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尉的女儿》由俄国作家普希金创作于1836年，该作品语言朴实、简洁、明快，情节自然、巧妙。书中既有血雨腥风，也有儿女情长。普希金重笔墨刻画的普加喬夫，是一位有血有肉的钢铁战士。这位领袖的性格特点和个人品质展现得直接、明了，男主人公格里尼奥夫对其有憎恨、也有赞赏和期盼。本文对普加乔夫这一文学形象进行粗浅分析，以期给读者理解《大尉的女儿》这部经典作品带来帮助。
　　普希金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大尉的女儿》是他完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在俄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普希金小说，也是第一部被完整译成汉语的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摘自刘文飞先生翻译的《大尉的女儿》封底）。在《大尉的女儿》这部作品中，普希金巧妙地布置了若干场景，比如暴风雪中偶遇“向导”，为营救深处险境的玛莎，普加乔夫在格里尼奥夫的陪同下前往白山要塞等，这些是格里尼奥夫近距离接触、了解普加乔夫的绝佳机会。正是通过这些关键情节，普希金把一个完整、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客观、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残暴果断
　　普加乔夫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徒。他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甚至在攻打每一个要塞之前，安排巴什基尔人提前把告示送到。告示的大致内容是：我将立即攻打你们的要塞，欢迎哥萨克和士兵加入我们，请军官们不要抵抗，否则将被绞死。这同时体现出普加乔夫的军事才能，一方面拉拢哥萨克和士兵入伙，另一方面使用心理战术，“告示是用粗鲁的，但很有力的语言写成的，它对普通人的神经会产生可怕的作用”。
　　《三国志·郭嘉传》中提到，“兵贵神速”。普加乔夫不见得读过《三国志·郭嘉传》，但却深谙其精髓。处于白山要塞的米罗诺夫司令还没来得及把女儿送走，胸有成竹的普加乔夫就已经兵临城下。普加乔夫攻下白山要塞、当着格里尼奥夫的面绞死司令和司令夫人一干人等，并未大费周折。在普加乔夫看来，这一切都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为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
　　普加乔夫让人闻风丧胆，与其残暴果断的处事风格密切相关。
　　二、知恩图报，笃信上帝
　　在战争中两个人在普加乔夫的亲自安排下，收获了自由和爱情。一位是格里尼奥夫，另一位是米罗诺夫司令的女儿玛莎。格里尼奥夫在去往奥伦堡服役的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就在他和老仆人萨维里奇不知所措时，一位向导出现并将他们引到客栈安顿下来。作为答谢，格里尼奥夫将自己的兔皮袄赠予了向导。格里尼奥夫哪里知道，眼前的这位向导，正是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不过他正饥寒交迫、被人四处追杀。普加乔夫对意外获得兔皮袄一事格外兴奋并心存感激。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兔皮袄，救了身为贵族的格里尼奥夫一命。在攻破白山要塞后，普加乔夫的士兵将格里尼奥夫送到绞架边，这其实是普加乔夫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因为他早就认出了不久前送自己兔皮袄的绅士。普加乔夫不仅没有绞死格里尼奥夫，而且默许他列席进攻奥伦堡的军事会议。
　　当格里尼奥夫告知普加乔夫，施瓦勃林在白山要塞逼抢“民女”时，普加乔夫火冒三丈，杀戮政府军是自称帝者的使命，但欺压百姓的行为是普加乔夫明令禁止的。可见，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残暴是有边界的。普加乔夫迫不及待地与格里尼奥夫前往白山要塞解救玛莎，身为部下的施瓦勃林无法抵挡咄咄逼人的普加乔夫，在眼看失去自己心爱的玛莎时，他说出了实情：你们眼前的玛莎，其实是白山要塞的米罗诺夫司令的女儿。普加乔夫震怒，当即质问眼前的这两个情敌。施瓦勃林和格里尼奥夫在普加乔夫第一次见到玛莎时，并未揭穿玛莎的真实身份，原因相同：他们都深爱着玛莎。揭穿意味着玛莎会即刻丧命。玛莎躲过一劫。当普加乔夫第二次见到玛莎，并从施瓦勃林口中得知，她是白山要塞的司令米罗诺夫的女儿时，玛莎再次处于险境。那么，是什么让成熟稳重、天资聪颖的玛莎脱离了虎口呢？格里尼奥夫深爱着玛莎，这一点普加乔夫已了然于胸，这不足以让自称帝者的他息怒。格里尼奥夫说了下面一段话：“该怎么称呼你，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报答你为我做的一切。只是请你别让我去做违背我的名誉和基督良心的事。你是我的恩人，你就把好事一做到底吧，放我和那位可怜的孤女一起走吧，走上帝给我们指的路。而我们，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出了什么事，我们每天都要祈求上帝拯救你有罪的灵魂……”听了这席话，普加乔夫决心帮人帮到底，最终饶了两位年轻人并且给他们出具了叛军辖区的通行证。由此可见，普加乔夫笃信上帝，相信上帝的力量。
　　三、英雄气质
　　《大尉的女儿》这部书多处都凸显了普加乔夫的英雄形象。比如，在被格里尼奥夫规劝时，普加乔夫讲述了一个卡尔梅克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宁可去做一只喝鲜血能活30年的雄鹰，也不愿去做吃腐肉可以活上300年的乌鸦。显然，格里尼奥夫不认同普加乔夫的态度，因为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普加乔夫走向绞刑架。此外，格里尼奥夫对普加乔夫不甘于平凡、有勇有谋、敢于挑战最高权威的英雄般的高贵品格大为称赞。格里尼奥夫和普加乔夫，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就是让社会变得更好，但他们实现理想的方式不一样。
　　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是敌对关系，他们像两条平行线，不会有交集，更不会成为朋友。但在天才普希金的笔下，他们不仅多次打交道，而且产生了宝贵的友谊。他们彼此都没有被拉入对方的阵营，均被对方拒绝。也许，正是这种拒绝，才让这份友谊变得纯粹和真实。普加乔夫与格里尼奥夫谈话时，曾以“加封”重臣为诱饵，规劝后者加入自己的军队。但是格里尼奥夫果断拒绝了，并自始至终未称普加乔夫为皇帝，即便是在解救心上人玛莎的关键时刻。格里尼奥夫曾引导后者向女皇自首，以获取从轻的惩罚，普加乔夫回答说“我去忏悔已经晚了，我是得不到宽恕的”“上帝才知道，我的路很窄;由不得我的事也不少。我的好兄弟自作聪明，他们都是贼。我必须竖起耳朵来，时时提防;只要一打败仗，他们就会拿我的脑袋去换回他们的脖子”。
　　从格里尼奥夫规劝普加乔夫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期盼普加乔夫最终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归宿，不希望他落得像格里什卡·奥特列彼耶夫那样的下场：被人从窗户扔出去，被剁成泥，烧成灰，骨灰还被装进大炮，一炮轰了出去！ 　　普加乔夫的品格，直接影响了格里尼奥夫对他的态度：憎恨其残暴果断，赞赏其知恩图报、笃信上帝以及一系列的英雄气质，期盼这位领袖人物有一个不是太坏的结局。这就是文学视角下的普加乔夫。
　　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作家司各特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盛行于欧洲，并大量译介到俄国，普希金觉得俄国应当有自己的历史小说。于是，他1836年创作了《大尉的女儿》。1833年7月，普希金去往普加乔夫起义的地区旅行，搜集到丰富的历史资料，这使得普希金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撰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ева》）。
　　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中这样写道：“他（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在巴尔扎克（Balzac）之前，把写实派的精神，引进到俄国文坛里。克洛巴特金（Kropotkin）说，李门托夫、赫尔岑（Herzen）、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小说，所受的普希金的影响似乎较歌郭里更直接些。”
　　四、普希金与中国
　　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普希金，身上流淌着八分之一的非洲血液。虽然普希金的双亲很少关心他的成长，但是父亲藏书室中大量的法文图书，却深深影响了普希金的创作。据说，亚历山大·普希金在藏书室不到两个月，就可以用法文写诗了。由于普希金所处的时代，“中国热”在法国宫廷盛行。于是，普希金的生活和创作中，不乏中国元素。
　　据《普希金语言词典》第二卷（319页）记载，“中国人”和“中国的”两词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分别出现2次、19次。出现上述两词的作品有《黑桃皇后》《埃及之夜》《普加乔夫史》《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另外，在普希金的私人藏书中，有中国的《三字经》《四书解义》《中庸》《赵氏孤儿》等书。虽然普希金在作品中提到“中国式的房子”“中国的长城”等字样，但其表现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好奇，尚且谈不上普希金有“中国情结”。
　　比起普希金对中国的关注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對普希金的高度关注。俄国文学中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就是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巧合的是，它也是普希金诸多作品中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戈宝权先生考证（戈宝权：《普希金和中国》，载《普希金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普希金的名字最初被译为“普世经”或“普世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当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中写道：“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者，尤为名震一时。” 客观来讲，无论从发音还是意义上来讲，“普世经”或“普世庚”的译发，要优于约定俗成的“普希金”，不知为何前者未能沿用下来。
　　五、结语
　　“普希金热”在中国从未消退，“五四”运动后，大批俄苏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虽然鲁迅对果戈理的译介所产生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学范畴，但就数量而言，远不及普希金。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先驱如瞿秋白、郑振铎、孟十还等，都曾亲自译介普希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