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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和我国迈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给予了积极关注和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谭震林一直关注着真理标准讨论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愉快而认真地做好自己所分担的工作。在1977年11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敢于直言的谭震林一鸣惊人，在发言中大胆地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在粹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针对“两个凡是”，向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非常赞赏。他叫来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月18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告诉他：《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熊复上任后，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有人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契机：《红旗》杂志约谭震林写稿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想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谭震林。谭震林曾任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几十年来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征战南北。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井冈山的老同志已是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5月19日上午，《红旗》杂志社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听到他们说明来意后，谭震林笑着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详细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情景。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这些正确思想，正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真理。对井冈山的斗争历史，谭震林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三个小时。
10月下旬，谭震林写出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追述了毛泽东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谭震林与《红旗》杂志针锋相对的对峙
收到谭震林的稿件后，《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对它有很大的争议，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因为主管宣传的中央常委汪东兴，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这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派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了修改稿，还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谭老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万一谭老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谭震林的家，专门转达杂志社的意见。他们告诉谭震林：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去有关段落。谭震林沉思片刻后，断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能动！”他已经有些着急上火了：“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谭震林指出：“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来找我谭震林好了！”临别时，谭震林说：“你们回去以后，给熊复捎个信：这是我给他台阶下，就看他敢不敢下，肯不肯下。”
后来，熊复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曾作过检讨：“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五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官司”打到了党中央
对于“谭老板”的脾气，《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是清楚的。他们将稿子送交中央审查，并附请示：“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并在稿子空白处作了耐人寻味的批语：“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后，李先念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他随后批示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熊复在接到这些批语后，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在其他中央领导都同意发表的情况下，汪东兴同意发表。
在中央同意发表后，《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撰写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章。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谭震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大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这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
1982年9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共十二大。会上，他同其他老同志一起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常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1岁。谭震林的骨灰，安葬在他的故乡——沫水河畔的湖南攸县烈士公园。
参考资料：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姜淑萍、张明杰、张曙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谭震林一直关注着真理标准讨论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愉快而认真地做好自己所分担的工作。在1977年11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敢于直言的谭震林一鸣惊人，在发言中大胆地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在粹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针对“两个凡是”，向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非常赞赏。他叫来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月18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告诉他：《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熊复上任后，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有人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契机：《红旗》杂志约谭震林写稿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想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谭震林。谭震林曾任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几十年来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征战南北。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井冈山的老同志已是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5月19日上午，《红旗》杂志社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听到他们说明来意后，谭震林笑着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详细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情景。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这些正确思想，正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真理。对井冈山的斗争历史，谭震林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三个小时。
10月下旬，谭震林写出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追述了毛泽东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谭震林与《红旗》杂志针锋相对的对峙
收到谭震林的稿件后，《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对它有很大的争议，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因为主管宣传的中央常委汪东兴，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这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派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了修改稿，还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谭老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万一谭老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谭震林的家，专门转达杂志社的意见。他们告诉谭震林：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去有关段落。谭震林沉思片刻后，断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能动！”他已经有些着急上火了：“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谭震林指出：“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来找我谭震林好了！”临别时，谭震林说：“你们回去以后，给熊复捎个信：这是我给他台阶下，就看他敢不敢下，肯不肯下。”
后来，熊复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曾作过检讨：“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五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官司”打到了党中央
对于“谭老板”的脾气，《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是清楚的。他们将稿子送交中央审查，并附请示：“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并在稿子空白处作了耐人寻味的批语：“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后，李先念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他随后批示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熊复在接到这些批语后，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在其他中央领导都同意发表的情况下，汪东兴同意发表。
在中央同意发表后，《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撰写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章。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谭震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大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这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
1982年9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共十二大。会上，他同其他老同志一起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常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1岁。谭震林的骨灰，安葬在他的故乡——沫水河畔的湖南攸县烈士公园。
参考资料：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姜淑萍、张明杰、张曙 著，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