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以近期发生的“深圳飙车案”为研究范本，分析在突发事件中如何运用联动模式使得舆论监督发挥更加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作用，其中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持续互动成为该模式的核心。同时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在今后的实践中能够通过进一步的完善更好地推动事件发展和社会进步。
关键词：舆论监督；联动模式；深圳飙车案；突发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27-02
随着微博等网络言论空间的迅猛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逐步觉醒以及媒体对公共利益的高度关注，突发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影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在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做出回应、举措和决议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仅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还在各种民情民意发酵喷涌的同时，在各种观点思想冲击补充的当下，进行着公民素养的教化和启蒙。全民参与、媒体介入使得目前的舆论监督更具有冲击力，也对当前政府部门转变工作思维、提升沟通能力提出了新的议题。日前，在深圳发生的一起飙车案以及由此引发的舆论风暴可以成为如何在突发事件中形成更为动态的政府——媒体——公众联动模式的研究范本。
2012年5月26日凌晨3时许，深圳滨海大道西行侨城东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名男子酒后带着三名女性驾着一辆红色GTR跑车，高速撞上两辆同向行驶的出租车，造成其中一辆出租车起火，该车内3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红色小车司机侯某现场弃车逃逸，后于当日上午10时许到福田交警大队自首。5月27日深圳市交警局发布信息，肇事逃逸司机血液检测结果为90.2，超出醉酒驾驶10.2，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这件看似清楚明了的安全事故却被随后死者家属的“顶包”疑云所笼罩，关于“来自广西农村的侯某缘何驾驶豪车”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至此“深圳飚车案”经由媒体报道后迅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5月28到31日，连续四天深圳交警连续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在一波又一波的质疑声中公布警方得到的最新证据，消除公众和媒体的疑虑。在公众质疑——警方解释——公众再质疑——警方再解释的路径中不难发现这种以信息集中传播、动态更新、持续互动为特点的联动模式，使得政府、媒体和公众在舆论监督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推动事件得到较好地解决。
一、联动模式的特点
舆论是指“社会中大多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共同倾向性看法或意见”[1]，这种看法或意见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及利益密切关联。舆论监督就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进行批评建议，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2]，也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随着网络空间的日益膨胀和迅猛发展，网络舆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舆论力量，并且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前的舆论监督更加复杂，如果不能妥当引导、疏解就有割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可能，甚至瓦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及期望，而作为新闻媒体，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这样的结果也不能彰显其“喉舌”、“纽带”的功能和作用。只有信息透明前提下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效用。
从“深圳飙车案”来看，这种舆论监督的联动模式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集中传播
从事件发生到质疑四起再到平息，短短的8天时间里，围绕“顶包”的公众质疑与官方解释构成了信息传播中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深圳交警、新闻媒体还是网民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分析事件、提供信息，逐渐还原出事件的本来面貌。最初的质疑来自于受害者家属：当晚肇事司机面部受伤且有缝针，而当天早上前去自首的侯某脸部并无伤痕，经由媒体报道，一时舆论喧嚣，通过对侯某来自农村、无特殊社会背景、驾驶150万余元的豪车等信息的判定，公众开始倾向“顶包”论断，还有网友提出“应该邀请车主许楚辉站出来露露下巴，这样就立刻自证清白”的建议[3]，媒体和公众的质疑促使警方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立即做出澄清。关于案件中细枝末节的东西通过信息大量而集中地传播逐渐浮出水面，各种声音碰撞和冲击，使得真相尽可能完整地、没有死角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维护了公民的知情权。
（二）动态更新
面对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深圳警方快速回应，通过向媒体公布调查证据链的方式，来理清这场涉及醉驾、“顶包”等敏感字眼的交通肇事案，成为信息动态、实时更新的最重要一环。以往面对突发事件时采取“捂”、“遮”、“掩”的方式，在信息快速流通、呈几何倍数增长的网络时代，已经不能发挥效用，反而会伤害政府的公信力。
例如，为了尽快摆脱“顶包”嫌疑，警方在第二场发布会上公布了肇事车车主许某辉上半身无伤痕的多角度高清半裸照，并提供了其住所当晚的电梯视频。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地报道，信息能够迅速到达受众，由受众进行自我消化和理解，或者被说服，质疑消解；或者继续探究，持续质疑，使得事件得到更深层面的挖掘。舆论持续发酵的同时，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不断完善、不断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基础。
（三）持续互动
从“深圳飙车案”来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真诚而积极的互动推动了事件的顺利进行，最终获得了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
首先，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质疑声，深圳交警并沒有听之任之，而是尽全力展示所获得的各种证据，力图说服公众，打破质疑，随着几场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信息公开，通过新浪微访谈与公众进行直接对话交流，这些都显示出公权力对公众话语的尊重和理解，赞誉纷至沓来。
其次，媒体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对于事件中存疑的部分进行追问，对事件的后续进行持续报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起到了很好的信息中介的作用，任何一方的话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文本，任何立场都能够得到呈现，平衡报道也成为媒体在舆论漩涡中保持清醒、树立权威的重要原因。
最后，公众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参与度不断得到提升，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力量，在此次事件中，公众舆论通过网络得到放大，并通过与媒体的联动促使政府相关部门做出回应，可以说是事件之所以能够得以推动的核心力量。在舆论监督的联动模式中，三者之间看似在进行利益博弈，其实就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公权力与私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基本的立场应该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存在的问题
从“深圳飙车案”这个研究范本来看，这种舆论监督的联动模式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重视和规避，才能使这种机制发挥出最佳的效益。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这次深圳交警的积极回应赢得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事件初期，在提供相关证据时过于粗糙和随意，使得事件开始转向质疑，政府公信力受到冲击。例如，在5月28日的发布会现场，众多记者再三追问，交警方面一位负责人才正面回答说附近的摄像头并没有拍摄到事发现场肇事者如何逃逸的视频。对于是否对安全气囊上的血迹进行DNA鉴定，警方在回答过程中也含混不清，先称安全气囊上没有血迹，后又称是另一个气囊上有血迹，随后立即离开会场。证据的不足采信、态度的模凌两可使得公众有了质疑的理由，再加上侯某的身份与百万豪车、高级会所的生活方式发生的错位联系，使得官方说法陷入越解释越模糊、越解释越不信的怪圈。
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看，在对事件的质疑中媒体卯足了劲：视频中肇事者穿着衬衫为何自首时却是V字领T恤？模糊视频中的白色光圈是否就是进行过后期剪辑篡改的凭证？通过对真相的不断追寻和探究，还原事件的原本面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监督公权力的施用，这是媒体传播信息的题中之义，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是其应尽的责任，但是除了追寻真相，还应该更进一步——督促相关部门推出相应举措，并在社会上形成某种共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也就是提出更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促使这种意见被广泛的民众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所接受和吸收，推动社会这个机体更加健康地发展。
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媒体显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质疑上，而关于醉驾逃逸后如何确定肇事者体内酒精浓度、为何深圳多条路段飙车屡禁不止等问题却着墨不多，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被埋没在喧嚣的舆论之中。
从公众自身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成为舆论监督中的主要问题。网络匿名和从众心理使得网络舆论呈现出偏激、片面甚至无厘头等非理性的特点，在缺乏有效的网络监管机制的条件下，这种非理性因素会持续存在，并对舆论监督的有效性产生破坏性影响。
例如，5月30日，深圳交警在新浪微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互动。在深圳交警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后，往往出现很多夹杂着语言暴力和谩骂侮辱的网友回复，大多数都是对回答的追问、怀疑和否定，网友Feggs甚至回复“深圳人民闹起来”。这些毫无意义的情绪发泄，使得这场网络互动显得无力和尴尬。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体系需要更多的理性才能够防止信息失真，保证交流的畅通。
三、意见及建议
舆论监督的联动机制是确保舆论能够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积极力量，而非毫无意义或者有头无尾的的喧闹，这需要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积极的互动，信息能够在三者之间毫无障碍地传播，通过观点与意见的交流和撞击达成某种共识，弥补由于缺乏沟通产生的割裂和不信任。
温家宝在与网友的交流中曾提出“公權力形象和公信力属于‘公共财产’”，需要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公众监督[4]，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除了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尊重公众知情权，保证信息的透明，同时还要注意对舆论的引导，在消除公众疑惑的同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引导舆论走向，增强信息传播中的主动性；媒体需要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多设置一些有建设意义的议题，在保证还原新闻本来面貌的同时，引发较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取得一定的社会共识，促进相关部门制定更为全面的监管举措，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意义的范本；应该进一步推动网络言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使广大网民明确网络言论中的义务和责任，在确保网络空间有足够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用制度保证网络空间发展的有序和健康。
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中国社会，需要舆论监督发挥它积极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完善民主监督，促进公众参与。“深圳飙车案”虽然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从中折射出舆论监督联动模式的积极效用。随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更多地沟通与交流，这种模式将会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峰,陈亮伟.规制而不是遏制——公权力对网络舆论的应对之策[J].求实,2010(11).
[2] 蔡铭泽.新闻传播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3] 贺达源,付可,徐超,李亚坤,陈以怀.关键性视频缺失 指纹DNA比对阙如[EB/OL].南都网,2012-05-29.
[4] 钟沛璋.公权力须无条件接受新闻舆论监督[J].青年记者,2010(6).
关键词：舆论监督；联动模式；深圳飙车案；突发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27-02
随着微博等网络言论空间的迅猛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逐步觉醒以及媒体对公共利益的高度关注，突发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影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在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做出回应、举措和决议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仅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还在各种民情民意发酵喷涌的同时，在各种观点思想冲击补充的当下，进行着公民素养的教化和启蒙。全民参与、媒体介入使得目前的舆论监督更具有冲击力，也对当前政府部门转变工作思维、提升沟通能力提出了新的议题。日前，在深圳发生的一起飙车案以及由此引发的舆论风暴可以成为如何在突发事件中形成更为动态的政府——媒体——公众联动模式的研究范本。
2012年5月26日凌晨3时许，深圳滨海大道西行侨城东路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名男子酒后带着三名女性驾着一辆红色GTR跑车，高速撞上两辆同向行驶的出租车，造成其中一辆出租车起火，该车内3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红色小车司机侯某现场弃车逃逸，后于当日上午10时许到福田交警大队自首。5月27日深圳市交警局发布信息，肇事逃逸司机血液检测结果为90.2，超出醉酒驾驶10.2，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这件看似清楚明了的安全事故却被随后死者家属的“顶包”疑云所笼罩，关于“来自广西农村的侯某缘何驾驶豪车”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至此“深圳飚车案”经由媒体报道后迅疾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5月28到31日，连续四天深圳交警连续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在一波又一波的质疑声中公布警方得到的最新证据，消除公众和媒体的疑虑。在公众质疑——警方解释——公众再质疑——警方再解释的路径中不难发现这种以信息集中传播、动态更新、持续互动为特点的联动模式，使得政府、媒体和公众在舆论监督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推动事件得到较好地解决。
一、联动模式的特点
舆论是指“社会中大多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共同倾向性看法或意见”[1]，这种看法或意见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及利益密切关联。舆论监督就是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件进行批评建议，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体现”[2]，也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随着网络空间的日益膨胀和迅猛发展，网络舆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舆论力量，并且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前的舆论监督更加复杂，如果不能妥当引导、疏解就有割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可能，甚至瓦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及期望，而作为新闻媒体，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这样的结果也不能彰显其“喉舌”、“纽带”的功能和作用。只有信息透明前提下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效用。
从“深圳飙车案”来看，这种舆论监督的联动模式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集中传播
从事件发生到质疑四起再到平息，短短的8天时间里，围绕“顶包”的公众质疑与官方解释构成了信息传播中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深圳交警、新闻媒体还是网民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分析事件、提供信息，逐渐还原出事件的本来面貌。最初的质疑来自于受害者家属：当晚肇事司机面部受伤且有缝针，而当天早上前去自首的侯某脸部并无伤痕，经由媒体报道，一时舆论喧嚣，通过对侯某来自农村、无特殊社会背景、驾驶150万余元的豪车等信息的判定，公众开始倾向“顶包”论断，还有网友提出“应该邀请车主许楚辉站出来露露下巴，这样就立刻自证清白”的建议[3]，媒体和公众的质疑促使警方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立即做出澄清。关于案件中细枝末节的东西通过信息大量而集中地传播逐渐浮出水面，各种声音碰撞和冲击，使得真相尽可能完整地、没有死角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维护了公民的知情权。
（二）动态更新
面对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深圳警方快速回应，通过向媒体公布调查证据链的方式，来理清这场涉及醉驾、“顶包”等敏感字眼的交通肇事案，成为信息动态、实时更新的最重要一环。以往面对突发事件时采取“捂”、“遮”、“掩”的方式，在信息快速流通、呈几何倍数增长的网络时代，已经不能发挥效用，反而会伤害政府的公信力。
例如，为了尽快摆脱“顶包”嫌疑，警方在第二场发布会上公布了肇事车车主许某辉上半身无伤痕的多角度高清半裸照，并提供了其住所当晚的电梯视频。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地报道，信息能够迅速到达受众，由受众进行自我消化和理解，或者被说服，质疑消解；或者继续探究，持续质疑，使得事件得到更深层面的挖掘。舆论持续发酵的同时，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不断完善、不断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基础。
（三）持续互动
从“深圳飙车案”来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真诚而积极的互动推动了事件的顺利进行，最终获得了一个令人较为满意的结果。
首先，面对潮水般涌来的质疑声，深圳交警并沒有听之任之，而是尽全力展示所获得的各种证据，力图说服公众，打破质疑，随着几场新闻发布会的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信息公开，通过新浪微访谈与公众进行直接对话交流，这些都显示出公权力对公众话语的尊重和理解，赞誉纷至沓来。
其次，媒体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对于事件中存疑的部分进行追问，对事件的后续进行持续报道，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起到了很好的信息中介的作用，任何一方的话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文本，任何立场都能够得到呈现，平衡报道也成为媒体在舆论漩涡中保持清醒、树立权威的重要原因。
最后，公众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参与度不断得到提升，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力量，在此次事件中，公众舆论通过网络得到放大，并通过与媒体的联动促使政府相关部门做出回应，可以说是事件之所以能够得以推动的核心力量。在舆论监督的联动模式中，三者之间看似在进行利益博弈，其实就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公权力与私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基本的立场应该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存在的问题
从“深圳飙车案”这个研究范本来看，这种舆论监督的联动模式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重视和规避，才能使这种机制发挥出最佳的效益。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这次深圳交警的积极回应赢得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事件初期，在提供相关证据时过于粗糙和随意，使得事件开始转向质疑，政府公信力受到冲击。例如，在5月28日的发布会现场，众多记者再三追问，交警方面一位负责人才正面回答说附近的摄像头并没有拍摄到事发现场肇事者如何逃逸的视频。对于是否对安全气囊上的血迹进行DNA鉴定，警方在回答过程中也含混不清，先称安全气囊上没有血迹，后又称是另一个气囊上有血迹，随后立即离开会场。证据的不足采信、态度的模凌两可使得公众有了质疑的理由，再加上侯某的身份与百万豪车、高级会所的生活方式发生的错位联系，使得官方说法陷入越解释越模糊、越解释越不信的怪圈。
从新闻媒体的角度来看，在对事件的质疑中媒体卯足了劲：视频中肇事者穿着衬衫为何自首时却是V字领T恤？模糊视频中的白色光圈是否就是进行过后期剪辑篡改的凭证？通过对真相的不断追寻和探究，还原事件的原本面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监督公权力的施用，这是媒体传播信息的题中之义，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是其应尽的责任，但是除了追寻真相，还应该更进一步——督促相关部门推出相应举措，并在社会上形成某种共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也就是提出更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促使这种意见被广泛的民众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所接受和吸收，推动社会这个机体更加健康地发展。
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媒体显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质疑上，而关于醉驾逃逸后如何确定肇事者体内酒精浓度、为何深圳多条路段飙车屡禁不止等问题却着墨不多，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被埋没在喧嚣的舆论之中。
从公众自身的角度来看，非理性成为舆论监督中的主要问题。网络匿名和从众心理使得网络舆论呈现出偏激、片面甚至无厘头等非理性的特点，在缺乏有效的网络监管机制的条件下，这种非理性因素会持续存在，并对舆论监督的有效性产生破坏性影响。
例如，5月30日，深圳交警在新浪微访谈与广大网友进行互动。在深圳交警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后，往往出现很多夹杂着语言暴力和谩骂侮辱的网友回复，大多数都是对回答的追问、怀疑和否定，网友Feggs甚至回复“深圳人民闹起来”。这些毫无意义的情绪发泄，使得这场网络互动显得无力和尴尬。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体系需要更多的理性才能够防止信息失真，保证交流的畅通。
三、意见及建议
舆论监督的联动机制是确保舆论能够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积极力量，而非毫无意义或者有头无尾的的喧闹，这需要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积极的互动，信息能够在三者之间毫无障碍地传播，通过观点与意见的交流和撞击达成某种共识，弥补由于缺乏沟通产生的割裂和不信任。
温家宝在与网友的交流中曾提出“公權力形象和公信力属于‘公共财产’”，需要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公众监督[4]，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除了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尊重公众知情权，保证信息的透明，同时还要注意对舆论的引导，在消除公众疑惑的同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信息引导舆论走向，增强信息传播中的主动性；媒体需要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多设置一些有建设意义的议题，在保证还原新闻本来面貌的同时，引发较大范围的社会讨论，取得一定的社会共识，促进相关部门制定更为全面的监管举措，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意义的范本；应该进一步推动网络言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使广大网民明确网络言论中的义务和责任，在确保网络空间有足够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用制度保证网络空间发展的有序和健康。
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中国社会，需要舆论监督发挥它积极的作用，推动社会发展，完善民主监督，促进公众参与。“深圳飙车案”虽然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从中折射出舆论监督联动模式的积极效用。随着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更多地沟通与交流，这种模式将会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峰,陈亮伟.规制而不是遏制——公权力对网络舆论的应对之策[J].求实,2010(11).
[2] 蔡铭泽.新闻传播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
[3] 贺达源,付可,徐超,李亚坤,陈以怀.关键性视频缺失 指纹DNA比对阙如[EB/OL].南都网,2012-05-29.
[4] 钟沛璋.公权力须无条件接受新闻舆论监督[J].青年记者,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