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肥胖、失业、说唱、篮球、高犯罪率、吸毒成瘾、体力劳动者、未婚生子概率高……还是贫穷？
　　5月25日的“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全美一系列的和平/暴力示威，“为黑人发声”的示威活动逐渐向世界多国蔓延。在警与民的对峙中，“肤色”无疑点燃了无声的硝烟：白色等同于施暴者，黑色等同于受害者。人们开始思考：在一整套宣扬“民主、平等、自由”的美国话语体系中，真实的黑人究竟活在一个怎样的美国社会？

“美国梦”的欺骗性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的口号颇具历史感。20世纪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率先打破了不同种族间在居住地上的隔離，但明面上的种族隔离被打破，不意味着其他形式的“隔离”一并被打破。

　　在文化研究领域，种族、阶级和性别构成了三大社会要素。尽管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肤色、出身和性别，但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中，每个人都理应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黑人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白人比有色人种的穷人更有能力运用法律。

　　这种“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迁”的观点，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梦”理念，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机会公平只是在理念上深入人心;现实里，超越所在阶级的大门在半个世纪中逐渐虚掩，几近关闭。
　　之所以会对黑人有成见，其根源并非肤色，而是与肤色人群所属的社会阶层紧紧绑在一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都有着较高的犯罪率、失业率，他们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时间接受高等教育。
　　对弗洛伊德实施“锁喉”的警员，如果二人没有私交，如果弗洛伊德不是黑人，他大概率不会出手如此凶悍。在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而黑人被暴力执法的概率远高于白人，也是一个现实。随着各州条例的制定，警察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他们被“训练”成要积极对可疑人员开展盘查，这是一种职业技能和习惯。而黑人群体的犯罪率较高，所以，警察对黑人青年的盘查力度也大于白人，暴力执法的概率也就成比例提升。
　　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在《人行道王国》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为了研究黑人摊贩的社群分布和生存状况，身为白人的米切尔亲自在同一地点和黑人一道摆摊。经过与警局多次打交道，米切尔发现，在执法过程中，警察面对黑人摊贩时的态度，比对白人要“随心所欲”。
　　警察对黑人毫不客气，但对白人礼让三分，米切尔认为这也是某种“刻板印象”导致的恶果。“日常生活中，种族、阶级和教育是相互关联的：中产阶级白人比有色人种的穷人更有能力运用法律。”

脆弱的家庭

　　真正亟待扭转的现状，根植于社会不公加剧和阶层差异扩大的现实。
　　在20世纪50年代，机会公平不是一个理念，是现实。成长于50年代的儿童，相对稳定地生活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双亲家庭。在相同肤色人群内部，工人阶级的孩子也能获得社区支持，与富家子弟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如果天资不错，还能最终实现阶层的跃迁。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机会公平渐渐变成一个理想社会的概念，现实却朝着相反方向发展。
　　首先是家庭结构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按照阶级身份，逐渐分化出两种迥异的家庭结构，简称“两阶家庭结构”。
　　位于上层阶级的家庭，传统的美国式家庭演变为“新传统”的家庭，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变成了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且共同抚养小孩。至少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其生育年龄逐渐提高到30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后代的到来应该“在计划之中”，需要事先做足经济准备。
　　而位于下层阶级的家庭则走向“脆弱的家庭”模式，他们由单亲或离异夫妻重组而成。据统计，到2010年为止，美国50%的儿童曾有过生活在单亲/离异家庭的体验。而青少年长大离开寄养家庭后，又有1/3到半数的人在26岁前曾有无家可归的可怕经历。
　　下层社会的女性因欠缺避孕手段，也面临着更早生育的风险，平均生育年龄低至20岁。70年代的女权运动，促进了美国社会风气由保守走向开放，人们不再把“性”和“婚姻”绑定在一起。同时，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男性要不要成为孩子的父亲，竟然变成了一个“选择”，于是，大批单亲妈妈家庭出现了。 　　其次，是家庭教育的失衡。高知父母致力于培养独立、自主、自省的下一代，他们普遍采用“精心栽培的教育手段”，在陪伴時间、幼儿时期教育的支出上，都日渐增多。

　　到2010年为止，美国50%的儿童曾有过生活在单亲/离异家庭的体验。

　　教育程度低的家长，则往往把目光投向纪律和服从。他们强调子女的服从性而非自立性，有的干脆采取“自然放养的教育策略”。而客观原因是，底层的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陪伴或雇人陪伴，或者家长自己也面对着生活的烂摊子，挣扎在吸毒、酗酒、破产的泥沼里。

　　阶级固化导致社会不公的另一个侧面，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随着各州不断削减公立学校预算，50年代人人免费参加的社团活动，现如今也开始征收“入场费”：大约400美元一年的社团活动费。
　　对于上层家庭来说，这笔费用仅占家庭总支出的1%不到，但对下层家庭来说，却占了总支出的将近10%，而贫穷家庭往往有更多的小孩。

永久性贫民窟

　　邻里社区的区隔，是加重阶级固化的另一关键因素。口碑爆棚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向读者揭示了美国贫困人群因居住问题而陷入的恶性循环—没有房屋产权、没有农耕土地、没多少现金，穷人注定变成终身租户。
　　穷人租不到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美国征信系统向所有出租人和中介开放，房东和中介有“筛选租客”的权利。一旦穷人的信用卡卡债没还清，或者曾经入狱，或者实际居住面积小于法定的人均住房面积（租一房住多人的情况），房东都有权拒绝出租房屋。
　　另一个严峻问题是，正因为租房门槛不低，贫民窟房屋供不应求，租金随时间推移水涨船高，以至于暴力犯罪最严重的贫民窟的租金中位数（两居室575美元），与治安最好地区的中位数（两居室600美元）相距甚微。
　　而社会福利补助却没有跟上租金上涨的脚步。在1997年，平均一居室公寓租金为466美元，到了2007年，租金已飞升至608美元。社会福利补助却十年没涨，始终是628美元。
　　如果一个孩子居住在犯罪率高的社区，屋外就是枪林弹雨，家长总是会让孩子尽可能待在安全的屋内。如此一来，在动荡不安的贫民社区，居民不可能形成有效的“集体效能”，不可能形成“共融”和“团结”的凝聚力，社区意识不复存在，也就是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森口中的 “永久性贫民窟”的状态。
　　不平等的现象已存在，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希冀通过有效手段改变现状，但城市管理条款的制定，却意在对“不合规范者”赶尽杀绝。比如，通过赋予城市警察过多的职能，从房檐、公路到街头巷陌，执法的密网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收紧;在居住区和教育中，只为后代灌输“族群内”的文化观念，让孩子们看不见所处阶层之外的其他世界。
　　针对现状，《人行道王国》里的一句话，或许能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思路：“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式，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