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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学教师，因其作为大学文化引领功能的执行者角色，在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者批判者、引领者的角色，并推动着大众文化的培育和创新，从而完善文化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引领作用的实现，是文化与大学发展之间关系的现实写照。
【关键词】大学教师；知识分子；文化引领；文化批判；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衍生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往往被界定为消费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市场文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拓展，精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但是，大众文化是大众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自觉的意义，是文化发展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大众文化发生根基的多元性特征，造成大众文化在被外界理解和接受的同时产生了歧义，文化引领主体缺失。作为学院派精英文化拥趸的大学教师，以其文化责任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过程中扮演了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承载学院知识人的知识传承和创新责任的同时，关注社会公共领域，在型塑于专业知识能力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原则的规约下进行文化批判，对于引导大众文化发展，彰显大学的文化引领作用，培育和创新大众文化，推进时代发展中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大众文化的演进
大众文化的产生是文化主体的变化和文化知识结构变迁的结果，是在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由于文化变迁而形成的异于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新的文化结构形式。诚然，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文化平民主义化的必然结果。从大众文化的发生过程来看，大众文化由备受指责到逐渐为人所接受是研究者视角转换的结果，但更大意义在于大众文化具有了独立的文化性格并不断追寻身份认同，成为具有独立性格特征的文化形式。
大众文化产生初期的备受指责是由于其与政治的天然联系相关。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于艺术的当代形式[2]，但是，大众文化已经脱离了艺术的基本形式成为“文化工业”的制成品，诚如马丁?杰所说“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混合物，这种杂烩是从上面被玩世不恭的强加给大众的，当前的形式是牢固的管辖与控制，而不是文化的混合或无政府状态”[3]。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隐匿于文化的背后，以大众的形式展示出来，但是其政治目的却成为大众文化产生初期为研究者诟病的根源。但是，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获得身份认同，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代替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大众文化的这些特征使得大众文化自其产生起就处于备受歧视的地位，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场域在资本的操纵下，为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势必表现出强制性[4]的犧牲品。
但是，大众文化的发展适应了社会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否认其政治强制性存在的前提下大众文化形成了具有自身性格特征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众必须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化，一种反映他们作为大众的状况与趣味的文化——大众文化几乎就像工业化和都市化一样，要打破社群和道德的传统”[5]。由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主义的特征，以及其产生是大众需求和精英文化低层次的结合，而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外界对大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培育并创新，避免由于自身缺陷而引起潜在的道德恐慌的发生。而这里所指的文化批判是要对文化存在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进行反对与拒斥，但不是用政治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依据道德的规范去对大众文化进行判断，而是依据文化学理论与规范对文化进行价值上的评判。无疑文化批判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和维度展开[6]，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承担大众文化批判的责任？”
二、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与文化批判的责任
大学教师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由于它服务于体制内的知识传播、文化培育和创新以及体制外的公共关怀，它不同于传统的经典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进驻公共领域，他们的内心相信自己掌握并代表了更高的理性：人类的理性。但是，大学教师所处的教育环境的日益专业化，专业文化壁垒形成了知识的条块分割，大学教师的专业权威只能依附于知识所属的专业领域而实现。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代表的是专业认知基础之上的理性体认，其公共领域的价值判断建立在“有限的”专业权威基础之上。公共批判和公共关怀是大学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在公共领域的拓延，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性的代表背道而驰，扮演着公共领域的批判者，关怀者和引导者而非裁断者和主宰着的角色。这也是大学教师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在文化人格上存在着的内在的矛盾的根源所在[9]。当下，大学教师具有了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特征。但是，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理应是一个角色丛。每一角色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出现，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他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他们所负的责任、所享有的权力、所遇到的阻碍，甚至所遭受的打压是完全不同的[8]。
大学教师与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体认是与大学的知识传播功能紧密相连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大学文化功能的衍生物。教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一直被看做大学的三大功能，伴随大学发展始终的知识传播所包含的文化功能一度被忽视。大学的文化功能，体现在文化培育、文化批判以及文化创新等方面。大学的文化功能是与生俱来的，自大学产生以来的文化变革多数起源于大学，大学的教师承担了文化变革的历史重任。大学教师作为大学文化功能的承担者，其存在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通过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而完成的文化责任，反之，大学教师的文化功能也成就了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因寄居于学院所具有的专业文化根基为承担公共责任提供了说服公众的有力证据。
大学教师与文化的天然联系为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进行文化批判提供了便利，文化批判也成为大学教师公共责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张扬文化，而应该通过公共领域的文化的批判引领文化进步。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的良知在于依据专业知识所培育出的价值理性进行公共领域的关怀。社会上总是还有着许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在话语市场上他们属于“聋哑人”，需要有人提供一些公共+专业的话语援助服务。既然大学教师是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构成，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是通过社会批判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10]，大学教师凭借其强势话语在话语市场上帮助弱势群体是大学公共关怀责任的要求。 三、大众文化批判与大学教师的责任
大学教师进行文化批判是文化培育和创新的起点，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走进公共领域，依然以其文化批判的责任扮演着公共领域的“文化救世主”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以迥异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文化模式进驻公共视域，经历了文化研究者对其政治意义的批判以及文化地位和层次的拷问之后，逐渐在研究领域内得到文化认同，并成为当代引领公共领域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观念领域，与精英文化的的边界和落差渐趋填平。由于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已经形成了与大众文化初期的文化主体不可同日而语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外界在在其进行大众文化的认同和选择的过程中的干预难以与之前成效相媲美。因此，大学教师承担公共领域大众文化的批判功能需要建立于其自身所扮演的公共领域大众文化的参与者，知识分子角色以及大学知识人的“角色丛”的基础之上。
大众文化的产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大学教师的知识人角色所占有的精英文化是其进行大众批判的重要依据。在大众文化面前，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一方面是不在场的缺席者，另一方面又专事于专业文化再生产，大学教师作为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缺席者，纵使能够从专业场域中离席坚守真正的“立法者”角色岗位，但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能否接纳与容忍外来缺席者进行批判性话语建构心存芥蒂[11]。在这里需要考虑大学教师的生存的大学环境。大学不是出于功利和眼前需要而存在的社会机构,而是人类精神激励的场所, 国家理智的神殿,大学的这些特质为大学教师真正成为社会批判的精英,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创造了条件[12]。大学的知识人角色是教师获得公共领域认同的基础，其专业领域权威地位的认同是其获得公共认同的基础，即使大学教师是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缺席者，但他又是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并以获得专业领域外的认同参与到公领域，因此大学教师公共领域的文化批判实现根基在于其深厚的专业文化底蕴足以应付现实的大众文化批判的要求。但是，这也限制了大学教师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范围。大学教师的专业知识的影响范围是其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大限。这就要求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知识人，在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后必然承担的大众文化的责任限于其对大众文化所内涵的知识理性的认识基础上，避免跨越知识规约的藩篱造成大众文化的批判成为大众文化的破坏。大学教师知识人的大众文化批判责任是大学努力运用其资源对社会需求作出合理反映的表现，但这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出何种反映才是合理的[13]，这也是学教师作为大学知识人在进行大学文化批判中所顾虑的。
大众文化批判是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凭借其专业认知和大众文化领域的公共关怀而实现的，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以其特有的公共性为其进行大学批判提供了公共文化领域的入场券。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不得不为的事”[14]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推动着知识分子不断承担公共责任，履行公共关怀。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良知促使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步入公众视界。大众文化的主体的话语弱势地位以及大众文化的根基决定了大众文化在大学教师对大众文化审视的过程中诸多缺陷必然呈现出来。大学教师扮演知识分子角色进入大众文化的领域，以专业的文化创造者的眼光评判大众文化，在学院中形成的学术自律显露于对大众文化的近似苛刻的批判过程中。大学教师进行大众文化的批判实际上是以一个大学知识人的标准审视大众文化，将大众文化置于与精英文化同一的地位来看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学教师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对与其处于不同地位的精英文化的维护，这也是一个大学知识人在学院内所养成的保守的文化性格特征的表现。但是，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是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有利于维护大众文化按照科学的规范发展路径进行。同时，由于大众文化发生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主体和文化消费者的底层性和多元化组成形式，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步入公众领域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是其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应然要求，但是在这种要求的束缚下应该认同大众文化的产生以及传播模式，在符合消费主体需求的要求下行之有效的进行大众文化的审视，并以批判的眼光给予公共关怀。
四、结语
大众文化从其产生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消费主义特征的Popular Culture，已经成为公共领域不可缺少的文化形式，但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传播的方式存在不可避免的有悖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背景的误识。这些缺点的存在为大学教师走出学院讲堂，步入大众文化批判的公共領域领域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诚然，大学教师的文化批判功能有利于维护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符合其文化的知识根基，但是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所具有的文化接受程度使得大众文化批判止步于对大众文化破坏和否定的境地，大众文化批判过程中的专业精英文化背景难以获得大众文化主体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大众文化主体之所以接受大众文化的个人文化接受能力的写照，但是，这也反映了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在大众文化批判过程中脱离了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文化批判中的知识理性的认识。我们在公共领域呼唤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觉醒，不是要求大学教师必须成为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倡导知识分子那种追求人类终极价值的意识和形态，以提升其人文素养，自觉恪守大学精神，不断探寻教育的本真意义[15]，才能保证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的围墙之后在公共领域体现教育的价值。因此，大学教师在坚守象牙塔的精英文化的代言人的角色的同时，以其大众文化参与者的身份体验大众文化的文化性格，才能保证其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在大众文化批判中获得大众文化主体的认同，从而推动大众文化的培育和创新，推进文化建设的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祥福.大众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61页.
[2]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J].陶东风 金元甫 高丙中.文化研究[C].第十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马丁?杰著，胡湘译.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48页.
[4]王全林.精神式微与复归：“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3页.
[5]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4页.
[6]杨光海.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中的大众文化批判与重构[J].泰山学院学报.2008(1):107页.
[7]王全林.精神式微与复归：“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2页.
[8]刘建.教师的社会角色探析——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视域[J].当代教育科学.2007(21):37页.
[9]张应强.大学教师的社会角色及责任与使命[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15页.
[10]王全林.精神式微与复归:“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47页.
[11]周玲,谢安邦.社会批判: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J].现代大学教育.2006(2):4页.
[12[美]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陈军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341页.
[13]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⑩94页.
【关键词】大学教师；知识分子；文化引领；文化批判；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衍生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往往被界定为消费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市场文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拓展，精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但是，大众文化是大众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自觉的意义，是文化发展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大众文化发生根基的多元性特征，造成大众文化在被外界理解和接受的同时产生了歧义，文化引领主体缺失。作为学院派精英文化拥趸的大学教师，以其文化责任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过程中扮演了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在承载学院知识人的知识传承和创新责任的同时，关注社会公共领域，在型塑于专业知识能力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原则的规约下进行文化批判，对于引导大众文化发展，彰显大学的文化引领作用，培育和创新大众文化，推进时代发展中的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大众文化的演进
大众文化的产生是文化主体的变化和文化知识结构变迁的结果，是在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由于文化变迁而形成的异于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新的文化结构形式。诚然，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文化平民主义化的必然结果。从大众文化的发生过程来看，大众文化由备受指责到逐渐为人所接受是研究者视角转换的结果，但更大意义在于大众文化具有了独立的文化性格并不断追寻身份认同，成为具有独立性格特征的文化形式。
大众文化产生初期的备受指责是由于其与政治的天然联系相关。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于艺术的当代形式[2]，但是，大众文化已经脱离了艺术的基本形式成为“文化工业”的制成品，诚如马丁?杰所说“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混合物，这种杂烩是从上面被玩世不恭的强加给大众的，当前的形式是牢固的管辖与控制，而不是文化的混合或无政府状态”[3]。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隐匿于文化的背后，以大众的形式展示出来，但是其政治目的却成为大众文化产生初期为研究者诟病的根源。但是，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获得身份认同，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代替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大众文化的这些特征使得大众文化自其产生起就处于备受歧视的地位，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场域在资本的操纵下，为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势必表现出强制性[4]的犧牲品。
但是，大众文化的发展适应了社会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否认其政治强制性存在的前提下大众文化形成了具有自身性格特征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众必须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化，一种反映他们作为大众的状况与趣味的文化——大众文化几乎就像工业化和都市化一样，要打破社群和道德的传统”[5]。由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主义的特征，以及其产生是大众需求和精英文化低层次的结合，而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外界对大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培育并创新，避免由于自身缺陷而引起潜在的道德恐慌的发生。而这里所指的文化批判是要对文化存在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进行反对与拒斥，但不是用政治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依据道德的规范去对大众文化进行判断，而是依据文化学理论与规范对文化进行价值上的评判。无疑文化批判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和维度展开[6]，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承担大众文化批判的责任？”
二、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与文化批判的责任
大学教师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由于它服务于体制内的知识传播、文化培育和创新以及体制外的公共关怀，它不同于传统的经典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进驻公共领域，他们的内心相信自己掌握并代表了更高的理性：人类的理性。但是，大学教师所处的教育环境的日益专业化，专业文化壁垒形成了知识的条块分割，大学教师的专业权威只能依附于知识所属的专业领域而实现。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代表的是专业认知基础之上的理性体认，其公共领域的价值判断建立在“有限的”专业权威基础之上。公共批判和公共关怀是大学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在公共领域的拓延，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性的代表背道而驰，扮演着公共领域的批判者，关怀者和引导者而非裁断者和主宰着的角色。这也是大学教师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在文化人格上存在着的内在的矛盾的根源所在[9]。当下，大学教师具有了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特征。但是，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理应是一个角色丛。每一角色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出现，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他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他们所负的责任、所享有的权力、所遇到的阻碍，甚至所遭受的打压是完全不同的[8]。
大学教师与文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体认是与大学的知识传播功能紧密相连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大学文化功能的衍生物。教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一直被看做大学的三大功能，伴随大学发展始终的知识传播所包含的文化功能一度被忽视。大学的文化功能，体现在文化培育、文化批判以及文化创新等方面。大学的文化功能是与生俱来的，自大学产生以来的文化变革多数起源于大学，大学的教师承担了文化变革的历史重任。大学教师作为大学文化功能的承担者，其存在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通过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而完成的文化责任，反之，大学教师的文化功能也成就了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因寄居于学院所具有的专业文化根基为承担公共责任提供了说服公众的有力证据。
大学教师与文化的天然联系为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进行文化批判提供了便利，文化批判也成为大学教师公共责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张扬文化，而应该通过公共领域的文化的批判引领文化进步。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的良知在于依据专业知识所培育出的价值理性进行公共领域的关怀。社会上总是还有着许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在话语市场上他们属于“聋哑人”，需要有人提供一些公共+专业的话语援助服务。既然大学教师是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构成，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是通过社会批判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10]，大学教师凭借其强势话语在话语市场上帮助弱势群体是大学公共关怀责任的要求。 三、大众文化批判与大学教师的责任
大学教师进行文化批判是文化培育和创新的起点，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走进公共领域，依然以其文化批判的责任扮演着公共领域的“文化救世主”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以迥异于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文化模式进驻公共视域，经历了文化研究者对其政治意义的批判以及文化地位和层次的拷问之后，逐渐在研究领域内得到文化认同，并成为当代引领公共领域文化的重要形式，在观念领域，与精英文化的的边界和落差渐趋填平。由于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已经形成了与大众文化初期的文化主体不可同日而语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外界在在其进行大众文化的认同和选择的过程中的干预难以与之前成效相媲美。因此，大学教师承担公共领域大众文化的批判功能需要建立于其自身所扮演的公共领域大众文化的参与者，知识分子角色以及大学知识人的“角色丛”的基础之上。
大众文化的产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大学教师的知识人角色所占有的精英文化是其进行大众批判的重要依据。在大众文化面前，作为知识人的大学教师，一方面是不在场的缺席者，另一方面又专事于专业文化再生产，大学教师作为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缺席者，纵使能够从专业场域中离席坚守真正的“立法者”角色岗位，但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能否接纳与容忍外来缺席者进行批判性话语建构心存芥蒂[11]。在这里需要考虑大学教师的生存的大学环境。大学不是出于功利和眼前需要而存在的社会机构,而是人类精神激励的场所, 国家理智的神殿,大学的这些特质为大学教师真正成为社会批判的精英,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创造了条件[12]。大学的知识人角色是教师获得公共领域认同的基础，其专业领域权威地位的认同是其获得公共认同的基础，即使大学教师是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缺席者，但他又是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并以获得专业领域外的认同参与到公领域，因此大学教师公共领域的文化批判实现根基在于其深厚的专业文化底蕴足以应付现实的大众文化批判的要求。但是，这也限制了大学教师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范围。大学教师的专业知识的影响范围是其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大限。这就要求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知识人，在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后必然承担的大众文化的责任限于其对大众文化所内涵的知识理性的认识基础上，避免跨越知识规约的藩篱造成大众文化的批判成为大众文化的破坏。大学教师知识人的大众文化批判责任是大学努力运用其资源对社会需求作出合理反映的表现，但这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出何种反映才是合理的[13]，这也是学教师作为大学知识人在进行大学文化批判中所顾虑的。
大众文化批判是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凭借其专业认知和大众文化领域的公共关怀而实现的，大学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以其特有的公共性为其进行大学批判提供了公共文化领域的入场券。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不得不为的事”[14]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推动着知识分子不断承担公共责任，履行公共关怀。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角色良知促使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步入公众视界。大众文化的主体的话语弱势地位以及大众文化的根基决定了大众文化在大学教师对大众文化审视的过程中诸多缺陷必然呈现出来。大学教师扮演知识分子角色进入大众文化的领域，以专业的文化创造者的眼光评判大众文化，在学院中形成的学术自律显露于对大众文化的近似苛刻的批判过程中。大学教师进行大众文化的批判实际上是以一个大学知识人的标准审视大众文化，将大众文化置于与精英文化同一的地位来看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学教师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对与其处于不同地位的精英文化的维护，这也是一个大学知识人在学院内所养成的保守的文化性格特征的表现。但是，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是对大众文化的反思，有利于维护大众文化按照科学的规范发展路径进行。同时，由于大众文化发生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主体和文化消费者的底层性和多元化组成形式，作为知识分子，大学教师步入公众领域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是其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应然要求，但是在这种要求的束缚下应该认同大众文化的产生以及传播模式，在符合消费主体需求的要求下行之有效的进行大众文化的审视，并以批判的眼光给予公共关怀。
四、结语
大众文化从其产生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消费主义特征的Popular Culture，已经成为公共领域不可缺少的文化形式，但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传播的方式存在不可避免的有悖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背景的误识。这些缺点的存在为大学教师走出学院讲堂，步入大众文化批判的公共領域领域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诚然，大学教师的文化批判功能有利于维护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符合其文化的知识根基，但是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所具有的文化接受程度使得大众文化批判止步于对大众文化破坏和否定的境地，大众文化批判过程中的专业精英文化背景难以获得大众文化主体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大众文化主体之所以接受大众文化的个人文化接受能力的写照，但是，这也反映了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在大众文化批判过程中脱离了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文化批判中的知识理性的认识。我们在公共领域呼唤大学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觉醒，不是要求大学教师必须成为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倡导知识分子那种追求人类终极价值的意识和形态，以提升其人文素养，自觉恪守大学精神，不断探寻教育的本真意义[15]，才能保证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的围墙之后在公共领域体现教育的价值。因此，大学教师在坚守象牙塔的精英文化的代言人的角色的同时，以其大众文化参与者的身份体验大众文化的文化性格，才能保证其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在大众文化批判中获得大众文化主体的认同，从而推动大众文化的培育和创新，推进文化建设的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祥福.大众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命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61页.
[2]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J].陶东风 金元甫 高丙中.文化研究[C].第十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马丁?杰著，胡湘译.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48页.
[4]王全林.精神式微与复归：“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3页.
[5]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4页.
[6]杨光海.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中的大众文化批判与重构[J].泰山学院学报.2008(1):107页.
[7]王全林.精神式微与复归：“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2页.
[8]刘建.教师的社会角色探析——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视域[J].当代教育科学.2007(21):37页.
[9]张应强.大学教师的社会角色及责任与使命[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15页.
[10]王全林.精神式微与复归:“知识分子”视角下的大学教师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47页.
[11]周玲,谢安邦.社会批判:大学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J].现代大学教育.2006(2):4页.
[12[美]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陈军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341页.
[13]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⑩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