凌的亲戚朋友也“动了能动的关系”，想帮帮他，但最终多卡在“形象”上。进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似乎越来越遥远。
拖延和无尽的等待，消耗着黄云凌的信心和自尊。家人和黄云凌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爸妈每天都打电话来催，还让我考虑去中小学教书，他们觉得我可能要求太高了。我的压力越来越大，父母培养我这么多年，我不想让他们难过。”而另一位在大学任教的表哥也对他表示，让他这样的人进体制，大学领导也有难处，老师台风重要等等，建议他采取“寻求同情”、放低身段的策略……
这些都让他感到更为孤独。
“摆摊”之后，在媒体关注下，黄云凌的确收到了很多企业的邀约，内容涉及“教育培训、美容整形、医疗器械、食品行业”，还有提出“现教”雕刻的。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企业，希望他去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等比较专业对口的工作。
他想再等一等研究所和大学的面试结果，虽然已经等了几个月。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决定转投企业。
这半年来，黄云凌反思自己的确乱了“阵脚”，连跑步也中断了，“面对逆境举重若轻的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他喜欢从文学和哲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在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受诸神惩罚把巨石推上山顶，石头重复滚下，西西弗反复拼劲全力推上去，反抗荒谬的命运。这个让他流泪的故事也让他一直在思考：到底谁才是神，谁又是西西弗？
27年前以令人遗憾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时，爷爷做主将他抱在怀里“一视同仁”地疼爱。在那个将不想要的孩子遗弃在街边的时代，黄云凌能活下来“已经很幸福了”。而他则不得不面对与自己背负的“伙伴”抗争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