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喜欢把“教育”看成“教知识”。我们把道德知识交给政治，把数理逻辑知识交给数学——现代知识由现代学科传授，天经地义。作为学科的语文却不然。古代中国自有一套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教化传统。语文教育活动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关于传统教育与现代语文，叶圣陶先生认为：“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以现代语言学和文章学的“阅读”来理解，旧式教育至多剩下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小学”内容。经由“小学”训练获得的阅读能力以儒家义理为价值取向，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存在。五四时代切开了语文与传统教育的关联，使语文教育迅速现代化，亦埋下百年语文的古今之争。
　　潘庆玉的《语文教育哲学导论》从语言哲学的视角透视语文教育的众多纷争。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有所不同。前者是一门关于语言的社会科学，涉及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内容；后者作为哲学的分支，对语言的用法、来源及本质进行理性思辨。在语言学看来，语言文字是客观的认识工具，语文本体是交际符号和思维工具，语文教学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掌握这_工具，进而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从语言哲学视角来看，语文本体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个体)精神架构和文化历史(个体)的存在与表达方式”，语文教育蕴涵“精神生成与表现、文化存在与创造、历史对话与再生”的多维功能。语文教育不仅是个人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更是在诗的语言的引领下，“获得历史与文化的居住权和话语权的精神敞开与澄明的过程”。
　　潘著坚守语文的多维价值立场，端赖于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全面体察。第六章“中西语言哲学的比较视阈”从宏观到微观，对中西哲学精神的差异及汉语的思维品格作出精深分析。作者认为，古汉语缺乏作为系词的“是”，无法生成以“a是b”的公式为基础的“sentence”，它只能以字为基础，一层层扩展，生成语句，没有固定的词类划分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性要求。汉语具有独特的类比与隐喻功能，在诗歌、书法等艺术领域得到极大发挥。这导致传统教育具有情感唤醒和伦理规范的强烈意识，在教育方法上采用感悟的、实践的学习方法，排斥理性精神，反对理性主义的分析精神与精确观念。
　　“我国的语文教育尽管背负了很多负面的传统，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我们的传统盲目地照搬西方模式就能获得西方文明的精髓。”五四时代教育者所接受的西方模式，是迥异于古典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西方同样要面对传统断裂的问题，中西之辩实为古今之争，即如何调整传统教育以适应现代社会。第七章第三节切入古今之争的历史关头——白话文运动。这场革命的目的在于适应现代性扩张之后的思想世界和思维方式。语文已有百年历史，然而“中国现代语文的表现力与审美意识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作者对自身理论基础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既冷静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固有的缺陷，亦反思这一文明影响下的语文学科的现代化进程。
　　笔者认为，在价值层面重审以白话文为主体的语文教育，一要反思是否致力于传播现代理性精神，二要反思汉语教育的全盘现代化是否成问题。百年语文不断引进社会科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以适应现代社会，结果不可避免地惹出现代性痼疾，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必须接续漫长的传统思想脉络，与语文教育之现代性形成必要的张力。潘著为这场徐徐开启的古今之争引入哲学立场，其意义不在徒增几条哲理，而在让沉思的哲学——“密涅瓦的猫头鹰”为语文研究看路，为下一个百年的理论建设提供阔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