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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豪斯”作为应对工业文明而展开的设计理想的探索和尝试，是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不可回避的话题。当今学术界对“包豪斯”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部分学者认为“包豪斯”已经过时了，并将中国现代设计混乱、无力的局面归结为“包豪斯”的罪过。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包豪斯”绝非是一所学校或者一种式样的代名词，它是现代设计观念、理念的化身，是农业文明像工业文明转型的设计理想的探索。诚然，将中国当下设计面临的境遇归结为“包豪斯”的罪过未免有失偏颇。与其说中国当下设计羸弱、失语的境遇来自“包豪斯”设计理念阴影的笼罩，倒不如说是中国式的“实用美术”消解了其内在的生命力，也即“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变异。
关键词：“包豪斯”；本土化；误读；变异
1 “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包豪斯”在德国的建立是一种原发性的艺术探索，它并非是单纯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而是精神气质和思想上的解放，是意识革新动力的内源性。而“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一种继发性的艺术探索，虽然两者都面临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突变的问题，但“包豪斯”的引进，更多的是通过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摸索自我表达的合适途径，在摸索的过程中势必要受到中国经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从而引发“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变异。“包豪斯”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从“拿来主义”转型到“差异化、本土化”的过程。
“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大约是在20世纪初期，主要是指国内一些学者如陈之佛、庞熏琹、雷圭元等人像西方学习的过程。直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开始了曲折的探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立，就是“包豪斯”中国化的产物，遗憾的是，为了满足繁荣富强的政治理想，“包豪斯”从落户中国之初，就被当成是工艺美术的探索，其实真正的“包豪斯”并未实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认为是“包豪斯”在中国的变体，对“包豪斯”误读的现象更加普遍，中国设计界曾一度将“反装饰”，“玻璃幕墙”当作现代设计并打上“包豪斯”的旗号。这种片面理解“包豪斯”的做法，为现代设计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也许这正是许多学者“误会”“包豪斯”的真正原因。回归“包豪斯”本体而言，它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回应，“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方盒子建筑”等现代形式的探索是基于工业文明的比较成功的探索，为何进驻中国反而成为一种阻力？
“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产生的异化现象是由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引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打开了国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惶恐和现实需要中开始了像西方学习的历程，但当时封建主义的毒瘤仍扎根意识形态，所谓的向西方学习不过是一缓落后的燃眉之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境况。西方的工艺美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运动等，如潮水一般蜂拥而至，当时国内百业凋零，刚刚走出天朝帝国的神话，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开始了“无奈”的西学之风。然而，西方的设计运动是意识革新动力的内源性，这种探索是自发的，是源于人们内心的需求的。而中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吸收西方国家上百年以来的发展成果，进行“大跃进”式的设计探索，无疑会给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带来许多弊病。就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本身而言，它缺乏西方自发式的设计革命，仅仅吸收西方表面的理论成果，并未扎根本国的土壤，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无疑会给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阵痛。
2 对“包豪斯”的误读与它在本土化过程中变异
“包豪斯”真正扎根中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包豪斯”一开始被引入的时候就被导入一种尴尬的工具怪圈。设计界对“包豪斯”的理解和引入，大部分是技术层面的范式，而“包豪斯”所体现的工业文明的设计理想却被忽视。诚然，“包豪斯”是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一种设计理想的探索，而并非一种式样的流行。“包豪斯”本土化的阻力并不是“包豪斯”已经过时，而是缺乏成熟的工业文明下的设计体系。基于“包豪斯”本土化过程中的变异给中国艺术设计带来的阵痛，我们应该立足本土的实际需求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给“包豪斯”一个合理的定位，发挥“包豪斯”在现代语境下的真正价值。“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要将“包豪斯”扎根中国现代文明下的生产技术、文明精神和经济制度的层面，为构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新秩序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3 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
要想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要求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合理分析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和精神文化氛围，以创造性的设计形式加以应对的“自觉”上，也就是设计师对“包豪斯”的“自觉”学习。中国有持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长时间以来中国艺术变革的方式是渐进和缓进的，当中国被列强敲开国门并沦为半殖民地时，中国人奋发图强，试图从西方的设计运动中寻找拯救国家的方法。这种“拯救”要扎根中国土壤，反映当代人的感情。“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并不等于只追求形式的变化，抛弃那些珍贵的恒定性的因素如属于内容范畴的民主精神等，中国化的“包豪斯”要有时代的感觉和气度，并赋予新的意义。
怎样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成为设计界的重大命题，也许这并不是设计界本身的命题，还关系到中国当前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的架构。符号化的理解“包豪斯”使得它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包豪斯”中国化的进程并非要复兴“包豪斯”式的风格或者教育体系，而是通过“包豪斯”对设计理想的探索，建构适应中国当代人们需求的艺术设计教育的新秩序，寻找适应本民族的设计方法。新的艺术设计教育秩序的构建着眼于设计价值观的教育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并在设计行为中不断注入人文精神，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的训练，才是设计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单纯强调技术因素，忽视设计内涵的教育是失去生命力的设计教育。
从根本上讲，“包豪斯”在中国的变异源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设计意义系统，技术化的“包豪斯”缺乏意义系统和文化逻辑的支撑，丝毫没有实际价值。
4 结论
“包豪斯”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概念并予以消化的过程，在消化的过程中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而非陷入机械化复制的牢笼。“包豪斯”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文化上的一次更新，这种文化上的更新即需要内向寻找资源，也需要向外吸收力量。但是，向外学习必须要有自主选择意识，是在中国立场上的辅助与补充，中国式的“包豪斯”应该是一种从传统延伸出来并能适应当代精神的表达，反映中国的现实和情感的设计探索。“包豪斯”对“民主主义”精神和适应工业文明的设计教育体系的探索，对构建中国艺术设计新秩序和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吕品田.必要的张力[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 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杭间，靳埭强.包豪斯道路[M].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4] 杭间.设计的善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尹美美（1989—），女，山东聊城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关键词：“包豪斯”；本土化；误读；变异
1 “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包豪斯”在德国的建立是一种原发性的艺术探索，它并非是单纯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而是精神气质和思想上的解放，是意识革新动力的内源性。而“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一种继发性的艺术探索，虽然两者都面临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突变的问题，但“包豪斯”的引进，更多的是通过西方的话语体系来摸索自我表达的合适途径，在摸索的过程中势必要受到中国经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从而引发“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变异。“包豪斯”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从“拿来主义”转型到“差异化、本土化”的过程。
“包豪斯”在中国的传播大约是在20世纪初期，主要是指国内一些学者如陈之佛、庞熏琹、雷圭元等人像西方学习的过程。直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开始了曲折的探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建立，就是“包豪斯”中国化的产物，遗憾的是，为了满足繁荣富强的政治理想，“包豪斯”从落户中国之初，就被当成是工艺美术的探索，其实真正的“包豪斯”并未实现。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认为是“包豪斯”在中国的变体，对“包豪斯”误读的现象更加普遍，中国设计界曾一度将“反装饰”，“玻璃幕墙”当作现代设计并打上“包豪斯”的旗号。这种片面理解“包豪斯”的做法，为现代设计的混乱埋下了伏笔。也许这正是许多学者“误会”“包豪斯”的真正原因。回归“包豪斯”本体而言，它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回应，“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方盒子建筑”等现代形式的探索是基于工业文明的比较成功的探索，为何进驻中国反而成为一种阻力？
“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和产生的异化现象是由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引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下打开了国门，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惶恐和现实需要中开始了像西方学习的历程，但当时封建主义的毒瘤仍扎根意识形态，所谓的向西方学习不过是一缓落后的燃眉之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境况。西方的工艺美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运动等，如潮水一般蜂拥而至，当时国内百业凋零，刚刚走出天朝帝国的神话，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开始了“无奈”的西学之风。然而，西方的设计运动是意识革新动力的内源性，这种探索是自发的，是源于人们内心的需求的。而中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吸收西方国家上百年以来的发展成果，进行“大跃进”式的设计探索，无疑会给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带来许多弊病。就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本身而言，它缺乏西方自发式的设计革命，仅仅吸收西方表面的理论成果，并未扎根本国的土壤，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无疑会给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阵痛。
2 对“包豪斯”的误读与它在本土化过程中变异
“包豪斯”真正扎根中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包豪斯”一开始被引入的时候就被导入一种尴尬的工具怪圈。设计界对“包豪斯”的理解和引入，大部分是技术层面的范式，而“包豪斯”所体现的工业文明的设计理想却被忽视。诚然，“包豪斯”是手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一种设计理想的探索，而并非一种式样的流行。“包豪斯”本土化的阻力并不是“包豪斯”已经过时，而是缺乏成熟的工业文明下的设计体系。基于“包豪斯”本土化过程中的变异给中国艺术设计带来的阵痛，我们应该立足本土的实际需求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给“包豪斯”一个合理的定位，发挥“包豪斯”在现代语境下的真正价值。“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要将“包豪斯”扎根中国现代文明下的生产技术、文明精神和经济制度的层面，为构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新秩序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3 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
要想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要求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合理分析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和精神文化氛围，以创造性的设计形式加以应对的“自觉”上，也就是设计师对“包豪斯”的“自觉”学习。中国有持续数千年的文化传统，长时间以来中国艺术变革的方式是渐进和缓进的，当中国被列强敲开国门并沦为半殖民地时，中国人奋发图强，试图从西方的设计运动中寻找拯救国家的方法。这种“拯救”要扎根中国土壤，反映当代人的感情。“包豪斯”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并不等于只追求形式的变化，抛弃那些珍贵的恒定性的因素如属于内容范畴的民主精神等，中国化的“包豪斯”要有时代的感觉和气度，并赋予新的意义。
怎样创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成为设计界的重大命题，也许这并不是设计界本身的命题，还关系到中国当前社会文化、经济建设的架构。符号化的理解“包豪斯”使得它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包豪斯”中国化的进程并非要复兴“包豪斯”式的风格或者教育体系，而是通过“包豪斯”对设计理想的探索，建构适应中国当代人们需求的艺术设计教育的新秩序，寻找适应本民族的设计方法。新的艺术设计教育秩序的构建着眼于设计价值观的教育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并在设计行为中不断注入人文精神，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的训练，才是设计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单纯强调技术因素，忽视设计内涵的教育是失去生命力的设计教育。
从根本上讲，“包豪斯”在中国的变异源于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设计意义系统，技术化的“包豪斯”缺乏意义系统和文化逻辑的支撑，丝毫没有实际价值。
4 结论
“包豪斯”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概念并予以消化的过程，在消化的过程中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包豪斯”，而非陷入机械化复制的牢笼。“包豪斯”本土化的进程是中国文化上的一次更新，这种文化上的更新即需要内向寻找资源，也需要向外吸收力量。但是，向外学习必须要有自主选择意识，是在中国立场上的辅助与补充，中国式的“包豪斯”应该是一种从传统延伸出来并能适应当代精神的表达，反映中国的现实和情感的设计探索。“包豪斯”对“民主主义”精神和适应工业文明的设计教育体系的探索，对构建中国艺术设计新秩序和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吕品田.必要的张力[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 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杭间，靳埭强.包豪斯道路[M].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4] 杭间.设计的善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尹美美（1989—），女，山东聊城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