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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和他的不屈、节烈，另一方面，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从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1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4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样饿死守节，他在诗中说：“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他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的人捏着他的鼻子灌食，使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死在荒山野岭中，而要在世人关注下悲壮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一些人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灭亡，旧王朝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并非甘愿接受异族统治，只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王朝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2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1324）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参加抗元斗争，做了文天祥军中的幕僚，却很快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了在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命运。
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炎午将此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经过的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等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意味着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因此这篇祭文在当时影响很大。
3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去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这种气节观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在其后更甚，但是像王炎午这样大胆地直接提出希望，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4
当时的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借口下对生命的冷漠，特别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其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但对于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则希望其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的气节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即使被放回来，那也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余生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都是没有牺牲危险的，他们“安全”地以道德观望和审判别人，其任务只是给女人立贞节牌坊，或使烈士的英雄事迹流传。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疾呼下，却掩盖不住其对基本生命的冷漠。
5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损害甚至付出生命的，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的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而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不希望他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恐怕都不会心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否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有悲痛，也许更多的是感慨和心安，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从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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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元兵突袭，服毒自杀未成，被俘。次年4月被押解到广州，而后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为俘虏进入江西时，就开始绝食，希望船到自己故乡吉安时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样饿死守节，他在诗中说：“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在饿了八天后，他却没有饿死，由于家乡已过，押解的人捏着他的鼻子灌食，使文天祥没有能够在家乡殉国。他希望有机会逃脱，即使死也不能死在荒山野岭中，而要在世人关注下悲壮殉节。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军，继续北上。
但是，状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时已经传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国，让无数人焦虑不安、坐不住了，一些人唯恐文天祥不死，担心他投降，从而让他与大宋的贞节受损。
此时，南宋王朝已经彻底灭亡，旧王朝的无数官宦要么被杀，要么已经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来的低级官僚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并非甘愿接受异族统治，只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牺牲，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王朝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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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1324）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在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参加抗元斗争，做了文天祥军中的幕僚，却很快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了在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命运。
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炎午将此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经过的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等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意味着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因此这篇祭文在当时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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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去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这种气节观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在其后更甚，但是像王炎午这样大胆地直接提出希望，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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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借口下对生命的冷漠，特别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其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但对于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则希望其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的气节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即使被放回来，那也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余生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都是没有牺牲危险的，他们“安全”地以道德观望和审判别人，其任务只是给女人立贞节牌坊，或使烈士的英雄事迹流传。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疾呼下，却掩盖不住其对基本生命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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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损害甚至付出生命的，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的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而是一种文化悲哀。
从王炎午写《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杀，其间有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当文天祥在监狱中历尽折磨的时候，江南故国的人竟然不担心他的健康，不希望他多活些时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们恐怕都不会心安。王炎午们的心一直会为文天祥能否按照自己的“理想”，敢于牺牲自己而担忧吧。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有悲痛，也许更多的是感慨和心安，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