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如果你自己看明白了，别人的议论就不会影响你。如果他人的议论给你造成了喜忧，甚至影响你的决定，让你迟疑不决，那就说明对于这件事你还不是完全明白。
　　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教会我很多事，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说的都是把事情看明白。可见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这么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有过疑惑，有过不确定，即使三十而立了，在世上做人行事有原则，知道大方向，不犯根本性的错误，然而对于生命的意义、人的责任、努力与成败的关系，还是不能把握。《易经》教会了孔子变通的智慧，一方面，他坚持理想，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就像孟子说的，有些事情，甚至是大部分事情，只能“尽心焉耳矣”。為什么？因为时势，因为客观条件，因为机遇，这些都不是个人所能够掌控的。
　　很小的事就能毁掉一个人的远大规划。比如说早逝，再比如身体多病，或者失明了。在乱世，在战争年代，人命不值钱，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大建树的人，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哲学家王弼只活了二十三岁，诗人李贺活了二十六岁，夏完淳抗清被杀时才十六岁。魏晋易代之际，嵇康、何晏都不幸横死。弥尔顿双目失明，他的杰作《失乐园》靠他口述而由他人记录，才得以完成，这样的不幸中之大幸，千万人中不可得一。陈寅恪也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生活在还不错的时代。
　　宋朝江西派的几位大诗人，黄庭坚活了六十岁;二陈，陈与义和陈师道，都只活了四十九岁;曾几，像他的学生陆游一样，年寿甚高，活了八十一岁。这四位，我都很喜欢。文学成就和年岁关系不那么大，陈与义的成就比曾几大得多。但仅就个人而言，如果陈与义活到八十一岁，而曾几英年早逝，情形肯定和现在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辈子只在重复自己，那么，年岁的长短造成的区别，并没有多大;有些人不断进步和变化，那么，时间就太重要了。
　　人无从预料自己能走多远，如果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停滞甚至倒退，那是非常痛苦的。那就放下担子，像孩子一样自由地玩耍吧。
　　假如如科幻小说所设想的，存在一个平行时空，我希望曹丕多活二十年，王安石多活十年，我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仅仅是多出一本书或几十首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人越来越疏离，互相珍重成为奢侈的事。文化传承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就像生命的延续，但在今天，这样理解显得很荒唐，因为人们没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样的需求。
　　如此，就用得上古人的陈腐格言：庄敬自强。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就做下去。
　　人对自己看得明白，有信心，是很不容易的事。人若想有所得，必须有忍受和坚持的准备。播下种子的人，未必可以看到种子长成树，开花，结果，但你知道这事是好的，那就去做。有些事是立竿见影的，有些则不是。但做了，你心安。人的一生，不过百年，回首去看，倏如驰马，尽到了责任后的心安，算是最好的回报。
　　穆旦（查良铮）先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偷偷在纸片上写诗，家人担心，劝他不要再惹麻烦，他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他的夫人周与良回忆说，他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遗作，都是背着家人写下的，“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后来我家老保姆告诉我，在良铮去医院动手术前，那些天纸篓里常有撕碎的纸屑，孩子们也见到爸爸撕了好多稿纸。”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文集》里，收了一页《穆旦晚期诗作遗目》，说其中很多已经“轶失”。这是遗失的足迹。
　　多年前看歌德的自传，不怎么看得下去。现在想来，是专注于前瞻的缘故。现在学会了向后看，学会了倒退，这是我最值得庆幸的进步。五十岁对我是一个大转变，好多事情终于看明白了。其实以前也不是看不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还抱着侥幸心理，还胡乱怀着希望。希望当然是个好东西，人不能丧失希望。但关键是，不要期待和相信奇迹，希望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有时候，人勉力向前，不免带有媚世或求实际利益的成分。认清了这一点，人就自由很多。时间之河向前，那么有时候，人的向前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相反，人要向后看，向后退，便如逆水行舟，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
　　人生如戏，有人演过三幕就被赶下台，他抱怨说，我还没把五幕演完呢。奥勒留说，人生之戏，三幕于你已是完整的，你演几幕不是你能决定的。相对于安排你上场和下场的人，你什么都不是。所以，接受事实，把你的戏演好吧。
　　（若 子摘自商务印书馆《梵高的咖啡馆》一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