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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对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日趋激烈。而在酝酿中的新一轮教育改革背景下，“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尚缺国务院的一块“牌照”。
但问题是，他如何去领导这场变革?他能改变改革推进软弱无力的局面吗?
教育会商制度
教改集团是一个复杂联合体，它包括不同区域、各个层次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机构等。新教改之成功，有赖于教改集团塑造新教育理念共识，将目前“同床异梦”的态势凝聚为具有整体性行动力的教改共同体。
今年国务院将制定到2020年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然而，就像新医改方案所昭示的那样，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巨大，中央层面的国务院花最多时间“把慢的人教会”，因为“一个也不能落后”，其逻辑是“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中国新教改的动力，一方面是经济升级的需要，一方面是促进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体现国家的核心价值。
在沈健看来，江苏就像是学得快的孩子，“可以自己学”。
此时，上海抛出“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的建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推进长三角教育合作与联动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长三角三省市都是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学得快的孩子，有共同语言，现在，上海来当“带头大哥”，大家一拍即合。
从1999年起，国务院就授权上海试点教育综合改革，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全国率先绕开高考，搞自主招生改革便得益于“教育综合改革实验”。2009年起全面启动了总共17项先行先试的政策，包括改革高校办学体制和治理体制，如本科院校设置、高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审批、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等学历教育机构设置、高等学校硕士授权点，以及改革课程教材和招生考试制度等等。权力下放之大，前所未有。
但试点以来，上海深切体会到一个事实，有了权力，推进改革依然步履艰难，有些领域的推进甚至出现反复，譬如上海编写历史教科书因为理念“超前”被教育部要求推倒重来。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下，上海想到了“联动发展”的改革策略，即将国务院授予的教育自主权覆盖江浙，共建“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
其实，这是要整合形成一个区域性教改集团，先行先试。
沈健率先提出“教育会商制度”的思路，得到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的“热烈响应”。3月31日至4月1日，首届“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者除了他们3位领军人物，还有长三角15个的城市教育局长、高校代表以及专家学者。
这次会议，沈健、薛明扬和刘希平签订了会商机制协议书，明确了“教育会商制度”，今后每年3月份三地轮流举办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研讨会，作为一个开放性公共平台来整合形成区域性教改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袁自煌和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峰到会。陈锋表态，教育部将为 区域合作提供政策支持，而关键一步，则是教育部与三省市一起向国务院申请，要拿“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牌照”。
自由求学
近年来，各地对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日趋激烈。2005年，天津获得资格与教育部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2008年8月，教育部与湖北省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并商定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一对一”共建。成都、广西等地也正在争取教育综改试验区。
不过，一旦“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批下来，凭借江浙沪雄厚的财力和智力基础，长三角希望领跑新教改。三省市官方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前景：长三角将成为国家高端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亚太地区的一流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引领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
不管口号多么响亮，最终落脚点都是“民众获得什么利益”，新教改究竟许给人们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如何向一名普通家长说明白长三角教育一体化的好处?”
沈健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现在高考招生，教育部把指标下达到省，将来长三角教育一体化之后，实行高考联考，三省指标将打包下达给“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优秀学生有更宽广的选择，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前提是长三角三省市教育水平相当，高考三地基本上分差不大，弊端小而好处大。在没有替代方案改革目前高考招生制度时，这是让高考制度更趋公平的一种“微调”。
如果高考联考，中考自然也要联考，这就要求统一编写教材和设置课程。接下来，三省市基础教育将实现“开门办学”，特别是上海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向江浙开放，因为高考指标已经实现三省市共享，户籍制度将不再成为壁垒，长三角学生将实现自由求学。
在义务教育阶段，目前长三角各城市间实行的是“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以公办学校吸纳为主”政策，但义务教育全免费后，流出地依然按人头享受转移支付，流入地却增加了财政负担，因此这项政策在落实中大打折扣，这就需要在联动发展中推出义务教育券制度，对流人地进行财政补偿。自由之门便打开了。
不过，普通高中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仍显稀缺，“开门办学”尚待时日、沈健说，这就需要三省市“加大对优质教育的构建”。非义务教育阶段，最易人手的是职业教育。目前江苏已经率先承认上海和浙江的职业教育文凭，待上海和浙江教育主管部门与劳动保障部门协调后，不久三省市将实现文凭互认。
这是三省市在拆除地方保护主义藩篱，为一体化开路。然而，冰冻二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亦非一日之功。这也是沈健向记者强调改革策略“先易后难”的原因，选择从职业教育破冰，原因一是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硬性规定相对较少，改革阻力小；二是职业教育更能跟地区经济发展结合，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最直接，改革易见成效。
沈健等人梦想可不小。文凭互认是第一步，第二步他们要打造“区域职业教育集团”，以行业为纽带，整合、重组长三角职业教育资源，“让学生有更自由更宽泛的选择”!以前，江苏试验过一省范围内职业教育大整合，独创了集合式职业教育集团——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其本部不直接办学，而是整合省内几十所职业学校，集中举办初中后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最后由学院统一颁发证书。
客观地说，这种整合只是一种“物理组合”。正因此，学化学出身的沈健渴望长三角职业院校实现联合重组，催生“化学反应”，从而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让学生“进得来，出得去，用得上”。“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型为技术教育强国，关键在于发展职业教育。”
这是一场职业教育大改造运动，它不仅是撬动长三角教育一体化的支点，在沈健看来，更是维新人才观、确立新教育理念的肇始。接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将是长三角教育联动的又一个着力点，比如建立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银行联盟”，各校互派交换生和交换学生的学分，大学生可以跨省市跨校选修学分。“学习的自由”，也许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但问题是，他如何去领导这场变革?他能改变改革推进软弱无力的局面吗?
教育会商制度
教改集团是一个复杂联合体，它包括不同区域、各个层次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机构等。新教改之成功，有赖于教改集团塑造新教育理念共识，将目前“同床异梦”的态势凝聚为具有整体性行动力的教改共同体。
今年国务院将制定到2020年的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然而，就像新医改方案所昭示的那样，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巨大，中央层面的国务院花最多时间“把慢的人教会”，因为“一个也不能落后”，其逻辑是“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中国新教改的动力，一方面是经济升级的需要，一方面是促进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环，体现国家的核心价值。
在沈健看来，江苏就像是学得快的孩子，“可以自己学”。
此时，上海抛出“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的建议——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行动，推进长三角教育合作与联动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长三角三省市都是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方，都是学得快的孩子，有共同语言，现在，上海来当“带头大哥”，大家一拍即合。
从1999年起，国务院就授权上海试点教育综合改革，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全国率先绕开高考，搞自主招生改革便得益于“教育综合改革实验”。2009年起全面启动了总共17项先行先试的政策，包括改革高校办学体制和治理体制，如本科院校设置、高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审批、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等学历教育机构设置、高等学校硕士授权点，以及改革课程教材和招生考试制度等等。权力下放之大，前所未有。
但试点以来，上海深切体会到一个事实，有了权力，推进改革依然步履艰难，有些领域的推进甚至出现反复，譬如上海编写历史教科书因为理念“超前”被教育部要求推倒重来。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下，上海想到了“联动发展”的改革策略，即将国务院授予的教育自主权覆盖江浙，共建“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
其实，这是要整合形成一个区域性教改集团，先行先试。
沈健率先提出“教育会商制度”的思路，得到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的“热烈响应”。3月31日至4月1日，首届“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者除了他们3位领军人物，还有长三角15个的城市教育局长、高校代表以及专家学者。
这次会议，沈健、薛明扬和刘希平签订了会商机制协议书，明确了“教育会商制度”，今后每年3月份三地轮流举办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研讨会，作为一个开放性公共平台来整合形成区域性教改集团。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袁自煌和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峰到会。陈锋表态，教育部将为 区域合作提供政策支持，而关键一步，则是教育部与三省市一起向国务院申请，要拿“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牌照”。
自由求学
近年来，各地对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日趋激烈。2005年，天津获得资格与教育部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2008年8月，教育部与湖北省共建武汉城市圈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并商定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一对一”共建。成都、广西等地也正在争取教育综改试验区。
不过，一旦“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批下来，凭借江浙沪雄厚的财力和智力基础，长三角希望领跑新教改。三省市官方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长三角教育联动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前景：长三角将成为国家高端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亚太地区的一流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引领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
不管口号多么响亮，最终落脚点都是“民众获得什么利益”，新教改究竟许给人们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如何向一名普通家长说明白长三角教育一体化的好处?”
沈健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现在高考招生，教育部把指标下达到省，将来长三角教育一体化之后，实行高考联考，三省指标将打包下达给“长三角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优秀学生有更宽广的选择，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前提是长三角三省市教育水平相当，高考三地基本上分差不大，弊端小而好处大。在没有替代方案改革目前高考招生制度时，这是让高考制度更趋公平的一种“微调”。
如果高考联考，中考自然也要联考，这就要求统一编写教材和设置课程。接下来，三省市基础教育将实现“开门办学”，特别是上海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向江浙开放，因为高考指标已经实现三省市共享，户籍制度将不再成为壁垒，长三角学生将实现自由求学。
在义务教育阶段，目前长三角各城市间实行的是“以流入地政府负责为主、以公办学校吸纳为主”政策，但义务教育全免费后，流出地依然按人头享受转移支付，流入地却增加了财政负担，因此这项政策在落实中大打折扣，这就需要在联动发展中推出义务教育券制度，对流人地进行财政补偿。自由之门便打开了。
不过，普通高中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仍显稀缺，“开门办学”尚待时日、沈健说，这就需要三省市“加大对优质教育的构建”。非义务教育阶段，最易人手的是职业教育。目前江苏已经率先承认上海和浙江的职业教育文凭，待上海和浙江教育主管部门与劳动保障部门协调后，不久三省市将实现文凭互认。
这是三省市在拆除地方保护主义藩篱，为一体化开路。然而，冰冻二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亦非一日之功。这也是沈健向记者强调改革策略“先易后难”的原因，选择从职业教育破冰，原因一是各级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硬性规定相对较少，改革阻力小；二是职业教育更能跟地区经济发展结合，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最直接，改革易见成效。
沈健等人梦想可不小。文凭互认是第一步，第二步他们要打造“区域职业教育集团”，以行业为纽带，整合、重组长三角职业教育资源，“让学生有更自由更宽泛的选择”!以前，江苏试验过一省范围内职业教育大整合，独创了集合式职业教育集团——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其本部不直接办学，而是整合省内几十所职业学校，集中举办初中后5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最后由学院统一颁发证书。
客观地说，这种整合只是一种“物理组合”。正因此，学化学出身的沈健渴望长三角职业院校实现联合重组，催生“化学反应”，从而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让学生“进得来，出得去，用得上”。“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型为技术教育强国，关键在于发展职业教育。”
这是一场职业教育大改造运动，它不仅是撬动长三角教育一体化的支点，在沈健看来，更是维新人才观、确立新教育理念的肇始。接着，高等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将是长三角教育联动的又一个着力点，比如建立长三角地区高校“学分银行联盟”，各校互派交换生和交换学生的学分，大学生可以跨省市跨校选修学分。“学习的自由”，也许将不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