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他颁奖。于敏不仅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他在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方面屡有突破。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30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创造这个奇迹的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就是于敏。
　　“国产的土专家一号”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父亲当时是一位小职员。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门门功课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但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保证他们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而他却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病后，由胡宁教授担负起对他的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慧眼识才的钱三强等把他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土专家’不足为奇。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
　　“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对记者说，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并且当时已经在基础研究方面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保密性也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为什么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相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交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较低，聚变比较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这次，他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这年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8时整，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两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现在，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既不能搞核竞赛，也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