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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张献忠占领四川后专门铸造、用以赏赐部下的纪念性钱币，其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如今，无论是金、银、铜任何一款的出现，都足以让整个泉界为之震颤。
2017年初，随着四川眉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的深入，颇具传奇色彩的张献忠沉银之谜逐渐露出真容，这些埋葬在水下近四个世纪的稀世珍宝得以再次重见天日，并走进公众的视线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考古发掘共出水文物3万余件，多为金银宝藏之属，这其中有一类文物被考古学家、媒体频繁提及与报道，这就是百枚左右的“西王赏功”金银钱，很多读者对它的背景与价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地解读这枚钱币的前世今生。
赏功制度
实际上，关于大西政权铸造的货币，史籍中仅提到一种“大顺钱”，彭遵泗《蜀碧》载云：“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流寇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贼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器玩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这种“大顺通宝”钱在四川地区常有出土，属于确定无疑的张献忠铸币。至于西王赏功钱，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提及，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其他材料找寻蛛丝马迹。《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这里的“西王之宝”虽然不能确认为何物，但极有可能指的就是西王赏功钱。
另外，史书中还保留有张献忠大量赏赐金银钱币的记载，如《蜀碧》卷三云：“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由此可见，张献忠本人十分喜好论功行赏，而且赏赐的物品多为金银货币，这也与“西王赏功”钱币的铭文内容相吻合。“西王”二字，无疑所指为张献忠，“赏功”则表明其性质，是一种用来赏赐有功者的奖品，而且据目前发现，西王赏功钱币正好分为金、银、铜三种质地。金银作为一种贵金属材料，在古代常被用作赏赐。由以上推之，西王赏功钱应为张献忠所铸造的一种赏赐钱币，而非正式流通货币，四川境内的正式通货则为“大顺通宝”钱。
既然是用来赏赐有功者，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金银钱呢？这点需要我们结合明代的赏赐制度来做具体分析。早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统治者就将战功明确划分为三等，并具体提出每一等级所赏赐的标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赏功”条记载，“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隊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由此可见，明代战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到了英宗正统十四年，政府开始铸造赏功牌，同样分为三个级别，赏赐立不同战功者。张献忠作为明末起义军领袖，在指挥作战与论功行赏过程中，同样参考了明代赏赐制度，也分为三个级别，并铸造金、银、铜三种材质的“西王赏功”钱进行区别对待。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行赏标准，史籍无载，但有一条相关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蜀警录》记载云：“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由此可知，蜀地起义军曾以杀人数量作为赏赐军功的标准，斩首敌军最多者，或许可以得到张献忠赏赐的金质“西王赏功”钱币。
存世情况
西王赏功钱名列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其存世量非常稀少。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之前，大都以枚计数，可见其珍贵之程度。清代光绪年间，成都地区发现一枚金质西王赏功，此钱是由一名张姓钱贩于五洞桥地摊中拾得，由于不明其价值，而熔化为碎金。1927年，著名钱币收藏家蒋伯埙调入四川邮政局工作，在此期间获得一枚金质钱，该钱币的拓本曾收录于《足斋泉拓》以及1956年上海泉家《寿泉集拓》二集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氏撤离至浙南丽水，离开杭州故居时，他把多年藏品埋葬在桃花弄地下，其后全部被盗，此枚金质西王赏功也随之杳无踪影。
银质西王赏功先后发现四品。第一品为清末金石收藏家申砚丞所获，此泉之后也未见其踪迹。第二品为罗伯昭先生在重庆获得，罗氏曾描述此钱的发现过程，“富顺胡氏有巨厦，陈腐不堪矣。雇工拆之，于梁上得一银泉，曰西王赏功”。该钱曾于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第14次列会上示人，供同好观赏，后被罗氏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据悉，浙江湖州泉家陈达农亦曾收藏一品银质钱，拓本收录于《中国民间钱币藏珍》一书。另外，朱活先生的《古钱新典》也提到甘肃武都县曾发现过一枚银钱，但具体信息不详。
铜质西王赏功本世纪仅见3枚。上海张叔驯早年曾获一铜品，后因张氏移居国外，至今下落不明。上海另一泉家孙鼎先生也收藏一枚，后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外，天津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铜质西王赏功，可供世人观赏研究。因为发现极少，西王赏功的价值也非常高，2011年国内春拍拍场上曾现身一枚金质西王赏功钱，最终以230万元成交，这也彰显了它的珍贵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之初，泉界又发现了一枚“赏功至宝”钱，实属奇品。该钱正面钱文四字直读，背面上下铸有“西营”二字，银质，钱体风格与西王赏功较为相近。关于“西营”二字，《明史·张献忠传》无从可查，但在野史《滟滪囊》中却有记载，原文云：“崇祯十三年，内接陕抚郑从检、左良玉塘报，称太平县玛瑙山于二月内打破逆贼张献忠……获篆‘西营八大王承天清川岳’印，卜卦金钱三文”，可见“西王”确实与张献忠有关。我国现代小说家姚雪垠在其著作《李自成》一书中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较强，因属陕西人，故而自称西营。明末起义军成分繁杂，农民军通常以“营”作为单位，初有三十六营之说，各营均有头目且相互独立，互不节制。如果此枚“赏功至宝”确为张氏所铸的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明末起义军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7年初，随着四川眉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的深入，颇具传奇色彩的张献忠沉银之谜逐渐露出真容，这些埋葬在水下近四个世纪的稀世珍宝得以再次重见天日，并走进公众的视线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次考古发掘共出水文物3万余件，多为金银宝藏之属，这其中有一类文物被考古学家、媒体频繁提及与报道，这就是百枚左右的“西王赏功”金银钱，很多读者对它的背景与价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地解读这枚钱币的前世今生。
赏功制度
实际上，关于大西政权铸造的货币，史籍中仅提到一种“大顺钱”，彭遵泗《蜀碧》载云：“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流寇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贼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器玩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这种“大顺通宝”钱在四川地区常有出土，属于确定无疑的张献忠铸币。至于西王赏功钱，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提及，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其他材料找寻蛛丝马迹。《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这里的“西王之宝”虽然不能确认为何物，但极有可能指的就是西王赏功钱。
另外，史书中还保留有张献忠大量赏赐金银钱币的记载，如《蜀碧》卷三云：“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由此可见，张献忠本人十分喜好论功行赏，而且赏赐的物品多为金银货币，这也与“西王赏功”钱币的铭文内容相吻合。“西王”二字，无疑所指为张献忠，“赏功”则表明其性质，是一种用来赏赐有功者的奖品，而且据目前发现，西王赏功钱币正好分为金、银、铜三种质地。金银作为一种贵金属材料，在古代常被用作赏赐。由以上推之，西王赏功钱应为张献忠所铸造的一种赏赐钱币，而非正式流通货币，四川境内的正式通货则为“大顺通宝”钱。
既然是用来赏赐有功者，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金银钱呢？这点需要我们结合明代的赏赐制度来做具体分析。早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统治者就将战功明确划分为三等，并具体提出每一等级所赏赐的标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赏功”条记载，“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隊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由此可见，明代战功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到了英宗正统十四年，政府开始铸造赏功牌，同样分为三个级别，赏赐立不同战功者。张献忠作为明末起义军领袖，在指挥作战与论功行赏过程中，同样参考了明代赏赐制度，也分为三个级别，并铸造金、银、铜三种材质的“西王赏功”钱进行区别对待。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行赏标准，史籍无载，但有一条相关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蜀警录》记载云：“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由此可知，蜀地起义军曾以杀人数量作为赏赐军功的标准，斩首敌军最多者，或许可以得到张献忠赏赐的金质“西王赏功”钱币。
存世情况
西王赏功钱名列古泉五十名珍之一，其存世量非常稀少。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之前，大都以枚计数，可见其珍贵之程度。清代光绪年间，成都地区发现一枚金质西王赏功，此钱是由一名张姓钱贩于五洞桥地摊中拾得，由于不明其价值，而熔化为碎金。1927年，著名钱币收藏家蒋伯埙调入四川邮政局工作，在此期间获得一枚金质钱，该钱币的拓本曾收录于《足斋泉拓》以及1956年上海泉家《寿泉集拓》二集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氏撤离至浙南丽水，离开杭州故居时，他把多年藏品埋葬在桃花弄地下，其后全部被盗，此枚金质西王赏功也随之杳无踪影。
银质西王赏功先后发现四品。第一品为清末金石收藏家申砚丞所获，此泉之后也未见其踪迹。第二品为罗伯昭先生在重庆获得，罗氏曾描述此钱的发现过程，“富顺胡氏有巨厦，陈腐不堪矣。雇工拆之，于梁上得一银泉，曰西王赏功”。该钱曾于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第14次列会上示人，供同好观赏，后被罗氏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据悉，浙江湖州泉家陈达农亦曾收藏一品银质钱，拓本收录于《中国民间钱币藏珍》一书。另外，朱活先生的《古钱新典》也提到甘肃武都县曾发现过一枚银钱，但具体信息不详。
铜质西王赏功本世纪仅见3枚。上海张叔驯早年曾获一铜品，后因张氏移居国外，至今下落不明。上海另一泉家孙鼎先生也收藏一枚，后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此外，天津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铜质西王赏功，可供世人观赏研究。因为发现极少，西王赏功的价值也非常高，2011年国内春拍拍场上曾现身一枚金质西王赏功钱，最终以230万元成交，这也彰显了它的珍贵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世纪之初，泉界又发现了一枚“赏功至宝”钱，实属奇品。该钱正面钱文四字直读，背面上下铸有“西营”二字，银质，钱体风格与西王赏功较为相近。关于“西营”二字，《明史·张献忠传》无从可查，但在野史《滟滪囊》中却有记载，原文云：“崇祯十三年，内接陕抚郑从检、左良玉塘报，称太平县玛瑙山于二月内打破逆贼张献忠……获篆‘西营八大王承天清川岳’印，卜卦金钱三文”，可见“西王”确实与张献忠有关。我国现代小说家姚雪垠在其著作《李自成》一书中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较强，因属陕西人，故而自称西营。明末起义军成分繁杂，农民军通常以“营”作为单位，初有三十六营之说，各营均有头目且相互独立，互不节制。如果此枚“赏功至宝”确为张氏所铸的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明末起义军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