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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着，是为了见你。
朋友说，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只有这么一句话。
这年代，谁还写信？手机短信，微信，博客，这些通讯方式，已经把书信死死地捂住了。
你不相信？
朋友脸上有了焦灼，显出了冤屈似的，他拿出了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我一看，信笺上果然只有一句话：我活着，是为了见你。
信笺是印着花的白纸，一朵梅花，若隐若现地依偎在信笺的左下角，花的色泽并不丰满，但如淡云中游走的星星，不时地眨动着眼睛。那几个汉字看起来规规矩矩的，仔细品味，就会看出，那一竖一横，窸窸窣窣的，好像女人摆动的裙子，底气不足，有点病态。
什么样的朋友，这一句话，好像山盟海誓？
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朋友。
还没到手？
胡说什么？我连面也没见过。
噢？柏拉图式的？玩崇高？当今，谁还来这一套？八零后，还是九零后？
你想歪了，她是六八年的，半老徐娘了。朋友迈过去脸，长吁了一口：她是个病人，随时都有……朋友欲言又止了。我正眼去看，朋友的忧伤仿佛枯枝一样，在面部裂开了。我还能说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有近三十年的交往。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二尺多宽的行军床上熬过了两年的漫漫长夜。我们无话不说。
果然，两天以后，朋友又来找我。他坦诚地告诉我，他和那个女人相交不到两年，他们是通过稿件交往认识的。我的朋友是省城里《秦风》文学月刊的主编，难免有诸多交际交往。朋友说，现在的报刊接受的都是电子版稿件，你是知道的。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装在信封里的手写稿件。这份稿件在他的案头躺了三个月。有一天上班，他准备将稿件交给编辑去处理，他一看，信封的右下角画着几朵梅花，淡黄的梅花仿佛火一样燃烧，也许是出于探究心理吧，他拆开了信封，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八千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是黄陵县的一个山区教师，病退在家，叫黄梅。后来，她连续来过几封信。这篇小说在第二年第一期的《秦风》上刊登了。
朋友拿出来了黄梅给他写的几封信。
你看看。
你的信，我怎么能看？
什么你的我的？我不只是叫你读信，我是叫你读人，读一个女人。
我推不掉，我说，我晚上回家看。
第一封信
达诺老师：
你好！
原谅我冒昧地给你写信。我不会电脑打字，也不会玩手机，只能用古老的方式和你说话，恳切盼望你理解。
我原本是一个山区小学教师，因为疾病折磨，退休在家。几年前，我患上了过敏性哮喘。这是和癌症差不多一样的瞎瞎病，一丝粉笔飞尘，一缕煤烟，一朵花香，一口水果都会诱发犯病的，顷刻间，呼吸困难，胸闷气短，以至窒息昏迷，或者心肺衰竭。我的犯病，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预示，生和死无法测量，完全由死神定夺。一个人的生命，好像一篮鸡蛋提在手里，随时有掉在地上打碎的可能，那种痛苦，我就不再细说。开初，我确实恐惧过，为死亡而恐惧，可是，经过多次昏迷抢救，昏迷抢救，昏迷抢救，我不再害怕了。每當犯了病，脸憋得乌青，无法言喻。即将窒息的时候，我反而坦然了，我知道，我要走了，我要和生我养我的青山绿水告别了，我要和我热爱的文学事业告别了，我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达诺老师，我给你说这些，不是为了从你那儿赚取可怜和同情，不是为了叫你怜惜我。在我的心目中，你能理解我，你有一颗善心，我才贸然向你诉说。不要烦我，好吗？
我不是不治疗，我多次治疗过，在我们的镇医院，黄陵县医院，省人民一院、二院都治疗过，可以说，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浸泡在药物中，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中也许都含有药味了。多次治疗，也没有从根本上医治。每次犯病，都很偶然。亲戚家的孩子到家里来，只抱了一会儿，孩子身上的奶味导致我呼吸困难，窒息倒地。一旦犯了病，我就要喷雾化。
记得，那一次，我是去省城里的医院住院的。可是，一到病房，我就被推进了抢救室，病房里的气味儿使我过敏了，尤其是，那84消毒液，一嗅，即刻呼吸困难，一旦抢救不及时，就会窒息，以至昏迷。在医院住了三天，抢救了三次。儿子一看不行，在医院里，我更受折磨，于是，就把我拉回了家。在山里，虽然医疗条件不如城市里的大医院，可是，空气清新，纯净，犯病的几率小。对于我这种病来说，好的环境，好的空气胜过药物。我写过关于人和环境的小说。我从小就喜爱文学，我已经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只是不敢示人，也没有向杂志社和出版社投稿，《秦风》杂志上你给我编发的那一篇，是唯一公开发表的小说。当我不犯病的时候，我就读书，写作。我的儿子支持我，鼓励我（我的儿子叫贾小山）。可是，我的丈夫——不，应该是前夫，一旦看见我铺开稿纸拿起笔，他就扑上来，将我手中的钢笔夺过去折断，将我写好的稿纸撕成碎片了。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的写作妨碍了他什么。
达诺老师，关于我和我的丈夫，我在这里多啰嗦几句。
我和我的丈夫贾仁明的结合并非是媒妁之言的结果。有人说，爱情毫无道理可言。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爱上他的，他因为什么而爱上我;我们爱得很疯狂，镇政府后面的小树林里，村庄旁边的玉米地里，皎洁的月光之下，夜晚的霞光飞扬中……我们爱的痕迹如同风中吹飞的蒲公英，飘撒得到处都是。毫不羞耻地说，在霏霏小雨中，一个人用一只手撑着雨伞，在伞下，我们也无所顾忌地站在田野上放飞自己……直到我怀孕之后，我们才领了结婚证。那时候，我是镇上的小学民办老师，贾仁明是镇政府的农技员（当时的“八大员”之一）。我们都是吃农业粮的，都没有在体制内。1992年，贾仁明转为正式干部，我也转为公办老师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到极致，到达顶峰是好事，也是坏事，爱情也一样，当我们度过爱情的炎炎夏日之后，爱情的秋天和寒冬也必然来到了。我们的感情破裂，当然不全是爱过了头所导致的。检讨我自己，是我宠坏了他。女人不能过分地宠男人。从一开初，我就宠他。他第一次和我在一起时，我才十九岁，我明知他是有家室的人，却做了那样的事。我和他结婚的前几个月，他才离了婚。那时候，我刚过了二十岁（我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为了这桩婚姻，我的父母亲三年和我不来往，他们嫌弃的是贾仁明比我大十二岁，而且是二婚。二老不接受我们的原因是，他们以为，婚姻既要门当户对，又要年龄相当。他们预言：我们没有好结果。我果然被他们言中了。 贾仁明转为正式干部的第二年，恰巧，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是我的表哥——舅舅的儿子。是我恳求表哥去县委书记那儿走门子，将贾仁明提拔为副镇长的。就这么一点权力，将贾仁明改变了，他改变的不只是面容——常常吊着一张很干部的脸，他改变的不只是说话的腔调——常常是命令的口气，他改变的是心——我明明知道，他和镇政府的计生专干不清不楚，却装不知道，不看他的脸，不听他的腔调，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我的爱滋润他。
我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些事，我真张不开口。如果你不嫌我唠叨，我在下一封信中再给你叙说，也许，我说出来，就会成为你的小说里的素材。
再见！
你的学生黄梅
第二封信
达诺老师：
你好！
在电话中听到了你的声音，我感到很亲切，可是，也许由于激动吧，我却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连贯的句子来。我病退以后，离开了讲台，整天说不了几句话，也无人和我说话，我好像不会用嘴巴来表述自己了，只好用笔写。我不忍心打扰你，我知道你的时间如金子一样宝贵，可是，我觉得，我不说出来，装在心里闷得慌。即使这封信我不寄给你，我也要写在纸上。我要用笔把人生历程固定在纸上——哪怕只有我一个读者，我也要写出来。
贾仁明转正之后，我们把生产队里的承包地交出去了，因为儿子的户口在农村，有一亩苹果园，没有交。我们留下的一亩苹果园，不是为了卖钱。星期天或节假日，去果园地里劳动，是一种锻炼和休闲。
我没有料到，果园会成为我的痛点。
春天里的一个星期天，我和贾仁明去果园里疏花（把多余的苹果花摘掉）。那时候，我还没有染上过敏性哮喘。白素素的苹果花，香气逼人，置身于花海之中，会忘掉一切烦恼的。我站在梯子上，只顾疏花，抬眼一看，贾仁明不干活儿，蹲在苹果树下打电话。我偶尔能逮住一两句，我听得出，他是给他的相好——那个计生专干打电话。我的手底下乱了，身子一摇晃，从木梯上摔下去了。掉在树下，我试图爬起来，却起不来了。我就喊贾仁明，叫他过来看看是咋回事。贾仁明还在打电话，过了一刻，他才收了电话，很不情愿地走过来，喝斥我：喊什么喊？没看见我打电话吗？我说，我起不来了。他说，你还装死狗呀，得是？我说，我真的起不来，你把我扶一扶。他眉眼一横，伸出一只手拉我，我还是起不来。我说，你在我的腿上用手掐一掐，我觉得腿上没有知觉。他没弯腰，伸出一只脚，在我的小腿上踢了一脚，我的小腿一动不动。他这才觉得，我不是装死狗。他像拎一捆麦子似的，把我拎向他的脊背，背回了家。他把我放置在炕上，扭头就走了。
我躺了一会儿，给贾仁明打电话，电话在占线中，我只好给母亲打电话。娘家离镇上只有二里路，不一会儿，母亲来了。母亲一看，我动不了，问我：贾仁明呢？我说，可能去镇政府了。母亲说，这狗东西，咋把你扔下不管了？我说，他可能忙着哩，你把我拉到镇卫生院看看，是不是伤了神经。我们村就在镇政府附近。母亲把我用架子车拉到镇卫生院，医生检查了一遍后说，可能是腰椎神经受损了。医生叫我去省城里做核磁共振。
我在炕上躺了三天，不见好。在这三天里，我给贾仁明打了好多次电话。要么是占线，要么他不接。到了第四天上午，贾仁明接了我的电话，我叫他回来，给我去省城治疗。我说，再耽误我就瘫痪了。贾仁明说，你瘫痪了，我就不要你了，叫你妈把你拉回去，我不能整天伺候一个瘫子。我说，咱们是十五六年的夫妻了，你咋能这样说？贾明仁说，我不但这样说了，还要这样做，你走了，我另娶。我一听，放声哭了。我把情感看得很重，时时处处呵护着我和贾仁明的情感，宽容他，迁就他，我真没有料到，我和贾仁明之间的情感如同稻草人，不堪一击。我细细一想，也许，这就是我不听父母劝告的结果。如果不是我接纳了贾仁明，也许，他不会和前妻离婚的。
母亲要去镇政府找贾仁明，我拽住了她的衣角，不叫她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母亲去镇政府找到了贾仁明。母亲求贾仁明带我去省城治疗，贾仁明把母亲向门外推。母亲竟然跪在了贾仁明的跟前，恳求他。在午后的亮光中，母亲满脸泪水，脸庞两侧的两绺子花白的头发上垂掉着，母亲把一个老人的自尊压在双膝之下。贾仁明抓着母亲的一只肩膀，将母亲提起来，说道，不要给我扬瞎名了，我回去。
后來，是我的哥哥把我送到了省城里的大医院。果然是腰椎神经受损，幸亏，没有断裂。住了两个礼拜的医院，我回到了家。
有一天，贾仁明把照顾我的母亲支使回去了，他说他要照顾我。母亲走后，贾仁明给我说，黄梅，你不要白花钱了，一个瘫痪病人，活着有啥意思，你去死吧。我说，我不会瘫痪的，我也不会死。我说，你既然嫌弃我，你明天把我拉到民政局，咱们离婚。贾仁明说，我不离婚，我一辈子离几次婚呀？你死了，是最好的选择。我一听，抓起枕头扔向了贾仁明。
第二天，贾仁明又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跪在了我面前，他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像真的似的。他说，他把镇政府那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那女人不去流产，非要和他结婚不可。贾仁明拿出一包老鼠药，说，你一走，咱都解脱了，你死了，我给你买最好的寿材，办一场体面的葬礼。我说，贾仁明，你不要做好梦了，我不死，我要好好地活着，听见了没有？好好的，活着！他一听，把我压倒在炕上，给我嘴里喂老鼠药。我伸出手臂撕抓，老鼠药打散在了炕上……
达诺老师，我无法再写下去了。
再叙吧。
学生：黄梅
（这封信后面有我的朋友达诺用红笔写下的一句话：看落款，信是四个月前写的，才收到。也许，黄梅犹豫再三后才寄给了我）。
第三封信
不是贾仁明不愿意离婚，是我不离婚，我不能叫儿子和女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我最终答应和他离婚，办了离婚手续，我们仍旧生活在一起，给儿女一个没有离婚的假象。贾仁明偶尔回来，仍旧和我睡一个炕。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仍旧像妻子一样满足他。我知道，我真贱。可是，我对他恨不起来。只要爱还没有熄灭，还有余烬，尽管有怨，有愤怒，却恨不起来。我只恨自己，责备自己，甚至咒骂自己，可是，我还是恨不起来。贾仁明把他的情妇领回家，我还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她，给他们买菜买肉，做几个菜，他们好吃好喝一顿，睡一觉就走了。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失声痛哭。我扇自己的耳光，揪自己的头发，自己问自己：你这是好好活着吗？好好活着，要活得有自尊，有尊严。我自己也不理解，我是肉体卑贱，还是精神脆弱，我贱，真的贱。 贾仁明几次想害死我，都没有得逞。我睡着了，他用枕头捂我，被我发觉。他在我的饭碗中放安眠药，儿子误吃了，昏睡了一天一夜，去卫生院挂了吊瓶。我确实害怕了。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不知道，贾仁明为什么那么恨我。
我不小心，在儿子跟前说出了贾仁明喂我老鼠药的事。儿子一听，去找贾仁明。贾仁明死不承认不说，还给儿子说，我精神不正常了。贾仁明叫儿子把我送往精神病院，我坚持不去。我整天不说一句话，呆呆地坐着，可能，连儿子也觉得我神经不正常了。
贾仁明从镇政府回来，他把一泡尿尿在一只纸杯中，叫我喝下去。我端起纸杯，没有犹豫就喝了。贾仁明给我蒸馍夹了羊屎蛋，逼着我吃，我连羊屎一起吃了。晚上，我不睡觉，坐在房间里不停地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贾仁明真的以为我疯了。他把我的母亲和哥哥叫到家中来，商量怎么办。我一见母亲，抱住叫姐姐，把哥哥叫大舅。母亲一看，抱住我大哭不止。
我像影视演员一样，在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疯女人的角色。晚上冰凉的月光透过窗玻璃冰凉地洒在我的身上，我兀自躺在炕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叫好好活着吗？你死了，黄梅死了，我对自己说。不要说叫你理解我，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对于这个要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你忍让、宽容、放纵，更荒唐的是，在心中还爱着他。爱是什么？爱不是鲜花，不是阳光，爱是海洛因，是鸦片，一旦上了瘾，除非死亡才能戒掉。我想着想着就笑了，笑自己，笑爱情，笑我的人生。达诺老师，你觉得我可笑吗？你觉得我不可救药了吗？我常常觉得，自己写的小说里的人物不够典型，而我自己不就是典型人物吗？你说是吗？
（我的朋友达诺在这封信后面写道：来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真诚，只有悲凉，只有叹息。这不是一封信，是小说片断。）
第四封信
达诺老师：
你好！
你几次说要来看望我，被我拒绝了。不是我不想见你，我渴望见到你。你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你的为人为文使我敬佩。你不知道，最近这半年，我犯病次数越来越勤，我的面庞浮肿，脸色蜡黄，精神倦怠，少气无力，我没有面目见你，我不能给你留下一个丑陋的印象。不是我夸口，年轻的时候，我是我们镇上——不，是黄陵县有名的漂亮女人，我站在众人面前，也不亏待大家的眼睛。疾病折磨着我的精神、心灵、身体，将我的面貌也啃丑陋了。我要坚持活下去，好好地活着，等我的病情好转了，面目有了光泽，我一定来见你。我知道，在你的心目中，我这个农村人，这个业余作者，和你是平等的，这是我对你十分尊敬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感激你的原因之一。
我从贾仁明身上看出了他的致命的弱点，你对他越好，他对你越不好，你越爱他，他越不爱你。是不是中国人身上都有这个毛病，我不知道，反正，贾仁明是这样的人。在我任教的小学里，有一对年轻的老师情侣也是这样，那个男教师，越爱她，她越对他不好，后来，这个女教师竟然和镇政府的教育专干上了床，那个男教师也调走了，两三年的恋爱没有好结果。
农村人有句话说，人不能对人太好，牲口不能喂得太饱。人如果对人太好，他就觉得你做的一切是应该的，他就不懂感恩。贾仁明和那个女教师就是这样的人。这也难怪，连牲口喂得太饱，套在犁杖上也不好好犁地了。我从内心里感激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包括你。我不敢，也不能说我爱你——爱是很崇高的词汇。我真的渴望有一天见到你，让你把我紧紧地抱一抱，我死了也满足了。
我的身体状况比较差，就说这些吧。等我好些了再给你写信。
你的學生：黄梅
读了黄梅写给我朋友的信，我坐在案桌前，仿佛看见一条情感的河流在我面前奔流，从那条河流中打捞上来的每一个汉字都是真诚的。我无言以对。
我将黄梅的来信送还给我的朋友达诺了。
达诺只问了一句：读完了？
我说读完了。
接下来，我和达诺都沉默了。能听见太阳光从窗户中扑进来时发出的细碎的声音。一支烟抽完，我说，达诺，下一个礼拜天，咱们去一趟黄陵。达诺说，黄梅不是在信中说，不叫我去看望她吗？我说，你不觉得，那句话中还有话吗？再说，她总不会躲着不见你吧。我还有些想法的。达诺说，什么想法？我说，把她的小说拿回来看看，想办法给她出版。达诺说，现在条条框框多，出版文学作品比较困难。我说，只要她写得好，这事交给我了。达诺说，那就这样说定了。下一个礼拜天去黄陵。我说，开我的车，你就不开车了。
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将小车冲洗了一遍，给油箱中加满了油，为第二天去黄陵做好了准备。吃毕晚饭，我去大明宫散完步，正准备回去，电话响了，是达诺打来的：
方辉，你在哪里？
在大明宫。
明天不去黄陵了。
怎么变卦了？
黄梅过世了。
谁告诉你的？
他的儿子刚打来电话说，他妈已过世，明天是三七。说他妈去世时留下话，等三七过了再告诉我。
咋会是这样？
站在大明宫外，我看着被黑夜扼住的唐王朝残留的历史陈迹，星星点点的灯光仿佛在喘息，远处的行人如风中的柴草在晃动。我胸口堵得慌，想和达诺聊几句关于黄梅的事，达诺却关机了。
责任编辑 翡 翠
朋友说，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只有这么一句话。
这年代，谁还写信？手机短信，微信，博客，这些通讯方式，已经把书信死死地捂住了。
你不相信？
朋友脸上有了焦灼，显出了冤屈似的，他拿出了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我一看，信笺上果然只有一句话：我活着，是为了见你。
信笺是印着花的白纸，一朵梅花，若隐若现地依偎在信笺的左下角，花的色泽并不丰满，但如淡云中游走的星星，不时地眨动着眼睛。那几个汉字看起来规规矩矩的，仔细品味，就会看出，那一竖一横，窸窸窣窣的，好像女人摆动的裙子，底气不足，有点病态。
什么样的朋友，这一句话，好像山盟海誓？
我也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朋友。
还没到手？
胡说什么？我连面也没见过。
噢？柏拉图式的？玩崇高？当今，谁还来这一套？八零后，还是九零后？
你想歪了，她是六八年的，半老徐娘了。朋友迈过去脸，长吁了一口：她是个病人，随时都有……朋友欲言又止了。我正眼去看，朋友的忧伤仿佛枯枝一样，在面部裂开了。我还能说什么？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有近三十年的交往。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二尺多宽的行军床上熬过了两年的漫漫长夜。我们无话不说。
果然，两天以后，朋友又来找我。他坦诚地告诉我，他和那个女人相交不到两年，他们是通过稿件交往认识的。我的朋友是省城里《秦风》文学月刊的主编，难免有诸多交际交往。朋友说，现在的报刊接受的都是电子版稿件，你是知道的。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装在信封里的手写稿件。这份稿件在他的案头躺了三个月。有一天上班，他准备将稿件交给编辑去处理，他一看，信封的右下角画着几朵梅花，淡黄的梅花仿佛火一样燃烧，也许是出于探究心理吧，他拆开了信封，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八千多字的短篇小说。作者是黄陵县的一个山区教师，病退在家，叫黄梅。后来，她连续来过几封信。这篇小说在第二年第一期的《秦风》上刊登了。
朋友拿出来了黄梅给他写的几封信。
你看看。
你的信，我怎么能看？
什么你的我的？我不只是叫你读信，我是叫你读人，读一个女人。
我推不掉，我说，我晚上回家看。
第一封信
达诺老师：
你好！
原谅我冒昧地给你写信。我不会电脑打字，也不会玩手机，只能用古老的方式和你说话，恳切盼望你理解。
我原本是一个山区小学教师，因为疾病折磨，退休在家。几年前，我患上了过敏性哮喘。这是和癌症差不多一样的瞎瞎病，一丝粉笔飞尘，一缕煤烟，一朵花香，一口水果都会诱发犯病的，顷刻间，呼吸困难，胸闷气短，以至窒息昏迷，或者心肺衰竭。我的犯病，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预示，生和死无法测量，完全由死神定夺。一个人的生命，好像一篮鸡蛋提在手里，随时有掉在地上打碎的可能，那种痛苦，我就不再细说。开初，我确实恐惧过，为死亡而恐惧，可是，经过多次昏迷抢救，昏迷抢救，昏迷抢救，我不再害怕了。每當犯了病，脸憋得乌青，无法言喻。即将窒息的时候，我反而坦然了，我知道，我要走了，我要和生我养我的青山绿水告别了，我要和我热爱的文学事业告别了，我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达诺老师，我给你说这些，不是为了从你那儿赚取可怜和同情，不是为了叫你怜惜我。在我的心目中，你能理解我，你有一颗善心，我才贸然向你诉说。不要烦我，好吗？
我不是不治疗，我多次治疗过，在我们的镇医院，黄陵县医院，省人民一院、二院都治疗过，可以说，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浸泡在药物中，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中也许都含有药味了。多次治疗，也没有从根本上医治。每次犯病，都很偶然。亲戚家的孩子到家里来，只抱了一会儿，孩子身上的奶味导致我呼吸困难，窒息倒地。一旦犯了病，我就要喷雾化。
记得，那一次，我是去省城里的医院住院的。可是，一到病房，我就被推进了抢救室，病房里的气味儿使我过敏了，尤其是，那84消毒液，一嗅，即刻呼吸困难，一旦抢救不及时，就会窒息，以至昏迷。在医院住了三天，抢救了三次。儿子一看不行，在医院里，我更受折磨，于是，就把我拉回了家。在山里，虽然医疗条件不如城市里的大医院，可是，空气清新，纯净，犯病的几率小。对于我这种病来说，好的环境，好的空气胜过药物。我写过关于人和环境的小说。我从小就喜爱文学，我已经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只是不敢示人，也没有向杂志社和出版社投稿，《秦风》杂志上你给我编发的那一篇，是唯一公开发表的小说。当我不犯病的时候，我就读书，写作。我的儿子支持我，鼓励我（我的儿子叫贾小山）。可是，我的丈夫——不，应该是前夫，一旦看见我铺开稿纸拿起笔，他就扑上来，将我手中的钢笔夺过去折断，将我写好的稿纸撕成碎片了。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的写作妨碍了他什么。
达诺老师，关于我和我的丈夫，我在这里多啰嗦几句。
我和我的丈夫贾仁明的结合并非是媒妁之言的结果。有人说，爱情毫无道理可言。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爱上他的，他因为什么而爱上我;我们爱得很疯狂，镇政府后面的小树林里，村庄旁边的玉米地里，皎洁的月光之下，夜晚的霞光飞扬中……我们爱的痕迹如同风中吹飞的蒲公英，飘撒得到处都是。毫不羞耻地说，在霏霏小雨中，一个人用一只手撑着雨伞，在伞下，我们也无所顾忌地站在田野上放飞自己……直到我怀孕之后，我们才领了结婚证。那时候，我是镇上的小学民办老师，贾仁明是镇政府的农技员（当时的“八大员”之一）。我们都是吃农业粮的，都没有在体制内。1992年，贾仁明转为正式干部，我也转为公办老师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到极致，到达顶峰是好事，也是坏事，爱情也一样，当我们度过爱情的炎炎夏日之后，爱情的秋天和寒冬也必然来到了。我们的感情破裂，当然不全是爱过了头所导致的。检讨我自己，是我宠坏了他。女人不能过分地宠男人。从一开初，我就宠他。他第一次和我在一起时，我才十九岁，我明知他是有家室的人，却做了那样的事。我和他结婚的前几个月，他才离了婚。那时候，我刚过了二十岁（我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为了这桩婚姻，我的父母亲三年和我不来往，他们嫌弃的是贾仁明比我大十二岁，而且是二婚。二老不接受我们的原因是，他们以为，婚姻既要门当户对，又要年龄相当。他们预言：我们没有好结果。我果然被他们言中了。 贾仁明转为正式干部的第二年，恰巧，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是我的表哥——舅舅的儿子。是我恳求表哥去县委书记那儿走门子，将贾仁明提拔为副镇长的。就这么一点权力，将贾仁明改变了，他改变的不只是面容——常常吊着一张很干部的脸，他改变的不只是说话的腔调——常常是命令的口气，他改变的是心——我明明知道，他和镇政府的计生专干不清不楚，却装不知道，不看他的脸，不听他的腔调，还是一如既往地用我的爱滋润他。
我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些事，我真张不开口。如果你不嫌我唠叨，我在下一封信中再给你叙说，也许，我说出来，就会成为你的小说里的素材。
再见！
你的学生黄梅
第二封信
达诺老师：
你好！
在电话中听到了你的声音，我感到很亲切，可是，也许由于激动吧，我却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连贯的句子来。我病退以后，离开了讲台，整天说不了几句话，也无人和我说话，我好像不会用嘴巴来表述自己了，只好用笔写。我不忍心打扰你，我知道你的时间如金子一样宝贵，可是，我觉得，我不说出来，装在心里闷得慌。即使这封信我不寄给你，我也要写在纸上。我要用笔把人生历程固定在纸上——哪怕只有我一个读者，我也要写出来。
贾仁明转正之后，我们把生产队里的承包地交出去了，因为儿子的户口在农村，有一亩苹果园，没有交。我们留下的一亩苹果园，不是为了卖钱。星期天或节假日，去果园地里劳动，是一种锻炼和休闲。
我没有料到，果园会成为我的痛点。
春天里的一个星期天，我和贾仁明去果园里疏花（把多余的苹果花摘掉）。那时候，我还没有染上过敏性哮喘。白素素的苹果花，香气逼人，置身于花海之中，会忘掉一切烦恼的。我站在梯子上，只顾疏花，抬眼一看，贾仁明不干活儿，蹲在苹果树下打电话。我偶尔能逮住一两句，我听得出，他是给他的相好——那个计生专干打电话。我的手底下乱了，身子一摇晃，从木梯上摔下去了。掉在树下，我试图爬起来，却起不来了。我就喊贾仁明，叫他过来看看是咋回事。贾仁明还在打电话，过了一刻，他才收了电话，很不情愿地走过来，喝斥我：喊什么喊？没看见我打电话吗？我说，我起不来了。他说，你还装死狗呀，得是？我说，我真的起不来，你把我扶一扶。他眉眼一横，伸出一只手拉我，我还是起不来。我说，你在我的腿上用手掐一掐，我觉得腿上没有知觉。他没弯腰，伸出一只脚，在我的小腿上踢了一脚，我的小腿一动不动。他这才觉得，我不是装死狗。他像拎一捆麦子似的，把我拎向他的脊背，背回了家。他把我放置在炕上，扭头就走了。
我躺了一会儿，给贾仁明打电话，电话在占线中，我只好给母亲打电话。娘家离镇上只有二里路，不一会儿，母亲来了。母亲一看，我动不了，问我：贾仁明呢？我说，可能去镇政府了。母亲说，这狗东西，咋把你扔下不管了？我说，他可能忙着哩，你把我拉到镇卫生院看看，是不是伤了神经。我们村就在镇政府附近。母亲把我用架子车拉到镇卫生院，医生检查了一遍后说，可能是腰椎神经受损了。医生叫我去省城里做核磁共振。
我在炕上躺了三天，不见好。在这三天里，我给贾仁明打了好多次电话。要么是占线，要么他不接。到了第四天上午，贾仁明接了我的电话，我叫他回来，给我去省城治疗。我说，再耽误我就瘫痪了。贾仁明说，你瘫痪了，我就不要你了，叫你妈把你拉回去，我不能整天伺候一个瘫子。我说，咱们是十五六年的夫妻了，你咋能这样说？贾明仁说，我不但这样说了，还要这样做，你走了，我另娶。我一听，放声哭了。我把情感看得很重，时时处处呵护着我和贾仁明的情感，宽容他，迁就他，我真没有料到，我和贾仁明之间的情感如同稻草人，不堪一击。我细细一想，也许，这就是我不听父母劝告的结果。如果不是我接纳了贾仁明，也许，他不会和前妻离婚的。
母亲要去镇政府找贾仁明，我拽住了她的衣角，不叫她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母亲去镇政府找到了贾仁明。母亲求贾仁明带我去省城治疗，贾仁明把母亲向门外推。母亲竟然跪在了贾仁明的跟前，恳求他。在午后的亮光中，母亲满脸泪水，脸庞两侧的两绺子花白的头发上垂掉着，母亲把一个老人的自尊压在双膝之下。贾仁明抓着母亲的一只肩膀，将母亲提起来，说道，不要给我扬瞎名了，我回去。
后來，是我的哥哥把我送到了省城里的大医院。果然是腰椎神经受损，幸亏，没有断裂。住了两个礼拜的医院，我回到了家。
有一天，贾仁明把照顾我的母亲支使回去了，他说他要照顾我。母亲走后，贾仁明给我说，黄梅，你不要白花钱了，一个瘫痪病人，活着有啥意思，你去死吧。我说，我不会瘫痪的，我也不会死。我说，你既然嫌弃我，你明天把我拉到民政局，咱们离婚。贾仁明说，我不离婚，我一辈子离几次婚呀？你死了，是最好的选择。我一听，抓起枕头扔向了贾仁明。
第二天，贾仁明又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跪在了我面前，他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像真的似的。他说，他把镇政府那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那女人不去流产，非要和他结婚不可。贾仁明拿出一包老鼠药，说，你一走，咱都解脱了，你死了，我给你买最好的寿材，办一场体面的葬礼。我说，贾仁明，你不要做好梦了，我不死，我要好好地活着，听见了没有？好好的，活着！他一听，把我压倒在炕上，给我嘴里喂老鼠药。我伸出手臂撕抓，老鼠药打散在了炕上……
达诺老师，我无法再写下去了。
再叙吧。
学生：黄梅
（这封信后面有我的朋友达诺用红笔写下的一句话：看落款，信是四个月前写的，才收到。也许，黄梅犹豫再三后才寄给了我）。
第三封信
不是贾仁明不愿意离婚，是我不离婚，我不能叫儿子和女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我最终答应和他离婚，办了离婚手续，我们仍旧生活在一起，给儿女一个没有离婚的假象。贾仁明偶尔回来，仍旧和我睡一个炕。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仍旧像妻子一样满足他。我知道，我真贱。可是，我对他恨不起来。只要爱还没有熄灭，还有余烬，尽管有怨，有愤怒，却恨不起来。我只恨自己，责备自己，甚至咒骂自己，可是，我还是恨不起来。贾仁明把他的情妇领回家，我还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她，给他们买菜买肉，做几个菜，他们好吃好喝一顿，睡一觉就走了。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失声痛哭。我扇自己的耳光，揪自己的头发，自己问自己：你这是好好活着吗？好好活着，要活得有自尊，有尊严。我自己也不理解，我是肉体卑贱，还是精神脆弱，我贱，真的贱。 贾仁明几次想害死我，都没有得逞。我睡着了，他用枕头捂我，被我发觉。他在我的饭碗中放安眠药，儿子误吃了，昏睡了一天一夜，去卫生院挂了吊瓶。我确实害怕了。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不知道，贾仁明为什么那么恨我。
我不小心，在儿子跟前说出了贾仁明喂我老鼠药的事。儿子一听，去找贾仁明。贾仁明死不承认不说，还给儿子说，我精神不正常了。贾仁明叫儿子把我送往精神病院，我坚持不去。我整天不说一句话，呆呆地坐着，可能，连儿子也觉得我神经不正常了。
贾仁明从镇政府回来，他把一泡尿尿在一只纸杯中，叫我喝下去。我端起纸杯，没有犹豫就喝了。贾仁明给我蒸馍夹了羊屎蛋，逼着我吃，我连羊屎一起吃了。晚上，我不睡觉，坐在房间里不停地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贾仁明真的以为我疯了。他把我的母亲和哥哥叫到家中来，商量怎么办。我一见母亲，抱住叫姐姐，把哥哥叫大舅。母亲一看，抱住我大哭不止。
我像影视演员一样，在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疯女人的角色。晚上冰凉的月光透过窗玻璃冰凉地洒在我的身上，我兀自躺在炕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叫好好活着吗？你死了，黄梅死了，我对自己说。不要说叫你理解我，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对于这个要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你忍让、宽容、放纵，更荒唐的是，在心中还爱着他。爱是什么？爱不是鲜花，不是阳光，爱是海洛因，是鸦片，一旦上了瘾，除非死亡才能戒掉。我想着想着就笑了，笑自己，笑爱情，笑我的人生。达诺老师，你觉得我可笑吗？你觉得我不可救药了吗？我常常觉得，自己写的小说里的人物不够典型，而我自己不就是典型人物吗？你说是吗？
（我的朋友达诺在这封信后面写道：来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真诚，只有悲凉，只有叹息。这不是一封信，是小说片断。）
第四封信
达诺老师：
你好！
你几次说要来看望我，被我拒绝了。不是我不想见你，我渴望见到你。你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你的为人为文使我敬佩。你不知道，最近这半年，我犯病次数越来越勤，我的面庞浮肿，脸色蜡黄，精神倦怠，少气无力，我没有面目见你，我不能给你留下一个丑陋的印象。不是我夸口，年轻的时候，我是我们镇上——不，是黄陵县有名的漂亮女人，我站在众人面前，也不亏待大家的眼睛。疾病折磨着我的精神、心灵、身体，将我的面貌也啃丑陋了。我要坚持活下去，好好地活着，等我的病情好转了，面目有了光泽，我一定来见你。我知道，在你的心目中，我这个农村人，这个业余作者，和你是平等的，这是我对你十分尊敬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感激你的原因之一。
我从贾仁明身上看出了他的致命的弱点，你对他越好，他对你越不好，你越爱他，他越不爱你。是不是中国人身上都有这个毛病，我不知道，反正，贾仁明是这样的人。在我任教的小学里，有一对年轻的老师情侣也是这样，那个男教师，越爱她，她越对他不好，后来，这个女教师竟然和镇政府的教育专干上了床，那个男教师也调走了，两三年的恋爱没有好结果。
农村人有句话说，人不能对人太好，牲口不能喂得太饱。人如果对人太好，他就觉得你做的一切是应该的，他就不懂感恩。贾仁明和那个女教师就是这样的人。这也难怪，连牲口喂得太饱，套在犁杖上也不好好犁地了。我从内心里感激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包括你。我不敢，也不能说我爱你——爱是很崇高的词汇。我真的渴望有一天见到你，让你把我紧紧地抱一抱，我死了也满足了。
我的身体状况比较差，就说这些吧。等我好些了再给你写信。
你的學生：黄梅
读了黄梅写给我朋友的信，我坐在案桌前，仿佛看见一条情感的河流在我面前奔流，从那条河流中打捞上来的每一个汉字都是真诚的。我无言以对。
我将黄梅的来信送还给我的朋友达诺了。
达诺只问了一句：读完了？
我说读完了。
接下来，我和达诺都沉默了。能听见太阳光从窗户中扑进来时发出的细碎的声音。一支烟抽完，我说，达诺，下一个礼拜天，咱们去一趟黄陵。达诺说，黄梅不是在信中说，不叫我去看望她吗？我说，你不觉得，那句话中还有话吗？再说，她总不会躲着不见你吧。我还有些想法的。达诺说，什么想法？我说，把她的小说拿回来看看，想办法给她出版。达诺说，现在条条框框多，出版文学作品比较困难。我说，只要她写得好，这事交给我了。达诺说，那就这样说定了。下一个礼拜天去黄陵。我说，开我的车，你就不开车了。
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将小车冲洗了一遍，给油箱中加满了油，为第二天去黄陵做好了准备。吃毕晚饭，我去大明宫散完步，正准备回去，电话响了，是达诺打来的：
方辉，你在哪里？
在大明宫。
明天不去黄陵了。
怎么变卦了？
黄梅过世了。
谁告诉你的？
他的儿子刚打来电话说，他妈已过世，明天是三七。说他妈去世时留下话，等三七过了再告诉我。
咋会是这样？
站在大明宫外，我看着被黑夜扼住的唐王朝残留的历史陈迹，星星点点的灯光仿佛在喘息，远处的行人如风中的柴草在晃动。我胸口堵得慌，想和达诺聊几句关于黄梅的事，达诺却关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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