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前，一篇军事题材的中篇小说写到一位军官的心理时，有这样一个细节，面对下属，军官心里称，我之所以成为你的首长，重要原因之一，是我比你掌握的信息多——可見，拥有丰富的信息多么重要。
　　从这个角度看，当下国人离不开网络、手机只是表象，深层原因是离不开信息。比如，国家要给几大群体发“红包”，证监会出台新措施，银行利息涨落，哪要招工，商场促销，哪里办月嫂培训班，哪又出了毒食品，又要给退休人员涨养老金，某学区又起新楼，公积金怎么提取，大蒜要涨价，房屋维修基金使用出台新政策，家庭用电欠费改由微信通知，小区改选业主委员会，某天某地区要停电，单位通过微信发通知，等等。这些信息必须要了解和掌握，否则就会影响工作、生活，给自己造成不便。
　　这是信息遗漏恐惧的最直接原因。其中的逻辑是：现在信息大爆炸，且很多信息都与民众利益相关；网络、智能手机等媒介硬件“越来越硬”，方便人们获取信息；人们处在对信息“自接收、自对应、自处理”时代。
　　遥想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之所以对信息极少有丰富感和焦虑感、恐惧感，皆因那时的信息均由政府和单位单向输送，大家是被动接收。那时焦虑的是信息发布者，什么信息要告诉大家，什么信息是秘密，不能泄漏丝毫，都会细细考量。信息接收者没这个焦虑，告诉我与否随你，我不操这心，该我知道的，到时电台广播、单位开会，自然会知道；不该我知道的，肯定与我无关，就没必要知道。这是那时大家普遍的认知逻辑。
　　现在不一样了：信息海量且多与自身利益相关；传播渠道多元，更重要的是，人们有意愿、有动力、有能力主动获得各种信息，以便做好预案，制定措施，积极应对。2015年12月，深圳汽车突然限购，人们猝不及防，想买车的人叫苦连天，从政府角度看，是保密工作做得好，从民众视角看，是信息缺失。同样道理，去年很多城市出台购房新政和网约车新政，你的利益若与之相关，就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这方面信息，信息越多，你的应对越从容。反之，你就会茫然无措，注定要焦虑，要恐惧。
　　令人信息遗漏恐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目前国家经济形势复杂，政府要不断出台新政策、调整老政策。从老政策中得益的一些人，可能会继续受益于新政策和调整后的老政策，但也有很多人因观望错失良机。人都是趋利的，谁都不想被政策抛弃，谁都想尽早并准确地得到相关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用力点。问题是，有些政策，发布者发布前是严格保密的；有些政策的制定和发布虽有一定透明度，但摇摆性、可逆性极强。当这些政策未进入传播渠道变成信息前，人们自然要捉摸、猜测、打探、套取，而这除了靠小道信息，就要靠网络了。报刊的信息传播速度比电视机要慢，电视机的信息传播速度比电脑要慢；电脑的信息传播速度比智能手机要慢（你至少要先找一台电脑并开机）。你从兜里摸出手机、按开，一切便OK。手机就此成为人们新的眼睛、新的耳朵。植根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相对最快的手机，便成为人们不同程度消解信息遗漏恐惧的最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