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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这个流行于古代的教育形式，如今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它与现代教育完全不同，不考试、不发文凭，以读经为主，“先生”也没有教师资格。这样的教学注定不会成为主流。可它为什么在消失百年之后，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私塾教学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下，人们如何看待私塾？
私塾的兴起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副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倡导教育从读经开始，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读经教育在台湾得到广泛响应。为了宣传读经，他还创办“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
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主张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学校”或“古典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小背诵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并且指导学生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
2001年，王财贵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场演讲，本来的题目叫“儿童经典导读教育”。当该讲座录像被制成光盘后，题目改为“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尽管被称为“百年震撼”，王财贵这套读经理论，一开始还只是在民间流传。3年以后，“读经”才真正走上台面进入公众的视野。
2004年5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该书节选了《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繁露》《孝经》等古代典籍的部分内容，涉及到经学、子学、理学和心学，共约15万字。这套丛书由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有“当代大儒”之称的蒋庆编写，蒋庆说：“记住了这15万字，就记住了中华文化经典中的核心价值。”
2005年9月，上海第一所私塾“孟母堂”成立。招收学员12人，年龄从4岁到12岁，其中包括日本、意大利、马来西亚及浙江、福建等地来的儿童。该学堂是秉着“读经典、尊孔孟、颂莎翁、演数理”的宗旨，在其中一个家长的别墅里给孩子上课。小朋友们的老师，有几个其实是他们同学的父母。
2006年7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现身上海，实验颠覆性教育形式”为题，首先报道了孟母堂的教学模式。这一报道引起了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的注意。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责令孟母堂立即停止其“非法教育活动”。8月24日，孟母堂向上海市教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消《告知单》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此以后，“孟母堂事件”正式进入法律程序。
2006年11月1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回复了孟母堂递交的《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将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为“一种指导和建议”，“尚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实际影响”。通过这种“软着陆”的方式，“孟母堂事件”最终划上句号。11月28日，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程序批准也可以办。这个解释，被看成是国家50多年来首次对于私塾合法性的承认。
此后，私塾在全国各地悄悄兴起。
私塾的真实教学
梧桐山位于深圳东部，终年云雾缭绕，草木茂盛，山脚下就是梧桐村。从2004年至今，这里从几所到二三十所，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私塾村，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村。
梧桐山的私塾学生从早至晚诵读《论语》《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每天七八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读英文。课堂上有老师带读。有些课，整个教室进度都一样;有些课，则是个人自读，根据自己的进度安排学习内容。在私塾，孩子要全力读经典5年至8年，是放弃应试教育、世俗文凭的全日制学习;没有考试、作业，只要求孩子背诵，将几十本经书烂熟于心。这里私塾教室的墙上一般挂着孔子画像，木制的书桌、椅子，整体布置得简单朴素;宿舍里，床、衣柜、储物箱，简洁整齐，没有零食，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
学堂大多实行封闭寄宿制，每个月学费2500元，省内的孩子3岁至5岁的每半月回家一次，5岁至7岁的每月回家一次，再大的则半年一次。作息时间为：早上6点起床晨读，早饭后开始一天的诵经;下午5点后是室外活动时间，或爬门前的梧桐山，或踢球、习武、跳皮筋、丢沙包;晚饭后则继续读经。值得注意的是，私塾很重视体育锻炼，梧桐书院里，晨练时注意松骨拉筋，中午养生操矫正脊柱。
与旧式私塾不同的是，除了读《论语》《孟子》等中文典籍，这里还让孩子们颂读莎士比亚、柏拉图等人的外文经典著作——把磁带里播音员标准英语发音朗读的外文经典一遍遍放给孩子们听。梧桐山鹿鸣学堂的创办人孟丹梅说：“我们的读经教育，并不单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要让孩子们阅尽东西方的经典文章，听遍中外经典名曲，赏尽古今中外的名画。”
今年41岁的姜女士为8岁的女儿选择了某重点小学，但从上一年级起，女儿每天回家后作业都会做到晚上10点以后。最让她纠结的是，孩子学习很努力，但期末考试刚刚及格，老师便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批评女儿：“这样下去就是全班最差的学生。”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老师没有权利伤害一个8岁孩子的自尊心。”姜女士表示，性格内向的女儿受此影响，变得更加不爱讲话，看着女儿每天都不开心，让她很担忧。姜女士说，“把孩子送到朋友的私塾才半年，女儿明显变得开朗了很多，学习也很认真，快乐比考分重要。”
每一个家长选择私塾，都有不一样的理由。15岁的李元博就读于浙江省金华婺城区长山乡的弘儒学堂。小学毕业后，李元博的爸爸把他送到了这里，理由是他成绩一般，在体制内读下去没什么出路和前途。在弘儒学堂，李元博找到了成就感，以前一句英语都不会背，现在《英语名著选》能背几篇，《圣经》也会背4篇，还会背《论语》《老子》《庄子》等，《孟子》也背了一半。16岁的吕优澜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她的同学应经在读高一了。和李元博一样，吕优澜也觉得私塾好，“到了初三，物理化学越来越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很难受。每个月都要考试。每到周末要回家，妈妈要盘问成绩，给我压力，我就不想回家。”在私塾，没有考试，只要去背就好了。她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读着经典，觉得心就静下来了。 可是与李元博就读于同所私塾的章宁却截然不同。章宁的父亲非常热爱国学，怀着对读经的美好憧憬，他让儿子从市区一所知名小学退学，到这里安心读经。然而，章宁在学堂读了两年，就读厌了，不想继续。他说：“晚上会做噩梦，梦见父母把他抛弃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醒来，枕头是湿的。”回到金华，一个学期不再背那些经书，基本上都忘记了，而且，学堂宣称读经能提高记忆力，这一点在章宁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
在私塾读书的学生，有的读了几年，有的读了一年，有的读了几个月。离开的，有的去了其他私塾，有的回到了体制内学校。私塾从创设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既没有大的发展，也没有消亡，而是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之外。
读经行为辨析
私塾为什么能够得到某些家长的追捧，又遭到更多人的质疑？对此，《教育》记者采访了一些教育人士。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系主任于泽元教授认为：“私塾教学的产生是对现行体制教育的一种挑战和警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回归教育本性的一种呼吁。现行教育体制值得反思，过度追求升学率、教育内容假大空等现状，让孩子受不到有效的教育。私塾在全国多地兴起，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教育差异和多元的渴望。目前，很多地方对私塾态度模糊，既没有认可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这有利于有效探索。不过，私塾也存在很多问题：办学许可、教学场地、师资力量、内容设置、安全隐患等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同时，私塾在教学内容上要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要增加自然和科学技术等相关课程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专家李松林表示：“私塾教学的产生是对现实学校教育的一种挑战和警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回归教育本性的呼吁。今天的学校教育缺乏生命活力，不能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个性化需求。需要教育学术界反思，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革现行考试体制，优化教育方式，推动‘体制’内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刘晓东曾撰文反对儿童大量老实读经：“‘儿童读经运动’完全违背了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现代观念。传统文化应当有批判地吸收，让儿童像填鸭喂牛一样全盘死背是错误的。这样的儿童读经运动完全是一出违反科学的复古倒退的闹剧。”媒体记者肖舜旦从媒体的视角看待私塾，他表示：“时代已经迈入了21世纪的高科技电子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改革创新求变已成为时代的主潮。一个理性的国学研究者应该明白，无论国学经典如何博大精深，也只能作为一种启蒙文化，把握分寸，而不能大张旗鼓作为唯一的一种学习形式。”
也有人从儿童特点出发，认为儿童没法理解国学或儒学的玄奥含义，加上文言文所造成的语言隔阂，导致读经实际退化成“背经”。背经的实质还是教条灌输，对于道德人格的养成是无益的，对思维的形成是有害的。读经与现行的学校德育一样，犯了以语言传授为主要教育方法的错误。从教育目的和内容上，读经或许有可取之处，又或许存在更大的错误，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读经运动要想取得成绩，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从家长和学校教师入手，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慢慢浸染儿童的心灵与行为，从而达到陶冶的目的。成人毕竟比较理性，能够对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和鉴别，而经过理智认可的观念，会在人心中扎下根来。但是，正因为已经成年，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更加固定，难以动摇，因此，这种方法也是极端艰难的。
私塾的兴起
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王财贵副教授在台湾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倡导教育从读经开始，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读经教育在台湾得到广泛响应。为了宣传读经，他还创办“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
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主张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学校”或“古典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小背诵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并且指导学生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
2001年，王财贵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场演讲，本来的题目叫“儿童经典导读教育”。当该讲座录像被制成光盘后，题目改为“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尽管被称为“百年震撼”，王财贵这套读经理论，一开始还只是在民间流传。3年以后，“读经”才真正走上台面进入公众的视野。
2004年5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该书节选了《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繁露》《孝经》等古代典籍的部分内容，涉及到经学、子学、理学和心学，共约15万字。这套丛书由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有“当代大儒”之称的蒋庆编写，蒋庆说：“记住了这15万字，就记住了中华文化经典中的核心价值。”
2005年9月，上海第一所私塾“孟母堂”成立。招收学员12人，年龄从4岁到12岁，其中包括日本、意大利、马来西亚及浙江、福建等地来的儿童。该学堂是秉着“读经典、尊孔孟、颂莎翁、演数理”的宗旨，在其中一个家长的别墅里给孩子上课。小朋友们的老师，有几个其实是他们同学的父母。
2006年7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现身上海，实验颠覆性教育形式”为题，首先报道了孟母堂的教学模式。这一报道引起了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的注意。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责令孟母堂立即停止其“非法教育活动”。8月24日，孟母堂向上海市教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消《告知单》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从此以后，“孟母堂事件”正式进入法律程序。
2006年11月19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回复了孟母堂递交的《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将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为“一种指导和建议”，“尚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实际影响”。通过这种“软着陆”的方式，“孟母堂事件”最终划上句号。11月28日，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程序批准也可以办。这个解释，被看成是国家50多年来首次对于私塾合法性的承认。
此后，私塾在全国各地悄悄兴起。
私塾的真实教学
梧桐山位于深圳东部，终年云雾缭绕，草木茂盛，山脚下就是梧桐村。从2004年至今，这里从几所到二三十所，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私塾村，也是中国最大的私塾村。
梧桐山的私塾学生从早至晚诵读《论语》《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每天七八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读英文。课堂上有老师带读。有些课，整个教室进度都一样;有些课，则是个人自读，根据自己的进度安排学习内容。在私塾，孩子要全力读经典5年至8年，是放弃应试教育、世俗文凭的全日制学习;没有考试、作业，只要求孩子背诵，将几十本经书烂熟于心。这里私塾教室的墙上一般挂着孔子画像，木制的书桌、椅子，整体布置得简单朴素;宿舍里，床、衣柜、储物箱，简洁整齐，没有零食，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
学堂大多实行封闭寄宿制，每个月学费2500元，省内的孩子3岁至5岁的每半月回家一次，5岁至7岁的每月回家一次，再大的则半年一次。作息时间为：早上6点起床晨读，早饭后开始一天的诵经;下午5点后是室外活动时间，或爬门前的梧桐山，或踢球、习武、跳皮筋、丢沙包;晚饭后则继续读经。值得注意的是，私塾很重视体育锻炼，梧桐书院里，晨练时注意松骨拉筋，中午养生操矫正脊柱。
与旧式私塾不同的是，除了读《论语》《孟子》等中文典籍，这里还让孩子们颂读莎士比亚、柏拉图等人的外文经典著作——把磁带里播音员标准英语发音朗读的外文经典一遍遍放给孩子们听。梧桐山鹿鸣学堂的创办人孟丹梅说：“我们的读经教育，并不单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要让孩子们阅尽东西方的经典文章，听遍中外经典名曲，赏尽古今中外的名画。”
今年41岁的姜女士为8岁的女儿选择了某重点小学，但从上一年级起，女儿每天回家后作业都会做到晚上10点以后。最让她纠结的是，孩子学习很努力，但期末考试刚刚及格，老师便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批评女儿：“这样下去就是全班最差的学生。”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老师没有权利伤害一个8岁孩子的自尊心。”姜女士表示，性格内向的女儿受此影响，变得更加不爱讲话，看着女儿每天都不开心，让她很担忧。姜女士说，“把孩子送到朋友的私塾才半年，女儿明显变得开朗了很多，学习也很认真，快乐比考分重要。”
每一个家长选择私塾，都有不一样的理由。15岁的李元博就读于浙江省金华婺城区长山乡的弘儒学堂。小学毕业后，李元博的爸爸把他送到了这里，理由是他成绩一般，在体制内读下去没什么出路和前途。在弘儒学堂，李元博找到了成就感，以前一句英语都不会背，现在《英语名著选》能背几篇，《圣经》也会背4篇，还会背《论语》《老子》《庄子》等，《孟子》也背了一半。16岁的吕优澜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她的同学应经在读高一了。和李元博一样，吕优澜也觉得私塾好，“到了初三，物理化学越来越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很难受。每个月都要考试。每到周末要回家，妈妈要盘问成绩，给我压力，我就不想回家。”在私塾，没有考试，只要去背就好了。她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读着经典，觉得心就静下来了。 可是与李元博就读于同所私塾的章宁却截然不同。章宁的父亲非常热爱国学，怀着对读经的美好憧憬，他让儿子从市区一所知名小学退学，到这里安心读经。然而，章宁在学堂读了两年，就读厌了，不想继续。他说：“晚上会做噩梦，梦见父母把他抛弃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醒来，枕头是湿的。”回到金华，一个学期不再背那些经书，基本上都忘记了，而且，学堂宣称读经能提高记忆力，这一点在章宁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
在私塾读书的学生，有的读了几年，有的读了一年，有的读了几个月。离开的，有的去了其他私塾，有的回到了体制内学校。私塾从创设到现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既没有大的发展，也没有消亡，而是始终游离于主流教育之外。
读经行为辨析
私塾为什么能够得到某些家长的追捧，又遭到更多人的质疑？对此，《教育》记者采访了一些教育人士。
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系主任于泽元教授认为：“私塾教学的产生是对现行体制教育的一种挑战和警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回归教育本性的一种呼吁。现行教育体制值得反思，过度追求升学率、教育内容假大空等现状，让孩子受不到有效的教育。私塾在全国多地兴起，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教育差异和多元的渴望。目前，很多地方对私塾态度模糊，既没有认可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这有利于有效探索。不过，私塾也存在很多问题：办学许可、教学场地、师资力量、内容设置、安全隐患等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同时，私塾在教学内容上要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要增加自然和科学技术等相关课程教育。”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专家李松林表示：“私塾教学的产生是对现实学校教育的一种挑战和警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回归教育本性的呼吁。今天的学校教育缺乏生命活力，不能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个性化需求。需要教育学术界反思，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改革现行考试体制，优化教育方式，推动‘体制’内教育的进一步完善。”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刘晓东曾撰文反对儿童大量老实读经：“‘儿童读经运动’完全违背了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现代观念。传统文化应当有批判地吸收，让儿童像填鸭喂牛一样全盘死背是错误的。这样的儿童读经运动完全是一出违反科学的复古倒退的闹剧。”媒体记者肖舜旦从媒体的视角看待私塾，他表示：“时代已经迈入了21世纪的高科技电子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改革创新求变已成为时代的主潮。一个理性的国学研究者应该明白，无论国学经典如何博大精深，也只能作为一种启蒙文化，把握分寸，而不能大张旗鼓作为唯一的一种学习形式。”
也有人从儿童特点出发，认为儿童没法理解国学或儒学的玄奥含义，加上文言文所造成的语言隔阂，导致读经实际退化成“背经”。背经的实质还是教条灌输，对于道德人格的养成是无益的，对思维的形成是有害的。读经与现行的学校德育一样，犯了以语言传授为主要教育方法的错误。从教育目的和内容上，读经或许有可取之处，又或许存在更大的错误，这是需要仔细甄别的。读经运动要想取得成绩，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从家长和学校教师入手，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慢慢浸染儿童的心灵与行为，从而达到陶冶的目的。成人毕竟比较理性，能够对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思考和鉴别，而经过理智认可的观念，会在人心中扎下根来。但是，正因为已经成年，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就更加固定，难以动摇，因此，这种方法也是极端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