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头匠老梅
　　剃头匠老梅在我的印象里总是那样清瘦，肩上的挑子一头热一头凉。热的一头是一个炉子，炉子上放着一把铁壶。老梅挑起挑子上路的时候，炉下的风门是关着的。挑子的另一头是一只长凳，长凳的面只有一尺半长，半尺宽，凳下的四条脚张得很开，空间里做成上下三层小抽屉。抽屉里放的都是剃头的工具：推子、膏推子用的油壶、刮脸用的刀子等等。凳子的一头还挂着一条黑色的油光油光的鐾刀布。一个男人在凳子上坐下来，老梅伸手把炉子上的风门打开，一会儿，蓝荧荧的火苗就上来了。等把那人的头剃光了，老梅就从热水里捞出一条毛巾来，焐在那人的脸上，然后拿起刀子在凳子边上蹲下来，伸手拉起鐾刀布，嚓嚓几下，刀刃就变得飞快。刀子走在那人的面颊上，青胡茬子就嚓嚓地响，声音就像菜农蹲在菜园子里割韭菜。
　　老梅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但是当兵却从来没有扛过枪，他身上背的是一副剃头用的家伙儿，平时给兄弟们剃头，而更多的时候是跟着团长。团长长着一副又粗又硬的连面胡子，三天不刮就像野草一样长起来。老梅不但头剃得好，手下的小活也做得干净，掏耳屎、打泪腺、松筋骨，一会儿团长就在他的手下睡着了。有了这段经历，“文革”中他就成了“四类分子”，天天要去受批判。有一回批判他，他先要求去厕所。队长袁鳖说，管天管地，管不住屙屎放屁，去吧。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人影。袁鳖等急了，就亲自到厕所里去找他，一看，他一个人在粪坑边弯着腰低着头站着。袁鳖说，老梅，你装啥熊？老梅说，我先练习练习。袁鳖说，好呀，上台吧。老梅就挑着剃头挑子下了地，社员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先挨批斗后剃头。袁鳖指着剃头挑子说，老梅，这剃头挑子你算是哪一头？老梅指着有火的那一头说，那一头。袁鳖说，放屁，你想冻死我们贫下中农？老梅说，那我是这一头。袁鳖说，放屁，你坐着，让我们站着，你想累死我们贫下中农？老梅左右不是，最后只好说，那我是扁担。斗完了，袁鳖往凳子上一坐，说，来，给我刮脸。可是一用刀子，老梅的手就颤抖，一不小心就把袁鳖的脸皮割破了。袁鳖很生气，说，你想害死我呀？袁鳖一恼就罚他去菜园子里推水车。
　　老梅跟着被蒙了双眼的黄牛不停地围着水车转。他突然感觉到水车的结构十分复杂，齿轮式的圆盘怎么正好咬着一节又一节的水车链子？链子上卡着的红色的或黑色的橡胶皮碗儿丝丝地滑过系到水井下的水筒子，就有清凉凉的井水流出来，流着流着就听“嘣”的一声响，红色的皮碗就出来了，接着还有水流出来，随后又是“嘣”的一声响。只要那头黄色的老牛不停下来屙屎屙尿，老梅就得跟着那水车不停地转，井水就无穷无尽地流出来。怎么会这样呢？老梅想不通，可是老梅的手一摸着水车上的木棍就颤抖。老梅想，完了，我这剃头的手艺算完了，我这手怎么一摸东西就抖呢？老梅感到恐惧，老梅惶恐不安，没人的时候他就从菜地里摘了一个葫芦，拿起一根木棍当剃刀，那个头一样的葫芦一放到他的面前，他的手就抖。老梅那天回到家里哭了，老梅哭得很伤心。老梅的老爹拄着拐杖来到他的身边，用拐杖敲着他说，没出息，哭个啥？老梅说，爹，你教我的手艺完了。爹说，咋完了？老梅说，我的手拿不住刀子，一拿刀子就发抖。他爹不再说什么，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布包扔在了他的面前。他爹说，拾起来。老梅把布包拾起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油亮油亮的剃头刀子。爹往他身边的凳子上一坐，说，这是你爷留给我的，来，在我头上试试。可是老梅拿刀子的手总是颤抖，他看着爹，不敢动手。他爹就生气了，爹说，还站着干啥？老梅说，爹，我这手。爹说，别摆理，刮！老梅只好走到爹的身边，伸出手中的刀子。可是两刀子还没刮下来，他就把爹的头皮割了一道口子，有血立刻流出来。老梅看着爹说，口子。爹瞪他一眼说，瞎当了几年兵，刮！那天给爹剃头，老梅一共在爹的头上留下了二十一道口子，爹的头上伤痕累累，在老梅的眼睛里，爹的头一片血光。可是说来也奇怪，等把爹的头剃好了，老梅的手也不抖了。
　　多年以后，老梅在我们镇子东街开了一家理发店，他仍用老式的理发推子，可是那种推子越来越不好买了。老梅不会用电推子，因而年轻人从来不到他那儿去剃头，到老梅店里去的大多是一些剃光头的老人，再有就是那些长了连面胡子的人。袁鳖也常常到老梅的铺子里去剃头，他们常常一边剃头一边闲唠。有一天袁鳖突然问老梅说，哎，你那剃头挑子还放着吗？老梅说，没有，十多年前就废了。于是两人就生出许多感慨来。那些往事现在讲起来，就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队长袁鳖
　　父亲1964年因为“四清”中犯了四不清的错误，被送到百里之外的劳改场，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挣工分。那个时候我们兄妹六人，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于是大哥不得不下学去队里劳动，和大人干一样的活，大人拿十分，他却只拿五分，没办法，那是队长袁鳖领着大家评出来的。袁鳖有个相好的，男人是个瘸子，去地里看青，每天还拿十二分。大哥气不过，就去各家各户挑大粪。那大粪可不全是屙尿出来的，为了多挣工分，家家都往茅缸里倒洗锅水，这可苦了大哥。大哥累得吃不住了，我就去替他。我算得上公社的小社员，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扁担高。有一回我挑着粪桶上坡，一不小心被从桶里泼出的尿液滑倒了，一直滚到坡下，头被磕破了，留下一个疤。现在伸手摸摸还能闻到一股子臭气。
　　为了挣工分，社员都听队长的话。队长说东我们不西，队长说打狗我们绝不撵鸡。现在已经记不清那个时候我们的生产队长换了多少任，可是给社员定工分的权力谁都不肯放。做得最绝的就要数袁鳖了。工分票就在袁鳖的口袋里，秋夜里男劳力都下地看庄稼，在地头上睡一觉就能得两个工分，谁不睡？袁鳖却在镇子里转悠，在张寡妇家睡一夜，张寡妇家的床头上就多了一叠子工分票。在刘寡妇家里睡一觉，刘寡妇家的床头上就多一叠子工分票。袁鳖还自吹自擂地说，他祖上与袁世凯家还有点血缘关系，是皇亲贵族。我们颍河镇离袁世凯的老家不到三十里，或许有这回事儿，但是隔着一条河———颍河。颍河里有名的特产就是鳖。
　　袁鳖的嗓子非常好，铜音。夜里站在东街里一喊，镇子西街的狗就汪汪叫。收麦的季节，夜里他站在大街上一声喊：都到三里庄割麦去了———去晚了扣工分———袁鳖喊过，街道上就咕咚咕咚地有拉架子车的响动。我也跟着母亲迷迷糊糊地起来，穿上棉袄就下地了。五月的清晨还十分寒冷，天黑，到了地里什么也看不见。早等晚等也不见袁鳖，就知道他个龟孙喊罢那几嗓子又回去睡觉了。众人就把架子车盘在地头上，把身子窝在一起，一觉醒来天还没有亮。 　　社员除了白天上工有分，夜间开会学习也有工分。没有会开的时候，就学习。没有学习的时候，就都挤到牲口屋里听广播。那个时候家家门后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形状像一只瓦碗的黑纸碗，碗底是一个圆形的黑磁铁，还有铜色的线圈，黑碗里有一短短的细针尖，用手一拨，嘭嘭作响，那就是有线广播，我们颍河镇人管那叫喇叭，社员就靠那东西了解外边的世界。每天六点钟《东方红》的乐曲准时响起。广播就是社员的钟表。中午的喇叭响了，社员们就对队长说，队长，下班吧，镇里的广播都响了，我们还等着回去听陶灿播讲《艳阳天》呢。社员们回到街上，看到涂了半截柏油的电线杆子下面，已经坐满了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抬头看着挂在电线杆子上的喇叭。那个时候陶灿才刚刚开始播讲，陶灿拖着长腔说：地主分子马小辫……袁鳖也站在一边听，听着听着高兴起来，他张口就道，这个鸡巴马小辫……发分，今天谁听广播都发一个工分！说着说着，手就伸到兜里去掏工分票。
　　农闲的时候，大队里就组织“大兵团作战”，叫着“宁可地闲也不让人闲”。大年初一，都到地里平整土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地里寒风刺骨，到处红旗猎猎，到处都是袖着手喷大空的社员。有一个女社员去水塘边小便，惊吓了一只藏在草丛中的兔子。兔子的出现使土地上的人一片惊呼。袁鳖一看就高兴起来，他亮起他的铜嗓子喊道，逮呀———谁逮着就给谁加上十个工分———于是群情激昂，几百人像蜂群一样朝那只兔子围追过去，兔子逃到哪里，人们就呼喊着拥向哪里，顿时杀声四起。清冷的阳光下狼烟弥漫，苍黄的原野上万马奔腾。那场面极为壮观。
　　自来笑
　　我们那儿没有山，所以也没有石头。碌碡都是从外地运来的，走水路。水是淮河的支流，叫颍河，发源于五岳之一的嵩山。船是国营船，升着白色的风帆，兜风顺水而下。在码头边洗衣的女人听到呱咚呱咚水浪拍打船舷响，那就是货船靠岸了。镇里的搬运工人歌着号子把碌碡从船上卸下来，横的竖的摆满了镇子东边的土产仓库，一片殷红。
　　生产队场院里的碌碡就是从土产仓库里买来的。我们那儿碌碡不叫碌碡，叫石磙。碌碡大多都是红石，少数是青石，还有一种马牙石，很少见。我见到过的碌碡有两种，一种是短的，粗；一种是长的，细，圆柱形，我们那儿叫打地磙子。细碌碡约有五尺长，圆柱的直径不到一尺，横切面的中心镶有一个凹下去的圆形的金属槽，好挂木框，用来碾青。冬里麦苗出来了，要是气温高，就疯长，得用碌碡碾一碾，不然会影响明年麦子丰收。粗碌碡长不到一米，直径约有二尺，用来平场面。我们颍河镇一面靠河，地少，金贵。所以每年都要把场地耕翻了，种庄稼。每年到了收麦的时候再把庄稼收了碾场。先把地整平，再泼上水，这时就用得上粗碌碡了。卡在碌碡上的木框两边各有一个圆形铁环，铁环扎透木头盘在木框上，一边挂牲口套，一边挂一把扎在一起的柳树枝。柳树枝上摊上一片泥，牲口拉着碌碡就能碾场面了。框足在碌碡的金属槽里吱扭吱扭响，黄昏来临的时候，场面就碾好了。
　　生产队的麦场很大，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那就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等麦子上了场，最忙的就是牲口和粗碌碡了。火热的太阳下，自来笑头上顶着一条羊肚子手巾，腰里系一根麻绳，麻绳的一头系在牲口的笼口上，拉着碌碡在铺满麦子的场面碾，一圈又一圈。粗碌碡的后面挂上两个耢石，耢石是一个薄片，约三四寸厚，半圆形，弧上有一个眼，好用铁钩挂在碌碡的木框上。自来笑把牲口使得急了，挂在碌碡后面的耢石就碰得当当作响。自来笑吆喝牲口的声音听上去涩拉拉的，干燥。自来笑的嘴角整天往上翘着，就算死了亲娘老子，他的模样还像笑。自来笑长得人高马大，饭量也大。有一年去贾鲁河挖河，他一顿吃了二十一个馍，所以后来大队里对公差，领工的当面就和队长说明了，我们不要自来笑。自来笑的饭量使很多人都胆战心惊。他不知怎的娶了一个外地老婆，低个，姓麻，人们都叫她老麻。她的老家在海南岛，听说她当年还参加过红色娘子军，打过南霸天。老麻会用缝纫机做活，每逢过年，母亲都要领着我到老麻家去量尺寸。但老麻不会做农活，拉到地里教也教不会，所以每年麦子进了场，家里要是用麦茬，那都是自来笑的事儿。
　　那个时候我们那儿住的大多是草房。苫上房顶的麦茬几年就要换一次，所以麦茬就要年年摔。摔麦茬是一项很苦的活。地里的麦子割下来之后，先捆。捆好的麦子运到场里，要在太阳下面暴晒，等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就得站在太阳地里摔。这个时候是摔麦茬的最好的时候，如果天晚了，麦秆一返潮，麦粒就摔不净，摔出的麦茬也不好。下午两三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那个太阳，真是叫毒，把人热得没法。人家都是女人下场摔麦茬，只有自来笑家是男人。自来笑头上顶个手巾，从场边上竖起一个细碌碡，双手一合，把碌碡搬到场心里，一边骂老麻一边摔麦茬。一场麦茬摔下来鼻子眼里都是黑的，衣褂上长满了白色的麦芒。


　　每年打完麦子都要垛垛。垛垛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儿。那天家家户户不做饭，都到场里过共产主义生活。吃过早饭，队长就派十几个妇女到牲口屋里去烙馍。队长说，破五百斤面，烙，狠劲烙，让他们都吃个肚儿圆！不但烙馍，还杀一头猪，洗上两车大萝卜，放上两麻袋粉条，出一沟葱，再放上几马勺盐，掺在一起，烩。自来笑站在高高的麦秸垛上，对下面干活的社员说，闻到香气了———一时群情振奋，都摩拳擦掌，准备海吃一顿。等垛垛好了，饭就拉来了，队长一声令下，片刻就没有了说话声，光听嚓嚓的牙齿声，就像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到最后，还剩下二十多个烙馍。队长有些得意，看着众人说，吃，还吃呀。可是没有人吃了，人们的腰带都是松了再松。这时队长就点自来笑的戏。自来笑一手抚摸着肚子一边说，不能吃了，再吃肚皮就要破了。队长将军说，自来笑，你能再吃两张，这剩下的烙馍都是你的。自来笑说，就那也不能吃了。最后自来笑看着他脚下的青石碌碡说，这样吧，我把这个碌碡举起来，中不中？众人起哄道，中———自来笑不看众人，只看队长，说，中不中？队长说，中。只要你能举起来，这烙馍都是你的。自来笑就用脚蹬了蹬地上的碌碡。那个碌碡是细长的，大约有二百来斤，以前他搬过，不在话下。自来笑紧了紧腰带，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弯腰就把碌碡竖起来，然后慢慢地放在腿上。当他把碌碡举到胸前时，他的腰带嘣的一下断了，自来笑的光屁股就露在众人的视线里。社员们都哄笑起来，自来笑在人们的哄笑声里蹲下来，可是他顶不住碌碡的重量，一下倒在了地上，那碌碡砸在了他的肚子上。自来笑的肚子被压破了，肠子都流了出来。没到天黑，自来笑就死了。后来老麻带着她的孩子又走了一步，嫁到城里去了。那个碌碡呢，队长说，队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陪葬，就把这个碌碡给他吧。那个细长的碌碡就和自来笑一块儿进了墓穴。 　　陈祥云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那里吃的面全靠石磨。石磨石质不同，有青石、红石，还有一种像玉一样颜色的马牙石。石磨大小不一，薄厚不等，但形状都是圆的。石磨有上下两扇，下扇的圆心上，有一个凸出来的约有两寸长的铁笋，是公。上扇的石磨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圆槽，是母。母磨压到公磨上，铁笋插进圆槽里。下扇的石磨固定在磨盘上，上扇石磨的圆周边上，相等凿有两个孔，用来穿绳子。拿一根磨棍往绳子里一穿，往石磨上一别，磨就能推了。石磨上扇的中间有两个直径约三寸的圆孔，圆孔上下穿过石磨，好用来下粮食。粮食小山一样堆在石磨上，石磨呼呼地转动，粮食就从磨眼里下到两扇石磨中间。粮食从石磨的肚脐里屙出来，小麦白白的，玉米黄黄的，就碎了。磨碎的粮食不停地从石磨的肚脐眼落到磨盘上，磨盘上靠着下扇石磨的周边就慢慢地生长出来一排形状相等的山峰来，有点儿像卡通画。
　　磨盘大多都是用木料做成的，有杨木，
　　有柳木，好的磨盘是用楸木做出来的。楸木的质地瓷实，细腻，再用桐油一漆，亮得能照人脸。但我们那儿很少有人用楸木做磨盘，我们那儿的楸木大多运到颍河的河道里去造船。做磨盘最好的木料是柏木，我们颍河镇上只有东街的陈祥云家的磨盘是柏木的。陈祥云的大儿子在宁夏石嘴山当工人，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木制品。陈祥云给儿子打信说，下次回来给我带个磨盘。他儿子回来过年的时候，磨盘就真的起了货件，还是陈祥云拉着架子车从一百六十里外的漯河起回来的。宁夏的柏木，真是千里迢迢呀，有些贡品的味道。如果你想用陈家的石磨，那你就去夸他家的磨盘，准成。你说，哎呀，柏木做成的磨盘……陈祥云就十分得意，他的眼睛会笑成一条缝。
　　但是我家的磨盘不是木料的，连最下等的杨木也不是。家里穷，没有木料，磨盘只好用方砖垒，用石灰掺麻丝掺桐油砸成的油灰抹缝。砖是镇子城墙上扒下来的，墙是明朝时的城墙。砖呢，一尺二长，半尺宽，三寸厚，海大。“破四旧”时，先破了镇子西街的关帝庙，接着就是明城墙。明朝的城墙还不“旧”？那个时候我大哥也是红卫兵中的一员，白天扒，夜间就和小哥一块儿用筐往家里抬。母亲说，那砖头可以垒鸡窝。没想到后来扒了鸡窝用到了磨盘上。
　　那个时候我家有一盘石磨，马牙石的，是母亲花十八元钱在离镇子六里地的土屯买来的。石磨支在西屋里，每天放了学，我们兄弟几个都要跟着妈妈推麦磨。麦面是给供销社食堂里推的，推好麦面送过去，我们留下下面部分做口粮。那个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白天去生产队里上工，晚上回来领着我们推麦磨。
　　磨用的时间长了，不吃食，就得请石匠过来锻一锻。石匠把两扇磨支在我家的院子里，一手拿着钢钎，一手拿着锤子，叮叮当当地就锻起来。石磨上纹路都是斜的，一钎一钎地下去，纹路就深了。锻好的石磨用起来好使，两扇合到一起就能工作。一天又一天，我们就像生产队里的那头毛驴一样被蒙上了眼睛，不停地在磨道里转着圈。推好了，我们累得倒头就睡，可是母亲还要为我们做饭。有一天我们正睡得香，母亲就把我们叫醒了，吃饭吃饭，都起来吃饭。我们迷迷瞪瞪地起来，母亲已经把饭给我们盛好了，一人一碗。饭是好面条，淡的。筷子往下一插，却插上来一块红薯。那个时候红薯刚下来，鲜物。放到嘴里一尝，呀，好吃！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好吃的一顿饭。后来我吃过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但是都没有那顿饭好吃。
　　可是队长袁鳖家的人从来不推磨，队长的老婆十天半月都要把生产队里的驴子牵回家。袁鳖的儿子在内蒙当兵，是军属，军属就可以用队里的驴子磨面。队长的老婆总是在人们吃晌午饭的时候牵着驴子从街道里走过，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小人得志的神情。陈祥云远远地看到就有些气不忿儿。他会笑着用手中的筷子指着驴肚子上吊下来的长长的驴圣说，哎呀，那里怎么又伸出来一个头？蹲在街边吃饭的人们“哄”地一下子都笑了。袁鳖家里不笑，袁鳖家里红着脸对陈祥云说，那是你爹的腿！陈祥云不买袁鳖的账，因为他有个儿子在宁夏当工人，这是最让袁鳖头疼的。袁鳖对老婆说，不理他，看我有机会怎样收拾他。袁鳖家照样用生产队里的毛驴磨面，袁鳖家里把驴子牵回去，用一块布系在驴头上，挡着驴子的眼睛，不让驴子吃磨上的粮食。驴子走着走着就会在磨道里屙一泡尿一泡，所以袁鳖家的磨道里总有一股子尿臊气，就连他家蒸出来的馍也有一股子驴粪气。


　　那时我最恨的就是队长家能用生产队的驴子磨面。有一回我瞅着队长的老婆上厕所，就进到他家的磨屋里把驴子的眼罩去掉了，那头驴子把袁鳖家的粮食足足吃了有二三斤，心疼得袁鳖的老婆用荆条抽驴子。她把驴子抽急了，驴子一抬后腿，就把袁鳖老婆踢了个嘴啃泥。那个时候每当我抱着磨棍推磨的时候，就会对母亲说，长大了我一定去当兵，当生产队长，我们就可以用生产队里的驴子磨面了。母亲一边用箩箩面一边看着我笑了。母亲头上顶着一条手巾，她手中的箩不停地在面箱里发出呱咚呱咚的声响，一些细小的面粒飞扬起来，把母亲的眉毛和一些头发都落白了，像早晨里落在草叶上的霜雾。我们家有两只箩，一只粗箩，一只细箩。我家的箩都是陈祥云张的。陈祥云是个箩匠，他家门前的老槐树上终日吊着一只箩圈，镇里镇外的人都知道陈祥云的箩张得好。陈祥云坐在当街的门口里，腿上搭着一块蓝布，把箩圈放在腿上，就开始张箩了。箩圈都是用枣木做的，枣木锯成板，量好尺寸，放到火上烤，一点一点地把木板捏圆。木板的接头处重叠在一起，钻上眼，用牛皮绳扎实，再在箩圈的一边张上箩底，箩就成了。一只好箩圈能用好多年，箩圈都用成了深红色。箩底就不同了，要常换。于是陈祥云总是很忙。有一年陈祥云却闲了下来，袁鳖把他张箩底的活儿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了。箩底箩圈被扔了一街。陈祥云没有生气，他只是招招手把袁鳖叫到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骂道，我日死你姐那小×！骂得有些咬牙切齿。结果陈祥云被带进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出来时，有一条腿就瘸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恩舅 　　在我们颍河镇一带有一种手艺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把上拧着一根细铁丝，铁丝上系着一绺红布，不用问，那就是打马掌的。我恩舅就是干这营生的。恩舅不是亲舅，和我母亲已经是五服头上，也就是说恩舅的爷爷的爷爷和我母亲的爷爷的爷爷是一个人。我也算是和他有了血缘关系，别看就这样的血缘关系，恩舅就特别知道和我们家的人亲。恩舅每次推着他的飘着红布绺的自行车路过颍河镇的时候，就一定要往我们家里拐拐，他的车把上不是挂着三四个麻花子，就是提溜着四五根油条。因而我特别喜欢恩舅到我家里来。恩舅进了我家就姐长姐短地喊我母亲，母亲也就待他特别好。恩舅一来，母亲准会从她的衣兜里掏出两毛钱来对我说，去，给你舅买烟去。可是我买回来的烟恩舅从来不吸，恩舅吸的是旱烟。
　　恩舅的烟嘴是翡翠的，绿里透亮。他把旱烟袋放在嘴角上，烟袋下装烟丝的荷包儿一晃一晃的，那个荷包上绣着一对鸳鸯。听我母亲讲，那个荷包是一个名叫三妮的女孩子给恩舅绣的，二十岁的时候恩舅曾经和三妮偷偷地相爱，可是三妮的父亲却自作主张把她许给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军官，那个军官曾经在解放开封的时候立过大功。三妮哭哭啼啼跟着那个军官进了城。有一年那个军官回故乡省亲，我在镇子的东街还见过三妮，那个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吃得白白胖胖穿得像青菜一样的城里人了。我不知道那一次恩舅见没见过三妮，我只知道恩舅一直到三十岁上还没有娶女人。他把那个荷包终日拿在手上，每次见他的时候那荷包都要淡一层，可是荷包总是干净得一尘不染，就像刚刚洗过一样。恩舅到三十岁那一年才找了一个寡妇。那寡妇是我们镇子东边刘陈庄的，丈夫在焦作的煤矿上挖煤，有一次井下出了事故，他就再也没有出来。恩舅没想到那个寡妇是一个风骚的女人，恩舅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和村里的队长勾搭成奸。风言风语在村子里传荡，后来就传到了我母亲的耳朵里。母亲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就对恩舅说，别光想着在外边做生意，家里的事儿你也得管一管。恩舅说，管啥，不是好好的吗？母亲说，你就不管管你媳妇？恩舅说，她一不怕我吃二不怕我喝，管她干啥。母亲生气了，说，她给你戴绿帽子。一句话就把恩舅说愣了。母亲说，你们庄里的人都讲疯了，就你蒙在鼓里。片刻间，恩舅的脸就变得一片灰暗。从此，恩舅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恩舅从此不愿意回家，推着他的车子满世界地转。走到哪个村里找个牲口屋，往草垛里一窝，就是一夜。
　　恩舅做活都是到生产队的牲口屋里去。队里拉车的牲口蹄下的马蹄铁磨坏了，就要换下来，不然，牲口就不能走路。我曾经见过一次恩舅给大牲口打掌。打掌的时候必须要先把牲口的蹄掌切平。恩舅的车子后面有一个用生牛皮做成的皮夹子，皮夹里放着大小不等的几把切铲，形状就像鲁智深手上的兵器，只是比那小得多，把儿不长，二尺左右，顶上装一横棍，可放在肩窝里用力。我曾经偷偷地抱起过那切铲，乖乖，傻沉。恩舅把牲口的后腿弯起来，架在自己的腿上，就横起寒光闪闪的切刀，只听丝丝的木响，马掌就平了。恩舅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钉子含在嘴里，又在手边的一堆马蹄铁里选出一个和马掌大小相当的马蹄铁来，放在切好的马蹄上。一伸手，一把锤子就从后腰带里拔了出来，三下两下嘴里的钉子就吃进马蹄里去了，一松手，完了。他的节奏他的动作都快成了艺术了，就像美国的梦之队。人家进球不叫进球，那叫艺术，恩舅打掌不叫打掌，那也叫艺术。可是恩舅空练了一手好手艺，活得不像个男人，他奈何不了他们村里的队长，队长老给他戴绿帽子。恩舅常常生闷气，有时候也喝闷酒。有一年下大雪，恩舅的寡妇女人回了娘家，恩舅就独自一人在家里喝闷酒，然后躺在床上用他的烟袋锅儿吸旱烟，吸了一锅儿又一锅儿，他把烟锅里的烟灰磕出来，丢在床边的瓦盆里。没想到一锅带火的烟灰根本就没有磕进瓦盆里，那火燃着堆在床边的芦苇缨子的时候，恩舅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那场大火在深夜里着起来，映红了半边天。那天恩舅被火烧醒的时候，村里人已经在外边大呼小叫了。恩舅一个人从屋里跑出来，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拿。一场大火把恩舅的家烧了个精光，也把恩舅的女人烧跑了。失火的第二天那个女人回来看了一眼，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恩舅呢？一个人肩上背着他那些重新安装了木把的切铲和锤子，还有那些被火烧红又变黑的马蹄铁，又四处打马掌去了。
　　恩舅死于1992年，有人在村头的一堆麦秸垛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他打马掌用的工具。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家打马掌了，现在到处都是隆隆的机器声，谁家还用大牲口拉车干活呢？没有。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打掌艺人的身影了。马不拉车了，所以这门手艺也绝种了。
　　二叔
　　我们颍河镇一带，赶大车的叫车把式。我二叔就是个老车把式，二叔赶了一辈子的大车。在我们那儿，凡是用大牲口和牛拉的车都叫大车。最初的时候，二叔赶的是太平车，太平车有四个木轮，木轮上隔三寸远就锔一个铁扒锔，一是行驶的时候防滑，二是车轮耐磨。由于行驶，扒锔被磨得光滑可鉴。四轮车的车厢有现在的席梦思那样大小，但没有席梦思坐上去舒服。一头或者两头牛拉着，二叔喊，小牛，扛哩！1958年过后，镇上的好多人都得了大肚子病。二婶就是那一年死的。二叔赶着太平车把二婶送到地里去，太平车慢悠悠的，车轴吱吱呀呀地发出刺耳的声响。二叔知道是车轴缺油了，二叔就喝住小牛，解开裤子站在车边往轴里尿尿，尿了半截，止住，转到另一边，又尿。给车轴膏完油，又走。后来那头牛拉太平车往地里送尸体的时候累死了，村人就把它的皮剥了，把肉吃了。
　　后来太平车的四个木轮去掉了两个，木轮也换成了橡胶轮胎，很多地方叫这种马拉的车叫马车，但我们镇上的人仍称这种车为大车。马车的形状就像一辆放大的人力架子车，前面的两根车辕很粗，那个时候我的小手量几下还量不过来。一匹高大的红马驾辕，两只轮胎和汽车的轮胎很像。我最爱听马车轮胎放气的声音。没人的时候，拿一根细竹棍，摁着那个和烟卷一样粗细的气门芯里的小疙瘩，就能听到“哧哧”的放气声。你看过电影《青松岭》吗？老万山赶的就是这种车。那个电影里有一首歌在当时也十分流行：
　　长鞭那个一甩， 　　叭叭地响，
　　我赶着大车出了庄……
　　我二叔就常常赶着大车出了庄。二叔农忙的时候往地里送粪，往场里拉收获的庄稼，农闲的时候就到外地给生产队往回拉煤，拉化肥。车辕上挂着一盏马灯，在黑夜里一走一晃，马车巨大的身影长长地伸到旷野里去，时不时听到二叔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啪地响一下。在车上坐久了，腿就麻，二叔就会从车上跳下来，跟着大车走一段。有时候大车还成为娶亲用的彩车。在车厢上扎一个席棚，棚前棚后挂两块红布，彩车就成了。那彩车多是把乡下的姑娘拉回到我们颍河镇，但也有把我们镇上的女人送出去的时候，镇子东街的寡妇赵春兰就是。赵春兰死了男人之后，我二叔一直给她家挑水，可是挑来挑去赵春兰还是坐着二叔赶的马车嫁到乡下去了。在给赵寡妇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在她家床下意外地发现了我家一年前丢失的风箱，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
　　那风箱我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十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收拾风箱的老手了。那个时候我们那儿做饭烧的都是庄稼的秸杆，或者树叶，没有风箱不行。风箱的活门四周得勒上鸡毛。公鸡毛最好，母鸡毛次之。鸡毛大都是从供销社食堂里的粪堆上捡的，公鸡毛都被有权有势的人家要走了，我只好用沾了鸡屎的母鸡毛。我把臭烘烘的母鸡毛小心翼翼地一小撮一小撮地勒在风箱的活门上，烧出来的红薯茶仍是很香。有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我家的灶屋被盗了。由于白天劳累，那一夜母亲忘了把风箱搬回堂屋里去了。那个时候风箱是我们家里的主要财产，一天没搬到堂屋守着就被人偷走了。母亲很伤心，气得坐在大街上握着脚脖子哭了一场。街坊邻居围了一群，乡下来镇上赶集的人一个个从我们身边默无声息地走过去，那一天我们全家大小都没有吃饭。二叔黑着脸从东街里走过来，二叔说，骂，骂那个没良心的贼！我们就都骂那个偷风箱的贼，从天明一直骂到天黑，嗓子都累哑了。可是后来我却在赵春兰家的床底下发现了那只风箱。母亲揪着赵春兰的衣服把她拉到大街上，指着她的鼻子要她说清楚。可是赵春兰不说话，只管捂着自己的脸哭。本来是她的一场大喜，结果镇里的人都指着赵春兰说，没想她是个贼。
　　这个时候蹲在一边的二叔突然走过来，伸手把我母亲拉开了。二叔说，不是她的事儿，那风箱是我偷的。一句话把人们都说愣了。二叔一句话也不说，他把赵春兰推上了大车，把她送出了镇子。那天，二叔在赵春兰新嫁的那个村子里喝了很多酒，回来的时候从马车上掉了下来，马车从他的腿上碾了过去，二叔成了一个瘸子。二叔从此整天沉默寡语，终日走路都勾着头，一直到死都没有抬起来过。
　　染坊


　　染坊的老八，手是蓝色的。染坊就在我们家西边，没事的时候我常常到染坊里去玩儿。染坊的锅台很高，我站在锅台边踮着脚还看不到锅底。染坊里来了一个村姑，递上一个布牌，老八就用他那双蓝色的手在小山似的蓝布里一个一个对。布牌是竹子做的，在破开之前两面都刻上字号，然后一边钻上一个眼儿，分别系上一根细绳子，公的系在要染的白布上，母的呢，就由布的主人拿着。领布时公母对到一块儿，竹丝合缝，看不出一点破裂的痕迹。母亲常常把我们家的土白布送到老八的染坊里去。但是母亲要织花布，用的线就不送，自己染。母亲到供销社里买来几样色料，朱砂、空青、石黄、靛蓝……在自家的铁锅里一拐子一拐子地染。线也是自家纺的，母亲的纺车就放在堂屋的山墙下，母亲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均匀。夜间醒来，母亲的纺车仍在嗯———嗯———地响。我迷迷瞪瞪地叫一句，妈，睡吧。妈说，你睡。等又被尿憋醒的时候，母亲的纺车仍在嗯———嗯———地响。纺好的线团肚子粗两头尖，一个个码在那儿，白白的，很耀眼，即使夜间屋里也会亮堂堂的。母亲把染好的线一拐子一拐子地晾在外边的绳子上，红红绿绿，真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染坊的老八染过这种线。线染好了，就把一色一色的彩线缠到竹筒上。一切准备好后，就要上机织布了。母亲每次上机织布都要选一个黄道吉日，烧上香，跪在堂屋的方桌前磕头。给谁烧香？给谁磕头？不知道。不知道也不敢问，很神秘。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母亲那时敬的是哪一路神仙。开机了，母亲整日坐在织布机上，枣核形的梭子从右手里飞出去，穿过两排稠密的经线，只见母亲脚下一用力，就听“呱咚”一声布机响，纬线就和经线织在了一起。只是一瞬之间，那梭子又从母亲的左手里飞出来，又听“呱咚”一声响……那声音一直响下去，花布就一寸一寸地圈粗了。等取下来的时候，那布就能用了。母亲织出的花布手感特别好，摸上去粗粗的，心痒。我们那儿的好多女人都会织这种花布。有的织成花手巾，上街赶集的时候，顶在头上，一街的灿烂。
　　但织出的白布就不行，还得送到染坊里去染。大多是秋季，要添棉衣了，村姑的篮子里就多了一卷粗布，粗布是白色的。她们赶完集就要拐到镇子东街来，供销社开的染坊就在那儿。一有女人来到染坊里，老八的眼睛就亮了。他忙着拿秤给女人称白布的重量，然后往一个小本上记着。实际上老八并不识几个字，只在耕读时念过半年书，但是老八却好往本子上记人家的名字。叫个啥？老八看着面前站着的女人，很有学问地说。女人说，老捏。老八看着那个女人，抬手挠挠头皮说，咋叫这个名字？那个捏字他不会写。女人就呵呵地笑了，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写的啥？老八的脸红得像块布，就把本子藏在背后。等那个女人走后，他就在那个老字后面画上两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放在一起就是捏。染坊的门前一拉溜栽有五对高大的杉木桅子，每对杉木桅子上都横着一根同样粗细的杉木。老八是个大高个，不光胳膊长，腿也长。每当看到染坊的门头上冒出蒸气，那就是染好的布出锅了。染布的锅很大，后来我读鲁迅的《铸剑》，就想到了那口染布的锅，当然鼎和铁锅是不同的。老八站在大锅前，用一根竹竿把锅里的布一搭一搭地码在凳子两头。那凳子有三米长，很高，和老八齐胸。两头的布匹搭满了，老八就来到凳子前，一含腰，凳子就起来了，老八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扶着凳子就出了门，大街上一路滴着蓝色的水珠，老八腿下的深鼔胶鞋一路嚓嚓地往河道里响去。来到河道里，他把长凳放到水里去，用竹竿扯下一搭布，刷———刷———在河里摆，节奏分明，具有乐感。一搭一搭地摆，洗下的蓝色在河面上淌出几道弯弯曲曲的长线，像莫奈笔下的印象派画作。老八扛着长凳回到染坊门前，用一根更长的竹竿又一搭一搭地把布搭到杉木桅子上去。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蓝得像海水一样的布匹已经搭满了一街，阳光下一闪一闪，微风中一荡一荡。如果张艺谋见了，兴许会再来一出《蓝色的海洋高高挂》。
　　纺车和土布机子二十多前就在我们那里消失了，现在已经没有人穿土布了，所以染坊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前年我回老家时还见过老八一面。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老八穿的还是一身蓝，土布，当年自己染的。老八的腰驼得很厉害，我几乎看不到他的脸，但他那只提篮子的手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手仍旧是蓝色的。老八是一个例外。多年以来，老八手上的颜色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洗净过？我想，或许那蓝色早已渗到他的肌肉和血液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