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掌管美国大公司的人们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头八年过得比较艰难。利润率是很高，但销售情况低迷。总统办公室里没有什么说道，公开露面常常是忏悔，银行和股东要求老板限制投资，除非老板是杰夫·贝佐斯。2016年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经济状况有起色，情况也开始变化。然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台，他在国内减税和放松管制，在海外则跟中国“大打出手”，虽然众多选民陷入震惊，各大董事会却很高兴。2018年，美国公司被限制多年后终于迎来发展。2019年大气候很难改善，恶化的迹象却相当明显。
　　2018年的繁荣简直像梦想成真。截至10月，标准普尔500指数中90%的公司销售额增长，而过去十年的平均值为69%，2009年还曾低至36%。约52%的公司利润率上升。总体来看，标准普尔500指数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25%，如果去除减税的影响，增长为16%。看多情绪带动下，企业纷纷增加投资。包括资本支出和研发投入在内的投资增长了18%。硅谷生机勃勃，房屋建筑商也一樣，利润达到2006年以来最高水平，铁路和人力资源公司表现也很好。
　　面对如此优良业绩，今后如何更上层楼？共和党人将努力通过另一项与2017年12月减税政策相似的大型改革。股市点位已然很高。如果中国在贸易战中让步，同意花费数千亿美元采购美国商品，美国公司的收益也只能增加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大威胁逐渐逼近。
　　首先，利润率高涨将受到成熟经济周期压迫。经济衰退会很痛苦，即使劳动力市场持续收紧也会推高工资水平。餐馆和快递运营商之类员工人数较多的公司已苦不堪言，但整体而言，困难也可聚集力量。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每上涨5%，美国公司利润便会下降19%。

“泡沫”充盈

　　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每股资本投资百分比，同比变化

　　第二个威胁是贸易。商界人士总怀疑经济学家激辩关税问题是危言耸听。到目前为止对底线的影响很小。但如果与中国的争端升级并损害利润丰厚的供应链，例如智能手机供应链，情况可能改变。无论如何，企业都要开始重新考虑生产网络。过去30年里，美国公司从全球化中受益。所以全世界市值最高的50家上市公司中有30家来自美国。现在，新一代老板得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应对新的贸易紧张局势。成本是关键因素。2018年7月至10月中旬，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中有44%举行投资者电话会议时讨论了关税，明确显示虽然盈亏尚未受到影响，但关税问题极其重要。
　　最后一项威胁是商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雷曼兄弟倒闭十年后，商业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很不稳定。从某种程度上，美国两极分化的公共话语和文化战争其实帮大公司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共讨论转向了美国公司对中产阶级增长停滞的责任。激进改革的想法不断消失。例如，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一项法案，认为工人应至少占40%的董事会席位。民粹主义者向左翼转变，可能会导致减税政策反复或采取激进的反托拉斯政策。
　　如果要以史为鉴，身处周期里当下阶段时，许多老板会拿奖励高薪并寻找收购机会。明智的领导者应该为2019年做好后备计划。对抗动荡最稳妥的是稳扎稳打的资产负债表。然而遗憾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有四分之一公司的净债务超过营业总利润三倍，该比例是判断是否过度负债的标准。这其中也包括卡夫食品和希尔顿之类巨头。当你身处世界之巅时，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能永远不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