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1日早6点，廖丹起床后，从冰箱拿出头天买的大葱、酱料和几张饼，放在客厅后，又走进卧室，对还未睡醒的妻儿轻轻说道：“好孩子，以后要听妈妈的话，爸爸这一去，还不知能不能回来。”话音未落已泪流满面。
　　擦干眼泪，廖丹走出家门，坐上公交车前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为涉嫌诈骗的被告去接受审讯。
　　事情还要从4年前说起。那时，廖丹和妻子双双下岗，为维持生计，廖丹买了辆二手摩的四处拉活，妻子则在一家按摩院打工。这年年底，妻子被查出患了尿毒症，这让贫困的家境雪上加霜。而透析则是最佳的保守疗法。
　　妻子每周透析3次，一次420元，每月药费5000元。虽如此，廖丹仍对妻子说：“有我在，就有办法筹钱治好你的病！”为避免妻子劳累，廖丹每天早早起来，先给儿子做饭，送儿子上学，再回来给妻子做饭，接着去拉活。中午还要给妻子做饭，下午4点接儿子。给妻儿做好晚饭还要去拉活。妻子透析时，廖丹开摩的将她送到医院，再去地铁口拉活。
　　实际上，廖丹待业时就查出糖尿病和肺结核，为省钱给妻子治病，他咬牙忍着：“即便我死了，只要爱人能好起来，儿子也不会成为孤儿。”
　　不到半年，家里的几万元就被花光。廖丹只好四处向亲友借钱。开始还有人借钱给他，后来便找借口拒绝，并劝廖丹：“你媳妇那病就是无底洞，钱再多都填不满，还是另寻出路吧。”
　　廖丹说：“以前我待业，是妻子挣钱养我，她有了病，我不能抛下她不管！”
　　偶然，廖丹发现一个“秘密”：每次交透析费时，收费室在收费单盖章后让他送到透析室，两个科室之间并不沟通。“这是一个空子，弄好了，就不用为透析费发愁了。”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廖丹居然没有丝毫迟疑。就去做了。
　　2007年11月份，廖丹找人刻了一枚假收费章，尝试在收费单盖上“章”，再将收费单交到透析室。第一次他非常害怕，没想到护士瞅一眼收费单就收了起来。蒙过去后，廖丹一次次地“悬着心”伪造收费单。
　　妻子也追问过钱的来路，廖丹撒谎说是向朋友借的。一再安慰妻子：“你只管安心治病，其他什么也别管。”
　　2011年9月14日，透析室在核对收费单据时，发现妻子的收费单未在医院计算机系统中显示收费记录，便报告给保卫处。经核查后，有异常收费单49张，金额17万元。
　　很快，廖丹被警方抓捕，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央求道：“都是我一人所为，我爱人什么也不知道，千万不要为难她。”
　　法庭调查结束后，鉴于案情特殊，法庭没有当场宣判，并允许廖丹田家照顾妻子。对此廖丹很感激：“只要能让我爱人活下去，无论怎样惩罚我都愿意接受。”
　　法官说：“这是一个让人揪心的案件，评判上更是纠结。我们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本案的特殊性。以最大限度体现司法的人性化。但廖丹毕竟犯了法，要考虑犯罪动因与社会危害性，以及导致犯罪的社会不公等影响因素。”是啊，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有时一念之差不是救人，而是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