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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文艺复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交领域中都是被男性的刚性外交所主宰。而戴维拉则对“外交大使”有着不同的看法。文中，主要就对戴维拉外交观念中的刚与柔进行分析。
关键词：戴维拉 外交观念中 刚性外交 柔性外交 性别
性别对外交的影响，在戴维拉的外交观念中得以体现。与现代外交倡导发扬女性的柔性魅力不同，自文艺复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外交领域被独属男性的刚性外交所主宰，女性于此无缘。戴维拉在阐释“理想大使”时，对“女性是否可以担任外交大使”提出质疑甚至否认。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戴维拉的外交观念中，性别与外交不再是孤立无关的两个方面：性别成为影响外交的因素，外交也体现出性别的特质。但需要明确的是，戴维拉理解的性别，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理性别，它表现出的刚性与柔性分别代表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特征，而不是基于社会身份所构建的社会性别。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历有关。
一、刚性外交的适格性
（一）以男性为中心的人文思潮
戴维拉的外交生涯始于文艺复兴末向近代欧洲转变的时期。此时的西欧秉承人文主义思潮，人文学者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人性”，反对教会以神权扼杀人性和宣扬迷信。然而在此期间，女性的一切自主权仍被剥夺，其社会地位受到男性的绝对统治。尽管当时出现了诸如圣女贞德、伊丽莎白等伸张女性权利、展示个人力量的女性，但却被男性社会所仇恨。原因是她们不是以传统认知中“生育孩子的人或上帝的信徒”存在，而是做了男人做的事，并且取得了胜利。男人不会容忍这种僭越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秩序的行为。可见当时人文主义中的“人”的概念只包括了男性，而将女性排斥在外。因此与现代意义上客观强调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不同，戴维拉时期的刚性外交包含了明确的性别成分，特指男性以强硬手段展开的外交活动。这在戴维拉的“对话”中都有所体现。
（二）以强政治为主的时代背景
观察戴维拉所处的时代背景。他在书中写道：“在外交场合，对方君主会因为女人梨花带雨而做出外交让步吗？这会有损国家形象。外交大使应当是严肃和慷慨的，甚至在必要场合要显示出犀利。这和女儿对父亲、姐妹对兄弟的表达完全不同。”与宣扬柔性外交相反，戴维拉时期，女性专属的温柔细腻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象征。而男性在外交中的强硬手段与果敢风格则被社会所推崇。
16、17世纪，宗教改革席卷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正在蓬勃发展，但西班牙却成为欧洲的反动堡垒，也成为反新教斗争的核心。在16世纪，西班牙仅有25年没有打仗，而在17世纪只享受了21年的和平。频繁的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一系列战争使西班牙大量财富耗费殆尽。1588年西班牙通过英西战争的胜利，逐步从无敌舰队的挫折中恢复，仍被视为欧洲的海上霸主。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在陆地上的军事优势自此丧失。1700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西班牙被迫向英国割让了直布罗陀并陆续丧失了葡萄牙和在意大利、尼德兰的领土，陷入长期衰败。
欧洲格局的复杂以及战势的混乱，加上传统观念中对女性作用的厌烦和忽视，使男性社会缺乏对“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外交方式的认同和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所选拔外交大使必然要求以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国家的权力与安全。所以刚性外交一直主宰着西欧世界。
二、柔性外交的不适格性
德维拉认为女性不可以担任外交大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女性的社会定位
戴维拉说道：“女性之所以可以让两个有姻亲关系的国王或者兄弟动容，是基于她们的妇女角色，比如是男性的女儿、姐妹或者妻子等，而不是因为她们大使的身份。”尽管在文艺复兴末期有少许女性“在善良的父兄那里获得教育”，但从整体环境来看，对女性的包容来源于一种“附属感”，即妇女是男人的一部分。女性的角色大多仍被定义为“妻子、女儿、遗孀和仆人”。女性的存在被物化为一种感性的体验，而非理性的决策。
对戴维拉的上述认知，可以追溯到当时欧洲的王室外交。女性外交基本上属于王室外交的一部分，西欧各王室根据需要派出其女性成员，就一些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西班牙是近代第一个派遣女性作为外交人员的国家。1507年，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派出他的女儿凯瑟琳，携带正式的国书到英格兰担任大使，主要任务是与亨利七世进行谈判，推迟其与亨利王子的婚期。法国不久后仿效，其王室成员瓦塔列被任命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加布莲被任命为法国驻波兰大使。1529年的“坎布拉条约”被称为“女士条约”，由两位王室女性谈判并签署而成，即由萨伏伊的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母亲和奥地利皇帝查理斯五世的姨妈分别代表其国家签订而成。
总的来讲，王室女性外交案例较少，基本属于例外，不是一种常态现象。而且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有女性外交活动，她们所涉及的领域多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比如联姻、谈判、缔约等，对抗性质低，更没有触及战争等强政治领域。因此当时女性外交的作用被定义为“为巩固君主国关系服务”。
（二）女性的天生缺陷
在讨论“大使是否可以帶夫人一起前往驻在国”时，戴维斯认为：“不应该允许大使夫人陪同出行。原因是大使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保守秘密。而女性天生不具备保守秘密的能力，作为与大使最亲近的人，她很容易破坏整个外交活动。”为什么认为女性容易泄漏秘密呢？“这是由女性天生的弱点：羞怯、胆小和畏惧造成的。”即便作为大使夫人，在外界看来这一点也很难克服。尽管在通常情况中，妻子有权依附丈夫，然而一旦上升到外交领域，大使必须以国家利益和理性决策为前提，要求将男子和妇女严格地限制于政治和家庭这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二者必须遵守极不相同的道德规范，对男子从事的政治活动的评价决不能依照妇女所在的家庭领域的道德准则进行。这其中的理由是“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软弱而拥有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权力。她们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使男子在充满家庭生活所具有的情感色彩的氛围中失去自控，变得懦弱无能。从而使政治领域受到破坏”。16世纪都铎王朝的外交使节约翰·诺克斯曾对女性担任使节公然控诉：“把希望交到臭名昭著的泄密者（妇女）手中，这是多么疯狂和愚蠢的决定。”对女性的长期排挤和歧视，使得女性从事外交工作充满阻力。 总之，戴维拉外交观念中对性别因素的考虑是基于人的生理特征，刚性与柔性的外交选择最终都是服务于同时代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而除了带有自然属性的生理性别之外，刚与柔的特质还可以存在于随身份转化而变化的社会性别中，这是合规律的，也是合目的的，这样一种“符合”本身也是外交观念的理性发展。
三、社会性别与外交的关系
仍以戴维拉借路易斯之口的表述为例：“我并不反对大使带夫人一同前往驻在国，因为留在大使身边没有比她们更合适的人选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戴维拉此处的角色定位，不再仅仅以生理上的男女加以区分，而是赋予了他们社会性别。“丈夫”不具有对外事务中的刚性特征，转换为需要妻子陪伴的柔和形象；而此处“妻子”的身份是“大使夫人”，必然比普通概念中的妇女更加审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考虑的社会性别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与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段和生存环境关系密切。比如，作为英国第一任女王，伊丽莎白在军事上指挥英军在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外交上，她利用海上利益牵制法西两国，使英国远离欧洲纷争。她曾傲慢的评价自己：“是一个拥有女人的身体和国王之心的君主。”同一事件中，西班牙将领克里夫地，放弃绞杀英军战俘，间接为西班牙争得了片刻喘息。他因此被称为“慈悲的指挥家”。尽管在当时，把取得卓越精神成就的女性“男性化”，或者将采取缓和手段的男性“女性化”并不能看作是一种赞美，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选择了她们，刚与柔的外交方式随着社会性别的转化取得成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性别对外交的影响，不仅包括戴维拉所认知的生理性别，还包含社会性别。它们分属于性格概念中的两个方面影响外交。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构成性格概念核心内容的刚性因素与柔性因素并不是两个静态的、平等的互动。在以刚性特征为主导的外交领域，柔性外交对其起到的补充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们各自的在外交实践中的占比，随着国际秩序的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张西虎.《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3期，第166页.
[2][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3][英]贝里奇.《外交学经典选读：从柯门斯到瓦特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4][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5]张迎红.《西方国家女性外交人员的发展探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第111页.
[6][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7][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8]胡传荣.《马基雅维里国际政治观的社会性别剖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89页.
关键词：戴维拉 外交观念中 刚性外交 柔性外交 性别
性别对外交的影响，在戴维拉的外交观念中得以体现。与现代外交倡导发扬女性的柔性魅力不同，自文艺复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外交领域被独属男性的刚性外交所主宰，女性于此无缘。戴维拉在阐释“理想大使”时，对“女性是否可以担任外交大使”提出质疑甚至否认。由此可以推断出，在戴维拉的外交观念中，性别与外交不再是孤立无关的两个方面：性别成为影响外交的因素，外交也体现出性别的特质。但需要明确的是，戴维拉理解的性别，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理性别，它表现出的刚性与柔性分别代表男性与女性的自然特征，而不是基于社会身份所构建的社会性别。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历有关。
一、刚性外交的适格性
（一）以男性为中心的人文思潮
戴维拉的外交生涯始于文艺复兴末向近代欧洲转变的时期。此时的西欧秉承人文主义思潮，人文学者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权”“人性”，反对教会以神权扼杀人性和宣扬迷信。然而在此期间，女性的一切自主权仍被剥夺，其社会地位受到男性的绝对统治。尽管当时出现了诸如圣女贞德、伊丽莎白等伸张女性权利、展示个人力量的女性，但却被男性社会所仇恨。原因是她们不是以传统认知中“生育孩子的人或上帝的信徒”存在，而是做了男人做的事，并且取得了胜利。男人不会容忍这种僭越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秩序的行为。可见当时人文主义中的“人”的概念只包括了男性，而将女性排斥在外。因此与现代意义上客观强调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不同，戴维拉时期的刚性外交包含了明确的性别成分，特指男性以强硬手段展开的外交活动。这在戴维拉的“对话”中都有所体现。
（二）以强政治为主的时代背景
观察戴维拉所处的时代背景。他在书中写道：“在外交场合，对方君主会因为女人梨花带雨而做出外交让步吗？这会有损国家形象。外交大使应当是严肃和慷慨的，甚至在必要场合要显示出犀利。这和女儿对父亲、姐妹对兄弟的表达完全不同。”与宣扬柔性外交相反，戴维拉时期，女性专属的温柔细腻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象征。而男性在外交中的强硬手段与果敢风格则被社会所推崇。
16、17世纪，宗教改革席卷欧洲，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正在蓬勃发展，但西班牙却成为欧洲的反动堡垒，也成为反新教斗争的核心。在16世纪，西班牙仅有25年没有打仗，而在17世纪只享受了21年的和平。频繁的战争需要庞大的军费，一系列战争使西班牙大量财富耗费殆尽。1588年西班牙通过英西战争的胜利，逐步从无敌舰队的挫折中恢复，仍被视为欧洲的海上霸主。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西班牙在陆地上的军事优势自此丧失。1700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西班牙被迫向英国割让了直布罗陀并陆续丧失了葡萄牙和在意大利、尼德兰的领土，陷入长期衰败。
欧洲格局的复杂以及战势的混乱，加上传统观念中对女性作用的厌烦和忽视，使男性社会缺乏对“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外交方式的认同和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所选拔外交大使必然要求以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手段维护国家的权力与安全。所以刚性外交一直主宰着西欧世界。
二、柔性外交的不适格性
德维拉认为女性不可以担任外交大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女性的社会定位
戴维拉说道：“女性之所以可以让两个有姻亲关系的国王或者兄弟动容，是基于她们的妇女角色，比如是男性的女儿、姐妹或者妻子等，而不是因为她们大使的身份。”尽管在文艺复兴末期有少许女性“在善良的父兄那里获得教育”，但从整体环境来看，对女性的包容来源于一种“附属感”，即妇女是男人的一部分。女性的角色大多仍被定义为“妻子、女儿、遗孀和仆人”。女性的存在被物化为一种感性的体验，而非理性的决策。
对戴维拉的上述认知，可以追溯到当时欧洲的王室外交。女性外交基本上属于王室外交的一部分，西欧各王室根据需要派出其女性成员，就一些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西班牙是近代第一个派遣女性作为外交人员的国家。1507年，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派出他的女儿凯瑟琳，携带正式的国书到英格兰担任大使，主要任务是与亨利七世进行谈判，推迟其与亨利王子的婚期。法国不久后仿效，其王室成员瓦塔列被任命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加布莲被任命为法国驻波兰大使。1529年的“坎布拉条约”被称为“女士条约”，由两位王室女性谈判并签署而成，即由萨伏伊的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母亲和奥地利皇帝查理斯五世的姨妈分别代表其国家签订而成。
总的来讲，王室女性外交案例较少，基本属于例外，不是一种常态现象。而且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有女性外交活动，她们所涉及的领域多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比如联姻、谈判、缔约等，对抗性质低，更没有触及战争等强政治领域。因此当时女性外交的作用被定义为“为巩固君主国关系服务”。
（二）女性的天生缺陷
在讨论“大使是否可以帶夫人一起前往驻在国”时，戴维斯认为：“不应该允许大使夫人陪同出行。原因是大使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保守秘密。而女性天生不具备保守秘密的能力，作为与大使最亲近的人，她很容易破坏整个外交活动。”为什么认为女性容易泄漏秘密呢？“这是由女性天生的弱点：羞怯、胆小和畏惧造成的。”即便作为大使夫人，在外界看来这一点也很难克服。尽管在通常情况中，妻子有权依附丈夫，然而一旦上升到外交领域，大使必须以国家利益和理性决策为前提，要求将男子和妇女严格地限制于政治和家庭这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二者必须遵守极不相同的道德规范，对男子从事的政治活动的评价决不能依照妇女所在的家庭领域的道德准则进行。这其中的理由是“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软弱而拥有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权力。她们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会使男子在充满家庭生活所具有的情感色彩的氛围中失去自控，变得懦弱无能。从而使政治领域受到破坏”。16世纪都铎王朝的外交使节约翰·诺克斯曾对女性担任使节公然控诉：“把希望交到臭名昭著的泄密者（妇女）手中，这是多么疯狂和愚蠢的决定。”对女性的长期排挤和歧视，使得女性从事外交工作充满阻力。 总之，戴维拉外交观念中对性别因素的考虑是基于人的生理特征，刚性与柔性的外交选择最终都是服务于同时代以人为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而除了带有自然属性的生理性别之外，刚与柔的特质还可以存在于随身份转化而变化的社会性别中，这是合规律的，也是合目的的，这样一种“符合”本身也是外交观念的理性发展。
三、社会性别与外交的关系
仍以戴维拉借路易斯之口的表述为例：“我并不反对大使带夫人一同前往驻在国，因为留在大使身边没有比她们更合适的人选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戴维拉此处的角色定位，不再仅仅以生理上的男女加以区分，而是赋予了他们社会性别。“丈夫”不具有对外事务中的刚性特征，转换为需要妻子陪伴的柔和形象；而此处“妻子”的身份是“大使夫人”，必然比普通概念中的妇女更加审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考虑的社会性别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与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段和生存环境关系密切。比如，作为英国第一任女王，伊丽莎白在军事上指挥英军在英吉利海峡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外交上，她利用海上利益牵制法西两国，使英国远离欧洲纷争。她曾傲慢的评价自己：“是一个拥有女人的身体和国王之心的君主。”同一事件中，西班牙将领克里夫地，放弃绞杀英军战俘，间接为西班牙争得了片刻喘息。他因此被称为“慈悲的指挥家”。尽管在当时，把取得卓越精神成就的女性“男性化”，或者将采取缓和手段的男性“女性化”并不能看作是一种赞美，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选择了她们，刚与柔的外交方式随着社会性别的转化取得成效。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性别对外交的影响，不仅包括戴维拉所认知的生理性别，还包含社会性别。它们分属于性格概念中的两个方面影响外交。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构成性格概念核心内容的刚性因素与柔性因素并不是两个静态的、平等的互动。在以刚性特征为主导的外交领域，柔性外交对其起到的补充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们各自的在外交实践中的占比，随着国际秩序的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张西虎.《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3期，第166页.
[2][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3][英]贝里奇.《外交学经典选读：从柯门斯到瓦特勒》，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4][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5]张迎红.《西方国家女性外交人员的发展探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第111页.
[6][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7][美]马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刘耀春、杨美艳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8]胡传荣.《马基雅维里国际政治观的社会性别剖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