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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中旬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愈演愈烈，不但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还似乎有要打持久战的味道。表面上看，“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金融公司的高管们，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可以追溯到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华盛顿共识”沿革
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场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失宠，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几种理论成为了美欧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流派及以美国斯坦佛大学教授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主导，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河。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根据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美欧政府推行了4项政策：持续地解除经济管制；鼓励企业的兼并、收购及杠杆收购；为“投机”的经济效用正名；大肆宣扬衍生工具对市场的有益促进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及欧洲的股票市场由大量的并购、重组及杠杆收购活动所推动，市场行情不断翻新，吸引越来越多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同时，政府也开始减少企业税赋，鼓励投资，鼓励金融创新等等。
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从50年代到70年代曾广为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再受到鼓励。西方国家不断批评进口替代战略，认为这种战略需要政府用高关税扶植“幼稚产业”，造成“寻租”等腐败行为，最终浪费了公共财政的开支，养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还说服发展中国家采用引进外国企业投资、鼓励出口的增长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技术交流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推行私有化。这些措施后来被总结为“华盛顿共识”。
金融自由化造成资本流动加快，亚洲及拉美许多国家因为开放市场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但它们无法控制资本的使用，外来资本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泡沫。随着泡沫的破裂，亚洲及拉美国家在90年代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为了给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援贷款，代表美欧国家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许多条件，要求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把一些国家资产私有化，卖给美欧企业，更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配差距拉大。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普通美国人的工资收入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并没有提高，有些行业反而有所退步。另外，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政府依照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提供的理由，从政策上不断给富人减税。根据这种理论，减税后富人会更倾向于消费和投资，会刺激生产，创造就业，最终政府也能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税收。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压低了通货膨胀率。美欧等国家的央行下调利率，进一步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增长，繁荣掩盖了不断增长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繁荣表现为一波一波的泡沫出现与不断的破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表面看似乎很繁荣，但美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均给这种繁荣埋下了垮台的种子。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美国就面临着政策失灵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双重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所获得的80%的金融资产收益，以及几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发生在最富有的阶层内部，而且主要是金融业人士。因此，当危机爆发后，美国舆论指责金融界的声音很大。然而，政府“救市”的行动只救了那些大企业及其领导们，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的私人债务转成了政府的债务，主权债务危机再度威胁着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于是，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受到了质疑。
不能陷入某些教条的陷阱
从9月中旬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大到华盛顿，再扩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现出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沆瀣一气的不满。美欧等发达国家爆发的这场社会抗议活动矛头直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独领风骚的新自由主义。
然而，凡事皆有度。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目前在美欧国家上演的危机已经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市场机制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研究了大萧条后认为，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市场的需求，进行反向的操作，特别在危机造成需求不足时，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弥补私人需求不足，缓解经济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某种程度上都大量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用“看得见的手”建立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劳资矛盾。但滥用“庸俗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曾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滞胀的原因，况且目前欧元区不断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华盛顿共识”沿革
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场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失宠，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几种理论成为了美欧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流派及以美国斯坦佛大学教授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主导，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河。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根据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美欧政府推行了4项政策：持续地解除经济管制；鼓励企业的兼并、收购及杠杆收购；为“投机”的经济效用正名；大肆宣扬衍生工具对市场的有益促进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及欧洲的股票市场由大量的并购、重组及杠杆收购活动所推动，市场行情不断翻新，吸引越来越多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同时，政府也开始减少企业税赋，鼓励投资，鼓励金融创新等等。
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从50年代到70年代曾广为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再受到鼓励。西方国家不断批评进口替代战略，认为这种战略需要政府用高关税扶植“幼稚产业”，造成“寻租”等腐败行为，最终浪费了公共财政的开支，养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还说服发展中国家采用引进外国企业投资、鼓励出口的增长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技术交流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推行私有化。这些措施后来被总结为“华盛顿共识”。
金融自由化造成资本流动加快，亚洲及拉美许多国家因为开放市场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但它们无法控制资本的使用，外来资本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泡沫。随着泡沫的破裂，亚洲及拉美国家在90年代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为了给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援贷款，代表美欧国家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许多条件，要求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把一些国家资产私有化，卖给美欧企业，更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配差距拉大。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普通美国人的工资收入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并没有提高，有些行业反而有所退步。另外，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政府依照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提供的理由，从政策上不断给富人减税。根据这种理论，减税后富人会更倾向于消费和投资，会刺激生产，创造就业，最终政府也能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税收。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压低了通货膨胀率。美欧等国家的央行下调利率，进一步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增长，繁荣掩盖了不断增长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繁荣表现为一波一波的泡沫出现与不断的破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表面看似乎很繁荣，但美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均给这种繁荣埋下了垮台的种子。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美国就面临着政策失灵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双重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所获得的80%的金融资产收益，以及几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发生在最富有的阶层内部，而且主要是金融业人士。因此，当危机爆发后，美国舆论指责金融界的声音很大。然而，政府“救市”的行动只救了那些大企业及其领导们，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的私人债务转成了政府的债务，主权债务危机再度威胁着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于是，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受到了质疑。
不能陷入某些教条的陷阱
从9月中旬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大到华盛顿，再扩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现出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沆瀣一气的不满。美欧等发达国家爆发的这场社会抗议活动矛头直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独领风骚的新自由主义。
然而，凡事皆有度。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目前在美欧国家上演的危机已经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市场机制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研究了大萧条后认为，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市场的需求，进行反向的操作，特别在危机造成需求不足时，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弥补私人需求不足，缓解经济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某种程度上都大量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用“看得见的手”建立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劳资矛盾。但滥用“庸俗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曾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滞胀的原因，况且目前欧元区不断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