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在全球化严峻的现实中，民粹主义者正以保护普通民众为借口来吸引选民。他们扬言，民主机制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因为民主体系忙于保护富人——全球化只不过强化了这样的做法。
　　几十年来，全球化承诺为所有人带来好处。在国际范围内，它促成了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国家的崛起，推动了非洲大陆经济快速增长，并促进了2007年前发达国家的繁荣。全球化还创造新机遇并促成了国内经济发展；但从2008年经济崩溃后，很多富裕国家已深陷紧缩；亚洲经济体增长放缓；金砖国家陷入发展停滞；很多非洲国家也再次深陷到债务当中。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而不平等正在导致不满情绪滋生。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计算出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1%的最富裕家庭现在几乎把持着国家财富的一半。
　　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从2012到2014年间，10%的最富家庭拥有家庭合计财富总额的45%。从2010年7月以来，前10%富人的财产增长比后50%速度快3倍。
　　2000年以来，尼日利亚年均7%的惊人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减少了该国西南地区的贫困；但在该国东北部地区（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最活跃的地区），令人震惊的财富不平等和贫困水平已经出现。从中国到埃及再到希腊，同样的趋势都十分明显。
　　除了不平等，公众信任的不断降低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和民主制度的反抗。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怀疑富人变得更富是因为他们不必像其他人那样遵守规则。
　　不难看出这是为了什么。随着全球经济放缓，上层人士背弃信任的行为变得一目了然。
　　在英国，亚马逊、星巴克和谷歌2013年因利用漏洞逃税，迫使英国政府牵头发表旨在减少逃税避税现象的G8税务公告。2015年，对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审计显示，这家企业从未将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约2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纳入政府。问题似乎涉及方方面面，近年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全都因为公然违法而接到过罚单。
　　但是，尽管上述案件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公众却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人为此担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近10年后，进监狱的只有一家银行的高管。相反，很多银行家走上了类似苏格兰英国皇家银行负责人弗雷德·古德溫的道路，在古德温任职期间，该银行积累了241亿英镑（合342亿美元）的亏损，但古德温自己却拿着巨额养老金退休。普通民众却不可能像他这样免于惩罚。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反体制运动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不断深入。普通民众感到公民权利被剥夺是这些运动的共同点——人们感到“体制”未能将“公平待遇”赋予普通民众。他们指责特殊利益群体“购买”选举结果，受到操纵的神秘的法律和法规框架为富人带来好处，以及只有大型机构才能利用银行法和秘密谈判的投资协定。
　　二战以后，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审慎措施开放世界经济，允许全球化再次腾飞。但很多国家在解放贸易的同时，靠资本管制保证“热钱”无法在本国自由地流入流出。不仅如此，政府将经济发展收益投向能让更多人受益的高质量教育、医疗及福利制度。随着政府责任的增长，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也随之不断扩大。
　　到20世纪70年代，富裕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领袖全都变得得意洋洋。他们相信自我平衡、自我约束的市场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到这种新传统扩散到杠杆化的金融行业时，世界已经走上了崩溃的轨道。不幸的是，许多政府已经无力管理他们所释放的力量，而企业领导人也已丧失了责任感，不再关注社会福利制度。
　　2016年，我们重新认识到，在政治上，全球化的管理不仅需要允许胜者获胜，还要确保他们不作弊、也不忽略社会责任。绝不能允许腐败的政客去迎合腐败的企业领袖。
　　然而，重建信心将异常困难。企业领袖需要从整个社会获取“经营许可证”，并为确保其繁荣的社会条件做出显著的贡献。第一步应该是缴纳税收。
　　政府必须与不履行义务的企业坚决疏远。不仅如此，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作为，以证明其自身的公正性。稳健的监管需要大幅投资于政府能力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
　　最后，全球合作将至关重要。已经完成的全球化不能走回头路。但凭借共同的有力承诺，我们可以完成对全球化的监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