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国内新闻学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9年10月制订的《会员信条》和《记者公约》以及1942年由马星野起草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都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道德规范。但是，1902年《中国日报》拟订的《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却较少有人论述过。事实上，这份报馆公共章程，从制订的目的、规定的内容到文本形式，都具备职业道德规范的特征，是我国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它反映了当时中国报人已经认识到报界需要有一个“公共章程”来约束自己的职业行为，也反映了当时报界亟需解决的某些共同存在的道德问题和报人的职业理想。这份章程在中国新闻伦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中国日报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04-03
职业道德规范是适用于某一职业的行规。它的出现，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集体意识的产生和道德自觉的体现。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出现也是如此。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人认为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于1939年10月制订的《会员信条》和《记者公约》[1]。有的认为：“我国新闻从业人员自撰的道德自律信条，一般认为始于1942年马星野起草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但笔者认为，徐宝璜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信条。‘金科玉律’一词就是很好的说明。[2]”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依据和道理，但与中国新闻伦理规范出现的实际并不相符。据我们接触和阅读到的历史资料，1902年9月17日，《大公报》转录《中国日报》上的《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才是我国最早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一、“各报馆公共章程”制订的历史背景
《中国日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1900年1月在香港创办的“兴中会”的第一份机关报，由陈少白和冯自由主持，是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的重要喉舌。该报拟定的“各报馆公共章程”，与一般经过行业协会共同制定的职业道德规范不同，它不是经过业内人员一起讨论、修改，最后形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是该报的自主行为。因为这时的中国新闻界还没有出现行业组织性质的报界团体。从有关史料看，最早提出组建报界团体主张的是上海的《时报》。1905年3月13日，《时报》发表的《宜创全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首倡组织全国性的记者同盟会。“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3]”《时报》关于组建记者同盟会的倡议很快得到新闻界同仁的呼应与赞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新闻行业组织——“天津报馆俱乐部”于1906年7月1日成立。接着，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公会、广州报界公会等区域性报界行业组织于1906年至1909年之间相继成立。这标志着中国新闻行业群体意识的初兴。
但是，这些报界团体只制订了组织机构运作的章程，明确了“公会”的宗旨、机构、纪律、集会办法及会员的权利与义务，而没有制定出一份各报馆成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1910年9月，在《时报》《神州日报》的倡议下，全国性的新闻行业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于9月4日在南京成立。这标志中国新闻界首次有了全国性的行业组织机构。但是，中国报界俱进会在成立之后的数年时间里，对维护报界公益的事情做得多，对行业道德自律的事情做得很少，同样没有制定一份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其主要原因是报界面临的外部环境太差，晚清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报馆的限制太多，给报人制造的麻烦不断，俱进会成立之后，为报界争自由、争权利的事情应接不暇，没有精力顾及自身的道德建设问题[4]。
由此可见，《中国日报》拟定的“谨拟各报馆公共章程”，是在中国新闻行业组织出现之前、由一家报馆自发制订的“公共章程”，它是中国第一份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这份“各报馆公共章程”共11条[5]。其开篇就明确提出，他们是针对当时日益增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存在的“大都杂乱无章，毫无纪律”的现状而制定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挽救“报体日陋，报品日卑”、“大为风俗人心之害”的报界颓势，更好地维持“世界公益”。
通常情况下，媒体总是在自身发生危机的时候才最重视职业道德建设。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任何时期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都是为了行业自身兴利除弊、提高从业者的道德觉悟和职业声誉服务的。《中国日报》制定的这份“报馆公共章程”，自然也是如此。从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中国新闻界主要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报道内容的低俗化，热衷于刊载谈狐说鬼、男女奸淫的社会新闻。如外国人创办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新报》和《申报》，香港的《中外新闻》《华字日报》《香港新报》等报刊都热衷于刊载低级趣味的新闻;二是拿政府和富商津贴严重，丧失报纸的独立性。在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上海，先后有多家商办报纸接受官方津贴。英敛之在《报馆包年之奇闻》中就揭露了“有某报馆，向某富绅要索包年之奇闻”，认为用这种手段索贿，是卑污苟贱、斯文败类行为，极大的败坏了报业的声誉和尊严;三是虚假新闻泛滥，影响媒体的声誉;四是夸大吹牛的商业广告，误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五是新闻评论中的人身污蔑与攻击，利用报纸攻讦私德，以泄个人之私愤。法国新闻学者让·贝特朗说：“职业道德规范能增加对记者的保护，增强他们的团结，提高他们的尊严，增加他们的影响，由此激发他们的士气，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至于公众，媒体职业道德规范，将直接提高公众对媒体喜爱的程度，最终将增加公众对媒体的信任。[6]”《中国日报》制定的这份“报馆公共章程”，其针对性和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
二、“各报馆公共章程”形式和内容的特点
从“章程”的形式上看，成文的道德规范，通常都以“守则”、“公约”、“章程”为标题的形式出现，如1918年法国记者工会通过的“责任章程”;191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博士手订的“记者守则”;1956年联合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制定的“记者公约”等。这些“守则”、“公约”、“章程”，都是新闻道德规范，其中各项内容与要求，都以序数逐条标明。如威廉拟订的“记者守则”一共8条，每一条都有独特而具体的内容。《中国日报》拟就的“各报馆公共章程”，以当时通用的序数表达方式，用“一”这个符号把11项内容逐条标出。这在形式上与道德规范的格式也完全相符。
从“章程”的内容上看，这份“各报馆公共章程”，着重规定了报馆内部业务和对待外部关系两方面的准则。在内部业务方面，分别有：（1）主笔应尽之责任是“每日必著一论，乃所以抒本报主笔之意见，亦所以令阅者比较各报意见之异同”，“不可抄袭各报论说，掠人之美为己有”;（2）在新闻文风上，提倡“报纸以开民智为要务，词贵条达，不尚艰深”;（3）各地新闻要标明出处和来源，“最善莫如标明某省、某国、某埠，使阅者不致混乱”;（4）报馆要充分尊重翻译人员的权利，“对译西字新闻，宜由译员主权，对译者不得任意可否”;（5）“凡即日接得他处寄到之报纸，即于该报纸上书明某日选用字样”，“凡有选录各处报纸所遗余稿，宜暂存之，俟再有寄来，方可递次弃去”;（6）校对人员要对报纸的错误负责，“每晚对过之稿底，宜与选出之原稿拼为一束，五日内勿得抛弃，以备如有人指提错误，即可按日调查，认明对者字迹，便知何人错误，以免互相诿卸之弊”。
在外部关系方面，分别有：（1）对待贪官污吏，要敢于揭露，秉公论事，不可曲意颂扬，助纣为虐;（2）对待官场事件，要秉笔直书，如果“逢迎巴结，于风俗人心大有损害，各宜切戒”;（3）对待来稿及选载文章，要尊重作者的权利，“来稿之善者，必当录之。各报论说之善者，必当选之”，“且来稿必当书明来者姓名，选论必当声明选录某报，方不负作者之苦心及主者之权利”。
从以上分析中可见，《中国日报》制订的“报馆公共章程”，在内容上，既有值得肯定地方，也的确存在一些不足。如主笔每天必须写一篇论说;报馆要尊重翻译人员的权利;要处理好他处寄来的报纸;校对人员要对文字错误负责。这应该是各报馆内部的业务问题，各报馆自有处理的办法。这些措施放在公共章程之中，就不够妥当了，不可能成为所有报馆业务的普遍法则。
又如：文辞要通俗易懂;新闻要标明出处;来稿要书明姓名、尊重作者的权利。这几条与服务读者、尊重作者、维护新闻真实有密切的关系，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但在表述上，未能突出内容的重点与主题，也没有从职业道德的高度加以概括。“章程”中的第四、第五两条：对待贪官污吏，要敢于揭露;对待官场事件，要秉笔直书，完全符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明确体现了新闻职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专业精神，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内容与表述在整个“章程”里所占的比重并不占多数。
三、“各报馆公共章程”的影响与价值
为什么《中国日报》拟订的“各报馆公共章程”当时在新闻界产生的影响较小，未能成为全行业一致认同的职业价值观和道德原则？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一，在制订的程序上，它不是通过行业团体的反复讨论最终形成的共同意见，而是《中国日报》的一家之言，难于被各报馆所接受。如前所述，当时还没有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报界团体组织，缺乏共同讨论、形成一致意见的客观条件。凡是没有得到全行业大多数认可与执行的章程，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各报馆公共章程”;二，在内容上，章程所列举的大部分条款，属于报纸业务的具体操作问题，没有突出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没有全面反映新闻界早已形成共识的一些道德原则。如记者的诚实不欺、客观公正和维护新闻真实等在当时新闻界已成共识的道德观念，都没有在章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样的规范如果作为一家报馆独有的道德自律“章程”，并无不妥。但作为“各报馆公共章程”，就显得不够全面了;三，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机构。道德的具体落实，当然主要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自觉，但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外在的监督机制。不然，对于那些寡廉鲜耻、胆敢违背和践踏职业道德的人，道德规范就成了一纸空文，毫无力量了。
虽然如此，《中国日报》在1902年拟订的这份“各报馆公共章程”，在中国新闻伦理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应当肯定的。
首先，它反映了当时中国报人已经萌生了报界需要有“公共章程”来约束职业行为的规范意识，并初步认识到，新闻业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行业，如果没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就不可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本馆为维持世界公益起见，故不忖固陋，特拟就各报馆公共章程。”这种行业道德规范意识的出现，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反映了当时报界的职业理想和急需解决的某些共同存在的问题。任何职业道德规范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有时代的印痕。晚晴时期是中国报业的幼稚时代，许多报人都不懂新闻业务。诚如“章程”所说：“主持笔政之人，未必通新闻之学，而主席司理等人，又多未谙报务，以报纸为射利之具，故报体日陋，报品日卑。”因此，这份“章程”所规定的一些内容是切合当时实际情况和适应报界需要的。如“当今贪官酷吏，充塞朝野，万姓受虐，呼诉无门，惟赖各报纸，秉公论事，尚可延民权一线未绝之路”;“各报纸往往于官场事件，意存巴结，不肯照事直书。……似此逢迎巴结，于风俗人心大有损害，各宜切戒”;“报纸以开民智为要务，词贵条达，不尚艰深”等。这份章程反映了当时职业报人对新闻道德的认识水平，对于提高业内人员的道德意识，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不然，像《大公报》这样知名的报纸，就不会转载了。
再次，它告诉我们，全国性的职业行为准则，从产生到同行的认可，不是某一家报馆所能做到的。只有全国性的行业组织出现之后，全行业有了共同的愿望和需要，行业的道德意识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真正形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并有实际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但是，在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产生之前，某家报馆或某个地区先行制订自己的职业道德规范，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这也有助于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和全国性职业行为准则的产生。
参考文献：
- 田灿.中西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比较[J].文史博览，2005（2）.
- 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5.
- 赵建国.分解与重构：季清民初的报界团体[M].北京：三联书店，2008.
- 《大公报》第93号，1902-09-17.
- （法）让·贝特朗著.宋建新译.媒体职业道德规范与责任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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