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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13日午后，接到看护我母亲的黄女士的电话，说母亲因脑梗塞住院了！我立即赶到医院，母亲在病床上已不能说话，意识不清。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眼睛时睁时闭，嘴唇微微翕动，没有更清醒的反应。母亲身上连接着输液袋、输氧管以及测量血压、心跳的仪器。黄女士说我母亲中午在床上休息，毫无征兆地突然发病。黄女士怕来不及，所以立即叫救护车把母亲送到医院，先采取了急救措施，然后才给我和我姐打电话。
家人和亲戚陆续来到病房，我们不断跟医生谈病情和救治方法。医生说我母亲年事已高，脑梗以前也发过几次，现在该用的抢救方法已经用了，进一步的措施要看明天用CT检查了头部情况再说。母亲一直昏迷，晚上，家人轮流陪伴。我半夜回家睡了一会儿，第二天上午又赶去医院。姐说母亲早上清醒了一会儿，和几个亲人说了几句话。我忙俯下身去叫母亲，但她又回到了昏迷状态。我真后悔刚才不在病房，没跟母亲说上话，母亲应该是最想和我说点什么的吧？我多么急切地希望母亲能再次醒过来，但她的病情发展却不如我所愿。
第二天中午作了CT检查，母亲已经出现脑溢血！我追着医生问有什么抢救办法。医生说，从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看，不敢用头颅开刀的方法抢救，只有尽量用药物延长时间，但家人要有思想准备……这使我更加担心！因怕母亲出事又不在她身边，所以我就昼夜守在医院，实在困了就坐在椅子上眯一会儿。第三天情况没有好转，继续在焦急中等待，尽管知道很渺茫，还是希望奇迹发生。
10月16日上午，仪器上的示数出现快速上升，我和家人轮流靠近母亲耳朵呼唤她;但是，仪器上数字又开始急剧下降。12点06分，显示心律的仪器上的波纹拉成了平直的线——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虽然母亲已92岁（91周岁），身体衰弱，且几次中风，我对出现今天的情况也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一时还是难以接受！
接下来办丧事过程中，亲友们来慰问总是劝我说，老妈已是高寿了，应该是喜丧，请节哀顺变。通常人们都这样劝慰在生者，也不无道理。但是，当母亲的眼睛永远地闭上的那一瞬，当火化时焚化炉的火光腾起的那一瞬，当下葬完下山时回望母亲一个人躺着的冷清的墓地那一瞬，我总会禁不住眼泪涌出，心灵突然受到巨大的冲击！前些天还和母亲一起吃饭啊，就此阴阳两隔了？
日后慢慢平静下来，感怀母亲，往事不断涌上心头。
1955年，我出生在广都长安农村，自幼家贫，母亲生的孩子只有我和姐活下来。当我姐弟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父亲是带着与前妻生的孩子（我们叫他“三哥”）来与我母亲结婚的，三哥的存在造成父母关系一直不好。后来，父亲就参加“大炼钢铁”到都江堰工作去了。当时农村是人民公社制，公社以下是大队和生产队。父亲在外工资低，没有什么钱给家里，基本上就靠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我们。
从记事开始，我家就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们的住房破烂，一下大雨，雨水就从破墙和破屋顶钻进来，落到正在煮饭炒菜的锅里，连饭菜都没法弄熟。屋里泥土地面被雨水打湿后，走起来开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我幼小的心灵里，多么希望有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屋啊！那时吃的主要是玉米、红薯等粗粮，每天盼望的是能吃饱。至于吃上白米饭或肉，一年中能碰上的次数屈指可数。运气好，在生日或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平时就别指望。我四岁那年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生产队兴吃公共食堂。多数时候公共食堂供应的都是白水煮红薯和胡萝卜。每顿排队打饭，我和姐都眼巴巴地望着掌勺的能多给一点红薯，但每次得到的红薯都少得可怜，而且胡萝卜和红薯带汤也不过大半碗。由于太饿，我就和大人一样什么都吃。开始吃过糠馍馍、烂土豆之类，慢慢就吃野菜、虫子、红薯藤、树叶，甚至白泥巴……由于长期营养严重不足，我饿得骨瘦如柴，头发焦黄，后来肚子肿大起来也没钱治。听人说我是“走胎了”，母亲就按照别人介绍的迷信方式，让我站在太阳下，她用耙钉一边钉我影子的头部，一边口里念念有词：“钉到了，定住了！”最后把我干焦的头发剪下来，用红布裹起缝成一个圈套在我脖子上。很多人都开始浮肿，母亲也肿得厉害，脸上、腿上一按一个指坑不能恢复。公社把浮肿严重到有生命危险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供应一点鱼汤之类有营养的东西。母亲总是不顾自己命危，还省下些鱼汤给我和姐喝。虽然平时母亲对我和姐脾气比较暴躁，但在她自己命悬一线的时候，还把救命汤让给我们喝。
公共食堂撤销后，虽然仍很困难，但饥饿稍微缓解了一些。可是母亲的劳累仍异乎常人，家里家外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她总有忙不完的事。依稀记得那时她除了每天在生产队出工，收工回家还要喂猪、喂鸡，收拾柴禾、种自留地;没出工的时候会出去割猪草、上山捡柴]等;如果请匠人做个桌子、凳子，翻盖一下草房屋顶什么的，她就忙一些辅助性的杂活……常常母亲出去了，姐也上学去了，我就去和邻居的几个孩子玩。傍晚别的孩子回家了，我却一个人站在屋外去望母亲回来……大概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母亲上山捡柴去了，我在生产队和小伙伴玩耍。一个姓孙的小伙伴和我在一口枯井边打赌，比赛看谁有胆量从井口这边跳到对面。我们两个都抢着跳，在井口上方碰到了一起。结果我掉进了井里，他侥幸抓住一棵草悬在井口，后来我俩被偶然路过的姓蘇的叔叔救了起来。我掉下去被枯井里一根竹竿戳破了额头，血流不止。亏得邻近的人们跑过来相助，一个姓罗的阿姨把我弄去冲洗了身上，用草药帮我止住额头上的血，并把她女儿的衣服拿来给我换上。折腾完了已是下午，我就回家又站到屋外路口上去等母亲。许久母亲才背着柴回来，我迎上去叫“妈！”由于我头上缠着包草药的布条，脸上浮肿，身上穿着女孩衣服，母亲一下没有认出我来。“你是哪个？”母亲说。“妈，是我。我掉到井里头去了！”我回答。母亲看清我后一把抱住我，母子痛哭在一起……在后来的人生中，我总会时时想起这一幕。长大后我能理解，因生活所迫，母亲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自己上山捡柴，回来看到儿子因没有母亲的保护被伤害成这样，她心里应该是怎样的痛苦和无奈！ 在外工作几年后，父亲让三哥顶替他出去工作了，自己则回到了生产队。由于父亲身体瘦小多病干农活不行，我家劳动力仍然很弱。我印象中，那时农村对一个家庭来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家族关系，二是劳动力。如果你属于当地大家族，则各方面更容易受到照顾;如果你家劳动力很强，就能挣很多工分，家里也会好过一些。我家恰恰两样都不占，本生产队大家族是孙家，我姓高，被孙家人叫做“外姓”，并且仅此一家。我家劳动力也很弱，我和姐小的时候，很长时间家里出工就是母亲一个妇女。那时男劳动力一天一般挣十个工分，而妇女一般挣七个工分。因此，我们当时没少被欺负。看到我家大小都一副瘦弱多病的样子，一些人不怀好意地说：“他们家后有古井前有坟，这种房子不出人。”母亲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家人受到欺负难免与人争吵，并逐渐变得敏感、计较、固执。当然，亲戚和邻里中也有好心人对我家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每当得到帮助，我们总是感激不尽。由于那个年代生活的影响，“恩怨分明、知恩图报”的观念在母亲和我姐弟的脑海里都印得很深。
1962年，我开始上小学，这时仍然很困难。虽然学费很低，每年学费也就3-5元，但母亲要凑齐我和姐的学费仍然很不容易，每年开学前都会为学费发愁。日子就这样煎熬着又过了几年。我小学四年级（姐初中毕业）时，遇上了“文革”，我们姐弟都在学校混了一段时间，就回生产队了。我们回队参加劳动以后，母亲的负担稍微减轻了一些。后来国家复课，我于1969年进入初中学习，再后来读高中。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留在母校长安中学当民办老师。这时姐已经出嫁，家里的困难有很大缓解。1976年我父亲因肺病去世，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母亲（当然姐经常回来）。1977年我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高考，1978年3月进入北方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那时读师范学费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所以母亲经济负担不算很重。每年母亲会想法给我凑一点钱，加上姐和亲戚的资助，我上大学时身上会有一些零用钱。但整个大学期间我除了买书几乎没有花过钱，所以不觉得用钱有多窘迫。
1982年元月，我大学毕业回到广都，被分配到东兴中学工作。由于贫困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艰难的环境也磨炼了我的意志，所以我学习和工作一直都很勤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没有放弃过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人生命运的想法。大学毕业第三年（1984年），我即被安排任东兴中学教务主任，过了半年又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92年底我调任广都县中学校长，2001年任广都县教育局长（2003年起兼任新建的广都中学实验学校校长）。2006年从教育局长位置退下来，就一直任广都中学实验校校长。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姐随后也中师毕业当了老师，后来也当了校长），又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母亲由此在经济上再也没有沉重负担，日子也逐渐变好。工作几年后，我和姐各自都在单位分了房，母亲也就很少回家乡老屋，多数时间轮流到我和姐那里住。条件改善后，我当然不会忘记母亲的生养之恩及经历的苦难。我总是努力让母亲吃穿不愁，身上随时有零用钱;也会每周尽量抽时间陪母亲吃饭，在传统的节日、母亲生日会安排亲友聚会热闹一番。母亲过了80岁后，我想起她老人家还没有坐过飞机，于是和姐商量让母亲去坐一次。开始母亲不愿意，过去苦难的生活造成了母亲一生节俭的性格，她觉得没必要去花这个钱。后来经不住我和姐的劝说，才选择最近的路线坐飞机去西安游览了一趟。
我一直认为母亲后半辈子过得是幸福的：儿女事业顺利，家里生活条件不错，亲友关系也处得好。但是，当我突然明白，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眼前不断浮现出我年幼时母亲的身影：在破旧的老屋里到处放碗和盆接雨水，在生产队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收拾柴禾，暮色中背着沉重的猪草或柴禾从小路蹒跚归来，浮肿的脸上和腿上一按一个深深的指印坑，要开学了焦头烂额地为我和姐凑学费，看到我和姐被人欺负跑出去跟别人吵架，过年将新衣服穿在我身上时脸上露出的苦涩笑容……这时，脑海里一个强烈的想法跳了出来，母亲不但给了我生命，还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用她的生命支撑着我成长！而我的回报是什么呢？俯首反思，自己长期以来忙于公务，一直自满于保障母亲生活无忧，但我究竟对母亲用过多少心？我理解母亲内心的苦楚吗？平时见到母亲就例行公事般地问候一下身体如何之类的话而已。当母亲跟我说我和姐小时候的事时，我总觉得老人就爱拿往事唠叨;当母亲跟我说她生活中的见闻时，我总觉得这些琐事没有意义;当母亲想问我工作的情况时，我总会想你又不懂问这些干啥？每当这些时候我总是听不了几句就心不在焉，要么打断母亲的话，要么把头转向一边去想其他事情。然后，母亲就会知趣地停下来，默默坐着不说话或去找别的事做。有时母亲与别人相处发生了矛盾，我还会责怪母亲脾气不好。以前我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感觉心安理得。但今天仔细想来，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农村妇女，时代和生活决定了，在我们这些自命清高的文化人看来，她没有什么见识，还有很多性格缺陷。但我是母亲唯一的亲生儿子，父亲不在了，儿子就是母亲的主心骨。我的态度和所说的话在母亲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父亲去世已40多年了，这么多年母亲就一个人守着我和姐，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身上。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母亲，该有多少话想给她心目中有出息、最看重和依靠的儿子说啊？母亲说说抚养我和姐的经历，说说自己的日常生活，了解一下儿子的工作和事业，这些几乎就是她心思的全部。她说了就感到畅快，难道不应该？我为啥要用什么“对社会的高深见解，对事业发展的意义”这种迂腐的想法去苛求母亲呢？难道耐心听母亲诉说，认真与母亲交谈，让母亲心情舒畅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可我长期以来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由于我的偏见和对母亲内心感受的忽视，由于我常表现出来的不耐烦的态度，母亲应该有多少想说的话没有办法说出来？在母亲表面风光的后半生中，难道内心不会常常有一种孤独、无奈和寂寞？
在與母亲阴阳两隔的今天，我要对母亲说：母亲，儿子对您有愧！因为您给了我生命并艰难地抚育我成长，我理应把您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不再只想拼命去奔事业，也不会只满足于给您生活的物质保障。我会时时停下来陪着您，耐心听您诉说，专心与您交谈，让您脸上永远挂着心情舒畅的笑容！
感怀母亲，反思人生，我还深切领悟到，我的生命并不全属于自己。从出生到成长，是父母给了我生命的基础，还有其他亲人和朋友等为我的生命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内容。他们所给予的东西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是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母亲的愧疚只能伴随我终身了！但在有生之年，我应该花更多精力，更加善待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圆满而少留遗憾。
家人和亲戚陆续来到病房，我们不断跟医生谈病情和救治方法。医生说我母亲年事已高，脑梗以前也发过几次，现在该用的抢救方法已经用了，进一步的措施要看明天用CT检查了头部情况再说。母亲一直昏迷，晚上，家人轮流陪伴。我半夜回家睡了一会儿，第二天上午又赶去医院。姐说母亲早上清醒了一会儿，和几个亲人说了几句话。我忙俯下身去叫母亲，但她又回到了昏迷状态。我真后悔刚才不在病房，没跟母亲说上话，母亲应该是最想和我说点什么的吧？我多么急切地希望母亲能再次醒过来，但她的病情发展却不如我所愿。
第二天中午作了CT检查，母亲已经出现脑溢血！我追着医生问有什么抢救办法。医生说，从她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看，不敢用头颅开刀的方法抢救，只有尽量用药物延长时间，但家人要有思想准备……这使我更加担心！因怕母亲出事又不在她身边，所以我就昼夜守在医院，实在困了就坐在椅子上眯一会儿。第三天情况没有好转，继续在焦急中等待，尽管知道很渺茫，还是希望奇迹发生。
10月16日上午，仪器上的示数出现快速上升，我和家人轮流靠近母亲耳朵呼唤她;但是，仪器上数字又开始急剧下降。12点06分，显示心律的仪器上的波纹拉成了平直的线——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虽然母亲已92岁（91周岁），身体衰弱，且几次中风，我对出现今天的情况也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一时还是难以接受！
接下来办丧事过程中，亲友们来慰问总是劝我说，老妈已是高寿了，应该是喜丧，请节哀顺变。通常人们都这样劝慰在生者，也不无道理。但是，当母亲的眼睛永远地闭上的那一瞬，当火化时焚化炉的火光腾起的那一瞬，当下葬完下山时回望母亲一个人躺着的冷清的墓地那一瞬，我总会禁不住眼泪涌出，心灵突然受到巨大的冲击！前些天还和母亲一起吃饭啊，就此阴阳两隔了？
日后慢慢平静下来，感怀母亲，往事不断涌上心头。
1955年，我出生在广都长安农村，自幼家贫，母亲生的孩子只有我和姐活下来。当我姐弟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父亲是带着与前妻生的孩子（我们叫他“三哥”）来与我母亲结婚的，三哥的存在造成父母关系一直不好。后来，父亲就参加“大炼钢铁”到都江堰工作去了。当时农村是人民公社制，公社以下是大队和生产队。父亲在外工资低，没有什么钱给家里，基本上就靠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我们。
从记事开始，我家就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们的住房破烂，一下大雨，雨水就从破墙和破屋顶钻进来，落到正在煮饭炒菜的锅里，连饭菜都没法弄熟。屋里泥土地面被雨水打湿后，走起来开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我幼小的心灵里，多么希望有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屋啊！那时吃的主要是玉米、红薯等粗粮，每天盼望的是能吃饱。至于吃上白米饭或肉，一年中能碰上的次数屈指可数。运气好，在生日或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平时就别指望。我四岁那年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生产队兴吃公共食堂。多数时候公共食堂供应的都是白水煮红薯和胡萝卜。每顿排队打饭，我和姐都眼巴巴地望着掌勺的能多给一点红薯，但每次得到的红薯都少得可怜，而且胡萝卜和红薯带汤也不过大半碗。由于太饿，我就和大人一样什么都吃。开始吃过糠馍馍、烂土豆之类，慢慢就吃野菜、虫子、红薯藤、树叶，甚至白泥巴……由于长期营养严重不足，我饿得骨瘦如柴，头发焦黄，后来肚子肿大起来也没钱治。听人说我是“走胎了”，母亲就按照别人介绍的迷信方式，让我站在太阳下，她用耙钉一边钉我影子的头部，一边口里念念有词：“钉到了，定住了！”最后把我干焦的头发剪下来，用红布裹起缝成一个圈套在我脖子上。很多人都开始浮肿，母亲也肿得厉害，脸上、腿上一按一个指坑不能恢复。公社把浮肿严重到有生命危险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供应一点鱼汤之类有营养的东西。母亲总是不顾自己命危，还省下些鱼汤给我和姐喝。虽然平时母亲对我和姐脾气比较暴躁，但在她自己命悬一线的时候，还把救命汤让给我们喝。
公共食堂撤销后，虽然仍很困难，但饥饿稍微缓解了一些。可是母亲的劳累仍异乎常人，家里家外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她总有忙不完的事。依稀记得那时她除了每天在生产队出工，收工回家还要喂猪、喂鸡，收拾柴禾、种自留地;没出工的时候会出去割猪草、上山捡柴]等;如果请匠人做个桌子、凳子，翻盖一下草房屋顶什么的，她就忙一些辅助性的杂活……常常母亲出去了，姐也上学去了，我就去和邻居的几个孩子玩。傍晚别的孩子回家了，我却一个人站在屋外去望母亲回来……大概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母亲上山捡柴去了，我在生产队和小伙伴玩耍。一个姓孙的小伙伴和我在一口枯井边打赌，比赛看谁有胆量从井口这边跳到对面。我们两个都抢着跳，在井口上方碰到了一起。结果我掉进了井里，他侥幸抓住一棵草悬在井口，后来我俩被偶然路过的姓蘇的叔叔救了起来。我掉下去被枯井里一根竹竿戳破了额头，血流不止。亏得邻近的人们跑过来相助，一个姓罗的阿姨把我弄去冲洗了身上，用草药帮我止住额头上的血，并把她女儿的衣服拿来给我换上。折腾完了已是下午，我就回家又站到屋外路口上去等母亲。许久母亲才背着柴回来，我迎上去叫“妈！”由于我头上缠着包草药的布条，脸上浮肿，身上穿着女孩衣服，母亲一下没有认出我来。“你是哪个？”母亲说。“妈，是我。我掉到井里头去了！”我回答。母亲看清我后一把抱住我，母子痛哭在一起……在后来的人生中，我总会时时想起这一幕。长大后我能理解，因生活所迫，母亲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自己上山捡柴，回来看到儿子因没有母亲的保护被伤害成这样，她心里应该是怎样的痛苦和无奈！ 在外工作几年后，父亲让三哥顶替他出去工作了，自己则回到了生产队。由于父亲身体瘦小多病干农活不行，我家劳动力仍然很弱。我印象中，那时农村对一个家庭来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家族关系，二是劳动力。如果你属于当地大家族，则各方面更容易受到照顾;如果你家劳动力很强，就能挣很多工分，家里也会好过一些。我家恰恰两样都不占，本生产队大家族是孙家，我姓高，被孙家人叫做“外姓”，并且仅此一家。我家劳动力也很弱，我和姐小的时候，很长时间家里出工就是母亲一个妇女。那时男劳动力一天一般挣十个工分，而妇女一般挣七个工分。因此，我们当时没少被欺负。看到我家大小都一副瘦弱多病的样子，一些人不怀好意地说：“他们家后有古井前有坟，这种房子不出人。”母亲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家人受到欺负难免与人争吵，并逐渐变得敏感、计较、固执。当然，亲戚和邻里中也有好心人对我家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每当得到帮助，我们总是感激不尽。由于那个年代生活的影响，“恩怨分明、知恩图报”的观念在母亲和我姐弟的脑海里都印得很深。
1962年，我开始上小学，这时仍然很困难。虽然学费很低，每年学费也就3-5元，但母亲要凑齐我和姐的学费仍然很不容易，每年开学前都会为学费发愁。日子就这样煎熬着又过了几年。我小学四年级（姐初中毕业）时，遇上了“文革”，我们姐弟都在学校混了一段时间，就回生产队了。我们回队参加劳动以后，母亲的负担稍微减轻了一些。后来国家复课，我于1969年进入初中学习，再后来读高中。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留在母校长安中学当民办老师。这时姐已经出嫁，家里的困难有很大缓解。1976年我父亲因肺病去世，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母亲（当然姐经常回来）。1977年我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高考，1978年3月进入北方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那时读师范学费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所以母亲经济负担不算很重。每年母亲会想法给我凑一点钱，加上姐和亲戚的资助，我上大学时身上会有一些零用钱。但整个大学期间我除了买书几乎没有花过钱，所以不觉得用钱有多窘迫。
1982年元月，我大学毕业回到广都，被分配到东兴中学工作。由于贫困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艰难的环境也磨炼了我的意志，所以我学习和工作一直都很勤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没有放弃过通过自身努力改变人生命运的想法。大学毕业第三年（1984年），我即被安排任东兴中学教务主任，过了半年又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92年底我调任广都县中学校长，2001年任广都县教育局长（2003年起兼任新建的广都中学实验学校校长）。2006年从教育局长位置退下来，就一直任广都中学实验校校长。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姐随后也中师毕业当了老师，后来也当了校长），又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母亲由此在经济上再也没有沉重负担，日子也逐渐变好。工作几年后，我和姐各自都在单位分了房，母亲也就很少回家乡老屋，多数时间轮流到我和姐那里住。条件改善后，我当然不会忘记母亲的生养之恩及经历的苦难。我总是努力让母亲吃穿不愁，身上随时有零用钱;也会每周尽量抽时间陪母亲吃饭，在传统的节日、母亲生日会安排亲友聚会热闹一番。母亲过了80岁后，我想起她老人家还没有坐过飞机，于是和姐商量让母亲去坐一次。开始母亲不愿意，过去苦难的生活造成了母亲一生节俭的性格，她觉得没必要去花这个钱。后来经不住我和姐的劝说，才选择最近的路线坐飞机去西安游览了一趟。
我一直认为母亲后半辈子过得是幸福的：儿女事业顺利，家里生活条件不错，亲友关系也处得好。但是，当我突然明白，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眼前不断浮现出我年幼时母亲的身影：在破旧的老屋里到处放碗和盆接雨水，在生产队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收拾柴禾，暮色中背着沉重的猪草或柴禾从小路蹒跚归来，浮肿的脸上和腿上一按一个深深的指印坑，要开学了焦头烂额地为我和姐凑学费，看到我和姐被人欺负跑出去跟别人吵架，过年将新衣服穿在我身上时脸上露出的苦涩笑容……这时，脑海里一个强烈的想法跳了出来，母亲不但给了我生命，还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用她的生命支撑着我成长！而我的回报是什么呢？俯首反思，自己长期以来忙于公务，一直自满于保障母亲生活无忧，但我究竟对母亲用过多少心？我理解母亲内心的苦楚吗？平时见到母亲就例行公事般地问候一下身体如何之类的话而已。当母亲跟我说我和姐小时候的事时，我总觉得老人就爱拿往事唠叨;当母亲跟我说她生活中的见闻时，我总觉得这些琐事没有意义;当母亲想问我工作的情况时，我总会想你又不懂问这些干啥？每当这些时候我总是听不了几句就心不在焉，要么打断母亲的话，要么把头转向一边去想其他事情。然后，母亲就会知趣地停下来，默默坐着不说话或去找别的事做。有时母亲与别人相处发生了矛盾，我还会责怪母亲脾气不好。以前我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感觉心安理得。但今天仔细想来，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农村妇女，时代和生活决定了，在我们这些自命清高的文化人看来，她没有什么见识，还有很多性格缺陷。但我是母亲唯一的亲生儿子，父亲不在了，儿子就是母亲的主心骨。我的态度和所说的话在母亲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父亲去世已40多年了，这么多年母亲就一个人守着我和姐，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身上。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母亲，该有多少话想给她心目中有出息、最看重和依靠的儿子说啊？母亲说说抚养我和姐的经历，说说自己的日常生活，了解一下儿子的工作和事业，这些几乎就是她心思的全部。她说了就感到畅快，难道不应该？我为啥要用什么“对社会的高深见解，对事业发展的意义”这种迂腐的想法去苛求母亲呢？难道耐心听母亲诉说，认真与母亲交谈，让母亲心情舒畅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可我长期以来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由于我的偏见和对母亲内心感受的忽视，由于我常表现出来的不耐烦的态度，母亲应该有多少想说的话没有办法说出来？在母亲表面风光的后半生中，难道内心不会常常有一种孤独、无奈和寂寞？
在與母亲阴阳两隔的今天，我要对母亲说：母亲，儿子对您有愧！因为您给了我生命并艰难地抚育我成长，我理应把您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不再只想拼命去奔事业，也不会只满足于给您生活的物质保障。我会时时停下来陪着您，耐心听您诉说，专心与您交谈，让您脸上永远挂着心情舒畅的笑容！
感怀母亲，反思人生，我还深切领悟到，我的生命并不全属于自己。从出生到成长，是父母给了我生命的基础，还有其他亲人和朋友等为我的生命注入了活力、增添了内容。他们所给予的东西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是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母亲的愧疚只能伴随我终身了！但在有生之年，我应该花更多精力，更加善待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圆满而少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