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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NBA篮球明星姚明2008年初接受凤凰卫视节目《鲁豫有约》的访谈。鲁豫问他：“你长期在海外打球，对国内流行状况还了解吗?”姚明回答“没问题”，鲁豫接着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山寨机是什么?”
山寨机名号响亮，远在美国打球的姚明都晓得。随着山寨机的影响力扩大，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大陆出现的“山寨”产品也不胜枚举，从高科技产品到各种平民化的电子产品，进而扩展到文化领域。原先被称为抄袭、模仿、恶搞的种种商业产品和文化现象，如今都齐聚于“山寨”的旗帜之下，不仅有了统一的称号，更有抢夺话语权、挑战主流生活方式的野心。比如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等等……
自嘲式幽默 反传统的民间创新
的确，早年的“山寨”概念专指“地下工厂”，是“假冒伪劣”遭人唾弃的非主流产品，或者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草根小众；直到现在，山寨手机等系列产品登堂入室，引发高度关注，“山寨”这个概念，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遮遮掩掩、在社会的异议声中夹着尾巴做人的小媳妇，甚至已经不带明显贬义色彩，反而成了自嘲式的幽默。在有些领域，“山寨”成了一种“反权威”的精神象征，或是“反传统”的民间创新。有评论者称，这就好像一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所演绎的故事：先以非常规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边缘，然后逐渐坐大，最终向正统势力挑战，甚至取而代之。
有人拿山寨文化和美国高科技的“车库创意文化”相比。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惠普的创办人比尔’休力特和戴维·帕尔德一起在后院车库创办了电脑公司，一直到互联网的雅虎和Google，强调的是从无到有、自己动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不怕尝试、不怕失败的创业精神，最后竞造就了硅谷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文化”倒有几分神似之处。同样在艰困的环境之下，拉起袖子创业。
像广东深圳、东莞街头，出现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个人电脑的小摊子，供人用手机下载影片，下载一部片子五毛人民币。只要一部电脑就能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民工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看电影。人手一部手机，看电影、听音乐外加拍照，解决了数千万打工仔下班之后的娱乐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西方行销家无法想象的新市场：有的手机可以拿来学唱卡拉OK，将手机甩一下，就可以换到下一首歌或下一个页面；有的手机可以发出奇炫的光芒，上面写着偶像的名字，方便让歌迷参加演唱会时使用……，手机不只是通话，还要有特炫功能，这是中国消费族群特有的心态。
但和硅谷精神大不相同的是，硅谷讲究更多的创新能量，山寨却善打模仿克隆“擦边球”。这种既非全球品牌、又非中国大厂牌制造，而是由终端销售市场自行设计制造的手机，根据高盛银行的研究报告，全世界一年销售量已超过了1.2亿部，且有一半的山寨机外销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有人认为“山寨”是低俗的文化，是仿冒起家，不值得推广，甚至是中国的耻辱。不过在“务虚”和“务实”之间，一种“山寨精神”也开始散播在全中国的产业，低调、敢放手一搏的山寨文化，在中国能够得到广大市场的回响。
互联网是“山寨”催化剂
互联网是“山寨”窜红的最有效催化剂。“早上，我被‘山寨版’手机的铃声叫醒，洗脸后抹上‘迪澳’润肤，泡上一碗‘康师博’红烧牛肉面，再喝袋‘豪牛’牌酸酸乳，然后潇洒地穿上一身‘阿迪瓦斯’运动服出门上班……”山寨产品层出不穷，一位自称“山寨族”的网民在网上如此想象“山寨版”生活。
这种中国式的草根文化井喷式爆发，会把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导向何处，正在吸引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办公室里，人们也不再因使用没有品牌的手机而感到尴尬或丢人，相反，大家不仅乐于交流山寨机的价格和功能，还对收集山寨机的名称乐此不疲。锁爱、iOrange、G2、爱疯……诸如此类的山寨机名称，开始只是网友们的笑料，后来逐渐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山寨机”开始遭遇“自我毁灭”
2008年夏天开始，中国政府一方面开始重点打压高仿企业，一方面也成立深圳手机产业协会，手机牌照制度开始放开，入网检测时间和费用大幅减少，也等于间接扶持打出名号的山大王成为“民族企业”。12月20日，国家工业信息部宣布，工信部下属的“电信终端测试技术协会”(TAF)已在国内向200多款手机核发“IMEI”电子串号。IMEI是由15位元数码组成，等于是每一部手机的“身份证号”，即使是“山寨机”，只要在组装完成后都将被赋予全球唯一的一组号码，可以出口到国外市场。
的确，表面风光的“山寨机”产业，在成功“伤害”并抢占了外资和国产手机品牌的部分领地后，也开始了“自我毁灭”的历程。诚如前“Global Soumes”资深编辑潘九堂指出，由于大量厂商的低层次、同质化竞争，山寨机产业已出现供应过剩、管道库存积压严重而要不断抛货。包括像上游的联发科等公司提供的通讯芯片平台的整合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制造变得简单，加上互联网等资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这时，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品质极限，例如“山寨机”大量使用5-7元的电池，因此“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品质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悲观的业者则认为，“山寨产业”适合完成原始的开创型市场，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加上消费者能接受的品牌有限，“山寨”很难成就变大变强的民族企业。不过如果这样就似乎宣布“山寨机”会出局也言之过早，尽管未来“一机成名”和“一夜暴富”已可遇不可求，但“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似乎更适合广而深的中国市场。
深圳“华强北”“山寨机”本营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1亿部以上，与中国品牌手机总销量相当，仅增值税一项就造成人民币178亿元的损失，大陆正规手机厂商几乎都出现亏损，有些甚至退出市场。山寨机让全世界第一大手机公司诺基亚及第二大手机公司三星的利润受损，全世界最大的手机芯片公司德州仪器(TI)股价只剩1／5，也让来自全球的采购人员及研究人员，纷纷前往“山寨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一探究竟。
广义上的华强北，是深圳福田区华强路一带，据业界人士估计，每逢假日就有30万人次流动。站在华强北街头望去，包括“远望”、“明通”、“桑达”等电子城林立两旁。在这些大卖场中，每个都有上千家店面进驻，有的就只有小柜台，柜子里摆满了各式手机或是相关零组件，甚至手机废料等。“这里号称没有‘没有的手机’，就算真的找不到，自己也可以买零件组一部。”一名店长自信地说。
山寨企业很清楚手机通路商最关切的还是利润，品牌则在其次。许多山寨机企业完全不花一毛钱在产品行销及广告上，把省下来的利润回馈给通路商，并提升手机的“性价比”(性能价格比)，做到比任何同类型的手机都要好。例如，一部800元人民币的手机，诺基亚是最简单配置的入门机种，但天宇则可以做到200万像素相机、图像精细的QVGA彩色液晶的面板以及附插卡的机种。在华强北，可以发现所有商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前进：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原本产品。
山寨机零售商利润高另一方面，也是从“群聚效应”的核心零组件出发，来自台湾的联发科技，就扮演了过去类似PC时代英特尔(Intel)提供中央处理器的角色；山大王们则是准备出头做中国手机界的惠普或联想。由于不缴纳17％的增值税、销售税，也不用研发、品管、广告等费用，山寨手机以价格低廉取胜，虽然没有售后服务，消费者也愿意花钱购买。山寨机的中间利润可以高达50％到100％，生产商可赚到其中的一成到一成五，中盘赚到一成到两成五，剩下六成到八成都给零售商，而零售商赚得最多，所以越卖越旺。这也是华强北很多铺面不足3平方米，多以夫妻店等模式生存却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袁 红)
山寨机名号响亮，远在美国打球的姚明都晓得。随着山寨机的影响力扩大，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大陆出现的“山寨”产品也不胜枚举，从高科技产品到各种平民化的电子产品，进而扩展到文化领域。原先被称为抄袭、模仿、恶搞的种种商业产品和文化现象，如今都齐聚于“山寨”的旗帜之下，不仅有了统一的称号，更有抢夺话语权、挑战主流生活方式的野心。比如山寨春晚、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等等……
自嘲式幽默 反传统的民间创新
的确，早年的“山寨”概念专指“地下工厂”，是“假冒伪劣”遭人唾弃的非主流产品，或者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草根小众；直到现在，山寨手机等系列产品登堂入室，引发高度关注，“山寨”这个概念，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遮遮掩掩、在社会的异议声中夹着尾巴做人的小媳妇，甚至已经不带明显贬义色彩，反而成了自嘲式的幽默。在有些领域，“山寨”成了一种“反权威”的精神象征，或是“反传统”的民间创新。有评论者称，这就好像一部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所演绎的故事：先以非常规手法游走于主流圈子的边缘，然后逐渐坐大，最终向正统势力挑战，甚至取而代之。
有人拿山寨文化和美国高科技的“车库创意文化”相比。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惠普的创办人比尔’休力特和戴维·帕尔德一起在后院车库创办了电脑公司，一直到互联网的雅虎和Google，强调的是从无到有、自己动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不怕尝试、不怕失败的创业精神，最后竞造就了硅谷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文化”倒有几分神似之处。同样在艰困的环境之下，拉起袖子创业。
像广东深圳、东莞街头，出现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个人电脑的小摊子，供人用手机下载影片，下载一部片子五毛人民币。只要一部电脑就能做生意，成千上万的民工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看电影。人手一部手机，看电影、听音乐外加拍照，解决了数千万打工仔下班之后的娱乐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西方行销家无法想象的新市场：有的手机可以拿来学唱卡拉OK，将手机甩一下，就可以换到下一首歌或下一个页面；有的手机可以发出奇炫的光芒，上面写着偶像的名字，方便让歌迷参加演唱会时使用……，手机不只是通话，还要有特炫功能，这是中国消费族群特有的心态。
但和硅谷精神大不相同的是，硅谷讲究更多的创新能量，山寨却善打模仿克隆“擦边球”。这种既非全球品牌、又非中国大厂牌制造，而是由终端销售市场自行设计制造的手机，根据高盛银行的研究报告，全世界一年销售量已超过了1.2亿部，且有一半的山寨机外销到中国以外的地方。
有人认为“山寨”是低俗的文化，是仿冒起家，不值得推广，甚至是中国的耻辱。不过在“务虚”和“务实”之间，一种“山寨精神”也开始散播在全中国的产业，低调、敢放手一搏的山寨文化，在中国能够得到广大市场的回响。
互联网是“山寨”催化剂
互联网是“山寨”窜红的最有效催化剂。“早上，我被‘山寨版’手机的铃声叫醒，洗脸后抹上‘迪澳’润肤，泡上一碗‘康师博’红烧牛肉面，再喝袋‘豪牛’牌酸酸乳，然后潇洒地穿上一身‘阿迪瓦斯’运动服出门上班……”山寨产品层出不穷，一位自称“山寨族”的网民在网上如此想象“山寨版”生活。
这种中国式的草根文化井喷式爆发，会把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导向何处，正在吸引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办公室里，人们也不再因使用没有品牌的手机而感到尴尬或丢人，相反，大家不仅乐于交流山寨机的价格和功能，还对收集山寨机的名称乐此不疲。锁爱、iOrange、G2、爱疯……诸如此类的山寨机名称，开始只是网友们的笑料，后来逐渐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山寨机”开始遭遇“自我毁灭”
2008年夏天开始，中国政府一方面开始重点打压高仿企业，一方面也成立深圳手机产业协会，手机牌照制度开始放开，入网检测时间和费用大幅减少，也等于间接扶持打出名号的山大王成为“民族企业”。12月20日，国家工业信息部宣布，工信部下属的“电信终端测试技术协会”(TAF)已在国内向200多款手机核发“IMEI”电子串号。IMEI是由15位元数码组成，等于是每一部手机的“身份证号”，即使是“山寨机”，只要在组装完成后都将被赋予全球唯一的一组号码，可以出口到国外市场。
的确，表面风光的“山寨机”产业，在成功“伤害”并抢占了外资和国产手机品牌的部分领地后，也开始了“自我毁灭”的历程。诚如前“Global Soumes”资深编辑潘九堂指出，由于大量厂商的低层次、同质化竞争，山寨机产业已出现供应过剩、管道库存积压严重而要不断抛货。包括像上游的联发科等公司提供的通讯芯片平台的整合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制造变得简单，加上互联网等资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这时，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品质极限，例如“山寨机”大量使用5-7元的电池，因此“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品质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悲观的业者则认为，“山寨产业”适合完成原始的开创型市场，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加上消费者能接受的品牌有限，“山寨”很难成就变大变强的民族企业。不过如果这样就似乎宣布“山寨机”会出局也言之过早，尽管未来“一机成名”和“一夜暴富”已可遇不可求，但“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似乎更适合广而深的中国市场。
深圳“华强北”“山寨机”本营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1亿部以上，与中国品牌手机总销量相当，仅增值税一项就造成人民币178亿元的损失，大陆正规手机厂商几乎都出现亏损，有些甚至退出市场。山寨机让全世界第一大手机公司诺基亚及第二大手机公司三星的利润受损，全世界最大的手机芯片公司德州仪器(TI)股价只剩1／5，也让来自全球的采购人员及研究人员，纷纷前往“山寨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一探究竟。
广义上的华强北，是深圳福田区华强路一带，据业界人士估计，每逢假日就有30万人次流动。站在华强北街头望去，包括“远望”、“明通”、“桑达”等电子城林立两旁。在这些大卖场中，每个都有上千家店面进驻，有的就只有小柜台，柜子里摆满了各式手机或是相关零组件，甚至手机废料等。“这里号称没有‘没有的手机’，就算真的找不到，自己也可以买零件组一部。”一名店长自信地说。
山寨企业很清楚手机通路商最关切的还是利润，品牌则在其次。许多山寨机企业完全不花一毛钱在产品行销及广告上，把省下来的利润回馈给通路商，并提升手机的“性价比”(性能价格比)，做到比任何同类型的手机都要好。例如，一部800元人民币的手机，诺基亚是最简单配置的入门机种，但天宇则可以做到200万像素相机、图像精细的QVGA彩色液晶的面板以及附插卡的机种。在华强北，可以发现所有商品都是以这种方式前进：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原本产品。
山寨机零售商利润高另一方面，也是从“群聚效应”的核心零组件出发，来自台湾的联发科技，就扮演了过去类似PC时代英特尔(Intel)提供中央处理器的角色；山大王们则是准备出头做中国手机界的惠普或联想。由于不缴纳17％的增值税、销售税，也不用研发、品管、广告等费用，山寨手机以价格低廉取胜，虽然没有售后服务，消费者也愿意花钱购买。山寨机的中间利润可以高达50％到100％，生产商可赚到其中的一成到一成五，中盘赚到一成到两成五，剩下六成到八成都给零售商，而零售商赚得最多，所以越卖越旺。这也是华强北很多铺面不足3平方米，多以夫妻店等模式生存却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袁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