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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特和奈格里在考察劳动范式的后现代转型时，提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兼具非物质性与生命政治性的非物质劳动概念。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性是其理论要旨与精髓之所在，它借助生命政治性的不断累积而获得的在劳动领域的霸权地位，使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之间的传统断裂得以弥合，从而构成了解放潜能迸发之源。尽管这一理论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但借由对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的恢复以及对后现代之微观分析视角的融入，使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资本论》在后现代时期的“新的篇章”。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非物质性;生命政治性;革命潜能
[中图分类号]B089.1;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5-0004-08
劳动作为人类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和活动，其工具、方式、产品乃至形态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标识并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螺旋上升的曲折进程。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劳动视作“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钥匙”[1]375，并认为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313。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一政治旨趣相一致，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从他们所确认的在后现代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新型劳动范式——非物质劳动——中寻求政治解放的潜能和机制，进而阐发一个独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论。
一、非物质劳动：一个备受争议的劳动概念
20世纪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逐渐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哈特和奈格里在对这一阶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生产和劳动状况进行考察时，发现其劳动形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劳动对象而言，从外在于人的物质资料转变为更倾向于人自身;就工作时空而言，从固定化、明确化的时间和场所转变到随时随地，工作时空和社会时空不再明确可分，前者日趋侵入后者并趋于融合;最显著变化无疑体现于劳动产品上面，不仅其生产与消费趋于即时与同步，而且其形态也发生了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的转变。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上述变化，并从产品形态的视角将“生产知识、信息、交往、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称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3]294。
非物质劳动概念并非哈特和奈格里首创，而是由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率先提出并使用的。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非物質劳动理论的思想火花和理论灵感源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因此节着重对机器及固定资本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故而被称作“机器论片段”）的解读。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4]92-93这就是说，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以及社会智力等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必将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日趋提高以及机器体系的日渐完善，从而致使固定资本对资本增殖的贡献率逐渐加大，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烈度与强度随之越来越大。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概念，意指社会整体为推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而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与智能。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机器体系完善主要归因于“一般智力”，因而作为“一般智力”主要承载者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高端科学发明者和尖端技术创造者——备受推崇，而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工作的工人及其劳动则被冷落甚至漠视。在这里，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但其基本思想要素无疑业已显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异同之时，马克思首次直接提及“非物质劳动”概念，将其指认为一种“消费以后，什么也没有留下”[5]248的产品的劳动。
对于马克思表述于“机器论片段”中的非物质性劳动概念和理论，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极为推崇，专门撰写了《非物质劳动》一文予以解读和阐发，将非物质劳动明确地界定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6]133，并划分出两种基本类别：一是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劳动，主要包括发生于第二、三产业部门“关涉直接劳动的技术逐渐变成为操控系统和计算机所控制（或纵向的和横向的交流）技术”[7]132的劳动;二是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劳动，主要包括那些界定并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位以及消费者规范等在过去通常不被纳入劳动范畴的一系列活动，意即从战略层面上“界定并确定舆论的活动”[7]132。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对劳动非物质化转型的敏锐洞察和思想表达被哈特和奈格里所推崇并吸收，他们认为，尽管之前不乏描述非物质性劳动的概念，但现有概念“尽管能够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8]31，尤其是没能抓住劳动范式转变的趋势和规律。正是在重新界定一个能够借以抓住新劳动范式之“总体”的劳动概念成为必要而必需之时，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适时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在对其积极思想因素予以借鉴与吸收的基础上，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Labor of Dionysus）一文中首次将这种劳动界定为一种“赖以技术—科学的机械装置支撑人之生命的智能化情感性劳动”[9]10。其后，又将之定义为“生产或提供特定服务、文化产品或知识以及信息交流等非物质产品的劳动”[3]294，或“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10]。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引起了西方学界诸多学者的强烈不满，其中最著名的批评者当属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他认为，劳动无一不是旨在对特定物质进行改造或改变的活动，因而“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11]。这样，塞耶斯就全然否定了赋予一种劳动“非物质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公正地讲，塞耶斯的这一批驳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与其批驳对象并没有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他所强调的是劳动对象的物质性，而后者所强调的是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意在阐明这样一个劳动转型的一般趋势，从而由纯粹的经济生产领域进入在其中生命成为权力操控对象的生命政治领域。在这一层面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应将这种新型劳动更恰当地称之为“生命政治的劳动”，但为了使用简便且避免引发歧义，他们还是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术语，用以指代兼具非物质性和生命政治性两重意蕴的劳动概念。[10]109 应当看到，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概念相对于塞耶斯理论更具优越性，并不意味着其本身就是完备的。他们最初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时，是从劳动产品的视角进行界定的，并厘定出智能性和生命政治性两个层面。在具体论述智能性时，他们转向了从智能性劳动工具被普遍使用的视角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了计算机操作所倚重的信息化、数字化等非物质性技术的介入对生产者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在论及生命政治性时，他们又转回劳动产品——新的主体性及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如此飘忽与反复，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事实上，他们倍加推崇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在本质上不过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阐释和转述。从劳动过程的视角看，马克思出于对“物”的强调和重视，首先将劳动界定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2]207-208;然而，他的劳动概念基于但未止于此，而是从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13]59的强调出发，确认了与外在的物质变换相伴随的内在的主体间信息、情感等非物质性交往过程。从劳动借以开展的生产力的视角看，马克思又将劳动力界定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2]195。可见，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仅具有物质性意蕴，而且还涵括基于其上的非物质性意蕴。在其非物质性意蕴中，不仅具有经济性维度，而且还涵括生命政治性维度。由此观之，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性的论述非但没有太大新意，而且还由于据以进行概念界定的视角在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及劳动产品之间飘忽和流转，以至于呈现出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学术倒退。[14]
二、生命政治性：非物质劳动的要旨与精髓
如前所述，哈特和奈格里在考察非物质劳动的具体过程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借以开展的工作时空和社会时空不再明确可分，前者日趋侵入后者并趋于融合。这一点，无疑确认并认同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所认定的经济领域对社会领域进而劳动对交往“入侵”的事实。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这种“入侵”并非发生于劳动的领域之外，而是劳动借其自身将社会领域纳入并融入自身的过程，从而使社会成为自身内在的一个领域和向度。同时，非物质劳动得以开展的合作和协作也迥异于物质劳动进程中的既有方式和形式，趋于非物质化和内在化，以至于“合作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3]294。同时，从产品的视角看，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出了一种全新的包括知识、信息尤其是交往、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可见，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性合作不仅是其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和首要前提，而且还是其最为重要的后果和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中进一步将“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8]34指认为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这样，与劳动的非物质化进程相伴随，劳动主体之肉体生命也日趋进入政治领域，从而非物质劳动等价于生命政治生产，非物质劳动便由此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进入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日趋混杂的生命政治领域。在他们看来，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对于非物质劳动所进入的生命政治领域的探查是欠缺的，“仅仅对其略有触及而未予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3]32。由此，他们又将考察对象转向了专注于生命政治领域的米歇尔·福柯。
福柯通过对当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技术的操控方式的系统分析与详尽考察，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自身健康稳定发展，不仅要把个体的劳动主体之肉体有效地纳入生产机器体系，而且还对整体的劳动人口进行规制和调控，从而使权力的治理对象不再主要是社会个体，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复数的人口。劳动主体之肉体乃至整体的人口成为被剥削进而被政治操控的对象，使得權力自身的形态变化成为必需，“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的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都是必不可少的”[15]91。这样，运行于社会有机体的权力，就从对社会个体进行规制的规训权力转变为对整体性人口进行调控的生命权力。与之相适应，政治形态也由传统政治转变为生命政治。可见，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就是指借助权力治理技术对整体人口进行操控，使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寿命以及结构等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和生活消费相适应，最终达到增强国家整体综合实力的目标和目的。在这种政治形态中，人不再被视为有着特异个性的鲜活个体，而被视为一种借以实现资本增殖的肉质的、有生命的工具。
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解和解读，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不限于政治领域，“不是否认而是重新吸纳了生活模式中的经济因素”[16]82，因而是一个兼具经济和政治双重维度的概念。他们正是借鉴吸收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积极思想因素，并将之用于对劳动的生命政治性进行分析和探查，从而超越了毛里齐奥·拉扎拉托：他们不仅注重后现代社会劳动范式的非物质性转变，而且还深入到社会性探查其生命政治性。[17]
在面对一些学者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责难时，哈特和奈格里辩解道：“非物质劳动”之“非物质”仅仅是就其产品的非物质形态而言的;若就劳动形式本身而言，所有的劳动都需要一定的体力付出，从而劳动无一不是“物质的”。事实上，仅就产品而言将之称为“非物质劳动”也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他们正是鉴于其“创造人际关系和社会本身”的事实，也是从产品的视角将其重新界定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8]27-28。可见，无论从哪方面讲，“非物质劳动”都不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从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时间和频次上来看，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纵观他们的作品，前者主要使用于早期作品中，尤其集中出现于《帝国》（Empire，2000年）中;其后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从《诸众》（Multitude，2004年）和《公共福利》（Commonwealth，2009年）中的鲜有使用，直至《宣言》（Declaration，2012年）和《集合》（Assembly，2017年）中完全消失。与之相反，后者的使用频次却越来越高，从《帝国》中偶有出现到《诸众》和《公共福利》中被大量使用，再到最后出版的《宣言》和《集合》则成了指代后现代劳动范式的唯一概念。 然而，塞耶斯对他们关于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性”论说同样不甚满意。他认为，一切劳动不仅具有在改造物质对象过程中彰显出来的物质性，而且劳动主体在推进物质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作用于自身及其与他人共同结成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所有生产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政治’的”[11];因而将特定劳动冠以“生命政治”之名并借以与其他相区别，是徒劳无益的。不难看出，尽管塞耶斯将与劳动的物质性相对的特性冠以“生命政治性”之名，但他所理解的生命政治领域中主体性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过是从属于财富增值过程的再生产，因而他的理论视野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生命政治领域。哈特和奈格里所确认的劳动的“生命政治性”，是指“生产者在生产的同时也会被生产出来”[18]136。可见，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所蕴含的生命政治性的解读和探查，远远超过了塞耶斯物质劳动概念所涉及的层面和深度，从而将其批评彻底地归于无效。[19]
客观地讲，塞耶斯在对劳动的生命政治性问题上对哈特和奈格里的批驳也并非是全无道理的。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之基本实践活动的劳动包涵着两重基本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呈现为发生于经济领域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体现于社会领域劳动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主客体之间呈现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20]50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生命政治性与经济属性——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同样是劳动内在具有而不可或缺的维度和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就此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对劳动所做出的生命政治解读的确没有太大创新，充其量不过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重述和转译。
三、非物质劳动霸权：解放潜能迸发之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出现了传统断裂，尤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尤尔根·哈贝马斯为甚。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完全适用，从而生产力发展“不再是解放的潜能，再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21]72。与这一观点相对立，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发生于劳动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仍具有巨大的解放潜能，而这一潜能的累积和迸发是借助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与稳固而实现的。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是一种与人的生成及人类社会的出现相伴而生的劳动形态，因而非物质劳动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长久。然而，它在劳动领域中所占的比例并非恒定的，而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累积的，劳动不断改变着其霸权形式。迄今为止，曾出现过多次劳动霸权：在前工业社会，劳动领域呈现出农业劳动霸权;在工业社会，是工业劳动霸权;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3]294，集中体现为提供服务、掌控信息等非物质劳动日趋占据经济生产的核心地位。值得强调的是，他们确认了非物质劳动霸权与其在劳动领域中所占比例提高相关联这一事实，但他们并没有将之视为关键因素。在他们看来，正如以往所有的劳动霸权一样，非物质劳动霸权主要不取决于其在劳动领域的数量优势，而在于它借助自己在经济领域占据的优势地位而对其他劳动模式所施加的主导性影响。事实的确如此。在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中，农业劳动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工业劳动依然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与之相对，非物质劳动不仅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而且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与分布也不均衡，较多地集中于发达地区。[22]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和影响主要不在于经济领域，他们更为乐见的是发生于社会领域的积极效应——对帝国进行政治替代的革命潜能在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削弱了阶级据以划分的基础。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认为，非物质劳动所采用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尤其是新的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对于对其进行具体操作和应用的体力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脑力要求，体力劳动由此融入了诸多传统上被界定为脑力劳动的内容和要素，致使以往关于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或脑力劳动）传统二分法“可能不能使人看到生产活动的新本质”[23]，意即，传统的体脑劳动的二元分割不再可行和有效。哈特和奈格里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并以计算机这一非物质性劳动最为惯常使用的工具为例进行了论证，认为智能化劳动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劳动主体远离其劳动对象，各种具体劳动几乎都可规约到计算机操作，从而使其异质性减少，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脑力要素，从而“治人”的劳心者与“治于人”的劳力者之间不再具有清晰可辨的界限。同时，他们还分析了信息化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互动性及去中心性，认为信息、知识等非物质性产品的生产权不再为特定阶层或群体所独享，每个社会主体同时是其生产者和接受者，从而使得任何人凭借对信息或知识的垄断而居于社会优势地位成为不可能。[14]
2.生产过程的内在合作性弱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操纵和剥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过程的视角看，非物质劳动与以往劳动相区别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内在合作性，意即，合作内在于劳动自身。它直接涉及劳动主体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他们认为，与以往劳动方式据以开展的合作依赖外界强加或组织根本不同，非物质劳动过程中的“合作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3]294。非物质劳动不仅依赖于而且还生产出内在性合作，一方面弱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操纵和控制，另一方面加大了资产者对劳动产品过分侵夺的可能和难度。同时，与劳动的抽象化和社会化进程相伴随，劳动者之间则促成了一種更加密切的协作与交流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能够激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创造性能量，其有望“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潜能”[3]294。换言之，新型劳动所蕴含的合作性力量以及协调生产能力为摆脱资本控制进而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可能。
3.劳动产品的生命政治性为替代帝国预设了政治方案。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其价值量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以确定的劳动时间为标准予以衡量。这种新型劳动价值的不断累积，不仅促进了财富公共性的增长，从而增殖共产主义之“共产”要素;而且还强化了自身被剥削的可能和强度，致使赖以榨取劳动价值生存的资本主义发生生存危机，趋向于因“营养不足”而衰亡。尤其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非物质劳动最关键特征在于情感性与互动性，突出体现于后现代社会方兴未艾的服务业或情感经济中能够“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8]34。服务业通过劳动主体之间的身体接触和提供关怀，能够激发出新的主体性、新型人际交往以及全新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新型的剥削关系。随着新型剥削关系在日趋通达的社会网络中的流通与拓展，剥削也随之向非物质化转型且趋于普遍化，这将会引发这样一个重大后果：传统意义上直接遭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外延发生了重大拓展，扩及所有“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3]293。这样，公共财富的累积加之由具有新型主体性的“诸众”组建而成的无产阶级趋于形成，这就造成了一种悖论：当代资本主义越发展，它就越趋于自我灭亡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了条件。 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所使用的霸权概念是从与他们有着类似政治旨趣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那里借鉴来的。在葛兰西的话语体系中，霸权主要是指与政治强权相对应的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意指在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哈特和奈格里创造性地将这一文化范畴的概念引入经济领域，用以描述并指代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范式。同时，他们无疑还比附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主导地位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24]216。在这里，“主导”无疑是指“发挥着关键而决定性作用”之意。然而，用后工业社会中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来比附工业劳动曾经占据的主导地位则是极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是分属两大门类的具体劳动，而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则是同一具体劳动的不同层面，因而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四、非物质劳动论：《资本论》的后现代续章
综观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其中固然存在着诸多缺陷甚至悖谬之处，但其所彰显的政治旨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共产主义理论，或者说是“为《资本论》续写新的篇章”[25]。
一方面，它恢复了《资本论》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众所周知，《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6]1。然而，自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诞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纷纷背离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活动包括两个迥然有别且不可混淆的领域：其一是作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的劳动;其二是表现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交往”[21]49，并将自己理论基点指认为厘定“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作者注）之间的根本区别”[21]48-49，不仅如此，他还基于对交往范式之于劳动范式基础性的认定，作出了“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21]93的断言，最终将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割裂并对立起来。与哈贝马斯所界定的与交往迥然有别的具有单一经济学维度的劳动存在本质对立，哈特和奈格里所确认的非物质劳动“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和社会本身”，因而是一种不仅具有经济学维度而且还涵括社会学维度进而具有交往意蕴的劳动，由此通过劳动与交往的融汇而实现了两种范式断裂的弥合。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借助这种兼具经济学与社会学双重意蕴的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才得以“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潜能”。这样，他们的非物质劳动论又重新回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劳动领域寻求政治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
另一方面，它融入了后现代之重要表征的微观分析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把握是借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的辩证对立及矛盾运动的考察而开展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分析框架是基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框架的“宏大叙事”[27];而在充斥着碎片化、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中，唯有在摈弃这种思维框架的基础上，深入探查并分析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诸种微观机制，尤其是各种个体化、特异化的主观机制，才有望真正而有效地把握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方案。需要澄清的是，微观分析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并没有空场和缺席。同时应当承认，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理论分析过程中鲜有付诸微观机制与视角。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借助对个体化劳动主体性、特异化情感互动等的分析与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典作家微观分析视角缺乏的“缺陷”，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架更趋成熟与完备。
综上，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回归以及后现代微观分析视角的融入是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研究、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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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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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为人类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和活动，其工具、方式、产品乃至形态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标识并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螺旋上升的曲折进程。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劳动视作“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钥匙”[1]375，并认为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2]313。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一政治旨趣相一致，哈特和奈格里试图从他们所确认的在后现代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新型劳动范式——非物质劳动——中寻求政治解放的潜能和机制，进而阐发一个独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论。
一、非物质劳动：一个备受争议的劳动概念
20世纪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逐渐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D.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哈特和奈格里在对这一阶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生产和劳动状况进行考察时，发现其劳动形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劳动对象而言，从外在于人的物质资料转变为更倾向于人自身;就工作时空而言，从固定化、明确化的时间和场所转变到随时随地，工作时空和社会时空不再明确可分，前者日趋侵入后者并趋于融合;最显著变化无疑体现于劳动产品上面，不仅其生产与消费趋于即时与同步，而且其形态也发生了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的转变。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上述变化，并从产品形态的视角将“生产知识、信息、交往、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称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3]294。
非物质劳动概念并非哈特和奈格里首创，而是由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率先提出并使用的。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非物質劳动理论的思想火花和理论灵感源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因此节着重对机器及固定资本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故而被称作“机器论片段”）的解读。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4]92-93这就是说，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以及社会智力等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必将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日趋提高以及机器体系的日渐完善，从而致使固定资本对资本增殖的贡献率逐渐加大，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烈度与强度随之越来越大。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概念，意指社会整体为推动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而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与智能。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机器体系完善主要归因于“一般智力”，因而作为“一般智力”主要承载者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高端科学发明者和尖端技术创造者——备受推崇，而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工作的工人及其劳动则被冷落甚至漠视。在这里，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但其基本思想要素无疑业已显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论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异同之时，马克思首次直接提及“非物质劳动”概念，将其指认为一种“消费以后，什么也没有留下”[5]248的产品的劳动。
对于马克思表述于“机器论片段”中的非物质性劳动概念和理论，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极为推崇，专门撰写了《非物质劳动》一文予以解读和阐发，将非物质劳动明确地界定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6]133，并划分出两种基本类别：一是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劳动，主要包括发生于第二、三产业部门“关涉直接劳动的技术逐渐变成为操控系统和计算机所控制（或纵向的和横向的交流）技术”[7]132的劳动;二是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劳动，主要包括那些界定并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位以及消费者规范等在过去通常不被纳入劳动范畴的一系列活动，意即从战略层面上“界定并确定舆论的活动”[7]132。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对劳动非物质化转型的敏锐洞察和思想表达被哈特和奈格里所推崇并吸收，他们认为，尽管之前不乏描述非物质性劳动的概念，但现有概念“尽管能够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8]31，尤其是没能抓住劳动范式转变的趋势和规律。正是在重新界定一个能够借以抓住新劳动范式之“总体”的劳动概念成为必要而必需之时，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适时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他们在对其积极思想因素予以借鉴与吸收的基础上，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Labor of Dionysus）一文中首次将这种劳动界定为一种“赖以技术—科学的机械装置支撑人之生命的智能化情感性劳动”[9]10。其后，又将之定义为“生产或提供特定服务、文化产品或知识以及信息交流等非物质产品的劳动”[3]294，或“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10]。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引起了西方学界诸多学者的强烈不满，其中最著名的批评者当属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他认为，劳动无一不是旨在对特定物质进行改造或改变的活动，因而“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11]。这样，塞耶斯就全然否定了赋予一种劳动“非物质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公正地讲，塞耶斯的这一批驳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与其批驳对象并没有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他所强调的是劳动对象的物质性，而后者所强调的是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意在阐明这样一个劳动转型的一般趋势，从而由纯粹的经济生产领域进入在其中生命成为权力操控对象的生命政治领域。在这一层面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应将这种新型劳动更恰当地称之为“生命政治的劳动”，但为了使用简便且避免引发歧义，他们还是沿用了“非物质劳动”这一术语，用以指代兼具非物质性和生命政治性两重意蕴的劳动概念。[10]109 应当看到，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概念相对于塞耶斯理论更具优越性，并不意味着其本身就是完备的。他们最初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时，是从劳动产品的视角进行界定的，并厘定出智能性和生命政治性两个层面。在具体论述智能性时，他们转向了从智能性劳动工具被普遍使用的视角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了计算机操作所倚重的信息化、数字化等非物质性技术的介入对生产者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在论及生命政治性时，他们又转回劳动产品——新的主体性及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如此飘忽与反复，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事实上，他们倍加推崇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在本质上不过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阐释和转述。从劳动过程的视角看，马克思出于对“物”的强调和重视，首先将劳动界定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2]207-208;然而，他的劳动概念基于但未止于此，而是从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13]59的强调出发，确认了与外在的物质变换相伴随的内在的主体间信息、情感等非物质性交往过程。从劳动借以开展的生产力的视角看，马克思又将劳动力界定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2]195。可见，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仅具有物质性意蕴，而且还涵括基于其上的非物质性意蕴。在其非物质性意蕴中，不仅具有经济性维度，而且还涵括生命政治性维度。由此观之，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性的论述非但没有太大新意，而且还由于据以进行概念界定的视角在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及劳动产品之间飘忽和流转，以至于呈现出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学术倒退。[14]
二、生命政治性：非物质劳动的要旨与精髓
如前所述，哈特和奈格里在考察非物质劳动的具体过程时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借以开展的工作时空和社会时空不再明确可分，前者日趋侵入后者并趋于融合。这一点，无疑确认并认同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所认定的经济领域对社会领域进而劳动对交往“入侵”的事实。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这种“入侵”并非发生于劳动的领域之外，而是劳动借其自身将社会领域纳入并融入自身的过程，从而使社会成为自身内在的一个领域和向度。同时，非物质劳动得以开展的合作和协作也迥异于物质劳动进程中的既有方式和形式，趋于非物质化和内在化，以至于“合作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3]294。同时，从产品的视角看，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出了一种全新的包括知识、信息尤其是交往、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可见，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性合作不仅是其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和首要前提，而且还是其最为重要的后果和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中进一步将“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8]34指认为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这样，与劳动的非物质化进程相伴随，劳动主体之肉体生命也日趋进入政治领域，从而非物质劳动等价于生命政治生产，非物质劳动便由此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进入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日趋混杂的生命政治领域。在他们看来，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对于非物质劳动所进入的生命政治领域的探查是欠缺的，“仅仅对其略有触及而未予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3]32。由此，他们又将考察对象转向了专注于生命政治领域的米歇尔·福柯。
福柯通过对当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技术的操控方式的系统分析与详尽考察，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自身健康稳定发展，不仅要把个体的劳动主体之肉体有效地纳入生产机器体系，而且还对整体的劳动人口进行规制和调控，从而使权力的治理对象不再主要是社会个体，更重要的是整体的、复数的人口。劳动主体之肉体乃至整体的人口成为被剥削进而被政治操控的对象，使得權力自身的形态变化成为必需，“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的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都是必不可少的”[15]91。这样，运行于社会有机体的权力，就从对社会个体进行规制的规训权力转变为对整体性人口进行调控的生命权力。与之相适应，政治形态也由传统政治转变为生命政治。可见，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就是指借助权力治理技术对整体人口进行操控，使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寿命以及结构等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和生活消费相适应，最终达到增强国家整体综合实力的目标和目的。在这种政治形态中，人不再被视为有着特异个性的鲜活个体，而被视为一种借以实现资本增殖的肉质的、有生命的工具。
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解和解读，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不限于政治领域，“不是否认而是重新吸纳了生活模式中的经济因素”[16]82，因而是一个兼具经济和政治双重维度的概念。他们正是借鉴吸收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积极思想因素，并将之用于对劳动的生命政治性进行分析和探查，从而超越了毛里齐奥·拉扎拉托：他们不仅注重后现代社会劳动范式的非物质性转变，而且还深入到社会性探查其生命政治性。[17]
在面对一些学者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责难时，哈特和奈格里辩解道：“非物质劳动”之“非物质”仅仅是就其产品的非物质形态而言的;若就劳动形式本身而言，所有的劳动都需要一定的体力付出，从而劳动无一不是“物质的”。事实上，仅就产品而言将之称为“非物质劳动”也是不太恰当的，因为他们正是鉴于其“创造人际关系和社会本身”的事实，也是从产品的视角将其重新界定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8]27-28。可见，无论从哪方面讲，“非物质劳动”都不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从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时间和频次上来看，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纵观他们的作品，前者主要使用于早期作品中，尤其集中出现于《帝国》（Empire，2000年）中;其后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从《诸众》（Multitude，2004年）和《公共福利》（Commonwealth，2009年）中的鲜有使用，直至《宣言》（Declaration，2012年）和《集合》（Assembly，2017年）中完全消失。与之相反，后者的使用频次却越来越高，从《帝国》中偶有出现到《诸众》和《公共福利》中被大量使用，再到最后出版的《宣言》和《集合》则成了指代后现代劳动范式的唯一概念。 然而，塞耶斯对他们关于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性”论说同样不甚满意。他认为，一切劳动不仅具有在改造物质对象过程中彰显出来的物质性，而且劳动主体在推进物质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作用于自身及其与他人共同结成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所有生产活动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生态政治’的”[11];因而将特定劳动冠以“生命政治”之名并借以与其他相区别，是徒劳无益的。不难看出，尽管塞耶斯将与劳动的物质性相对的特性冠以“生命政治性”之名，但他所理解的生命政治领域中主体性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过是从属于财富增值过程的再生产，因而他的理论视野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生命政治领域。哈特和奈格里所确认的劳动的“生命政治性”，是指“生产者在生产的同时也会被生产出来”[18]136。可见，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所蕴含的生命政治性的解读和探查，远远超过了塞耶斯物质劳动概念所涉及的层面和深度，从而将其批评彻底地归于无效。[19]
客观地讲，塞耶斯在对劳动的生命政治性问题上对哈特和奈格里的批驳也并非是全无道理的。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人之基本实践活动的劳动包涵着两重基本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呈现为发生于经济领域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体现于社会领域劳动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主客体之间呈现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20]500。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生命政治性与经济属性——包括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同样是劳动内在具有而不可或缺的维度和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就此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对劳动所做出的生命政治解读的确没有太大创新，充其量不过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重述和转译。
三、非物质劳动霸权：解放潜能迸发之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出现了传统断裂，尤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尤尔根·哈贝马斯为甚。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完全适用，从而生产力发展“不再是解放的潜能，再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21]72。与这一观点相对立，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发生于劳动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仍具有巨大的解放潜能，而这一潜能的累积和迸发是借助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与稳固而实现的。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是一种与人的生成及人类社会的出现相伴而生的劳动形态，因而非物质劳动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长久。然而，它在劳动领域中所占的比例并非恒定的，而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累积的，劳动不断改变着其霸权形式。迄今为止，曾出现过多次劳动霸权：在前工业社会，劳动领域呈现出农业劳动霸权;在工业社会，是工业劳动霸权;在后工业社会，“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3]294，集中体现为提供服务、掌控信息等非物质劳动日趋占据经济生产的核心地位。值得强调的是，他们确认了非物质劳动霸权与其在劳动领域中所占比例提高相关联这一事实，但他们并没有将之视为关键因素。在他们看来，正如以往所有的劳动霸权一样，非物质劳动霸权主要不取决于其在劳动领域的数量优势，而在于它借助自己在经济领域占据的优势地位而对其他劳动模式所施加的主导性影响。事实的确如此。在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中，农业劳动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工业劳动依然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与之相对，非物质劳动不仅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而且在不同地域的发展与分布也不均衡，较多地集中于发达地区。[22]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和影响主要不在于经济领域，他们更为乐见的是发生于社会领域的积极效应——对帝国进行政治替代的革命潜能在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生产技术的智能化削弱了阶级据以划分的基础。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认为，非物质劳动所采用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尤其是新的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对于对其进行具体操作和应用的体力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脑力要求，体力劳动由此融入了诸多传统上被界定为脑力劳动的内容和要素，致使以往关于物质劳动（或体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或脑力劳动）传统二分法“可能不能使人看到生产活动的新本质”[23]，意即，传统的体脑劳动的二元分割不再可行和有效。哈特和奈格里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并以计算机这一非物质性劳动最为惯常使用的工具为例进行了论证，认为智能化劳动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劳动主体远离其劳动对象，各种具体劳动几乎都可规约到计算机操作，从而使其异质性减少，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脑力要素，从而“治人”的劳心者与“治于人”的劳力者之间不再具有清晰可辨的界限。同时，他们还分析了信息化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互动性及去中心性，认为信息、知识等非物质性产品的生产权不再为特定阶层或群体所独享，每个社会主体同时是其生产者和接受者，从而使得任何人凭借对信息或知识的垄断而居于社会优势地位成为不可能。[14]
2.生产过程的内在合作性弱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操纵和剥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过程的视角看，非物质劳动与以往劳动相区别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内在合作性，意即，合作内在于劳动自身。它直接涉及劳动主体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他们认为，与以往劳动方式据以开展的合作依赖外界强加或组织根本不同，非物质劳动过程中的“合作内在于劳动活动本身”[3]294。非物质劳动不仅依赖于而且还生产出内在性合作，一方面弱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操纵和控制，另一方面加大了资产者对劳动产品过分侵夺的可能和难度。同时，与劳动的抽象化和社会化进程相伴随，劳动者之间则促成了一種更加密切的协作与交流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能够激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创造性能量，其有望“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潜能”[3]294。换言之，新型劳动所蕴含的合作性力量以及协调生产能力为摆脱资本控制进而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可能。
3.劳动产品的生命政治性为替代帝国预设了政治方案。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其价值量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以确定的劳动时间为标准予以衡量。这种新型劳动价值的不断累积，不仅促进了财富公共性的增长，从而增殖共产主义之“共产”要素;而且还强化了自身被剥削的可能和强度，致使赖以榨取劳动价值生存的资本主义发生生存危机，趋向于因“营养不足”而衰亡。尤其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非物质劳动最关键特征在于情感性与互动性，突出体现于后现代社会方兴未艾的服务业或情感经济中能够“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8]34。服务业通过劳动主体之间的身体接触和提供关怀，能够激发出新的主体性、新型人际交往以及全新社会关系，其中包括新型的剥削关系。随着新型剥削关系在日趋通达的社会网络中的流通与拓展，剥削也随之向非物质化转型且趋于普遍化，这将会引发这样一个重大后果：传统意义上直接遭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的外延发生了重大拓展，扩及所有“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3]293。这样，公共财富的累积加之由具有新型主体性的“诸众”组建而成的无产阶级趋于形成，这就造成了一种悖论：当代资本主义越发展，它就越趋于自我灭亡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了条件。 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所使用的霸权概念是从与他们有着类似政治旨趣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那里借鉴来的。在葛兰西的话语体系中，霸权主要是指与政治强权相对应的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意指在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哈特和奈格里创造性地将这一文化范畴的概念引入经济领域，用以描述并指代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范式。同时，他们无疑还比附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主导地位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24]216。在这里，“主导”无疑是指“发挥着关键而决定性作用”之意。然而，用后工业社会中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来比附工业劳动曾经占据的主导地位则是极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是分属两大门类的具体劳动，而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则是同一具体劳动的不同层面，因而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四、非物质劳动论：《资本论》的后现代续章
综观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其中固然存在着诸多缺陷甚至悖谬之处，但其所彰显的政治旨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共产主义理论，或者说是“为《资本论》续写新的篇章”[25]。
一方面，它恢复了《资本论》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众所周知，《资本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6]1。然而，自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诞生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纷纷背离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活动包括两个迥然有别且不可混淆的领域：其一是作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的劳动;其二是表现为“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交往”[21]49，并将自己理论基点指认为厘定“劳动和相互作用（交往——作者注）之间的根本区别”[21]48-49，不仅如此，他还基于对交往范式之于劳动范式基础性的认定，作出了“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21]93的断言，最终将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割裂并对立起来。与哈贝马斯所界定的与交往迥然有别的具有单一经济学维度的劳动存在本质对立，哈特和奈格里所确认的非物质劳动“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和社会本身”，因而是一种不仅具有经济学维度而且还涵括社会学维度进而具有交往意蕴的劳动，由此通过劳动与交往的融汇而实现了两种范式断裂的弥合。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借助这种兼具经济学与社会学双重意蕴的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才得以“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潜能”。这样，他们的非物质劳动论又重新回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劳动领域寻求政治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
另一方面，它融入了后现代之重要表征的微观分析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下，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把握是借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的辩证对立及矛盾运动的考察而开展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分析框架是基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框架的“宏大叙事”[27];而在充斥着碎片化、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中，唯有在摈弃这种思维框架的基础上，深入探查并分析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诸种微观机制，尤其是各种个体化、特异化的主观机制，才有望真正而有效地把握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方案。需要澄清的是，微观分析视角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并没有空场和缺席。同时应当承认，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理论分析过程中鲜有付诸微观机制与视角。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借助对个体化劳动主体性、特异化情感互动等的分析与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典作家微观分析视角缺乏的“缺陷”，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架更趋成熟与完备。
综上，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回归以及后现代微观分析视角的融入是值得称道的，是我们研究、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多得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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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