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据说你最心虚的，是当初想在《编辑部的故事》的背景中加笑声。
　　A：怕别人不笑。
　　Q：《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A：这种东西你不能用其他的标准衡量。它跟《渴望》差不多，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渴望》是给中年妇女们看的，《编辑部的故事》是给小青年看的，写前没想那么具体，逮着谁论谁，写到哪儿算哪儿，实际上通俗剧不是一种创作，而是操作，是技术活儿。
　　剧里的人物都是类型化的，拿刘惠芳说，她是天下最好的人但倒霉事全让她遇上了。当初，也没想到让她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李冬宝、余德利也一样。我们只想让观众掉点眼泪或者乐乐。可有的观众愣要从一切东西里发掘出思想内涵，好像什么都必然得跟人生经历、情操修养联系起来，累不累呀！
　　对《编辑部的故事》不能从纯艺术或者纯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愿意听评论，有时还故意卖个破绽，好让玩评论的有地方下嘴。《编辑部的故事》毛病多了，从语言到结构，比不上二流小说。可却没几个人说到点上。说《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编辑不合实际，好，你写个正经编辑，成天翻稿子，改稿子，谁爱看呀？到时，他又该有话说了。
　　但是，就通俗的电视肥皂剧这种喜剧形式而言，它现在是没的可比，是第一把。那你就得说在这方面它是最……怎么说呢？
　　Q：鼻祖。
　　A：能这么说吗？也只能这么说了。便必须有一个前提，就这种类型而言。我跟别人也这样谈过，后来有人说现在正在评奖，你自己贬低《编辑部的故事》很危险。
　　Q：“金鹰奖”可能问题不大了。现在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还准备用它竞争“飞天奖”。（此电视剧获第10届金鹰奖最佳连续剧，葛优获最佳男主角。）
　　A：据说片子得二等奖没问题，葛优男主角也没问题。编剧、女主角这些还都不知道。我并不是有意贬低《编辑部的故事》。人家说这好，我不能顺杆爬说就是好。这里面有我，我能自己说自己好吗？这全是话儿赶话儿。我确实感觉《编辑部的故事》不是我全部作品中的最高水平。《编辑部的故事》往深了说没有什么说头。
　　有人说《编辑部的故事》是一部排除了教化的最好娱乐片。这说法是对的。过去，包括《渴望》都有一点儿教化。这个什么教化都没有，所谓内涵都是愣贴上去的。许多读者、观众必须要从你的作品里吸取某种东西，你真弄了一个没有的，他会感到无所适从。你就纯粹地逗逗他，你说我让你痛痛快快地乐一回，他还犯嘀咕，说不对，你肯定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不会就这么简单地逗我。但这次真的是一切一切都为了追求效果，最大的担心也是怕人不笑。从导到演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人笑。甚至我们有意已经择出了一些可能误导观众走神的东西，比如一些拿政治新闻开涮的东西，都拿掉了。就怕人家说有深刻内涵。可是没办法。
　　我们的社会是经历过高度政治训练的。人也是经历过高度政治训练的。所以播出后，不可避免地有各种各样的反映。有的过去被错划成右派的人，在底下对我说，这是我国艺术春天来临的信号，功德无量啊。弄得你没辙没辙的。你说谁有那么大责任感呀，谁敢弄这样的东西呀。我们应该单纯一点儿，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是文艺作品就说文艺作品，别老扯来扯去。一个肥皂剧，电视剧怎么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是一看一乐的东西，它再拔高也就是一个电视剧。你说每天6点半播的那种美国的家庭剧，有什么思想高度？有什么深刻内涵？没有。
　　文艺作品有三类。一是宣传教化，哪国政府都有这一套，政府扶持的。二是大众通俗的，商品化的文化。三是纯探索的，纯艺术的。有人老把这三种混为一谈。搞通俗文化的兴奋点就在这儿，你不能要求它再有其他功能。搞得好也出大作品，也成大家，流芳百世。纯粹个人的，先锋的，就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你也要求他有什么教育意义？他自己还在探索呢，还不知道他弄的是什么呢，怎么弄出教育意义来？现在你弄一个先锋的，就有人用大众通俗的标准评你一下。你弄一个大众娱乐的，他用艺术的纯文学的那一套来评你一下，弄得你没办法。所以我说评到点儿上的少。
　　一个通俗的东西只要能感动我，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就是好东西。纯艺术的，上海有一个孙甘露，我最喜欢的纯探索的作家。他比余华还那个，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喜欢？不是，但是我喜欢。因此你就说他是没有价值的？是空虚的？不能这么说。他在技巧上的探索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他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文字可以重新排列组合成各种有意思的东西。汉语的弹性原来如此之大，相同的东西换一种组合就面目全非了。孙甘露的东西没故事，没法儿看，但他把汉语的弹性发展到极端，这就是贡献，文本上的贡献。有人说他不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文学这种东西总得有人做些基本的基础的事。它提供了技巧，给那些写故事的人参考，这就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