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01
1917年1月4日，一辆马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健步走下车来。校工们分立两侧，齐刷刷地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眼里。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就在前途无量时，他却辞官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纷纷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劝阻，蔡元培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他向校工鞠躬时，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02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如同魔窟。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晚饭后就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们称为“最佳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即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顾颉刚说：“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03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胡同里住着一个安徽人。
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但他是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意：“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这才得以进入北大。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字叫毛泽东。
04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胡适、钱玄同等绝对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其观点。不料四处寻而不得，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天下有几人哉？
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見，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正因此，北大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
05
从踏进北大那天起，蔡元培就有一夙愿：建立教授治校体制。“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于是，蔡元培任校长才三个月，他就在北大设立了“评议会”。“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北大不但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中国最规范之大学。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风气。”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甲种会员，不嫖，不赔，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06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977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摘自微信公众号“慈怀读书会”）
1917年1月4日，一辆马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蔡元培健步走下车来。校工们分立两侧，齐刷刷地向新校长鞠躬致敬。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眼里。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就在前途无量时，他却辞官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纷纷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劝阻，蔡元培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他向校工鞠躬时，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02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如同魔窟。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晚饭后就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们称为“最佳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即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顾颉刚说：“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03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胡同里住着一个安徽人。
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但他是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意：“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意：“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半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这才得以进入北大。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字叫毛泽东。
04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胡适、钱玄同等绝对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其观点。不料四处寻而不得，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天下有几人哉？
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見，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正因此，北大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
05
从踏进北大那天起，蔡元培就有一夙愿：建立教授治校体制。“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于是，蔡元培任校长才三个月，他就在北大设立了“评议会”。“每五名教授中选举一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北大不但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中国最规范之大学。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风气。”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甲种会员，不嫖，不赔，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06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977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摘自微信公众号“慈怀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