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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有企业更应当发挥国民经济的主体作用；接着，他重点分享了国有企业在国家科技战略中的功能和角色；最后，他对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黄速建研究员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关注企业管理、国企改革等方面的议题，经过近30年的深入研究和学术积累，成为国内著名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并购重组等方面有很高的建树。
TBR：很高兴您给予我们这次访谈的机会。这次访谈主要围绕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探讨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来国有企业如何发挥在国家科技战略中的支撑作用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情境下，国有企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速建：近年来，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持续推进，国有企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从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资产管理司披露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来看，2020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称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63.29万亿元，同比增长2.1%，利润总额达3.42万亿元，为上年同期95.5%，国有企业实力、能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并围绕国企国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国企国资改革稳步推进，尤其在充当经济稳定的压舱石、推动重大技术突破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明确增强国有经济的“五力”，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从中不难看出，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保障战略安全、引领产业发展、服务国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主动作为、主动担当，发挥好作用、履行好使命，主动适应并引领新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应当在如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一是发挥保障戰略安全的“压舱石”作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新技术革命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高。科学、精准认识环境不确定性，发挥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中发挥“压舱石”作用，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性、自主性和可持续性，这不仅是因为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一定位所要求的，也是国有经济自身应当关注社会效益这一使命所要求的。国有企业应当在关乎国家战略安全中主动作为，重点关注全球竞争中可能受制于人的前瞻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原材料供应、核心零部件、重大装备、关键产品等，发挥自身在体制、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率先投资、前瞻性布局、强化引领，保障国家战略安全。
二是发挥引领产业发展的“头雁”作用。产业发展的周期性特征容易导致产业幼稚期的投资不足和快速成长期的投资过剩，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应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主动、及时和有效行动，引领产业发展。在新兴产业成长阶段主动引领，尤其是在产业“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进者和培育者；在产业过剩阶段，主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释放产能，让市场回归到合理的竞争水平。通过对产业不同时期的有效投资决策，不仅能够有效引领新兴产业成长，还能主动减少社会资源消耗，避免市场“高涨低落”对投资者的伤害，为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注入力量。
三是发挥服务国计民生的“引擎”作用。国有企业首先是一类经济组织，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其应当发挥在经济增长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支撑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国有企业还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决定了其不仅可以在竞争性领域获取正常收益，也需要在公益性领域承担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职能，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业性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四是发挥提供公共服务的“创新者”角色。从国外情况来看，公共服务普遍面临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由于公共服务的自然垄断性、强外部性等问题所导致的。公共服务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而不断丰富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而随着民众需求的不断多元化，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多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要在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服务内容，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TBR：非常感谢。紧接着您刚刚对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角色的分析，“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实现“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而国有企业在其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和角色呢？
黄速建：着眼于“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调通过科技的自立自强来支撑国家战略实现，以“四个面向”深入实施“三大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其中，在“十四五”规划中也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共同推进基础技术研发，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等。事实上，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角色定位，也决定了国有企业需要主动融入和引领国家科技战略，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科技战略中应发挥如下几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做基础研究的“先行者”。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其实力雄厚、容错能力强的优势，创新基础研究的支持机制，先行先试，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创新中心、公益性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基础研究，为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创造条件。同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形势下，国有资本也应当发挥战略性投资者的角色，在资本运营过程中以一定比例的资本支持基础研究，形成对基础研究的长效支持机制。例如，为培育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将创新支持方向延伸到更长远的方向，重点支持支撑材料（光刻胶、高纯度化学品、电子气体、关键原材料等）和设备（光刻机、刻蚀机、研磨机、切片机、离子注入机、引线键合机）的基础研发，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数学、物理、化学、材料、电子、电磁、机械、光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强化与相关院所高校合作推动基础科学的教育，为集成电路产业突破创造条件。
二是做核心领域的“突破者”。国有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围绕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核能发电等前沿领域，国有企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充分展现了国有企业在核心领域突破的领先优势。着眼于“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主动承接国家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结合自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前瞻性部署，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成为国家破解“卡脖子”工程和实施前沿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些核心领域的突破，既能为国家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也能为自身进一步转型升级和突破发展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支持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是做创新平台的“建设者”。国有企业要主动参与建设国家创新平台体系，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的参与者，推动重大技术和基础创新；国有企业要发挥自身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在产业发展亟需、市场投资不足、具有战略性的领域，打造产业发展的共性创新和研发平台；地方国有企业要担当地方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打造地方创新平台枢纽，支撑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平台，国有企业应当选择不同的参与方式和评价方式，以国有公益性资本支持国家创新平台建设，注重平台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的评价；以国有商业性资本支持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注重平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以商业和公益性资本并重参与地方创新平台枢纽建设，注重平台综合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评价。
四是做创新生态的“激发者”。国有企业是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当主动作为，在加大创新支持的同时，激发其他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国有企业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大联合研发力度，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推动企业研发机构“走出去”，吸引研发人员和研发机构“走进来”，促进全球科技的“大流动”；国有企业要将自身打造成为行业创新的“枢纽”，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打造产业创新的“洋葱”模式；国有企业还应发挥行业人才的“集聚地”，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为行业输送大量的人才，成为行业创新的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
五是做體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者”。国有企业要发挥企业在体制机制上的灵活性优势，在科研组织模式、科研资金使用、科研评价中探索创新，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研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借鉴。在重大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中，探索技术总师负责人，探索多元化的“揭榜挂帅”模式，将科研项目经费和科研团队高效匹配；给予科研人员更多更大自主权，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干预，构建科研管理容错纠错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放手创新、安心创新和主动创新；探索科研评价机制创新，尤其是注重长期性评价，将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优化科技奖励项目。
TBR：非常感谢。从您的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方面大有可为，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也在创新意愿和创新行为方面存在问题，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一步突破？我们想请您提几点建议。
黄速建：从国有企业发展的现实来看，确实存在不愿创新、不敢创新、创新难的问题，这里既有个别人员自身意愿的问题，但更多则是受到体制机制的约束。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中作用，支撑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创新，为国有企业主动创新“赋权”，为国有企业员工创新“赋能”，真正激发国有企业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里我提几点建议：
一是要按照分层分类改革的要求，赋予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中的不同使命。在新一轮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背景下，按照分层分类改革的整体思路，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化，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由于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使命的差异，使得在推动国有企业支撑国家科技战略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以更加有效地推动创新资金投入方向、规模和评价方式的精准化。对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鼓励其结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对标行业领先企业自行确定创新资金投入规模，按照市场化考核机制对其进行考核；对于商业二类国有企业，鼓励其结合产业发展规律前瞻性部署，不仅要在开发研究、应用研究方面加大创新投入，更是要鼓励其加大在基础材料、重大装备、关键产品上的投入，以及对基础研究的一定比例投入，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要将企业创新与行业创新有机结合，成立行业创新科研基金，支持行业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以创新生态的构建者和运行者来支持创新。 二是建立激励相容机制，调动国有企业支持创新和自我创新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现有评价体系中面临严格的保值增值考核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积极性。创新本身具有的高风险属性决定了应当选择适配于高风险特征的评价与考核方式，这对当前国有企业评价和考核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要对国有企业支持创新和自我创新实施差异化评价，提高创新评价作为对国企整体评价的构成权重，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要改变当前对国有企业创新评价过于强调“量化考核”的模式，不仅要注重对创新结果的考核，也要注重对创新投入和过程的考核，不仅要注重对创新结果数量的考核，更应当关注创新成果质量尤其是高市场价值和前瞻性价值的考核；要注重长周期评价，尤其是对支持基础研究和平台建设的长周期评价，避免科技投入和科研工作的短期化、功利化和投机化；要构建容错纠偏机制，激励创新者，切实保护创新者创新创造创业的积极性。
三是注重创新的协同，形成相互协同和互相促进的机制。创新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在推动创新和自主创新方面强化与其他创新主体和要素的协同，打造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要注重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协同，利用其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与国有企业在资本、人才、需求牵引等方面的优势有机结合；要注重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尤其是要发挥中小微企业的灵活性、创新性优势，避免在科技应用过程中与民营企业竞争，将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科学发现和技术开发上，通过构建有效的技术转化机制，让中小微企业成为技术应用的主体；要注重与投资基金的协同，创新机制体制，主动介入到投资基金运营中，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要注重与产业的协同，尤其是上下游供应链和客户的协同，通过创新发包、共建创新中心（平台）、推动创新应用等方式方法，推动产业创新链延伸；要注重与企业战略的协同，在主动融入国家创新战略的同时，要推动创新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有机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四是兼顾创新投入的重点和范围，提高创新产出和降低投资风险。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当重点关注创新投入与企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支持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企业创新发展。支持国家科技战略发展的需要，加大对重点领域、前沿技术等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结合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开发和应用研究方面精准投入；在强化重点领域、重点技术投资的同时，结合科技融合和交叉发展的新趋势，参与一些具有较高价值潜力的多轨道、多路径前瞻性技术布局，降低企业创新投资风险；要注重“软科学”和“硬科学”的有机结合，既要重視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等方面的创新投入，也要注重科研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投入，发挥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作用。
黄速建研究员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关注企业管理、国企改革等方面的议题，经过近30年的深入研究和学术积累，成为国内著名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企业并购重组等方面有很高的建树。
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
TBR：很高兴您给予我们这次访谈的机会。这次访谈主要围绕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探讨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来国有企业如何发挥在国家科技战略中的支撑作用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新发展格局这一新情境下，国有企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速建：近年来，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持续推进，国有企业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从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资产管理司披露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来看，2020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称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63.29万亿元，同比增长2.1%，利润总额达3.42万亿元，为上年同期95.5%，国有企业实力、能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并围绕国企国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国企国资改革稳步推进，尤其在充当经济稳定的压舱石、推动重大技术突破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明确增强国有经济的“五力”，进一步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从中不难看出，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保障战略安全、引领产业发展、服务国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主动作为、主动担当，发挥好作用、履行好使命，主动适应并引领新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应当在如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一是发挥保障戰略安全的“压舱石”作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新技术革命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提高。科学、精准认识环境不确定性，发挥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中发挥“压舱石”作用，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性、自主性和可持续性，这不仅是因为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一定位所要求的，也是国有经济自身应当关注社会效益这一使命所要求的。国有企业应当在关乎国家战略安全中主动作为，重点关注全球竞争中可能受制于人的前瞻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原材料供应、核心零部件、重大装备、关键产品等，发挥自身在体制、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率先投资、前瞻性布局、强化引领，保障国家战略安全。
二是发挥引领产业发展的“头雁”作用。产业发展的周期性特征容易导致产业幼稚期的投资不足和快速成长期的投资过剩，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应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主动、及时和有效行动，引领产业发展。在新兴产业成长阶段主动引领，尤其是在产业“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资力度，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推进者和培育者；在产业过剩阶段，主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释放产能，让市场回归到合理的竞争水平。通过对产业不同时期的有效投资决策，不仅能够有效引领新兴产业成长，还能主动减少社会资源消耗，避免市场“高涨低落”对投资者的伤害，为推动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注入力量。
三是发挥服务国计民生的“引擎”作用。国有企业首先是一类经济组织，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其应当发挥在经济增长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支撑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使命担当，国有企业还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决定了其不仅可以在竞争性领域获取正常收益，也需要在公益性领域承担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职能，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商业性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四是发挥提供公共服务的“创新者”角色。从国外情况来看，公共服务普遍面临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由于公共服务的自然垄断性、强外部性等问题所导致的。公共服务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而不断丰富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而随着民众需求的不断多元化，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多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要在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供给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服务内容，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国有企业在国家科技战略中的功能和角色
TBR：非常感谢。紧接着您刚刚对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角色的分析，“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实现“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而国有企业在其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和角色呢？
黄速建：着眼于“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调通过科技的自立自强来支撑国家战略实现，以“四个面向”深入实施“三大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其中，在“十四五”规划中也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共同推进基础技术研发，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等。事实上，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角色定位，也决定了国有企业需要主动融入和引领国家科技战略，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具体来看，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科技战略中应发挥如下几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做基础研究的“先行者”。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其实力雄厚、容错能力强的优势，创新基础研究的支持机制，先行先试，支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技创新中心、公益性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的基础研究，为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创造条件。同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形势下，国有资本也应当发挥战略性投资者的角色，在资本运营过程中以一定比例的资本支持基础研究，形成对基础研究的长效支持机制。例如，为培育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将创新支持方向延伸到更长远的方向，重点支持支撑材料（光刻胶、高纯度化学品、电子气体、关键原材料等）和设备（光刻机、刻蚀机、研磨机、切片机、离子注入机、引线键合机）的基础研发，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数学、物理、化学、材料、电子、电磁、机械、光学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并强化与相关院所高校合作推动基础科学的教育，为集成电路产业突破创造条件。
二是做核心领域的“突破者”。国有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围绕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核能发电等前沿领域，国有企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充分展现了国有企业在核心领域突破的领先优势。着眼于“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主动承接国家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结合自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前瞻性部署，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成为国家破解“卡脖子”工程和实施前沿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在这些核心领域的突破，既能为国家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也能为自身进一步转型升级和突破发展获取核心竞争优势，支持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是做创新平台的“建设者”。国有企业要主动参与建设国家创新平台体系，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的参与者，推动重大技术和基础创新；国有企业要发挥自身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在产业发展亟需、市场投资不足、具有战略性的领域，打造产业发展的共性创新和研发平台；地方国有企业要担当地方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打造地方创新平台枢纽，支撑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平台，国有企业应当选择不同的参与方式和评价方式，以国有公益性资本支持国家创新平台建设，注重平台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的评价；以国有商业性资本支持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注重平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以商业和公益性资本并重参与地方创新平台枢纽建设，注重平台综合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评价。
四是做创新生态的“激发者”。国有企业是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应当主动作为，在加大创新支持的同时，激发其他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国有企业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大联合研发力度，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推动企业研发机构“走出去”，吸引研发人员和研发机构“走进来”，促进全球科技的“大流动”；国有企业要将自身打造成为行业创新的“枢纽”，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打造产业创新的“洋葱”模式；国有企业还应发挥行业人才的“集聚地”，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为行业输送大量的人才，成为行业创新的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
五是做體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者”。国有企业要发挥企业在体制机制上的灵活性优势，在科研组织模式、科研资金使用、科研评价中探索创新，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研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借鉴。在重大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中，探索技术总师负责人，探索多元化的“揭榜挂帅”模式，将科研项目经费和科研团队高效匹配；给予科研人员更多更大自主权，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干预，构建科研管理容错纠错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放手创新、安心创新和主动创新；探索科研评价机制创新，尤其是注重长期性评价，将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优化科技奖励项目。
发挥国有企业作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几点建议
TBR：非常感谢。从您的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方面大有可为，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国有企业也在创新意愿和创新行为方面存在问题，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一步突破？我们想请您提几点建议。
黄速建：从国有企业发展的现实来看，确实存在不愿创新、不敢创新、创新难的问题，这里既有个别人员自身意愿的问题，但更多则是受到体制机制的约束。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中作用，支撑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创新，为国有企业主动创新“赋权”，为国有企业员工创新“赋能”，真正激发国有企业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里我提几点建议：
一是要按照分层分类改革的要求，赋予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中的不同使命。在新一轮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背景下，按照分层分类改革的整体思路，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化，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由于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使命的差异，使得在推动国有企业支撑国家科技战略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以更加有效地推动创新资金投入方向、规模和评价方式的精准化。对于商业一类国有企业，鼓励其结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对标行业领先企业自行确定创新资金投入规模，按照市场化考核机制对其进行考核；对于商业二类国有企业，鼓励其结合产业发展规律前瞻性部署，不仅要在开发研究、应用研究方面加大创新投入，更是要鼓励其加大在基础材料、重大装备、关键产品上的投入，以及对基础研究的一定比例投入，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要将企业创新与行业创新有机结合，成立行业创新科研基金，支持行业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以创新生态的构建者和运行者来支持创新。 二是建立激励相容机制，调动国有企业支持创新和自我创新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现有评价体系中面临严格的保值增值考核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积极性。创新本身具有的高风险属性决定了应当选择适配于高风险特征的评价与考核方式，这对当前国有企业评价和考核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要对国有企业支持创新和自我创新实施差异化评价，提高创新评价作为对国企整体评价的构成权重，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要改变当前对国有企业创新评价过于强调“量化考核”的模式，不仅要注重对创新结果的考核，也要注重对创新投入和过程的考核，不仅要注重对创新结果数量的考核，更应当关注创新成果质量尤其是高市场价值和前瞻性价值的考核；要注重长周期评价，尤其是对支持基础研究和平台建设的长周期评价，避免科技投入和科研工作的短期化、功利化和投机化；要构建容错纠偏机制，激励创新者，切实保护创新者创新创造创业的积极性。
三是注重创新的协同，形成相互协同和互相促进的机制。创新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在推动创新和自主创新方面强化与其他创新主体和要素的协同，打造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要注重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协同，利用其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与国有企业在资本、人才、需求牵引等方面的优势有机结合；要注重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尤其是要发挥中小微企业的灵活性、创新性优势，避免在科技应用过程中与民营企业竞争，将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投入到科学发现和技术开发上，通过构建有效的技术转化机制，让中小微企业成为技术应用的主体；要注重与投资基金的协同，创新机制体制，主动介入到投资基金运营中，提升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要注重与产业的协同，尤其是上下游供应链和客户的协同，通过创新发包、共建创新中心（平台）、推动创新应用等方式方法，推动产业创新链延伸；要注重与企业战略的协同，在主动融入国家创新战略的同时，要推动创新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有机融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四是兼顾创新投入的重点和范围，提高创新产出和降低投资风险。国有企业在支撑国家科技战略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当重点关注创新投入与企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支持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企业创新发展。支持国家科技战略发展的需要，加大对重点领域、前沿技术等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结合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开发和应用研究方面精准投入；在强化重点领域、重点技术投资的同时，结合科技融合和交叉发展的新趋势，参与一些具有较高价值潜力的多轨道、多路径前瞻性技术布局，降低企业创新投资风险；要注重“软科学”和“硬科学”的有机结合，既要重視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等方面的创新投入，也要注重科研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投入，发挥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