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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我国欧洲学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乐民先生去世，我将资中筠先生发来的讣告转发给党史学者韩钢先生，第二天就收到韩钢发来的E-mail。他说：“我与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都不熟悉，却对他们非常敬重。无论学问还是人格，他们都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合著《冷眼向洋》一直是我给学生布置的必读书之一（恐怕已成为他们夫妇合作的绝唱？）。今陈先生忽然西去，对他来说也许是超然了，却给生者留下哀痛和永久的怀念。天国里多了一颗纯洁的灵魂，人世间少了一位正直的学者。我不知道是该祝贺天国，还是该哀叹人间。”
这些话，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一代风骨今何在》这篇评介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文章。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风骨”着重讲的是人，是一种学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的，是一种浩然正气。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所指的那种风骨，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
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人格独立，不随俗，不媚俗，不因权势、利害、宠遇、逆境而折腰，不与潜规则同流，坚持守着“士”字的士，确乎是难矣哉，少矣哉了。韩钢说陈先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
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又以诚为性命，凛然有节概，一以贯之的是民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从陋室（“芳古园陋室”，乐民先生家）向外望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令人忧思不断，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又说：“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启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盖横踞心中者，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启蒙。”在另一文中更急切地说：“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他写这些话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行守高洁，志在兼济，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文”。韩钢说他“忽然西去，对他也许是超然了”，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文革”中后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负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令人忧思不断”社会的责任重担了。
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只能勉力写小楷，录东坡先生“定风波”词，词后题记有云：“东坡遇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吟啸徐行，沉浮均无挂碍，山头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许是超然了”之后，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文稿和笔记，尚可出版好几本著作；春蚕到死丝未尽，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是言犹未尽的。
是的，由于历史的荒唐，他志于学虽不比孔夫子晚，却无声地虚掷了人生最好的三十来年。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仰慕前辈对中西文化的系统、广博的学识和根底，自己望尘莫及。仅仅就他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都有先行者，例如早有郭嵩焘、严复，稍后有梁启超，再后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雷海宗，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顾准等等，群星闪耀。乐民先生属于传承兼过渡的一代。他研究的是欧洲，长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心之所系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看法，而归结点则是我们苦难而坎坷的民族，何等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启蒙。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百年来早已提出，有一些还是先贤已经初步理清了的问题，加以深化，本非难事。但在现当代中国，这些问题都带有特殊的敏感性，又因为定于一尊，从理论到实践被胡搅蛮缠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了，中国最富潜力的老一辈也已凋零将尽，在少数幸存者奋展余辉的同时，乐民先生立即紧追西南联大、燕南园（老）清华园……的文脉，写了一大批书和文章，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当然首先由于这些先贤给了他充沛的营养，但更由于时代毕竟不同了。陈序经、张东荪等等先生们，在当年确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学者，但他们大多没有完整经历过共和国这几十年的沧桑反复。顾准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没有经历过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无从知道在这样“崛起”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就世界范围而言，这半个多世纪也出现了一系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变化，资本主义非复当年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完全不是当年所理解和实践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了。
时代不同了，问题自然也不同。固然前一代饱学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经过系统的欧风美雨的熏陶，深知中国当年问题所在。乐民先生这些过渡的一代人，也自有其优势。他们在几十年风浪中曾经沧海，特别是亲眼见到了国人寄予希望的新民主主义，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乾纲独断，居然无端倒退到空想的、反历史的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搞了一场具灾难性的十年“文革”；此后还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崛起”中的喜与忧，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实现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何等举步维艰；知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皇权专制主义是何等的顽强，每当改革前进一步，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以新瓶装旧酒，维持和加强其专制内核的。乐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可以在这样的“大历史”中，比前人更懂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而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当然，这两代人“士”脉相承，文脉相承，都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中突破已沿袭了一个世纪的“体”“用”分开的老规范，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乐民先生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历史厚度，即穿透历史的眼光，再加上全球化的视角和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在他的笔下，历史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最终加以说明。例如他说，英国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包括虚君的民主）的转变，大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才最后完成，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都必然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他进一步说中国：“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制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这句话多么有历史沧桑感啊！
他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是揭开了历史经验的表层，让“精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的确是哲学家睿智和深邃之处。这个精神世界，他以为：“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生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是古典的‘文明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高潮，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现代民主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十九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有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就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扩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当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今日世界还是必然会有的。
总之，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道路，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可谓历历在目。
谈二十世纪的欧洲，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乐民先生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一个大创举，是二十世纪欧洲从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理想可以从几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里找到渊源，现在“欧盟”每次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都还要回溯一下过去。将这么多有独立主权甚至有世仇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非洲办不到，亚洲也办不到，但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着久远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法治的理念和实践，都自认是欧洲人，有一种感情的凝聚作用，其联合不仅是政府行为，在文化上也其来有自。
欧洲人这种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确是深入人心的，还可以从另一例子来看。东欧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先于苏联解体而发生剧变？一方面是苏联自顾不暇，失去控制能力，东欧专制政府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苏联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下，并用意识形态灌输了那么多年，对不起，东欧人的脑子，仍然是欧洲文明的脑子（只不过越往东越淡），人们潮水一般冲垮了柏林墙，可见欧洲精神影响之深。所以欧洲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欧洲，首先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欧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联盟”的经验，是遥远未来“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说明欧盟的确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乐民先生因为在家庭和小学、中学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修养也是他这一代中的佼佼者，古文极有根底，还能书善画。画我不懂，只觉得颇有书卷气；他的字，秀于外而锋力蓄于中，是真懂和真会写的。我手头有几封他的来信，全是毛笔小行楷，一笔不苟。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在透析中瞬间晕眩不省人事，恢复后在一本画册的一页上画满了草地和花丛，独秀的是菊花（芳草满园），另题了一首小诗：
咏老自勉
甑堕元已破，况今老衰残。
伏几惟述作，弄墨有余闲。
方寸容天地，须臾即神仙。
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
画菊花，而用桑榆何晚，意在画外，全非“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此诗此画很能表达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国学根底。
乐民先生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发现自己在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他问自己：“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一边。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以为，今天品评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由于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比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现代化”为唯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甚而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圆其说了。
乐民先生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还代表着某些优秀文化素养，一个读书人有没有这份素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是无能为力的。
乐民先生同意庞朴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以为“传统文化”比较具体，比如我们古代的文物、文学、绘画、历史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统”，主要是“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义”。问题就出在这种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沉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上，政治文化往往是可以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
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返祖现象”，在“文革”中以全面专政的名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句话，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状况），一直停留在古代。冯友兰先生说的最精彩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国是在与西方相遇、相冲突，而又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才过渡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这个道理康有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乐民先生进而说：“从世界大势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皮名举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说，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话真是极尽文化史的要义。这都是由历史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事，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乐民先生转引于光远先生的话说：“政治上是可以妥协的，理论上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他毕生所遵循的。
这些道理说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驱之不去的情结，中国为什么总是落在人家的后面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启蒙，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和制度。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二者分开以来，有一个多世纪了，仔细推敲一下，中国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张制军的“八字箴言”办事的，很少出轨过。百年前的严复早就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之用，“体”和“用”是分不开的。民主和科学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只能“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乐民先生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斩钉截铁地讲出来，写下来，需要用理性来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还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乐民先生明确说：“我曾经认同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有一天西方文化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乐民先生认为要了解欧洲和世界，马克思学说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马克思学说集前此西方文化财富之大成。由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然而，有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纳、包容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核心，即人道主义和自由。因此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联合体”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马克思根据当时情况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进论点，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从工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里，明显下降了。当前欧洲或西方的现实，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比起上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危机，但危机无论如何的严重和尖锐，哪怕是能引起大风浪的“漩涡”，也已引发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乐民先生说，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摧毁性的，把原来古老的陈旧的过时的制度毁坏。第二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新制度。这篇文章是一八五三年写的，写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老老实实是个“西方主义”者，他见到的眼前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下面所引用的三段《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明明白白。
共产党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乐民先生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乐民先生认为，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知道西方主导的这些发展，必将使未开化的走向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学说有许多十分深刻的观点，例如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乐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曾谈到研究马克思的问题。他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员，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宾，周总理突然对座中的中国人说，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为什么？周没有说。直到八十年代，找来读了，发现阿奎那把“人”的认识从“神”那里部分剥离出来了。“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乐民先生带着他的“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未了遗愿走了。他去世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觉得时至今日，实实在在地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既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又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的学者和师友，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为中国深层次的学术计，不禁忧从中来。
按资中筠先生的说法，像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已经感到与老师潘光旦有了差距，还不仅是在学问上。比费孝通晚的陈乐民、资中筠先生也都表示与前辈师长陈序经、雷海宗、张东荪、冯友兰等人之间，有不可追补的差距，还说自己这一代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向何处望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如今走一个少一个，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
对这一点，中筠大姐说，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乐民兄引定庵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寄寓着对未来的期望。我衷心希望我们将生活在愈加明朗、灿烂的阳光里。
这些话，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一代风骨今何在》这篇评介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文章。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风骨”着重讲的是人，是一种学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的，是一种浩然正气。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所指的那种风骨，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
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人格独立，不随俗，不媚俗，不因权势、利害、宠遇、逆境而折腰，不与潜规则同流，坚持守着“士”字的士，确乎是难矣哉，少矣哉了。韩钢说陈先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
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又以诚为性命，凛然有节概，一以贯之的是民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从陋室（“芳古园陋室”，乐民先生家）向外望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令人忧思不断，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又说：“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启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盖横踞心中者，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启蒙。”在另一文中更急切地说：“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他写这些话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行守高洁，志在兼济，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文”。韩钢说他“忽然西去，对他也许是超然了”，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文革”中后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负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令人忧思不断”社会的责任重担了。
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只能勉力写小楷，录东坡先生“定风波”词，词后题记有云：“东坡遇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吟啸徐行，沉浮均无挂碍，山头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许是超然了”之后，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文稿和笔记，尚可出版好几本著作；春蚕到死丝未尽，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是言犹未尽的。
是的，由于历史的荒唐，他志于学虽不比孔夫子晚，却无声地虚掷了人生最好的三十来年。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仰慕前辈对中西文化的系统、广博的学识和根底，自己望尘莫及。仅仅就他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都有先行者，例如早有郭嵩焘、严复，稍后有梁启超，再后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雷海宗，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顾准等等，群星闪耀。乐民先生属于传承兼过渡的一代。他研究的是欧洲，长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心之所系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看法，而归结点则是我们苦难而坎坷的民族，何等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启蒙。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百年来早已提出，有一些还是先贤已经初步理清了的问题，加以深化，本非难事。但在现当代中国，这些问题都带有特殊的敏感性，又因为定于一尊，从理论到实践被胡搅蛮缠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了，中国最富潜力的老一辈也已凋零将尽，在少数幸存者奋展余辉的同时，乐民先生立即紧追西南联大、燕南园（老）清华园……的文脉，写了一大批书和文章，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当然首先由于这些先贤给了他充沛的营养，但更由于时代毕竟不同了。陈序经、张东荪等等先生们，在当年确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学者，但他们大多没有完整经历过共和国这几十年的沧桑反复。顾准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没有经历过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无从知道在这样“崛起”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就世界范围而言，这半个多世纪也出现了一系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变化，资本主义非复当年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完全不是当年所理解和实践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了。
时代不同了，问题自然也不同。固然前一代饱学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经过系统的欧风美雨的熏陶，深知中国当年问题所在。乐民先生这些过渡的一代人，也自有其优势。他们在几十年风浪中曾经沧海，特别是亲眼见到了国人寄予希望的新民主主义，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乾纲独断，居然无端倒退到空想的、反历史的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搞了一场具灾难性的十年“文革”；此后还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崛起”中的喜与忧，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实现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何等举步维艰；知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皇权专制主义是何等的顽强，每当改革前进一步，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以新瓶装旧酒，维持和加强其专制内核的。乐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可以在这样的“大历史”中，比前人更懂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而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当然，这两代人“士”脉相承，文脉相承，都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中突破已沿袭了一个世纪的“体”“用”分开的老规范，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乐民先生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历史厚度，即穿透历史的眼光，再加上全球化的视角和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在他的笔下，历史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最终加以说明。例如他说，英国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包括虚君的民主）的转变，大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才最后完成，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都必然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他进一步说中国：“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制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这句话多么有历史沧桑感啊！
他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是揭开了历史经验的表层，让“精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的确是哲学家睿智和深邃之处。这个精神世界，他以为：“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生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是古典的‘文明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高潮，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现代民主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十九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有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就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扩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当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今日世界还是必然会有的。
总之，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道路，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可谓历历在目。
谈二十世纪的欧洲，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乐民先生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一个大创举，是二十世纪欧洲从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理想可以从几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里找到渊源，现在“欧盟”每次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都还要回溯一下过去。将这么多有独立主权甚至有世仇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非洲办不到，亚洲也办不到，但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着久远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法治的理念和实践，都自认是欧洲人，有一种感情的凝聚作用，其联合不仅是政府行为，在文化上也其来有自。
欧洲人这种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确是深入人心的，还可以从另一例子来看。东欧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先于苏联解体而发生剧变？一方面是苏联自顾不暇，失去控制能力，东欧专制政府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苏联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下，并用意识形态灌输了那么多年，对不起，东欧人的脑子，仍然是欧洲文明的脑子（只不过越往东越淡），人们潮水一般冲垮了柏林墙，可见欧洲精神影响之深。所以欧洲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欧洲，首先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欧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联盟”的经验，是遥远未来“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说明欧盟的确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乐民先生因为在家庭和小学、中学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修养也是他这一代中的佼佼者，古文极有根底，还能书善画。画我不懂，只觉得颇有书卷气；他的字，秀于外而锋力蓄于中，是真懂和真会写的。我手头有几封他的来信，全是毛笔小行楷，一笔不苟。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在透析中瞬间晕眩不省人事，恢复后在一本画册的一页上画满了草地和花丛，独秀的是菊花（芳草满园），另题了一首小诗：
咏老自勉
甑堕元已破，况今老衰残。
伏几惟述作，弄墨有余闲。
方寸容天地，须臾即神仙。
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
画菊花，而用桑榆何晚，意在画外，全非“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此诗此画很能表达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国学根底。
乐民先生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发现自己在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他问自己：“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一边。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
他以为，今天品评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由于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比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现代化”为唯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甚而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以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圆其说了。
乐民先生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它还代表着某些优秀文化素养，一个读书人有没有这份素养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是无能为力的。
乐民先生同意庞朴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概念，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以为“传统文化”比较具体，比如我们古代的文物、文学、绘画、历史等等都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则是在这些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统”，主要是“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传统”有什么特点呢？简而言之，就是从上而下的“专制主义”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义”。问题就出在这种由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沉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上，政治文化往往是可以决定一种社会形态的。
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破性变化，更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返祖现象”，在“文革”中以全面专政的名义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变，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句话，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十八世纪中叶与西方相遇之前，中国社会（包括人的思想状况），一直停留在古代。冯友兰先生说的最精彩了：“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国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国是在与西方相遇、相冲突，而又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才过渡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这个道理康有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乐民先生进而说：“从世界大势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皮名举先生在西南联大讲课说，必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伟大，必须认真学习世界历史，否则就不知道中国何以落后，这个充满辩证法的话真是极尽文化史的要义。这都是由历史文化事实所决定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事，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乐民先生转引于光远先生的话说：“政治上是可以妥协的，理论上是不能妥协的。”这是他毕生所遵循的。
这些道理说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驱之不去的情结，中国为什么总是落在人家的后面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启蒙，需要民主和科学，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和制度。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二者分开以来，有一个多世纪了，仔细推敲一下，中国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按照张制军的“八字箴言”办事的，很少出轨过。百年前的严复早就说，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用；西学有西学之体，西学之用，“体”和“用”是分不开的。民主和科学对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只能“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乐民先生说，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斩钉截铁地讲出来，写下来，需要用理性来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还要克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乐民先生明确说：“我曾经认同过‘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世纪，以及有一天西方文化的危机要靠‘东方文化’来‘挽救’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在我的脑子里没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乐民先生认为要了解欧洲和世界，马克思学说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马克思学说集前此西方文化财富之大成。由于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相对立，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然而，有一点经常为人所忽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纳、包容了欧洲传统文明的核心，即人道主义和自由。因此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联合体”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的变化，马克思根据当时情况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进论点，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从工业革命进入信息革命的时代里，明显下降了。当前欧洲或西方的现实，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比起上世纪初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更加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危机，但危机无论如何的严重和尖锐，哪怕是能引起大风浪的“漩涡”，也已引发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乐民先生说，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摧毁性的，把原来古老的陈旧的过时的制度毁坏。第二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新制度。这篇文章是一八五三年写的，写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老老实实是个“西方主义”者，他见到的眼前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一点在下面所引用的三段《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明明白白。
共产党宣言的起首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传诵了一百多年、充满革命诗意的名言。然而乐民先生最看重的却是下面这几段话：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乐民先生认为，反复地、耐心地读这些话，马、恩写的岂止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今天挂在嘴边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知道西方主导的这些发展，必将使未开化的走向文明，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也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学说有许多十分深刻的观点，例如他指出：马克思学说“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末叶，时时都在发展和创新当中，是充满活力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因现实政治的干扰而十分诡谲，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连同他大量的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乐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曾谈到研究马克思的问题。他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员，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参加周总理接见外宾，周总理突然对座中的中国人说，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为什么？周没有说。直到八十年代，找来读了，发现阿奎那把“人”的认识从“神”那里部分剥离出来了。“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乐民先生带着他的“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未了遗愿走了。他去世后，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觉得时至今日，实实在在地博古通今，融汇中西，既全面系统了解中国，又全面系统了解西方的学者和师友，真是走一个少一个了。为中国深层次的学术计，不禁忧从中来。
按资中筠先生的说法，像费孝通这样的学者，已经感到与老师潘光旦有了差距，还不仅是在学问上。比费孝通晚的陈乐民、资中筠先生也都表示与前辈师长陈序经、雷海宗、张东荪、冯友兰等人之间，有不可追补的差距，还说自己这一代曾经沧海，虽不能至，尚知向何处望之。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如今走一个少一个，再下来呢，存亡继绝依靠谁？
对这一点，中筠大姐说，我期盼着一个见识和感情不再受到羁绊的环境早日出现，庶几当代有才、有识、有志的青年在锋芒未磨圆之前，得以俯仰自如、尽情发挥。
乐民兄引定庵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寄寓着对未来的期望。我衷心希望我们将生活在愈加明朗、灿烂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