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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数字听起来有点令人惊悚：德国道路上每天约有100万人逃票。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手忙脚乱来不及买票，懒得折腾，太穷，想贪小便宜，亦或只是喜欢这样做。公交、地铁和城铁上的检票员每天都在试图揪出尽可能多的逃票者，一场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轮番上演。
逃票惯犯
图宾根地方法院。“L女士，您在一个月之内因逃票被抓了6次，您还记得吗？”法官问。“是的，记得。”21岁的被告安娜·L不情愿地抬起头，小声地说，“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逃票行为。”
八九岁时，安娜一般和朋友们一起步行上学。下雨时她们会跳上公交车，坐上4站，从来没有人检这些女孩们的票。进入中学之后，如果安娜想和朋友们一起进城，她仍会直接跳上车，从来没有买票的意识。而且如果需要向父母要钱买票，就要向他们报备行踪，这也是安娜不乐意的。
安娜第一次被抓，是在从图宾根到罗伊特林根的火车上。她被警察带回了家。这次经历让她觉得很是羞愧，但不久她就把它抛到脑后了。而她的父母只是自责没有认真照顾好女儿，根本没有责备她。
在安娜的朋友圈中，逃票是一种很酷的行为。他们巧妙地重复使用同一张车票，灵活躲避检票员的搜查。万一被抓，安娜会表现得很羞愧，承诺以后绝不再犯，然后照逃不误。
中学毕业后，安娜开始接受一项职业技能培训。她仍在逃票。地方法院寄来的信件在桌上堆积，而她根本没有拆开过。直到她的父亲发现后，才拖着她去了法院。最初，安娜被处以60个日额罚金（犯罪人每日应缴纳的罚金数额，原则上就是其日平均纯收入），这次是3个月缓刑。
“您是时候学会承担责任了。”判决后，法官对她说。“我该怎样做？”安娜问，仍是一脸迷茫。
检票策略
根据德国《经济周刊》2012年的一次调查：35个德国城市的逃票率在1%（纽伦堡）到6%（开姆尼茨）之间，平均逃票率为3.5%，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在科隆和柏林，100名乘客中至少有4名逃票；在汉堡，共有16.1万乘客被抓到逃票。
外国游客常常对德国的逃票之易感到吃惊。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火车站设置有护栏，没有车票，不能进入站臺乘车。在纽约，翻越护栏的逃票者会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印度尼西亚铁路公司更加残忍：为了严惩车顶“逃票客”，他们在铁道线上搭起支架，将水泥球悬挂在距离车顶约40厘米的地方。
大部分公交企业对他们的检票策略守口如瓶，汉堡公共交通联合会却对此津津乐道。阿恩特·马里斯卡是汉堡铁路、公路监控的负责人，管理着100名检票员和200名监控人员。据马里斯卡透露，汉堡新检票策略的要点是：从两年前开始，乘客只能从公交车的前门上车，这一简单的措施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在各路段额外派出便装检票员，在火车上设置上车检、下车检、过道检和大检，检查随机分散在一天的各个时段。如果20-50名检票员同时在一列火车上一个不漏地查票，就是所谓的“大检”。大检能起到警示的作用，有过这样一次经历的乘客，会对逃票被抓的风险记忆犹新。
这些检票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汉堡的逃票率已经从2000年的乘客总数的5%下降到了2.5%，使得车票收入的损失减少了1000万欧元。
逃票是一次政治运动吗？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不断有人将逃票奉为一种文明的忤逆。在德国喜剧中，常常有机灵的乘客愚弄呆笨的检票员的情节。那时有段流行的台词：“总是有人告诉我，逃票的人损害了我的利益。对此我只想说，你们都上车吧，利益受损我也乐意。”
柏林哲学教授阿恩特·鲍尔曼曾经说起逃票的道德哲学后果：“我总是用逃票现象来向学生解释康德的道德律令——想象一下，你行事的原则成为普遍的定律会怎样？这些原则是主观的，比如逃票者可以说：当我手头紧或是没有零钱时，车还是要坐的。如果这种原则成为普遍的定律，那么每个手头紧的人都可以逃票。长此以往，公交企业会破产，而逃票者的行为也就会自然终结。但是在极端压抑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可以利用逃票来批评社会，表达抗议、反叛或解放的意愿，就像开车的沙特阿拉伯妇女那样。”
免费交通的可能性
“免费，免费，否则我们弄弯铁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试图推行免费的短途公交政策。早在16年前，有7.5万居民的比利时城市哈瑟尔特就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然而慢慢的，城市税收不再能够承担这笔费用，现在哈瑟尔特居民每次坐车必须支付60欧分。2013年，爱沙尼亚首都塔林（40.4万居民）成为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实现免费公交的首都城市。
奥利弗·伍尔夫是德国公共交通企业联合会主席。他认为，市内交通免费意味着要靠公民纳税来提供资金。这不仅对那些根本不使用城市公交的人来说非常不公平，还会导致城市额外支出一笔数额巨大的公共交通财政补贴。如果考虑到德国的减债目标和空空如也的城镇资金库，“免费交通”的设想根本毫无意义。
伍尔夫强调，应该提高逃票罚款金额，使其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让那些臭名昭著的逃票者逃不起票。2013年4月，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及都市事务部大会决定，对逃票者罚款的额度从40欧元提高到60欧元。伍尔夫认为：“这已经是个进步，但对逃票累犯而言，还是罚得太少了。”
逃票软件
在维也纳，逃票者甚至会被处以100欧元的高额罚款。可能正因如此，3年前，这座城市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款为逃票者制作的手机应用软件，逃票者借此实现了联网。这款名为“检票员”的逃票软件，由27岁的洛伦茨·艾特迈尔和几位同事共同开发完成，他们所在的公司也因这款软件的成功而成为奥地利软件开发商中的领头羊。
成千上万公交、地铁和城铁乘客将“检票员”软件下载到他们的苹果或安卓手机中。“地铁U4线，海利根施塔特方向，弗里德斯布鲁克站，有3名检票员。”软件有“检票通告”功能，看到检票员的人会在线报告，以此来提醒其他用户马上下车、改变路线或是很快买张票。 伍尔夫认为，在社交网络公开成立逃票小组的现象，着实让人担忧。“这些人显然认为，不购票就坐车能够为社会所接受。但对诚信的乘客而言，这是一种欺诈和无耻的行为。”
艾特迈尔则强调，这款软件鼓励人们买票而不是逃票。“检票员”软件在广告中写道：“在我们的软件中，你能看到，每天的检票次数多如牛毛。不买票乘车其实没有意义。”
逃票的退休老人
德语中“逃票”（Schwarzfahren）一词在词源上包含有意地绪语中的贫困之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大部分逃票者確实买不起票。社会救济规定中的“交通基本需求补助”虽然最近涨到了每月24欧元，但在大多数地方还是不够买一张廉价的福利月票。
退休老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逃票者，萨克森州被抓的逃票者中有1/10超过60岁。德国司法部门开始考虑出台一种和少年刑法相对的老年刑法。
87岁的老奶奶格特鲁德已经因逃票而躲避司法部门的追捕3个月了。那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四处奔逃的她忍受着寒冷的折磨。去年12月中旬，她终于在哈根火车站被捕。圣诞节前不久，伍珀塔尔地方法院中断了对其“逃票22次”的诉讼，并对其进行精神鉴定，以证明她有刑事责任能力。“愿星星陪伴我们，天使保护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这位德国最著名的逃票者嘟哝着。
人们能在鲁尔区各个火车站看到格特鲁德。这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带着一个大大的纸箱，穿着过于宽松的牛仔裤，弯腰捡着塑料瓶，腰部显得有些僵硬。她似乎总是在路上，坐着从多特蒙德到施威姆、从杜塞尔多夫到伍珀塔尔、从门兴格拉德巴赫到恩内佩塔的区间车。她有目的地吗？亦或只是在打发时间？因为火车上很温暖，因为她在那里可以见到很多人，不会感到孤单？当然也可能是如她所说，她要坐车去做清洁工，因为她每月560欧元的退休金不足以维生，更别说买车票了。
2011年，格特鲁德第一次被拘捕，并被罚以15个日额罚金，2013年夏天变成40个日额罚金或坐牢40天。一位贫穷的老妇人该如何承受这些惩罚？因特网上，人们讨论着她的健康状况，要求她去做社会福利工作来抵刑罚，直到最后某小报决定为其花钱免刑。这次她又出现在法庭上，媒体反应热烈，她的支持者们发起了“让格特鲁德奶奶安静生活”的请愿。今年1月初，一位退休老人甚至给她送了一张老年年票。
让我们来算笔账：如果法官判处格特鲁德80个日额罚金，或监禁80天，她付不起罚金，自然是选择监禁。关押犯人一天平均需花费115欧元的公共财政资金（这笔钱自然来自纳税人），80天就是9200欧元。在伍珀塔尔，买一张福利月票需30欧元，那么这9200欧元，格特鲁德本可以坐车25年，直到她112岁。
（摘自《海外文摘》）
逃票惯犯
图宾根地方法院。“L女士，您在一个月之内因逃票被抓了6次，您还记得吗？”法官问。“是的，记得。”21岁的被告安娜·L不情愿地抬起头，小声地说，“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逃票行为。”
八九岁时，安娜一般和朋友们一起步行上学。下雨时她们会跳上公交车，坐上4站，从来没有人检这些女孩们的票。进入中学之后，如果安娜想和朋友们一起进城，她仍会直接跳上车，从来没有买票的意识。而且如果需要向父母要钱买票，就要向他们报备行踪，这也是安娜不乐意的。
安娜第一次被抓，是在从图宾根到罗伊特林根的火车上。她被警察带回了家。这次经历让她觉得很是羞愧，但不久她就把它抛到脑后了。而她的父母只是自责没有认真照顾好女儿，根本没有责备她。
在安娜的朋友圈中，逃票是一种很酷的行为。他们巧妙地重复使用同一张车票，灵活躲避检票员的搜查。万一被抓，安娜会表现得很羞愧，承诺以后绝不再犯，然后照逃不误。
中学毕业后，安娜开始接受一项职业技能培训。她仍在逃票。地方法院寄来的信件在桌上堆积，而她根本没有拆开过。直到她的父亲发现后，才拖着她去了法院。最初，安娜被处以60个日额罚金（犯罪人每日应缴纳的罚金数额，原则上就是其日平均纯收入），这次是3个月缓刑。
“您是时候学会承担责任了。”判决后，法官对她说。“我该怎样做？”安娜问，仍是一脸迷茫。
检票策略
根据德国《经济周刊》2012年的一次调查：35个德国城市的逃票率在1%（纽伦堡）到6%（开姆尼茨）之间，平均逃票率为3.5%，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在科隆和柏林，100名乘客中至少有4名逃票；在汉堡，共有16.1万乘客被抓到逃票。
外国游客常常对德国的逃票之易感到吃惊。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火车站设置有护栏，没有车票，不能进入站臺乘车。在纽约，翻越护栏的逃票者会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印度尼西亚铁路公司更加残忍：为了严惩车顶“逃票客”，他们在铁道线上搭起支架，将水泥球悬挂在距离车顶约40厘米的地方。
大部分公交企业对他们的检票策略守口如瓶，汉堡公共交通联合会却对此津津乐道。阿恩特·马里斯卡是汉堡铁路、公路监控的负责人，管理着100名检票员和200名监控人员。据马里斯卡透露，汉堡新检票策略的要点是：从两年前开始，乘客只能从公交车的前门上车，这一简单的措施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在各路段额外派出便装检票员，在火车上设置上车检、下车检、过道检和大检，检查随机分散在一天的各个时段。如果20-50名检票员同时在一列火车上一个不漏地查票，就是所谓的“大检”。大检能起到警示的作用，有过这样一次经历的乘客，会对逃票被抓的风险记忆犹新。
这些检票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汉堡的逃票率已经从2000年的乘客总数的5%下降到了2.5%，使得车票收入的损失减少了1000万欧元。
逃票是一次政治运动吗？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不断有人将逃票奉为一种文明的忤逆。在德国喜剧中，常常有机灵的乘客愚弄呆笨的检票员的情节。那时有段流行的台词：“总是有人告诉我，逃票的人损害了我的利益。对此我只想说，你们都上车吧，利益受损我也乐意。”
柏林哲学教授阿恩特·鲍尔曼曾经说起逃票的道德哲学后果：“我总是用逃票现象来向学生解释康德的道德律令——想象一下，你行事的原则成为普遍的定律会怎样？这些原则是主观的，比如逃票者可以说：当我手头紧或是没有零钱时，车还是要坐的。如果这种原则成为普遍的定律，那么每个手头紧的人都可以逃票。长此以往，公交企业会破产，而逃票者的行为也就会自然终结。但是在极端压抑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可以利用逃票来批评社会，表达抗议、反叛或解放的意愿，就像开车的沙特阿拉伯妇女那样。”
免费交通的可能性
“免费，免费，否则我们弄弯铁道！”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试图推行免费的短途公交政策。早在16年前，有7.5万居民的比利时城市哈瑟尔特就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然而慢慢的，城市税收不再能够承担这笔费用，现在哈瑟尔特居民每次坐车必须支付60欧分。2013年，爱沙尼亚首都塔林（40.4万居民）成为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实现免费公交的首都城市。
奥利弗·伍尔夫是德国公共交通企业联合会主席。他认为，市内交通免费意味着要靠公民纳税来提供资金。这不仅对那些根本不使用城市公交的人来说非常不公平，还会导致城市额外支出一笔数额巨大的公共交通财政补贴。如果考虑到德国的减债目标和空空如也的城镇资金库，“免费交通”的设想根本毫无意义。
伍尔夫强调，应该提高逃票罚款金额，使其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让那些臭名昭著的逃票者逃不起票。2013年4月，德国联邦交通、建筑及都市事务部大会决定，对逃票者罚款的额度从40欧元提高到60欧元。伍尔夫认为：“这已经是个进步，但对逃票累犯而言，还是罚得太少了。”
逃票软件
在维也纳，逃票者甚至会被处以100欧元的高额罚款。可能正因如此，3年前，这座城市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款为逃票者制作的手机应用软件，逃票者借此实现了联网。这款名为“检票员”的逃票软件，由27岁的洛伦茨·艾特迈尔和几位同事共同开发完成，他们所在的公司也因这款软件的成功而成为奥地利软件开发商中的领头羊。
成千上万公交、地铁和城铁乘客将“检票员”软件下载到他们的苹果或安卓手机中。“地铁U4线，海利根施塔特方向，弗里德斯布鲁克站，有3名检票员。”软件有“检票通告”功能，看到检票员的人会在线报告，以此来提醒其他用户马上下车、改变路线或是很快买张票。 伍尔夫认为，在社交网络公开成立逃票小组的现象，着实让人担忧。“这些人显然认为，不购票就坐车能够为社会所接受。但对诚信的乘客而言，这是一种欺诈和无耻的行为。”
艾特迈尔则强调，这款软件鼓励人们买票而不是逃票。“检票员”软件在广告中写道：“在我们的软件中，你能看到，每天的检票次数多如牛毛。不买票乘车其实没有意义。”
逃票的退休老人
德语中“逃票”（Schwarzfahren）一词在词源上包含有意地绪语中的贫困之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大部分逃票者確实买不起票。社会救济规定中的“交通基本需求补助”虽然最近涨到了每月24欧元，但在大多数地方还是不够买一张廉价的福利月票。
退休老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逃票者，萨克森州被抓的逃票者中有1/10超过60岁。德国司法部门开始考虑出台一种和少年刑法相对的老年刑法。
87岁的老奶奶格特鲁德已经因逃票而躲避司法部门的追捕3个月了。那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四处奔逃的她忍受着寒冷的折磨。去年12月中旬，她终于在哈根火车站被捕。圣诞节前不久，伍珀塔尔地方法院中断了对其“逃票22次”的诉讼，并对其进行精神鉴定，以证明她有刑事责任能力。“愿星星陪伴我们，天使保护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这位德国最著名的逃票者嘟哝着。
人们能在鲁尔区各个火车站看到格特鲁德。这位骨瘦如柴的老人，带着一个大大的纸箱，穿着过于宽松的牛仔裤，弯腰捡着塑料瓶，腰部显得有些僵硬。她似乎总是在路上，坐着从多特蒙德到施威姆、从杜塞尔多夫到伍珀塔尔、从门兴格拉德巴赫到恩内佩塔的区间车。她有目的地吗？亦或只是在打发时间？因为火车上很温暖，因为她在那里可以见到很多人，不会感到孤单？当然也可能是如她所说，她要坐车去做清洁工，因为她每月560欧元的退休金不足以维生，更别说买车票了。
2011年，格特鲁德第一次被拘捕，并被罚以15个日额罚金，2013年夏天变成40个日额罚金或坐牢40天。一位贫穷的老妇人该如何承受这些惩罚？因特网上，人们讨论着她的健康状况，要求她去做社会福利工作来抵刑罚，直到最后某小报决定为其花钱免刑。这次她又出现在法庭上，媒体反应热烈，她的支持者们发起了“让格特鲁德奶奶安静生活”的请愿。今年1月初，一位退休老人甚至给她送了一张老年年票。
让我们来算笔账：如果法官判处格特鲁德80个日额罚金，或监禁80天，她付不起罚金，自然是选择监禁。关押犯人一天平均需花费115欧元的公共财政资金（这笔钱自然来自纳税人），80天就是9200欧元。在伍珀塔尔，买一张福利月票需30欧元，那么这9200欧元，格特鲁德本可以坐车25年，直到她112岁。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