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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八年中举，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1909）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1911年9月，端方奉命自鄂率兵入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27日行至四川资州，在停留期间为随行新军所杀。当年上海《字林报》、《申报》等媒体都有或详或略的报道，均称端方丧命于乱刀之下，身首异处，暴尸郊野。有人为其抱屈，有人为此举叫好。清廷遂嘉奖并追赠端方为太子太保，谥忠敏，以期鼓励未死者继续效忠清王朝。
但关于端方因何而死，却争议颇多。大致有“勤王遭拒”、“兵士闹饷”与“赵尔丰迎而戕之”等等说法，莫衷一是。如今一些文艺作品又掺入小说情节，更让人摸不清头脑。笔者最近有幸读到几件史料，与以前流行之说不尽相同，特予介绍，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朋友们参考。
经历过清末那场革命运动的许多人，当时大都对端方抱有同情，认为他不该死，更不应该如此惨死。辛亥年任清政府大清银行正监督（相当于行长）、后任民营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几十年的叶景葵先生，晚年致力于藏书事业，与张元济等合创上海合众图书馆。1944年4月，他曾与陈汉第、陈叔通昆仲一起读《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现存上海图书馆），各自在该书眉端题写批注数十则，研讨清季史实，抒发危亡意识，他们侧重于庚子、辛亥两个时期的历史。《愚斋存稿》卷八十，收有辛亥七月初六日奉天赵次帅（即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来电，说到四川保路运动与端方（午帅），陈汉第批注云：
此即午帅致赵次帅电中所谓不能守口如瓶。继而查办之命下，是又所谓请君入瓮也。初九致泽公电，有“派萃萃绝不畏难”语。意欲萃生而坐收署理两湖总督之利，不知萃为泽公姊婿，泽公尝右之。萃已密电泽公，不愿生而保午帅。午帅未之知也。故午帅一再呈请，另派与路事无关之大员，而卒不获邀准行，抵资州，赵尔丰派兵迎而戕之，非果死于乱民也。
陈相信端方是被赵尔丰杀死的。叶景葵不赞成此说，于是在陈批下批注云：
端为赵戕之说，出诸夏寿田之口，无实据，不足信。季帅（指赵尔丰——引者注）非阴险之人也。惟赵部下如田正葵，顽悍而不知大体，难保不散播流言。又如周巡警之散播传单，尤足激为民怒。故祗能断为有间接关系，未便以此狱归之香帅。
诸仲芳之秉录颇翔实，惟谓邓曾因端曾杀革命党，有复仇之意，则未必然。端最肯保全革命党也。
所谓“诸仲芳之秉录”，正夹于这一册《愚斋存稿》内，共三页，似从未刊出过。原文无标题，我暂拟《诸仲芳笔录端方之死》为题。稿云：
端浭阳之由鄂入蜀也，调湖北新兵曾广大一协而行。因前署鄂督时与曾有旧，欲有以借重之了当。是时也，新军皆富革命思想，曾部亦何能免？而端署江督任内，搜杀党人甚厉，曾部下之亲族故旧，间有被戮害者，暗中结怨已深。传闻有督队官邓某，其弟亦为端诛，衔恨切齿，久图伺隙报复。故沿途军纪甚坏，颇多骚扰，端知之而不敢问，曾更未能约束也。泊抵重庆，鄂垣已举义旗，情势大变。由渝至蓉，遵东大道而行，计一千另八十里，其时省中路潮益甚，巷哭罢市，咸雇幼童，首顶先皇光绪牌位，沿路痛哭负郭，四乡同志军纷起，怪状奇形，不一而足。识者已觇大乱将至矣！先是端于途中，劾署督赵尔丰办理不善，并严参署藩巡警道周某，以为川路风潮胥其酿成，应亟罢斥，以谢川民。周则具禀赵督，请宣示路潮内情；一面具禀端督，略为川路改归国有，本川民所乐从。因端与邮传部勾结，必欲估工给价，激起风潮。今因势若燎原，乃知民怒难犯，而巧于卸责，诿罪他人，以为一手可尽掩人耳目云云。文长数千言，计端殊力。即以此禀稿，连同上赵督之禀及批示，印刷《辩冤书》，遣人沿东道各城，遍地抛洒。端见此一事，又闻赵督有将俟其抵省即圈禁之说。故行之距省四百八十里之资州，逗留不进。而其部下见时机已至，但省中已派来炮兵团二百余人接护，乃克竟联络一气，即于城中天上宫，邀集当地人民开会，并劫端临场旁听。当场演说，表暴端罪状，并询是否应杀？听众处之军威之下，皆拍掌赞成。当端之被迫而来也，与其第六弟偕步蹒跚，两人扶掖而行。人言已先服毒，至是，其六弟泣求邓某，愿以身代。邓某瞋目答之曰：你也跑不脱！即牵端至殿外隐中左偏，坐一板凳上，以指挥刀执行。刃十余下而颈不殊，死状甚惨。其六弟亦即被杀乃耳。演说声说于地方无干，翌日全师而返，不必惊慌。于是散会，囊端首归营。明晨拔队东下。当地人士以银十两，市相棺两具，收埋两尸于东门之外，翌年由家属迁去。民国元年冬道经其地，仅见一土窟，旁有断碣，文曰“清钦差大臣四川总督端方之墓”，犹卧衰草夕阳间也。
显然，诸仲芳应叶景葵之邀，撰写此文。叶于文末又加撰一跋，补充说：“右吴县诸仲芳先生笔录。其时正办川东电报局，资州亦有分局，故见闻较详。因陈氏昆仲据夏午贻之说，谓浭阳为赵季帅所害。其说似是而非，嘱仲芳书此三纸，附入卷内，以明当时真相，后来编国史者或有取焉。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叶景葵记。”
诸仲芳回忆当年见闻，基本可靠。以前人们常常引用的罗任一《辛亥秋鄂军杀端方琐记》一文云：“端方带的湖北新军（约千余人），到这时就有人在外面剃发铺里剪去发辫。于是剪辫子之风，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三个钟头，全标人——除标统（团长）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此风也立即遍传资州城内和四乡。”（《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44页）与诸仲芳说的“新军皆富革命思想”，可以相互补充。曾文记述11月27日新军杀端方兄弟，比较简单。只说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押往天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诸仲芳笔录端方之死》则详细得多，有对话，有杀手姓名，等等，此文已明确端方兄弟是被督队官邓某所杀，而邓某杀端方的主要原因是邓某“其弟亦为端诛，衔恨切步，久图伺隙报复”之举，可补其他回忆之不足。端方是否杀害过邓某军官之弟？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继续探讨。邓某是否真的革命党？后来其人如何？叶景葵认为“端最肯保全革命党也”。似乎不信邓某兄弟是革命党。
其实，端方对镇压保路运动也不卖力。9月动身，磨磨蹭蹭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又在此停留了十几天，既未进剿，又未北上勤王。他向来办事雷厉风行，面对棘手的保路运动，他无奈采取“拖”的策略，这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向来反对铁路国有由“洋商包工”。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为止。但却“拖”到了爆发革命，这是端大人万万想不到的。
端方死后一个月的12月26日，上海《申报》报道端方之死说：“（端）得京电（应指武昌起义消息——引者注），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及川东民军反正，日与伪都督赵尔丰激战，端乃调鄂军援助。……赵兵败，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端遂奔资州。随后，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其时上海已经光复，报道用“哗变”，不用“起义”，倒比较接近事实。曾为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称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这一说法与《申报》报道不谋而合，端方并非顽固忠于清王朝。他死的那天，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独立也呼之欲出。当此关键时节，端方极有可能与随同官兵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可惜邓某等人的举动，让此计划成为泡影。
总之，清末众多达官贵臣，辛亥后均摇身一变为中华民国总督、省长，甚至大总统，主张立宪和向西方学习的端方却葬身于黄土，确实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端方的匋斋藏碑、匋斋藏书在文化上的成就，也是人们对其惨死的同情缘由之一。有人说，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肖阿伍
但关于端方因何而死，却争议颇多。大致有“勤王遭拒”、“兵士闹饷”与“赵尔丰迎而戕之”等等说法，莫衷一是。如今一些文艺作品又掺入小说情节，更让人摸不清头脑。笔者最近有幸读到几件史料，与以前流行之说不尽相同，特予介绍，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朋友们参考。
经历过清末那场革命运动的许多人，当时大都对端方抱有同情，认为他不该死，更不应该如此惨死。辛亥年任清政府大清银行正监督（相当于行长）、后任民营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几十年的叶景葵先生，晚年致力于藏书事业，与张元济等合创上海合众图书馆。1944年4月，他曾与陈汉第、陈叔通昆仲一起读《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现存上海图书馆），各自在该书眉端题写批注数十则，研讨清季史实，抒发危亡意识，他们侧重于庚子、辛亥两个时期的历史。《愚斋存稿》卷八十，收有辛亥七月初六日奉天赵次帅（即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来电，说到四川保路运动与端方（午帅），陈汉第批注云：
此即午帅致赵次帅电中所谓不能守口如瓶。继而查办之命下，是又所谓请君入瓮也。初九致泽公电，有“派萃萃绝不畏难”语。意欲萃生而坐收署理两湖总督之利，不知萃为泽公姊婿，泽公尝右之。萃已密电泽公，不愿生而保午帅。午帅未之知也。故午帅一再呈请，另派与路事无关之大员，而卒不获邀准行，抵资州，赵尔丰派兵迎而戕之，非果死于乱民也。
陈相信端方是被赵尔丰杀死的。叶景葵不赞成此说，于是在陈批下批注云：
端为赵戕之说，出诸夏寿田之口，无实据，不足信。季帅（指赵尔丰——引者注）非阴险之人也。惟赵部下如田正葵，顽悍而不知大体，难保不散播流言。又如周巡警之散播传单，尤足激为民怒。故祗能断为有间接关系，未便以此狱归之香帅。
诸仲芳之秉录颇翔实，惟谓邓曾因端曾杀革命党，有复仇之意，则未必然。端最肯保全革命党也。
所谓“诸仲芳之秉录”，正夹于这一册《愚斋存稿》内，共三页，似从未刊出过。原文无标题，我暂拟《诸仲芳笔录端方之死》为题。稿云：
端浭阳之由鄂入蜀也，调湖北新兵曾广大一协而行。因前署鄂督时与曾有旧，欲有以借重之了当。是时也，新军皆富革命思想，曾部亦何能免？而端署江督任内，搜杀党人甚厉，曾部下之亲族故旧，间有被戮害者，暗中结怨已深。传闻有督队官邓某，其弟亦为端诛，衔恨切齿，久图伺隙报复。故沿途军纪甚坏，颇多骚扰，端知之而不敢问，曾更未能约束也。泊抵重庆，鄂垣已举义旗，情势大变。由渝至蓉，遵东大道而行，计一千另八十里，其时省中路潮益甚，巷哭罢市，咸雇幼童，首顶先皇光绪牌位，沿路痛哭负郭，四乡同志军纷起，怪状奇形，不一而足。识者已觇大乱将至矣！先是端于途中，劾署督赵尔丰办理不善，并严参署藩巡警道周某，以为川路风潮胥其酿成，应亟罢斥，以谢川民。周则具禀赵督，请宣示路潮内情；一面具禀端督，略为川路改归国有，本川民所乐从。因端与邮传部勾结，必欲估工给价，激起风潮。今因势若燎原，乃知民怒难犯，而巧于卸责，诿罪他人，以为一手可尽掩人耳目云云。文长数千言，计端殊力。即以此禀稿，连同上赵督之禀及批示，印刷《辩冤书》，遣人沿东道各城，遍地抛洒。端见此一事，又闻赵督有将俟其抵省即圈禁之说。故行之距省四百八十里之资州，逗留不进。而其部下见时机已至，但省中已派来炮兵团二百余人接护，乃克竟联络一气，即于城中天上宫，邀集当地人民开会，并劫端临场旁听。当场演说，表暴端罪状，并询是否应杀？听众处之军威之下，皆拍掌赞成。当端之被迫而来也，与其第六弟偕步蹒跚，两人扶掖而行。人言已先服毒，至是，其六弟泣求邓某，愿以身代。邓某瞋目答之曰：你也跑不脱！即牵端至殿外隐中左偏，坐一板凳上，以指挥刀执行。刃十余下而颈不殊，死状甚惨。其六弟亦即被杀乃耳。演说声说于地方无干，翌日全师而返，不必惊慌。于是散会，囊端首归营。明晨拔队东下。当地人士以银十两，市相棺两具，收埋两尸于东门之外，翌年由家属迁去。民国元年冬道经其地，仅见一土窟，旁有断碣，文曰“清钦差大臣四川总督端方之墓”，犹卧衰草夕阳间也。
显然，诸仲芳应叶景葵之邀，撰写此文。叶于文末又加撰一跋，补充说：“右吴县诸仲芳先生笔录。其时正办川东电报局，资州亦有分局，故见闻较详。因陈氏昆仲据夏午贻之说，谓浭阳为赵季帅所害。其说似是而非，嘱仲芳书此三纸，附入卷内，以明当时真相，后来编国史者或有取焉。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叶景葵记。”
诸仲芳回忆当年见闻，基本可靠。以前人们常常引用的罗任一《辛亥秋鄂军杀端方琐记》一文云：“端方带的湖北新军（约千余人），到这时就有人在外面剃发铺里剪去发辫。于是剪辫子之风，一传十，十传百，不到三个钟头，全标人——除标统（团长）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此风也立即遍传资州城内和四乡。”（《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244页）与诸仲芳说的“新军皆富革命思想”，可以相互补充。曾文记述11月27日新军杀端方兄弟，比较简单。只说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锦押往天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诸仲芳笔录端方之死》则详细得多，有对话，有杀手姓名，等等，此文已明确端方兄弟是被督队官邓某所杀，而邓某杀端方的主要原因是邓某“其弟亦为端诛，衔恨切步，久图伺隙报复”之举，可补其他回忆之不足。端方是否杀害过邓某军官之弟？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继续探讨。邓某是否真的革命党？后来其人如何？叶景葵认为“端最肯保全革命党也”。似乎不信邓某兄弟是革命党。
其实，端方对镇压保路运动也不卖力。9月动身，磨磨蹭蹭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又在此停留了十几天，既未进剿，又未北上勤王。他向来办事雷厉风行，面对棘手的保路运动，他无奈采取“拖”的策略，这与其政治态度不无干系。端方曾考察欧洲诸强国现代改革，向来反对铁路国有由“洋商包工”。而主剿派在铁路问题上则持强硬立场。两难之际，端方只有“拖”，“拖”到朝廷退步为止。但却“拖”到了爆发革命，这是端大人万万想不到的。
端方死后一个月的12月26日，上海《申报》报道端方之死说：“（端）得京电（应指武昌起义消息——引者注），隐秘不宣，军士鲜有知者。及川东民军反正，日与伪都督赵尔丰激战，端乃调鄂军援助。……赵兵败，重庆等处悉为民军占领。端遂奔资州。随后，鄂军在资州哗变，军中亦颇有以端为奇货者”，遂杀之。其时上海已经光复，报道用“哗变”，不用“起义”，倒比较接近事实。曾为端方所部的鄂军士兵陈文斌回忆，称端方在听说革命消息之后，曾谋划在四川响应各省独立，或退守西藏静观其变。这一说法与《申报》报道不谋而合，端方并非顽固忠于清王朝。他死的那天，重庆与川东许多城市已宣告起义，省会成都独立也呼之欲出。当此关键时节，端方极有可能与随同官兵商量过静观其变一策。可惜邓某等人的举动，让此计划成为泡影。
总之，清末众多达官贵臣，辛亥后均摇身一变为中华民国总督、省长，甚至大总统，主张立宪和向西方学习的端方却葬身于黄土，确实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端方的匋斋藏碑、匋斋藏书在文化上的成就，也是人们对其惨死的同情缘由之一。有人说，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为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