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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早期就能发明出阴阳对称、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型，把万象风云的世界囊括到几个基本概念里加以解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高度抽象的、高度自信的智慧。
《周易·系辞传》上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則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包羲氏就是伏羲氏。相传伏羲是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石器时代一支氏族的首领，他一画开天，始作八卦，最早创立了易卦这套符号系统，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德”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规律，“情”是其颜色、声音、形状等物理表象。“通”和“类”是理解事物的两种方法。通德，就是深入到事物的属性中去，找出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类情，则与现代“仿生学”有相似之处，是模仿事物外在的情状、形象。比如人类利用工具飞翔的梦想最早是由中国人来实践的。史载明代有一个叫万虎的木匠，发明了一种“飞龙”火箭。他将一把椅子安在一个木制构架中，四周绑上火药筒，用引信点燃，自己坐在椅子里，两手各持一只大风筝，打算升空后，利用风筝带着自己飞行。结果，“飞龙”冲到了半空，风筝却不起作用，很快栽到山崖下，箭毁人亡。单纯模仿鸟类的翅膀，却不懂翅膀扇动的空气动力学原理，这是“以类万物之情”。至20世纪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有“鸟翅”，但更重要的是利用了空气动力学，这就是“以通万物之德”了。所以，《周易》从方法论上已经告诉我们，了解宇宙万物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分《易经》《易传》两部。《易经》完全是一部占筮之书，内容东鳞西爪，文字简古难读；《易传》是专门来解释《易经》的，其作者据考证是大圣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孔夫子时代，玩卜辞是一项很时髦的游戏，是一种贵族文化活动。孔子在家没事儿就玩这种东西——算卦，“韦编三绝”，串竹简的牛皮绳都翻断了。在这种氛围下，儒家知识分子渐渐地把他们占卜的心得放进书里，尤其是孔子，他平日很少讲“人道”以外的东西，反倒是在《易传》里多少谈了一些伦理道德学说之外的哲学思想，《周易》也由此成为儒家的经典。
《易经》诞生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有学者认为是在商末周初。不过，它一定不是哪一个时段内由哪一个人写出的，一定是经过了好多代人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研究总结，逐步发展形成的东西。《易经》的作者有这样一种信念：这世界虽然复杂多变，世上的现象有千千万万，现象的变化无穷无尽，但是，只要拥有足够的智慧，就可以化复杂为简单，变具体为抽象，视永动为恒常，从而认识和掌握世间万象。他们由此创立了“阴阳”概念，对应事物的两种基本属性：男和女、上和下、前和后、左和右、君与臣、父与子、夫和妻等等。用这套对偶观念来分析世界，会发现这世界清楚极了，万事万物都是互为对称的阴阳两半。但是，如果只看出这一点，又把事物简单化、机械化了，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也同时看出了相反和相成：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两两相对的，二者互相依存，相互转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断循环反复，组成了一对矛盾的对偶关系，只有辩证统一地看待，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化影响极大。《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由之生也；中医、风水、武术，因之兴也；诗词、书画、曲赋，为之美也；阴阳对称、辩证统一的痕迹处处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早期，就能发明出这样一套平衡、完美的思维模型，把万象风云的世界囊括到几个基本概念里加以解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高度抽象的、高度自信的智慧。《周易》也因之成为“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
《周易》还潜藏着一种智者的忧患。孔夫子就说作《周易》的人，其有忧患乎？什么忧患？花无百日好——没有永远的盛世，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变的事物。盛极而衰，不可抗拒。人们所能做的，就是洞见事物变化之机，见微知著，尽可能延缓衰变的到来。所以，撰写《易传》的这批先秦儒家知识分子，又借此施展自己的责任感，在注解中加入了许多带有警告意味的道德说教，告诉统治者，必须时刻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周易》的忧患意识是深沉的，这种对永恒性的怀疑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它影响到中国人思维和心理的方方面面，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有人说，《周易》笼罩下的“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阴阳转换、天人合一、循环论证的思维模型限制了追根究底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的出现。随便提一个问题，就有一套经典的、成熟的、能自圆其说的思维模型等着在那儿给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人吸进去，任何科学的、实证的东西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认为《周易》中的许多模型，如阴阳、八卦、三才、四象、两仪等，其美学价值高于认识价值。无论是解释自然、社会，还是人的生理、心理，它强调的都是变化、平衡、对称、互补，其阴阳不测之美，刚柔相济之美，中和秩序之美，辩证统一之美，对后世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从算卦中来，又从算卦中找到了天地和人类的伟大哲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地位最显要的一部典籍。它年代久远，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它地位显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周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方式。周易的品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
《周易·系辞传》上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則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包羲氏就是伏羲氏。相传伏羲是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石器时代一支氏族的首领，他一画开天，始作八卦，最早创立了易卦这套符号系统，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德”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规律，“情”是其颜色、声音、形状等物理表象。“通”和“类”是理解事物的两种方法。通德，就是深入到事物的属性中去，找出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类情，则与现代“仿生学”有相似之处，是模仿事物外在的情状、形象。比如人类利用工具飞翔的梦想最早是由中国人来实践的。史载明代有一个叫万虎的木匠，发明了一种“飞龙”火箭。他将一把椅子安在一个木制构架中，四周绑上火药筒，用引信点燃，自己坐在椅子里，两手各持一只大风筝，打算升空后，利用风筝带着自己飞行。结果，“飞龙”冲到了半空，风筝却不起作用，很快栽到山崖下，箭毁人亡。单纯模仿鸟类的翅膀，却不懂翅膀扇动的空气动力学原理，这是“以类万物之情”。至20世纪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有“鸟翅”，但更重要的是利用了空气动力学，这就是“以通万物之德”了。所以，《周易》从方法论上已经告诉我们，了解宇宙万物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分《易经》《易传》两部。《易经》完全是一部占筮之书，内容东鳞西爪，文字简古难读；《易传》是专门来解释《易经》的，其作者据考证是大圣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孔夫子时代，玩卜辞是一项很时髦的游戏，是一种贵族文化活动。孔子在家没事儿就玩这种东西——算卦，“韦编三绝”，串竹简的牛皮绳都翻断了。在这种氛围下，儒家知识分子渐渐地把他们占卜的心得放进书里，尤其是孔子，他平日很少讲“人道”以外的东西，反倒是在《易传》里多少谈了一些伦理道德学说之外的哲学思想，《周易》也由此成为儒家的经典。
《易经》诞生的确切年代，已无从考证。有学者认为是在商末周初。不过，它一定不是哪一个时段内由哪一个人写出的，一定是经过了好多代人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研究总结，逐步发展形成的东西。《易经》的作者有这样一种信念：这世界虽然复杂多变，世上的现象有千千万万，现象的变化无穷无尽，但是，只要拥有足够的智慧，就可以化复杂为简单，变具体为抽象，视永动为恒常，从而认识和掌握世间万象。他们由此创立了“阴阳”概念，对应事物的两种基本属性：男和女、上和下、前和后、左和右、君与臣、父与子、夫和妻等等。用这套对偶观念来分析世界，会发现这世界清楚极了，万事万物都是互为对称的阴阳两半。但是，如果只看出这一点，又把事物简单化、机械化了，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也同时看出了相反和相成：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两两相对的，二者互相依存，相互转换，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断循环反复，组成了一对矛盾的对偶关系，只有辩证统一地看待，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化影响极大。《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由之生也；中医、风水、武术，因之兴也；诗词、书画、曲赋，为之美也；阴阳对称、辩证统一的痕迹处处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早期，就能发明出这样一套平衡、完美的思维模型，把万象风云的世界囊括到几个基本概念里加以解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高度抽象的、高度自信的智慧。《周易》也因之成为“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
《周易》还潜藏着一种智者的忧患。孔夫子就说作《周易》的人，其有忧患乎？什么忧患？花无百日好——没有永远的盛世，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变的事物。盛极而衰，不可抗拒。人们所能做的，就是洞见事物变化之机，见微知著，尽可能延缓衰变的到来。所以，撰写《易传》的这批先秦儒家知识分子，又借此施展自己的责任感，在注解中加入了许多带有警告意味的道德说教，告诉统治者，必须时刻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周易》的忧患意识是深沉的，这种对永恒性的怀疑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它影响到中国人思维和心理的方方面面，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有人说，《周易》笼罩下的“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阴阳转换、天人合一、循环论证的思维模型限制了追根究底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的出现。随便提一个问题，就有一套经典的、成熟的、能自圆其说的思维模型等着在那儿给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人吸进去，任何科学的、实证的东西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认为《周易》中的许多模型，如阴阳、八卦、三才、四象、两仪等，其美学价值高于认识价值。无论是解释自然、社会，还是人的生理、心理，它强调的都是变化、平衡、对称、互补，其阴阳不测之美，刚柔相济之美，中和秩序之美，辩证统一之美，对后世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从算卦中来，又从算卦中找到了天地和人类的伟大哲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地位最显要的一部典籍。它年代久远，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它地位显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周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方式。周易的品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