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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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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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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期
其他文献
本书研究晚清不时期的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理清其演变轨迹，分析海防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发生顿挫的主要原因和客观原因，实事求是是评价其功过是非，总结晚清海防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海防建设和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频频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讲演，这些讲演往往反映了海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方向，展示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面貌。对于其观点和方法，我们当然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了解海外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于促进我们自己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为此，我们开设了“学术讲演”这个新栏目，并恳请学界同仁惠赐此类稿件。
本期刊出的这三篇讲演稿，分别由美国俄勒冈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名誉教授，意大利罗马大学瓦尔多·费拉蒂（Valdo Ferret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共同研究，可以说取得了一些多少令学界关注的成果。当然，共同研究也只能构筑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这一点毋庸赘言；不过，共同研究超越了个人研究单纯的总和这一点也确凿无疑。在此我想介绍一下自己也深深参与其中的“人文研”中国近代史共同研究班的情况。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
如何从大量的传记资料中提炼出有用的资料是心理传记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IrvingAlexander提出“凸显性指标”，认为，如果传记中涉及到如下内容，这些资料将可以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这些内容包括：任何反复出现的谈话、主题、情景、重大事件或偶然事件、手段一目的序列、关系模式、内心冲突、强迫观念；在文中最先出现的内容；传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特意粉饰或强调其独特性的内容；脱离实际语境的内容；缺乏完整性的内容；传主描述错误的记忆或者对真实事件的歪曲或者忽略了事件中的关键细节；以及在缺乏明确
本书是第一次较为系统研究国民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著作，涉及的事件有：1928年“济南事件”、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6年“沈崇事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