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更期望特区的改革要探索甚至尝试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转型、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资源节约型经济，同时保证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去脆弱化等等一系列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
　　
　　近日，深圳关内关外一体化方案已获得中央批复，预示着这座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特区，“版图”将进一步扩大。今年正值深圳纪念特区建设30周年，当地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推进特区内外一体化。
　　所谓特区内外一体化，目前流行的见解是将深圳市特区外的宝安、龙岗、光明新区等，与特区内福田、罗湖、南山、盐田四区“合二为一”，解决30年来通过二线关将深圳关内关外两个部分分别按不同法律和条例进行管理所带来的日益凸显的各种问题，包括关内外发展不平衡、关内的人口土地压力与日俱增、“一市两法”造成的各种行政司法上的矛盾和困扰等等。
　　30年来深圳特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窄逼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增长奇迹和宝贵的发展经验。然而，当各种成功的实验被推广全国、以往的特惠逐渐变成各地的常规之后，特区本身却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管理瓶颈。以扩张来“突围”谋求进一步的提升，正是此番深圳扩版的言下之意。
　　但如果只把特区内外一体化理解为将关内复制粘贴到关外，实现已有理念、制度、机构等软基础设施及道路、交通枢纽、楼盘等硬基础设施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大，为深圳一地创造发展空间，恐怕就小视了中央乃至国家对于深圳的要求和期待。
　　特区并非深圳的特区，而是中国的特区，因此思考的战略界面也从来不应是深圳本位，而是国家本位。
　　表面上，关内外一体化是要解决深圳在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告急、公共资源告急、人口压力告急问题；本质上，更期望特区的改革要探索甚至尝试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经济转型、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资源节约型经济，同时保证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去脆弱化等等一系列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
　　但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如特区一般依靠版图的扩大。关内外一体化在未来的实质贡献，不在于扩大了原有特区的地理范围，让这个城市的“城郊”部分相对于其“城区”获得更“平等”的待遇，改善本地人的境况，创造新的拆迁致富的人口……而在于为后危机时代或新全球化阶段的中国经济转型进程，提供更大的试验空间。
　　只有看到并深切体会到中央和国家殷切期待于深圳的这一重大使命，才能真正把握住本地发展的新的历史机会，继续站在锐意改革、开放和创新的时代前列，才不会出现试图滥用国家予以的特区立法權清除“无业人员”来保深圳一地之“太平”的颟顸之论。
　　深圳本身的繁荣和发达自然是包括当地居民和全国各地赶赴而来的一代代建设者的功勋所在，但归根结底地说，深圳的发展经验只有能够一般化为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和修正提供了实质性的镜鉴时，特区的成就和价值才真正得到了体现。
　　30年中，特区在“与世界接轨”等方面以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已作出了重要的实质性贡献。但30年来中国主要扮演的角色，也由世界游戏规则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规则的参与者或修订者。“接轨”之外，世界也期待中国在削减贫困、灾害援助、周边事态维稳、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治理及相关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做出更大的有中国特色的贡献。
　　上述贡献能否做出，最终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能否稳步推进并继续取得成果。而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推进不可或缺的排头兵和风向标。因此，特区的“特”并非静态的、一劳永逸的“特”，是从时间上不断发展和进取的动态的特，是拥有不断向前的“试验权”的特。
　　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战略转折点上，中央对深圳关内关外一体化的批复，无论对于当地还是对于全国都是一个利好消息。理应祝福深圳，并期待特区在未来领跑中国经济时善用国家批准而各方寄予厚望的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