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著名诗人高村光太郎曾形容宫泽贤治道：“胸怀宇宙者，无论身处多么偏远处，总是能够超越地方性而存在。内心没有宇宙者，无论身处多么核心的文化之地，也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存在。宫泽贤治所谓的伊哈托布，就是借由内心的宇宙所表达出来的这世界全部。”何谓“胸怀宇宙者”？宫泽贤治心中的伊哈托布，并非日本地名，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从未被地域所限制，他将自己燃烧，并乐于将自己燃烧，他自称“阿修罗”的同时也期望着探求世界真正的幸福。
　　一、《银河铁道之夜》的追问旅程
　　《银河铁道之夜》是宫泽贤治最为人所熟知与称道的一部作品，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永久的未完成即是完成”，这“完成”的期许也许就交由广大读者来实现。
　　文中由捕鸟人这一角色牵出了对“幸福”的追寻。捕鸟人从前以捕鸟为生，但现在却不能反思与忏悔，尽管作者将捕鸟人捕鸟的场面描绘得如此具有诗意，却仍然无法改变其剥夺其他生命权利的本质。因为在作者看来，动物、植物、山川等显然都和人类一样具有永恒生命，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所以，当焦班尼看到捕鸟人捕鸟时的情态以及看到自己车票时奉承的样子，他想知道捕鸟人真正需要什么，并且试图给他真正的幸福。而事实上，捕鸟人或许也不知道自身真正需要什么，故而他无法放下心中的“执念”。至于焦班尼为何执着于追求幸福，就要先从作者赋予他的名字说起。
　　从作品的两位主人公的名字—焦班尼和柯贝内拉可以得知，其灵感源于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康帕内拉，康帕内拉一生反对权威崇拜，反对现存政府，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和平的人人幸福的世界，这集中表现在他与莫尔《乌托邦》齐名的著作《太阳城》中。而他在14岁接受正式哲学和神学训练前则名为乔万尼·多米尼哥·康帕内拉。这便意味着文中焦班尼还处在思想的茫然期，而柯贝内拉则已经度过迷茫期，他信仰坚定并默默陪伴在焦班尼身边，助力其成长。
　　可以将焦班尼看作作者的化身，他具有青春活力却也暗含忧愁苦闷，他为追求“真正的幸福”而彷徨，可作者不仅通过主人公的名字，还通过这趟银河旅程向我们展现了何谓真正的幸福。于是，对幸福的追问转换成对获得幸福的方式的追问。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那团鲜红明亮的天蝎之火”，它“像是永不熄灭般地无声地，一闪一闪地燃烧”，不单为救赎生前罪行，还是弃绝了人我是非，以求自度度人的菩萨行，这种人生观在《夜鹰之星》中忍辱展翅高飞而终燃烧自我获得解脱的夜鹰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从作品伊始柯贝内拉顾念焦班尼的情绪而故意没有说出答案，在扎内利等同学戏谑焦班尼时感到抱歉，在列车上时对捕鸟人、男青年和姐弟二人等人的经历认真倾听并报以同情，到最后柯贝内拉为救扎内利而溺水身亡，都表明了他为实现真正的幸福做出了不懈努力，看似云淡风轻，实则重若泰山。而这同时也是作者本人的终极价值取向，即追求全人类的幸福，他认为“在全世界还没有达到幸福时是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的”。尽管作者常以“阿修罗”自称，常因无法实现“真如的语言”而“泪水滴落地面”，实则这是他因自身“丑陋”“矛盾”与心中孜孜追求的理想境界—“春”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的过程。就如同宫泽贤治在弥留之际写给自己的勉励与期许—“被大家称作木偶，不被称赞，也不让人感到苦恼，我就是想成为，那样的人。”即便无人知晓、独自在满是砾石的荒原上割草，也要将这份孤独奏为曲调，咀嚼歌唱那侮辱与贫穷，拼尽全力，弹奏那用光芒织成的管风琴。
　　二、自然与文明的交锋
　　在宫泽贤治世界观的指引下，万事万物都具有共通的息息相关的命运。而事实上，在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蚕食之下，不论人心还是自然，都早已千疮百孔。但他并不想一味向人们说理，也没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改良与批判思想，而是力图展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天地来向人们传达出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应当如何生活。
　　《奥茨贝尔与大象》中讲到奥茨贝尔为了一己私利哄骗大象，最终招致大象复仇。不难看出，奥茨贝尔就是人类贪婪无餍、妄自尊大的缩影，他不加限制地一味索取终招致大象所代表的自然的惩罚。《风又三郎》则体现了日本传统自然观，突出人们对“三郎”所象征的风（自然）的亲近与敬畏。“风”是一种特殊的象征，它与三郎形影不离。而实际上，正是那没有生命的风孕育了三郎这一鲜活的生命形象”。作品虽未表明高田三郎就是风又三郎，但这却丝毫不影响风又三郎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作品不止一次地通过对风的“咚咚、咚咚”的描写，铺垫三郎的出场以暗示其特别之处。孩子们从一开始对风又三郎的畏惧，到经过一周多的朝夕相处而与其变得亲密无间。这都表明了作者对人生与自然的感知，对人与自然合一的美好期许。
　　若要说《风又三郎》中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那么，在《水仙月四日》中自然则显现出了其威严本色。“雪婆子的凶狠暴戾体现了自然的威严残酷，而雪童子默默地拯救小孩的一幕又充分地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关爱。”人类属于自然，人类是在自然的庇佑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但一旦人类突破了人类与自然的底线，自然就有能力毁灭人类所夺取的一切。与此同时，自然也在想方设法地保留看似脆弱实则顽强的希望火种。《滑床山的熊》中人与熊的对立没有这么尖锐，却表现了在工业文明入侵背景下人与自然的痛苦与无奈。小十郎为了谋生，迫不得已以猎熊来勉强维持生计，他并不认为熊是天经地义任由其宰割的，他们各自只是遵循自然的决定坚强地活着罢了，以致最后小十郎濒死时隐约听到的“喔，小十郎，我并不是存心想杀死你啊”。然而，真正与小十郎和熊对立的是杂货店老板代表的商业资本的盘剥。
　　宫泽贤治的创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一战”过后，日本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经济得以迅猛发展，西方文明无孔不入地占领着日本。传统文化的逐渐消退使得处在边远地区的民众彷徨无助。宫泽贤治在《碳化物仓库》中通过“以为是街上令人怀念的灯檐……但这却是碳化物仓库的屋檐……这薄暮的深沉怀念，不只是由于寒冷而来，也不只是由于寂寞而来”表现叹息，在《火药与纸钞》中通过“若能戴上大帽子，大方地走在原野，我其他什么都不需要，火药和磷，和大张纸钞都不想要”表现苦闷，《一本木野》中通过“半天慢慢走在这么明亮的苍穹与草之中，是无法形容的恩惠，与恋人见上一面不也是这样吗”表现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
　　宫泽贤治将这复杂的情感都杂揉进《要求繁多的餐馆》中，作品中讲到两名英国“绅士”在隆冬时节的深山老林中打猎，这意味着西方资本文明对宁静边远的日本乐土进行了毫无征兆的野蛮入侵。“西餐馆‘场’的设置，绅士恐怖经历和难堪下场的安排，无不折射出贤治对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深刻反思。”宫泽贤治在罗须地人协会时期寄予学生的企盼：“新时代的马克思啊，将这些借由盲目冲动而运作的世界，改变为绮丽优美的构成，诸君难道没有感受到这个飒爽的，从诸君的未来圈吹来的，透明的清洁之风吗？”资本主义对文化的冲击削弱了过去的价值观，并重建了一种与人类自然本性相背离的技术文化，商品化的生活方式逐渐控制了人们的精神，满足于消费至上主义的需要。为此，人文主义维度的新卢德主义探讨了技术对人的生存环境、人的尊严与自由、人的心理等多方面的影响，揭示了技术压抑人类的现实，并主张反思技术所带来的负效应，将技术降格到工具和手段的范畴，以更好地为人类自由服务，而人类同时也应是生活在自然中的人类，这自由也应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自由。
　　但在宫泽贤治生活的时代，一方面技术文明还未席卷并支配人类，另一方面他也不具备相应理论基礎。他只是作为一个“心怀宇宙者”，面对着仍处于苦难中的百姓，无法安于现状，他一再鼓舞着学生：“你们反倒要创造出更新更正确的时代，宇宙不断地依据我们而变化，潮汐和风，借着用尽所有自然的力量往前进一步，诸君在形成新的自然上面必须努力。”为此他编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通过农民艺术的繁荣、本质、领域、各主义、制作、创造者、批评、综合等多个部分对农民艺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试图在农业生产技术改良的基础上，寻找到农民的精神栖居之地，这体现了其作为求道者的鲜明特征。他希望“用艺术点燃灰色的劳动”“把人生和自然作为不间断的艺术写真去歌颂”，以抵消资本与技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冲击。
　　三、结语
　　宫泽贤治一生短短37年，却孜孜不倦地对人、社会与自然进行呕心沥血的求索。虽然其信仰不足以改变他人，虽然其在罗须地人协会时期具有空想性质，但他一定没有彷徨过，为了“找出为何活在这世上的答案”，他坚定地走在为全人类获取幸福的道路上。他将自己对幸福的渴望及对同胞的期许装点以最具创造性的音符，展现以最能够触及人类灵魂的形式，从而得以绵延不绝地在人类心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