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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著作《我与你》阐述了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即“我-他”关系和“我-你”关系。在“我-你”关系中，主体之间互以一个自足完满的统一体形象直接相对，这一特征极具审美意义。“我-你”关系的主体间性因而与诸多审美特质相符，在艺术创造中分别体现为审美的无功利性、审美的现时性和审美的整体性。
关键词：“我-你”关系 审美 无功利性 现时性 整体性
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被视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经典著作《我与你》是一本仅有100多页的小册子。作者将其独特深邃的思想以诗歌般的文笔娓娓叙来，值得一读再读。书中提倡的关系学说、相遇哲学打破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自柏拉图至黑格尔以来的主客对立的世界观，逐渐深入到哲学、神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为社会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对20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与你》共三卷，第一卷分别阐述了关系、世界以及人的双重性，第二卷描绘了“我-你”、“我-他”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各自面貌，第三卷则讨论了人与“永恒的你”上帝的关系。在布伯看来，人因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所以对世界必然秉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性，人之“我”也具有双重性。世界的双重性即“他”之经验世界（“为我们所用的世界”）和“你”之关系世界（“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人与世界关系的双重性也就是“我-他”关系和“我-你”关系。“我-他”关系中，人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在者看作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关注的是对外物、对世界的利用关系。人通过经验、感觉获得关于对象的认识，并通过认识最终实现对对象的利用。仅一个“他”字足以显示出双方的距离，我们永不可对“他”言说“我们”，因为“他”是存在于我和我们之外的，唯其有用，才有关注，关注本身也仅为了用。“我-你”关系则是一种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双方既是被择者也是选择者，既是受动者也是施动者。这种关系先于经验、感觉而生，“我”不再凭借经验、感觉、认识来把握“你”，而是以“我”的整个存在、整个生命靠近“你”；“你”也不再是人之经验、感觉、认识的对象、不再是从无数在者中凸显出来的一个在者，而是本身自足完满的统一体。“你”，本身就是世界，无待于他者而先天存在。
布伯在阐述“我-你”关系的时候，举了三个例子：人与树、人与人、人与艺术。他认为，“艺术的永恒源泉是：形象惠临于人，期望假手于他而成为艺术品。形象非为人心之产物，而是一种呈现，它呈现于人心，要求其奉献创造活力。这一切取决于人之真性活动。倘若人践行此活动，以全部身心对所呈现的形象倾吐原初词，那么创造力将自他沛然溢出，艺术品由此而产生”。人与艺术形象相遇是十分典型的“我-你”关系。在艺术创造中，“我-你”关系的审美意义得到了充分体现：（1）此时，人与世界的关系体现为“我-你”的主体间关系，艺术形象不是人心之产物，而是人对“你”之“呈现”的创造性实现，是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2）艺术创造体现为一种现时性的当下状态，凝神观照、物我不分、忘我、无待是其主要特征；（3）整体性将贯穿审美活动始终，这要求“我”整合全部创造力、奉献全部生命，从而实现“你”之一切本真面目。下面将分述这三点。
一 审美的无功利性
朱光潜先生在与青年朋友谈论美时，讲到人对待事物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实用的、科学的和美感的态度。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都把外物看作他者，与外物之间是功利、疏远、淡漠的关系，即布伯所说的“我-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体严明，人所关注的无非是形而下者之器，欲突出的是“我”这个主体，只不过一为善（为了解对象对人的益处），一为真（为满足人类本身的求知欲），对象的本质到底如何却无从得知。即使最严谨的科学探索也只能揭开事物某方面的特征，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都只是提取事物在其研究范围内的特征加以审视，无一不是分裂了事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非美感的态度把世界看做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在对细枝末节的实践把握和理论认识中与世界建立关联。在此过程中，人无从领会世界全貌，因而也无法实现“我”之本质。唯有在美感的态度中，人才完全沉浸于世界的美，这时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真正的“我-你”关系。“我-你”关系是一种无功利的主体间关系。“你”“我”之间在地位上彼此独立，在情感联系上亲密深刻。此时审美的人与世界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主体、客体，而是双方互为主体：“你”将全部形象呈现于“我”，“我”敞开胸怀拥抱“你”、注视“你”，而并不考虑“你”的特征、“你”的作用。正如康德在研究审美判断时所说， “那规定鉴赏判断的愉悦是不带任何利害的”，“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康德视内容意义为目的，认为纯粹美不以对象是什么为前提，典型的纯粹美只能是些“花、自由的素描，无意图地互相缠绕、名为卷叶饰的线条”，这样，他就将绝大多数的艺术和自然美排除在了纯粹美的范围之外了。但这个用来描述审美性质的判断——“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确实也揭开了艺术的本质特征。“我-你”关系中的“无目的”应当理解为人与世界相遇时不带有任何前理解、前要求和相关预设，我对你是完全无功利的。作为两两相遇之成果的艺术是“无目的而又合目的性”的，我不是发现你、探求你，而是与你相遇。在与你相遇之前，没有任何有待满足的渴求；与你相遇之时，也不带任何源于自身的目的。正因为有这样生命对生命的坦诚相见，人对世界、对自然、对一切同为个体存在的人反倒有了知悉一切的可能，是为不求经验、了解、掌握，而知悉一切。
二 审美的现时性
情感是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你”关系的相遇之说，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情感成分。如布伯之说，相遇意味着“所存在者在事件之发生中向人显露自己，所发生者又作为存在降临于人。除了这惟一的在，无物当下存在，但惟一的在蕴含整个世界”。应知相见不等于相遇，我们夜夜可见明月，但若熟视无睹、无所触动，便从不曾与明月相遇。可见，相见与相遇的不同就在于有无主体间当下的情感交流。当下的情感交流必然要求现时性，不能是对过去的追思，也不能是对未来的憧憬。人若不活在现时，那便从不曾活过。布伯深知“我-你”关系中现时的重要性，他说“现时并非指我们观念眼下呈现的‘已逝’时间的重点，时光流程里凝固的一瞬，它是真实活泼、沛然充溢的现在，仅在当下、相遇、关系出现之际，现时方才显现；仅当‘你’成为当下时，现时方会显现。”现时就是现在，现时就在当下。审美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些忘我、无他、与物同的现在进行时之中。 在审美的情感表现上，同情一词的字面意义原本极好，很适合表现审美情感现时性的静态结果，即两者最终情“同”。但在实际使用中，同情被他化了，变为居高临下的俯视，深陷“我-他”关系之领域。虽然也有对同情对象所遭受境遇的感同身受，但同情者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比被同情者要优越，因而带着怜悯去同情，此时同情显然诞生于“他”之世界。我预感到自己若处于那种境地，必定也会经历同样的悲剧，因此我在同情对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我恐惧排斥这种可能性并无比庆幸自己实际并未承受这份苦难，或者这份苦难已经克服，早已沉入个人历史的深渊，但眼前人的遭遇重又唤醒了我意识深处的回忆，这便进一步强化了从此不再承受的庆幸之感。庆幸之余，我不忘投以眼前人同情的目光，此中含有一种自我肯定和超脱。同情之路千回百转：由对象到自身、再从自身到对象……同情之契机虽来源于对象，同情之目光也施之于对象，但其根本不在对象，而在主体自身。同情在短短一瞬回顾了自己和对象的过去、展望了自己和对象的未来，早已不复审美情感的现时性和当下感。审美情感的现时性实存于凝神观照、物我不分的关系中，正如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间之忘，皆源于现时的美好，人一旦与现时相遇，便不再哀叹自己是时光长河中颠沛流离的浮木，也不再追悔无数抓不住的逝水年华，因为个体即世界，一瞬即永恒。
三 审美的整体性
“我-你”关系中“我”与“你”相遇，要求“我”与“你”之间是全部生命对全部生命的坦诚相见。布伯强调，当人向世界称述“你”时，“这并非是指：要进抵此种境界，我必得摒弃一切观察，我无需为见而视而不见；我无需抛弃任何知识。恰恰相反，我所观察知悉的一切——图像与运动、种类与实例、规律与数量——此时皆汇融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审美过程的整体性，要求审美的人和审美对象之间综融性的结合。审美活动虽然不同于实践的和科学的活动，但也并非断绝人的能力、知识和经验，而是要将这些能力、知识、经验和人的全部生命糅合成完整有机体，一起践行艺术活动。
“我”在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必然要求情感的饱满，而非抽象。饱满的情感又必须与人的一切现象和本质相结合。人只有作为一个自由完整的人时，他所显露的情感才是真实饱满的。因此，审美活动对人的自由和完整性的要求比任何人类活动都要高。
“你”在这里也是一个完整的形象，隶属于“你”之一切均聚集到一个统一体中。形象以不可分割的整体呈现于人，人也必须在艺术中展现那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形象。与完整的形象相对立的就是类型化的形象。“类型化”将人归类，强调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特点，强调文学应该描绘出同类人的个性。“类型化”不是对具体的富有特征的个别人的把握，而是将人抽象化了，它描绘了一类人，但唯独没有描绘出这个人，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自然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
艺术创造由一个完整的人将完整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艺术欣赏也要求一切情感和一切理智的结合。只有和艺术的创作者一样作为完整的人来与艺术相遇，才能体会它的魔力。美是不可分析判断的，一旦开始分析判断，美原本完整的形象必然支离破粹、分崩离析，美将成为“它”，并离你而去。对美进行分析判断美的人也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突出自身的某一特质却忽略其余的单个智力活动。
美学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到底是主体决定客体还是客体决定主体的论争，20世纪下半叶的实践美学提出了“实践”这一联系审美主体和客体的中介，架起了沟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实践美学“从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人赋予自然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意义，自然成为人的改造对象和自我力量的确证。无论是在自然的人化还是人化的自然中，自然的主体性和“你”之独立性没有得到进一步阐释，因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未超越布伯所说的“我-他”关系。后实践美学在批判实践美学时提出了“审美关系”一说，与“我-你”关系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我-你”关系中所含的主体间性、相遇性等概念对审美意义的启发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 马丁·布伯：《我与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朱光潜：《谈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康德：《判断力批判》，《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 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朱彦，文艺美学硕士）
关键词：“我-你”关系 审美 无功利性 现时性 整体性
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被视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经典著作《我与你》是一本仅有100多页的小册子。作者将其独特深邃的思想以诗歌般的文笔娓娓叙来，值得一读再读。书中提倡的关系学说、相遇哲学打破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自柏拉图至黑格尔以来的主客对立的世界观，逐渐深入到哲学、神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为社会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对20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与你》共三卷，第一卷分别阐述了关系、世界以及人的双重性，第二卷描绘了“我-你”、“我-他”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各自面貌，第三卷则讨论了人与“永恒的你”上帝的关系。在布伯看来，人因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所以对世界必然秉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性，人之“我”也具有双重性。世界的双重性即“他”之经验世界（“为我们所用的世界”）和“你”之关系世界（“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人与世界关系的双重性也就是“我-他”关系和“我-你”关系。“我-他”关系中，人把自身之外的一切在者看作是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关注的是对外物、对世界的利用关系。人通过经验、感觉获得关于对象的认识，并通过认识最终实现对对象的利用。仅一个“他”字足以显示出双方的距离，我们永不可对“他”言说“我们”，因为“他”是存在于我和我们之外的，唯其有用，才有关注，关注本身也仅为了用。“我-你”关系则是一种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双方既是被择者也是选择者，既是受动者也是施动者。这种关系先于经验、感觉而生，“我”不再凭借经验、感觉、认识来把握“你”，而是以“我”的整个存在、整个生命靠近“你”；“你”也不再是人之经验、感觉、认识的对象、不再是从无数在者中凸显出来的一个在者，而是本身自足完满的统一体。“你”，本身就是世界，无待于他者而先天存在。
布伯在阐述“我-你”关系的时候，举了三个例子：人与树、人与人、人与艺术。他认为，“艺术的永恒源泉是：形象惠临于人，期望假手于他而成为艺术品。形象非为人心之产物，而是一种呈现，它呈现于人心，要求其奉献创造活力。这一切取决于人之真性活动。倘若人践行此活动，以全部身心对所呈现的形象倾吐原初词，那么创造力将自他沛然溢出，艺术品由此而产生”。人与艺术形象相遇是十分典型的“我-你”关系。在艺术创造中，“我-你”关系的审美意义得到了充分体现：（1）此时，人与世界的关系体现为“我-你”的主体间关系，艺术形象不是人心之产物，而是人对“你”之“呈现”的创造性实现，是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2）艺术创造体现为一种现时性的当下状态，凝神观照、物我不分、忘我、无待是其主要特征；（3）整体性将贯穿审美活动始终，这要求“我”整合全部创造力、奉献全部生命，从而实现“你”之一切本真面目。下面将分述这三点。
一 审美的无功利性
朱光潜先生在与青年朋友谈论美时，讲到人对待事物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实用的、科学的和美感的态度。实用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都把外物看作他者，与外物之间是功利、疏远、淡漠的关系，即布伯所说的“我-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体严明，人所关注的无非是形而下者之器，欲突出的是“我”这个主体，只不过一为善（为了解对象对人的益处），一为真（为满足人类本身的求知欲），对象的本质到底如何却无从得知。即使最严谨的科学探索也只能揭开事物某方面的特征，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都只是提取事物在其研究范围内的特征加以审视，无一不是分裂了事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非美感的态度把世界看做与我相分离的对象，在对细枝末节的实践把握和理论认识中与世界建立关联。在此过程中，人无从领会世界全貌，因而也无法实现“我”之本质。唯有在美感的态度中，人才完全沉浸于世界的美，这时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真正的“我-你”关系。“我-你”关系是一种无功利的主体间关系。“你”“我”之间在地位上彼此独立，在情感联系上亲密深刻。此时审美的人与世界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主体、客体，而是双方互为主体：“你”将全部形象呈现于“我”，“我”敞开胸怀拥抱“你”、注视“你”，而并不考虑“你”的特征、“你”的作用。正如康德在研究审美判断时所说， “那规定鉴赏判断的愉悦是不带任何利害的”，“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康德视内容意义为目的，认为纯粹美不以对象是什么为前提，典型的纯粹美只能是些“花、自由的素描，无意图地互相缠绕、名为卷叶饰的线条”，这样，他就将绝大多数的艺术和自然美排除在了纯粹美的范围之外了。但这个用来描述审美性质的判断——“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确实也揭开了艺术的本质特征。“我-你”关系中的“无目的”应当理解为人与世界相遇时不带有任何前理解、前要求和相关预设，我对你是完全无功利的。作为两两相遇之成果的艺术是“无目的而又合目的性”的，我不是发现你、探求你，而是与你相遇。在与你相遇之前，没有任何有待满足的渴求；与你相遇之时，也不带任何源于自身的目的。正因为有这样生命对生命的坦诚相见，人对世界、对自然、对一切同为个体存在的人反倒有了知悉一切的可能，是为不求经验、了解、掌握，而知悉一切。
二 审美的现时性
情感是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我-你”关系的相遇之说，本身就带有浓烈的情感成分。如布伯之说，相遇意味着“所存在者在事件之发生中向人显露自己，所发生者又作为存在降临于人。除了这惟一的在，无物当下存在，但惟一的在蕴含整个世界”。应知相见不等于相遇，我们夜夜可见明月，但若熟视无睹、无所触动，便从不曾与明月相遇。可见，相见与相遇的不同就在于有无主体间当下的情感交流。当下的情感交流必然要求现时性，不能是对过去的追思，也不能是对未来的憧憬。人若不活在现时，那便从不曾活过。布伯深知“我-你”关系中现时的重要性，他说“现时并非指我们观念眼下呈现的‘已逝’时间的重点，时光流程里凝固的一瞬，它是真实活泼、沛然充溢的现在，仅在当下、相遇、关系出现之际，现时方才显现；仅当‘你’成为当下时，现时方会显现。”现时就是现在，现时就在当下。审美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些忘我、无他、与物同的现在进行时之中。 在审美的情感表现上，同情一词的字面意义原本极好，很适合表现审美情感现时性的静态结果，即两者最终情“同”。但在实际使用中，同情被他化了，变为居高临下的俯视，深陷“我-他”关系之领域。虽然也有对同情对象所遭受境遇的感同身受，但同情者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比被同情者要优越，因而带着怜悯去同情，此时同情显然诞生于“他”之世界。我预感到自己若处于那种境地，必定也会经历同样的悲剧，因此我在同情对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生活中的一种可能性。我恐惧排斥这种可能性并无比庆幸自己实际并未承受这份苦难，或者这份苦难已经克服，早已沉入个人历史的深渊，但眼前人的遭遇重又唤醒了我意识深处的回忆，这便进一步强化了从此不再承受的庆幸之感。庆幸之余，我不忘投以眼前人同情的目光，此中含有一种自我肯定和超脱。同情之路千回百转：由对象到自身、再从自身到对象……同情之契机虽来源于对象，同情之目光也施之于对象，但其根本不在对象，而在主体自身。同情在短短一瞬回顾了自己和对象的过去、展望了自己和对象的未来，早已不复审美情感的现时性和当下感。审美情感的现时性实存于凝神观照、物我不分的关系中，正如陶渊明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间之忘，皆源于现时的美好，人一旦与现时相遇，便不再哀叹自己是时光长河中颠沛流离的浮木，也不再追悔无数抓不住的逝水年华，因为个体即世界，一瞬即永恒。
三 审美的整体性
“我-你”关系中“我”与“你”相遇，要求“我”与“你”之间是全部生命对全部生命的坦诚相见。布伯强调，当人向世界称述“你”时，“这并非是指：要进抵此种境界，我必得摒弃一切观察，我无需为见而视而不见；我无需抛弃任何知识。恰恰相反，我所观察知悉的一切——图像与运动、种类与实例、规律与数量——此时皆汇融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审美过程的整体性，要求审美的人和审美对象之间综融性的结合。审美活动虽然不同于实践的和科学的活动，但也并非断绝人的能力、知识和经验，而是要将这些能力、知识、经验和人的全部生命糅合成完整有机体，一起践行艺术活动。
“我”在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必然要求情感的饱满，而非抽象。饱满的情感又必须与人的一切现象和本质相结合。人只有作为一个自由完整的人时，他所显露的情感才是真实饱满的。因此，审美活动对人的自由和完整性的要求比任何人类活动都要高。
“你”在这里也是一个完整的形象，隶属于“你”之一切均聚集到一个统一体中。形象以不可分割的整体呈现于人，人也必须在艺术中展现那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形象。与完整的形象相对立的就是类型化的形象。“类型化”将人归类，强调不同类型的人有不同的特点，强调文学应该描绘出同类人的个性。“类型化”不是对具体的富有特征的个别人的把握，而是将人抽象化了，它描绘了一类人，但唯独没有描绘出这个人，类型化的人物形象自然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
艺术创造由一个完整的人将完整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艺术欣赏也要求一切情感和一切理智的结合。只有和艺术的创作者一样作为完整的人来与艺术相遇，才能体会它的魔力。美是不可分析判断的，一旦开始分析判断，美原本完整的形象必然支离破粹、分崩离析，美将成为“它”，并离你而去。对美进行分析判断美的人也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突出自身的某一特质却忽略其余的单个智力活动。
美学史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到底是主体决定客体还是客体决定主体的论争，20世纪下半叶的实践美学提出了“实践”这一联系审美主体和客体的中介，架起了沟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实践美学“从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人赋予自然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意义，自然成为人的改造对象和自我力量的确证。无论是在自然的人化还是人化的自然中，自然的主体性和“你”之独立性没有得到进一步阐释，因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未超越布伯所说的“我-他”关系。后实践美学在批判实践美学时提出了“审美关系”一说，与“我-你”关系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我-你”关系中所含的主体间性、相遇性等概念对审美意义的启发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 马丁·布伯：《我与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 朱光潜：《谈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康德：《判断力批判》，《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 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 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朱彦，文艺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