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11日至11月11日，一次志愿者亲身体验抵税的公民行动在12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济南、武汉、十堰、石家庄、杭州、厦门、长沙、永州等）展开。
　　
　　何为公民？有了权利，你、我、他都是公民。
　　只是，有时由于我们不知道自己就是公民，而失去了扮演公民角色的机会。现在，我们何不预演一次公民角色？
　　他、她都出演过公民角色，一个是准官员，一位是与共和国同岁的老人。
　　1976年，在那场大地震中，一位失去所有亲人的悲苦老人与一位27岁女子相遇。看着哭瞎了双眼、连上厕所都困难的老人，女子心痛，她想做老人在世的亲人。５年，一个生命在另一个生命的搀扶下，过着有尊严的生活，老人想吃肉时，她给他包饺子，老人完全看不见后，她出钱送养老院。老人归去，她改变人生轨迹。50岁的她创办残疾人康复中心。
　　去年平安夜，她望着沉浸在喜悦中的人们，内心惆怅，为了让自己开办的公益机构获得免税，她已忘记了多少次走在往地税局的路上，只知道自己已筋疲力尽。今年５月，在政协委员许家成的关注下，转机出现。这位与共和国同岁的老人叫肖培琳，她是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的创办人。
　　这是另外一个公民行动的现场。６年前，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拿着收据，他按着设定的程序，过了十道关。整整花了两个月，他的行动才应验成功。两个月对他意味着什么？繁杂、死板、折腾？还是由于不熟悉而必须经历的程序？这些不重要，但要和单位财务人员、税务部门人员、银行职员同时打交道的经历，早已超出他日常的活动范围，他叫王振耀，那时他担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一职。
　　时隔数年，税赋仍是社会公平正义前的一堵墙，等待着人们翻越。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位青年人加入这样的公民行动中来。对税务知识一知半解的他，只知道纳税是公民的义务，但捐赠抵税则是公民的权利。他研究网上公布的资料，打电话咨询，结果他很气馁，他拿到捐赠的发票，无法异地享受抵税。而让他至今难以理解的是，属于能减税的捐赠机构是经过专门审查的，“国字号的才能免，例如在上海，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提供的发票才能抵税，而我提供的江西青少年基金会发票不属此列。”他的行动一开始就碰壁，令他大出所料。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能抵多少税而已。他叫王亦磊，是上海外企一名职员，今年刚三十岁出头。
　　“谁能告诉我，捐赠的钱都花哪去了？”他的发问道出很多人的心声，于是，他想用捐赠抵税行动来测试“政策系统”的运转，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寻求答案。准备好发票、资料，按既定的程序逐步操作，他在等待答案的揭晓。他说，无论答案多么令人满意，他都认为行动的意义大于答案本身。他叫范志明，他是深圳好人好事公益教育发展中心执行总干事。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说这话的是一位老人，他叫温家宝，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这是在2008年两会上，他就财政改革公正问题的看法。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财政史，只知道发票是记录善款捐出和分配的依据，只有每个捐赠者主动索要发票，才有利于督促慈善机构登记每一笔和监督善款的走向。公民们，该行动了。
　　2011年7月1日，《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行，9月1日起，新个税方案将执行。伴随新个税的调整，约有6000万纳税人不需要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对于“2005年全国民政系统共收到个人捐赠17亿元，个人退税的寥寥无几”的情况，随着新政策的出台，现实会有所改变吗？
　　９月11日至11月11日，一次志愿者亲身体验抵税的公民行动在12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济南、武汉、十堰、石家庄、杭州、厦门、长沙、永州等）展开，发起者为中华慈善百人论坛、《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社会创业家》、腾讯等机构。种子志愿者公民王亦磊、范志明、霍庆川、徐春柳、郭宇宽、梁树新、袁复生、何书彬、顾吉涛及32位网友已经在行动。
　　这是一次公民行动预演，它让公民权利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