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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路遥的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人生》，到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直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抒写着时代的风气。
据《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2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联合“志愿中国”和共青团中央官微进行“改革开放40年”大型青年调查显示，在40年灿若繁星的文学作品中，对青年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作品依然是《平凡的世界》。66.0%的受访青年确认《平凡的世界》对自己影响最大，获选率排名第一。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中，《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也被36.6%的受访青年认可，排名第二，仅次于《人民的名义》。
这已不是《平凡的世界》第一次获此殊荣。据报道，早在2004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就显示，很多青年把《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在40年灿若繁星的文学天空中大放异彩，到今天依然被广大青年所欣赏和热爱，倘若路遥在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了。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一代代青年的精神成长史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是因为其所传递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对底层奋斗者具有灯塔一般的指引效应。正如一名80后读者所说，一代代年轻人对奋斗、对理想的执着是相似的，他们的生命体验跟书中的主角有很多共通之处，“好像实实在在地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已故著名作家路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这是党和政府给他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他文学创作的再一次肯定。
毫无疑问，《平凡的世界》是几十年来最出色的励志小说。路遥是一位有着远大梦想的伟大作家，几十年来，他用殉道式的写作方式，秉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精神，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出一部部精品力作。
路遥，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脚下的土地。
2020年12月3日，是作家路遥诞辰71周年纪念日。路遥的生命虽然只有匆匆40余年，但他的作品、他的精神，却照亮了无数读者的人生道路。谨以此文，纪念路遥、致敬路遥。
——题记
1. 黄叶铺满地，我们已不再年轻。
路遥，原名王卫国，名字带有浓浓的时代色彩。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石咀驿的王家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在他的记忆中，儿时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苦难紧紧伴随着他。七八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养活不了他们兄妹几个，他被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的伯父。路遥去的郭家沟，跟王家堡差不多，伯父的家境也不怎么样，只能说有口饭吃。
路遥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过一年书。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人生》中，路遥将他心中的理想人物命名为“高加林”。他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和对这块土地的祝福。后来他也屡次提到，自己是从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坡上爬出来的；1982年，《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呕心沥血之作，是一部用生命写成的书。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活过爱过也写过的平凡的世界，年仅42岁。路遥去世时，其女儿只有13岁。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题记中这样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和岁月。”
《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发生在黄土高坡上一个叫双水村的地方，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为中心，全景式地表现改革开放初期（1975年到1985年中国当代变革最为剧烈的十年）陕北农村普通青年的平凡生活。在这片广袤、苍茫的黄土地上，即便苦难如是，即便在冲突中不断彷徨，总有那么“一束温暖的光”照进现实、打动人心。
《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这是路遥倾注了全部思想和感情的作品，他描绘了乡土社会的瓦解，在集体经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土地承包、乡镇企业，一浪盖过一浪的大变革中，他解析出一层又一层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即使跟乡土社会最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乡土社会的维护者，比如孙玉厚、田福堂——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者介入了乡土社会的瓦解。
《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即便在路遥因病去世后，热度依然不减。在历年的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文学类图书中，《平凡的世界》总是排在前列。每年再版发行的《平凡的世界》，高居畅销书榜，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在期末考试时也特别喜欢从《平凡的世界》中出考试题。比如这道题：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翻阅了10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各种报纸，并亲自到煤矿等地体验生活，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孜孜不倦地求真精神。这部小说对主人公在艰难生活中执著奋斗精神的刻畫，对他们浪漫爱情的描绘，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有评论者认为，一个农家子弟与县领导干部女儿的爱情不真实，但在小说所讲述的1975—1985年间，我国的贫富与阶层分化并不巨大，这样的故事还是可信的。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平凡的世界》里有对现实社会和浪漫爱情的真实描绘
B. 《平凡的世界》里既有现实主义精神也有浪漫主义情怀
C. 《平凡的世界》用执著的奋斗精神和浪漫的爱情故事打动读者 D. 《平凡的世界》对浪漫爱情的深刻描绘削弱了其现实主义精神
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介绍，《平凡的世界》当下销量逐年递增，目前总销量已经突破1800万册。早在2015年7月，清华大学首批录取通知书送达“准新生”手里时，随通知书一起寄到的还有校长送出的礼物——《平凡的世界》。
不少人感言，自己被《平凡的世界》激励、感动，路遥是其精神上的明灯、导师，比如，潘石屹，他就是路遥的“超级粉丝”，《平凡的世界》他读过七遍以上。“《平凡的世界》就如一面镜子一样，每次看着就哭了，每到人生低谷，有过不去的坎，我都要拿起来读一遍”，他说，自己就是“孙少安”。又比如马云，他当年高考落榜，去打零工，也是因为受《平凡的世界》的影响而决定复读。
评论家傅逸尘说，路遥的作品保留着恒常性的价值判断，比如英雄，比如梦想，比如奋斗，比如人生的原则。正是这些恒常的价值穿越时空，在当下的青年读者中获得共鸣。
《平凡的世界》面世三十多年以来，带给一代代人不平凡的感悟和哲理性的思考，成为普通劳动者的枕边书，成为他们励志的宝典和精神寄托。正如路遥所说，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投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执着。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午12点30分的《长篇小说联播》，当时莫名其妙地被其中的一句话“黄叶铺满地，我们已不再年轻”震惊了。
那时作为一个即将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通过《平凡的世界》，才知道在陕北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一个和自己的家乡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和自己父亲一样老实的农民孙玉厚老汉，有一个和自己一样大的少年孙少平。孙少平身上仿佛有一个标签：“不做第一，只做唯一”，他不甘平庸，通过个人的努力不断超越自我，以一个农民子弟的朴实和坚毅走出了家乡山凹的黄土地，成了城里人，还成了煤矿作家。历经波折，他重回矿上，跟他已故师傅的老婆惠英成了家。
《平凡的世界》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浪漫的大团圆的爱情、没有“小资梦”、没有不切实际的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一股黄土高原的朴实劲儿，有的只是青春的梦想，有的只是梦想的破灭和青春的苦涩，有的只是千百个农村孩子向上追求的生活写照。
《平凡的世界》的长销不衰和路遥的英年早逝，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启示和思考。那么，路遥和他作品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呢？这要从小说本身的魅力说起。孙少安和孙少平是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大哥孙少安承担家庭的重担，退学、回村；弟弟孙少平则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流浪者”，而“流浪者”这个角色才更加具有文学上的典型意义。
为什么说孙少平是个“流浪者”呢？孙少平的形象，就像当代的“多余人”。他爱读书、爱思考、有禀赋、不安分，高中毕业之后，很难接受双水村的闭塞与落后，但城市又不接纳他这样的“农村知识阶层”。主流的两极，都没有他的位置，他注定要痛苦地寻求生命的归宿。他只是一个农民（尽管在城里读了高中），却一直爱读书、爱思考，这就在精神上超出了他自己身份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流浪者”，他的经历更像是“现代人的流浪的旅程”。这样的流浪，需要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换句话说，他在解决迫切的物质危机的同时，还面对精神的危机——即身份认同和自我归宿的危机。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孙少平的形象，是典型的“非主流主人公”。这种特质，其实符合伟大文學作品的标准。在主流的背景中做非主流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身上一定集中了主流的矛盾和非主流的双重痛苦，很有戏剧性和内心的冲突性。比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其女主人公之所以得以留名文学史的人物长廊，就是因为她是个叛逆的贵族妇女，是个主流中的非主流人物。
路遥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平凡的世界》。路遥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角之一田晓霞之口说：“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地凋谢。”
2019年9月，路遥因颂扬“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而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一卷，路遥这样写道：“他（孙少平）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孙少平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孙少平活得很苦，但也很坚韧。别人有的我不一定有，但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要去努力做到；生活本就没什么好说的，有时候甚至很折磨人，但由于精神和尊严，卑微的个体具有了不朽的道义价值。做不了强者，也不做他人用可怜的目光看待的弱者。生活的苦难，给了人生存的信条。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把自己想做的、有意义的做好，才是正道。
在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中，由于梦想和追求，贫穷苦难的生活具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关于苦难的哲学。
这世界真的很“平凡”，就连爱情也充满了日常的纷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双水村的青年人读书，考学，揽工；壮汉子种地，办厂，赚钱；干部忙着开会。敦厚的、贪婪的、狭隘的、自恋的、张狂的，各色人等，人人揣着一本难念的经，他们有痛苦，也有生活中的小感动和“小确幸”……他们藏在当时的时代里，一如当下藏在朋友圈里的你。拜现代科技所赐，当下的朋友圈已成为人性的秀场。可在孙少安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没有微信，那个“平凡的世界”，就是双水村人一个人性的秀场。
双水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片刻宁静，几乎都是骚动不安、充满矛盾和分裂。孙少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路遥说：“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秀莲要分家，他死活不同意，甚至要动手“捶她”。因为秀莲背后的个体逻辑比乡土社会的逻辑更强大，就是个人经济独立。
鱼从来不会相信自己身上是湿的，因为它一直生活在水里；孙少安也不相信外面的世界一定比双水村好，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双水村。他18岁就当了双水村的生产队长，在他为病牛治病的细节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内心意识里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东西：他是一个集体当家人。小说中说“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 “全队人”这个词，对于孙少安的思想活动起到很大作用，也就是说，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直没有完全退场。和孙少安相比，孙少平则一直有着个体意识，他一直在寻找突围，寻找另一种生活。田晓霞说：“少平，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是有另外世界的人。”孙少平说：“我迟早要扒火车去外面的世界。”孙少平的“另外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梦想，不安于现状，他想成为吃商品粮的城市人，想成为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自觉的乡土社会的瓦解者，只不过，他总是在自卑和自尊两个极端中互相摇摆。
路遥说：“命运总是不如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路遥书写现实时，用颤动的笔触写出明亮的色彩，给人以温暖与鼓励。
现实主义不只有批判，还有温暖、有诗意。在作家李陀看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次不平凡的现实主义写作，它用一种非常有气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锐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多达百人的群像式写作，描绘出了一个和世纪断裂相联系的中国的大变化图景。
总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有人评价说，《平凡的世界》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境遇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路遥把苦难转化成了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这是《平凡的世界》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动辄香车名包、豪宅泳池，营造极富阶层的奢侈想象，以炫富的姿态构建脱离现实的场景，疏远于广大观众的生活实际，让很多观众难有真心的共鸣。”岂止影视剧哉？一些小说也是“凌空蹈虚”，书写伪现实，难以让读者追捧与产生价值认同。
《平凡的世界》的那个时代，就如十字路口，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该去何方？我们的路在哪里呢？平凡的小老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谈《人生》以及《平凡的世界》，就有了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个人，在神的帮助下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人是感情动物，愿望太多，机会太少，所以他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都要，好的和坏的东西蜂拥而至，让他无所适从。无奈之下，第二个愿望就成了什么都不要。于是神要把他的生命也带走。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他的第三个愿望只好是：把我留下。三个愿望全部实现之后，他和原来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人生》中的巧珍，是高家村“二能人”刘立本的第二个女儿，“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是“川道里的头梢子”。唯一的缺憾是，她的有钱的父亲没有让她念书，害得她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因为没有读过书，“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根据《人生》改编的电影播出后，引起了各种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道德的追问：高加林抛弃巧珍和城里姑娘恋爱，是不是当代的“陈世美”“薛平贵”？古装戏中，王宝钏独自抚养儿子，寒窑苦等十八载，等来了变了心的薛平贵；秦香莲携带一双儿女，寻找已经高中状元的丈夫陈世美，结果母子三人，被丈夫雇凶追杀。这两个男人实属不仁义，是背叛爱情的负心人。在高加林找到新的恋人后，巧珍忍痛把自己的身体嫁给了她并不爱的马拴，而把心仍然留在了高加林那里。当高加林再一次遭到人生的重创，落魄还乡，她为心爱的昔日恋人的不幸而彻心彻肺地疼痛。为了高加林，身为人妇的她，特地赶回娘家，不仅跪求姐姐不要傷害高加林，还央求姐姐一起去找姐姐的公公高明楼，并在他的面前哭求，让他安排高加林再去学校教书。
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
再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末尾的留白部分，意味深长。从医院出来的少平，“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会醉。只是有人陶醉了，它美妙无比；可有人是自我麻醉了，因为它太痛。
2. 80年代的爱情
孙少安，一个朴实的大哥、一个天赋很高但却因家庭的困难不得不辍学为弟妹创造读书条件的大哥，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走向城市的青年，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好大哥。今天，他们还生活在农村，成了一个标准的老农，我们对他们和他们子女的感情是城市青年永远无法理解的。
20世纪80年代爱情什么样？田润叶向孙少安表白时说“少安哥，我要一辈子跟你好”。说这句话时，娇羞和幸福挂在她的脸上，一双明眸水雾涟涟。
这就是80年代爱情的味道。反正不是今天男女青年，一开口就说的“我爱你”。
像孙少安这样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民，他嘴里就说不出“我爱你”，他弟弟孙少平是可以说“我爱你”的文化人。
孙少安和田润叶，两小无猜，小时候常常厮守在一起，甚至还在一个被窝里睡觉。长大以后，润叶成了县里一所学校吃公家饭的老师，而少安依然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此巨大的社会落差，少安无法不退缩，他选择用劳动来麻痹自己。
爱情不能当饭吃，面子不能当钱花。孙少安用逃避的方式来应付润叶潮水般的爱情攻势，润叶却一往情深，爱得荡气回肠，走路时想的是少安，吃饭时想的也是少安，甚至工作的时候也会浮现出少安的身影。直到有一天，“她一路走，一路苦闷地踢着一颗小石子，直到把这颗小石子一脚又一脚从县革委会踢到小学的门口。她进了学校大门，猛地呆住了。她看见：少安正在她宿舍的门口低着头转来转去——啊！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她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跑过去了……”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好，润叶沉浸在明媚的春光里，心情无限的美妙。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少年在爱情方面没这么勇敢，他有自知之明。他的懂得与珍惜，注定了他和润叶无法结合。
并不是少安对润叶没有感情，接到润叶的信后，“孙少安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可他又多么不幸，有个拿工资的女教师要嫁给他，他却不敢娶了！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起生活！”在他拒绝了润叶的爱情后，他在地里干活，像“受戒”一样煎熬，只能“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急如焚地走了一段路，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你，润叶，我对不起你……’” 写到这里，想起从前同事说的一段话。她说：回家途中，遇一十八九岁的姑娘蹲在河边大榕树下抱臂痛哭。我听着心里发慌，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让我陪她一会。我于是安静地坐在草叶上听她哭。奈何她越哭越狠，似乎不把自己哭死不甘休。没辙，我打开手机里小朋友弹奏的《钟》，有音乐陪着，总归不那么悲惨，虽然弹得不好。没想这音乐刚听了一二分钟，姑娘竟不哭了，问这曲子叫啥名字，谁弹的。我回称是李斯特的《钟》，想听可以去百度，谁弹得好听谁的。姑娘沉默了一会，说：我失恋了。哭一下，纪念。谢谢你的音乐。然后，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嗯，音乐真好，即使如此稚嫩的弹奏，也能疗情伤。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歌》中的句子。很多人是从冯小刚的电影《夜宴》主题曲知道这句诗的。电影的主题是欲望和寂寞。有人说，“心悦君兮君不知”，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深的寂寞，一个人如果懂了这首歌，这个人就不会寂寞。我想这句子也许没那么玄乎，人人易懂，至于会不会寂寞，看你的心有多沉，夜有多深。诗词是浓缩了的人生，一百个人读便会有一百种感受，吟诗唱词并不是要去追究作者表达了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感受。“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然而对于有些人，利字当头，终不及情字于心，这才有了“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千古悲凉之音。
话说少安脱单了，和陕西姑娘秀莲结婚了。当润叶得知少安结婚的消息后，她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她被迫与县里干部家的子弟李向前结婚，却拒绝与李向前同床，直到李向前因车祸伤残，才彻底接受了他。
有心栽花花不开。再回首，已是鬓白泪流时。
孙少平的爱情，同样充满波折，充满了悲哀与忧愁。郝红梅，她是孙少平的初恋，但他们最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郝红梅成为寡妇后，被田润生爱上，两人冲破了重重束缚，最终成为眷属。后来，孙少平看着郝红梅那熟悉的面孔，慢慢老去。
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是的，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只能一直往前。
说起来，我和《平凡的世界》的主角之一的孙少平应该算得上是同龄人。孙少平的小学时代什么样？路遥没有写，小说中重点写的是孙少平在县城上中学的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的小学生一般在自己村里上学，放学后可以看样板戏。当时我所在的村里，经常来放映队，印象中《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永不消失的电波》《大浪淘沙》《奇袭白虎团》等，百看不厌——“厌”了也没有办法，因为没别的选择。那时我看的书主要是《一块银元》《刘胡兰》《高玉宝》等小人书，偶然可以看到《红岩》，也能看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过大人们常提醒“少不看《水浒传》，老不看《三国演义》”，至于理由，也没人告诉我。那时候学校教育讲的是学工、学农。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冬天，我天天早起去拾粪，然后交给学校，为此，我还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奖状。冬天，村里除了放映队之外，偶然也会有说书的先生。好像主要说“刘墉下南京”，偶尔也可以听到杨家将的故事。村里给他们的报酬是一家凑出两斤小麦。
路遥写到郝红梅向孙少平借《红岩》来读，那已经是高中时代了，印象中，我在初中时代就读了《红岩》。
孙少平和他的中学同班同学占据了全书的很大篇幅。这些同学中有漂亮、细腻的郝红梅，有才气逼人的田晓霞，还有“跛女子”侯玉英。
关于郝红梅的出场，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初到县城的郝红梅是懵懂少女走进了大世界，还算英俊的孙少平不仅和她处境相似，相互怜惜，还能和她一起读很少见的课外读物。很自然地，郝红梅对共享精神生活的英俊少年会产生好感。不过，由于家庭的变故，郝红梅的头脑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自我。祖辈的富有和眼下地主成分带来的歧视，令郝红梅比大多数同学更渴求社会阶层的上升：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上学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郝紅梅是不会选择和孙少平做一对贫贱夫妻的。进城生活和“吃公家饭”的诱惑，虽然只是可能性，也实在无法舍弃。所以，当侯玉英替他俩把关系挑明的时候，郝红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缩。在最后一次“约会”中，郝红梅除了还书，还在书中附赠了珍贵的点心——亲手拣麦穗制成的白面饼，然后就倒向了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顾养民。从后面的情节来看，这份“告别礼”，似乎对物质和精神问题做了一个典型隐喻。
有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最大差别是户口，有城市户口就等于可以获取招工资格、可以吃商品粮、可以在城市居住、可以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这一切，都是孙少平这样的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一个农村的青年奋斗一生，努力学习、天不亮就起床上学、吃糠咽菜、开水下饭、春天冬天只有一身衣裳、草稿先用铅笔写后用钢笔写，所有的节省和努力，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能够“进城”，获取一个户口，努力缩短和城市青年因城乡差别而产生的距离。
既然进城是孙少平梦寐以求的，当侯玉英向孙少平大胆表白，并承诺可以帮他“进城”时，他却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侯玉英出场很早。在第一章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情节中，她就公开歧视吃“非洲馍”的孙少平、郝红梅。小说这样写道：“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痼疾，因此行走有点瘸跛。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象是乙菜——这说明候玉英家境还不错。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跚跚来迟者。 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在一次劳动中，孙少平看侯玉英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脸皮薄的郝红梅接受不了这个打击，逐渐疏远了孙少平。当然，更准确地说法是郝红梅无法接受侯玉英逼她“做选择”的冲击。
有句话说：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扔个硬币决定。扔完如果想再扔一次，你就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在这个场景中，侯玉英就是那枚被过早掷出的硬币。
从上面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侯玉英几乎是被当作反面人物出现的。
有一次，上劳动课时，突降暴雨，侯玉英因跛脚而没有上山，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困住。这时，孙少平不计前嫌，游过洪水泛滥的山涧，冒死把她拉到了安全的地方。孙少平因此在同学中获得了声望。被救的侯玉英表态：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骚情顾养民！
顺便说一下，顾养民这个人，家庭比较中产，人又聪明。大家一定记得吧，我们从小学开始，只要上语文课，但凡老师讲文章，必求中心思想，就是给我们讲人生道理呗。顾养民就是那种“中心思想”特别突出的人。他一说话，就很容易让大家明白他所表达的人生哲理。说他有逻辑吧，又特别“简单”，让大家一听，往往会有一种“原来如此，蛮有道理”的感覺。反正很励志。虽然他有时也会使用忧郁的句子和意象，但“中心思想”始终表达的是积极昂扬、不惧艰险的精神，用一句老话说——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看到这点，有人会说，“咦，这不是心灵鸡汤吗？”对的，他就像今天所说的心灵鸡汤。如果时间往后延伸到1990年，顾养民必定是著名畅销诗人汪国真的忠实粉丝，必定手捧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并且能背颂其中的大量段落。
接着说侯玉英。
直到毕业前夜，侯玉英终于主动介入孙少平的生活圈。郝红梅为了面子偷手帕，被侯玉英父亲的下属捉住。侯玉英一面告诉父亲这是孙少平的“仇人”，一方面跑到学校，在通知校领导之前把信息传递给孙少平。这一连串的行动，报恩和嫉妒的心态恐怕要各占一半。
侯玉英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无论是出于替孙少平报仇的想法，还是嫉妒郝红梅是孙少平的初恋，她都很有理由毁掉郝红梅的前程，这也是她第一时间把郝红梅的丑闻报给孙少平的原因。
不料，孙少平非但无意让郝红梅和顾养民丢脸，反而借助恩人的身份把事情压下来。孙少平对侯玉英的父亲说：你要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们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如果谁要是伤害了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账的！叔叔，请你把这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帕还让红梅拿走。请记住，她没有偷！这手帕是她买的！
第二天，毕业日，孙少平收到了最精美的一份毕业赠礼，以及平生第一封求爱信。信上这样写——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
盼着鸿雁早飞来！
爱你的人：玉英。
侯玉英坐在闺房里翘首以盼。孙少平却把侯玉英的信揉成一团，正准备随手扔掉，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里借了火柴，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
在他当老师不久后，侯玉英接二连三给他写了几封“恋爱信”。少平接到信，看完就烧了，也不给她回信。如果出身于一个光景好而又有地位的家庭的男人，接到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女人的求爱信，那也许会不以为然的，但孙少平接到侯玉英如此热情地表白自己心迹的书信，却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感动。
在那个没有微信、抖音、快手、QQ的年代，爱情的表白，还是用古老的书信来体现，那是一种老火汤，味道好极了。书是一页一页读完的，信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因为“在开花之前，芬芳早已蓄满枝干”。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几乎被微博热搜左右着，我的一学生说：我朋友说，最后发现谈恋爱还不如养条狗来的回报多……看完微博热搜我惊呆了。网络上有几个正常人啊，消费抑郁症，坏透了。我回答说，即使是消费抑郁症，也比健康焦虑症好一些吧？这个学生问：什么是健康焦虑症？我说：总是反复担心自己生病的人，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健康焦虑症。学生很坚强地说：与其抱怨身处暗处，不如提灯前行。要做自己的铠甲，也要做爸爸妈妈的防弹衣。我说：也不一定活得那么生硬，可以适当放松自己啊。
活在这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尽管他实在不能对侯玉英产生什么爱情，但他仍然在心里很感谢这位多情的跛女子。在他返回农村以后，仍然不嫌弃他贫困的家庭，还在信上发咒：“愿和你一辈子同作比翼鸟，如果变心，让五雷轰顶”……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侯玉英的一片热心，后来便很诚恳地给她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考虑自己的婚姻；让她再不要提这事了。他还说了他对她的谢意，并说他不会忘记她对自己的一片好心…… 孙少平拒绝了侯玉英的求爱，后来，他又被黄原城外阳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曹菊英拒绝，也算是扯平了。不过，孙少平倒是沾了个大便宜，户口迁到了城里。不过，曹菊英能一口否决用心良苦的父母，和孙兰花坚决要嫁给王满银、侯玉英苦追孙少平一样，也是现代化社会逐步摧毁传统社会的表现。
孙少平朴实的经历，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青年的写照。贫穷但不卑微、努力总是获取很少、平凡但总是关心国家大事、生活再清贫都不让自己的思想贫瘠。他们一无所有但是有骨气、他们的生活不浪漫但有一颗浪漫的心，他们生活困苦但从来没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也有爱情，但多是苦涩的，因为现实的残酷实在不可能给他们浪漫的结果--浪漫总是很奢侈的。现实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爱情和婚姻总是脱不了门当户对。
孙少安和孙少平都是农村优秀青年，他们应当得到比他们高一层次的女性的青睐和爱情，但是他们不可能逾越那重身份带来的障碍——城乡差别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路遥笔下的润叶跟一个修鞋的“伤残人”李向前、也不可能跟一个优秀农民孙少安结婚，这就是城乡差别。这就是现实的残酷。这在当时就是农村青年无法逃避的宿命。
侯玉英和孙少平的故事还没有完，终于有一天，侯玉英和孙少平在街头相遇。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象个圆面包似的。
“这是……？”少平指着她怀中的娃娃。
“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
少平把孩子从侯玉英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丈夫近在咫尺，但侯玉英还是鼓起勇气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面表白。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還以为你死了！我么……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人的一生会同太多的人和事相遇，看来好像色彩斑斓，而实际是每个人可以选择的余地小而又小。
和《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孙少平也超出了自身出生于农村的乡土气质，他的才情和奋斗精神吸引了像侯玉英这样的城里女青年。
既然现实中城乡界限很难突破，那就在爱情上突破，穷苦出身的农村青年，他身上的不凡气质和抗争命运的力量，赢得了家境好的城里姑娘的欣赏或爱。
莽撞的街头表白可以让孙少平感慨，但在孙少平心中，侯玉英的小市民生活和自己要追求的未来再无关联。写到这里，想起上网时看过的一个笑话：本人表白六次，被表白七次，暂以7：6领先……。这显然是一个当代段子。因为只有在自由恋爱时代，被表白和被表白之间的比率才能用来说明一个人的魅力。但在《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一个时代，自由恋爱显然不是主流。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明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坚持下去的冲动，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会很可惜，反正最好的余生只有你，最坏的不过是余生都是回忆。侯玉英是唯一一个敢于和命运对抗、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她恩怨分明，重诺守信，择偶首重人品，郝红梅甚至田晓霞的堂姐田润叶都无法与她相比。
孙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侯玉英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我走了……”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成年人的世界，不要指望别人，学会一个人走，然后一个人经历所有。
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青春，永远地逝去了……
嗯，在孙少平看来，侯玉英的青春已经结束了，但他的青春还没有结束。在后面的故事中，不仅孙少平忘了侯玉英，就连路遥在后半部的情节中也遗忘了她。她最后一次出场就是以小市民、女摊主身份和孙少平邂逅，之后永久地留在县城的街头，整个第三部都没有侯玉英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要提到郝红梅的人生波折，读者简直可以在后面的情节中把她忘掉。郝红梅倒是通过另一次邂逅，和田润生走到了一起，获得了安稳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里，感慨万千。长大后，我才知道，世界很大，个人很小，你走过的地方很多，属于你的地方很少。佛学中有个说法，叫“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你不能简单地把人和他说的话等同。我们看人，除了“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为什么说这个呢？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路遥的成名作《人生》出版，并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热映，其中有高加林抛弃巧珍的情节，一些老百姓看了电影就有些激动，毫不客气地把高加林骂了一顿，觉得他是不是良心让狼给吃了……
原来呀，老百姓看了电影有了代入感。
唉，姑且抛开道德的评判，看看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折磨你而生，夜晚流过的泪，天亮了依然会化作脸上的微笑……近日网上流行一句话：你要过日子，不要让日子过你。这话，孙少平应该明白。等到高中读了大半年，小小的县城已经容不下孙少平的人生目标。
在孙少平与田晓霞恋爱时，路遥没有安排孙少平与田福军见面。路遥现实主义的写作目的无法用中国人一贯的价值观念来处理两个阶层的碰撞，如果路遥将孙少平刻画成一个寒门出身的大学生，田福军也许能够接受，因为田本人也是这一类型。但由于路遥对孙少平的刻画只是一个煤矿工人，即使孙少平再有魅力，也冲不破几千年的观念。这种矛盾在文字里无法处理，如果出现，一种结果是作品变成了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品，另一种结果就是田福军这个完美干部的人格魅力在女儿婚事上可能丧失。两种结果都不是路遥愿意看到的。在孙少平与田晓霞浪漫主义的爱情不断发展中，而路遥无法冲破现实主义写作基调，所以只能用田晓霞之死，来处理这一爱情的结局。在田晓霞死去这一前提上，田福军与孙少平见面，两个人都沉浸在失去田晓霞的悲痛中，这种场景才无损于两个人物合理地面对。 至今，翻开书页，孙少平依然让我感动，但配角如侯玉英、郝红梅，她们的故事更加让人难忘，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实际上，无数个配角的亮点恰好可以拼出孙少平的精彩人生：孙少安勤劳朴实，侯玉英真诚守信，田晓霞勇敢聪慧，孙兰花善良执着，金波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爱情不惜代价……可以说世上本不存在孙少平，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像孙少平的一刻。
孟子有句流传千古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我们像孙少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正面痛击命运；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被时代浪潮推着走。这还不算，我们仅有的一两次胜利往往要用一生来补偿。说起来这倒也合理：在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中，命运本来掌管你的全部；现在你偶尔赢他一次，被冒犯的上司肯定会找你的麻烦。如此的生涯正似宇宙中的流星：在黑暗的空间中运行不知多久，忽然冲进大气层，用短暂的燃烧放出所有光明，然后再变成黯淡的陨石或星尘。
夜空中不只有流星，还有永远闪亮的恒星当主角，但最多、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色彩是黑色。黑色的背景中有无数的陨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默默运行，等待着一生一次的闪光。
田晓霞爱上了孙少平。孙少平有着浪漫的气质，他敢爱田晓霞，而孙少安不敢爱田润叶。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孙少平真真切切地得到了田晓霞的爱，但他却暗地里自我折磨，爱的心灵一会儿飞到云端，一会儿跌进深渊，他总担心社会地位的差异迟早让爱情夭折。婚姻不等同于爱情，它往往是众多复杂因素形成的合力。
真实生活里，也许很少见这样的女子：“老公好好的没爱情，老公瘫痪了倒爱了”“田晓霞殉职了，日记里还爱着她掏碳的男人孙少平”“孙少平后来又娶了他师傅的老婆，发誓做一辈子矿工”，于是，就有人评论说，路遥不懂女人。但问题在于，他不需要懂女人，其实女人自己也不懂女人。他只要懂男人就行了！这才是关键，他应该是比较懂男人的，至少他还是很懂自己的。
人被逼急了，一出勇气，二出智慧。孙少平每天看《参考消息》，关心国家大事。他总算拿到一张“入城卷”、做了城里人，进入大牙湾做一个煤矿工人。在当时，城市文明总是令人向往，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主角，也会对着远方工业城市的光亮久久凝视。在20世纪80年代初，地级市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疑问是“天之骄子”，是正牌大学生。
再说说孙少平的姐姐孙兰花，她虽然大胆地追求爱情，但在对家庭生活的看法上，和祖先也完全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王满银怎么不务正业，即便一年只在家停留几天，孙兰花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甚至，王满银带回一个“洋女人”，孙兰花还是忍气吞声为他们做饭，后来，“忍不下这口气”只肯自己一死了之，绝没有离婚改嫁的心思。一个更坏的消息能让之前的坏消息看起来还不算太坏；一个更坏的小人能让身边的小人也变得还可以忍受……孙兰花、孙家大姐，王家嫂子或者说王孙氏，她终究是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女人。
读路遥的小说，他喜欢安排穷小子和富家女谈恋爱，比如，让黄亚萍爱上高加林、田晓霞爱上孙少平、田润叶爱上孙少安，这与中国传统戏曲、评书里落魄书生和千金公主的故事如出一辙。大观园里的贾母曾经对这样的爱情观发表过看法，大意是说，因为现实中得不到，所以，作者才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说这话的，大约是不了解路遥的经历。按照作家王爱忠的说法，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林红后来爱上了他人。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在那个时代，农村人没有固定的现金收入，经济来源基本靠种地，住房、交通、食物、饮水都是问题，生活水平低，文化环境差，甚至温饱都没有完全解决。20世纪的农村人与城市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部分城里人可以趾高气扬，农村人可以吗？农村人跳出农门的途径很少。孙少安与田润叶，一个是泥腿子（生产队小队长），一个是城里的小学教师（后来的团干部），也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尽管润叶对少安无限痴情，但她的家人不同意，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如同织女向往牛郎。还有田晓霞，她是一个高干子女，有大学学历，又是省报的记者，而孙少平只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善良，有上进心，一个打工汉，收入仅够养活自己，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当上了“煤矿工人”。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中国传统上的门第婚姻，是很难逾越的界限。带上过多的东西会让人步履蹒跚。孙少平与田晓霞义无反顾地恋爱，他们结合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他们始终隔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就像是“骆驼穿过针眼”一样。
人找不到自己，往往因为想要探寻太多的未知，面对太多的选择会让人最终迷失。我在大学时代，看电影《人生》。之后，我们在宿舍里彻夜长谈。那时候的学生简单，至少没现在的人复杂。还记得，有个同学告诉我们：小说《人生》共13万字，路遥获得1300元的稿费，千字10元。当时好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君子不言利”，怎么能讨论钱呢？太俗了。后来知道，1986年，《平凡的世界》由文联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稿费大概3万元，千字30元，要知道当时的“万元户”就足以令人羡慕了。记得当时有个姑娘就对我说，“我妈让我嫁个万元户”。
在《人生》中，巧珍那句“家里的小猪下了12只猪崽”，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高加林就是听了这一句，下决心和她分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嘲笑巧珍，觉得她虽然漂亮、善良，但“没文化”，不能和高加林谈论诗歌、文学，只能谈论养猪，感觉配不上高加林。我们读大学那会儿，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谈论萨特、尼采才能引起姑娘的注意，或者，谈论伤痕文学、朦胧诗等，而谈论“家里的小猪下了12只猪崽”实在不合时宜。那也许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大家见面谈论的不是装修、不是股票，而是文学。现在想起来，那也谈不上童话，往深了说，也是一种“无意识”，类似饥饿的“无意识”。
“无意识”，在哲学上是个严肃的课题。弗洛伊德讲无意识，荣格讲群体无意识，佛洛姆讲社会无意识，那是否存在一种“存在无意识”？既然无意识，那如何来分析和认识呢？
说实话，那个时代我们活得多少都有点“无意识”，领导咋说咱咋做，社会流行什么就追什么，基本上是随波逐流。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糊口”成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大家活得也比较唯物主义，一切没谱的精神思考回到家里之后，都蜕变成切切实实的吃饱、穿暖、老婆、孩子。孙少平就开始思考：也许，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生也不应该止于谋生。人性中的美好，也可以在很舒缓的环境下涓涓细流，娓娓动听。如果接着往下思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是懒洋洋的太阳，需要空谈一下魏晋风骨，需要没有来由地喜欢古希腊的雕塑和亚美尼亚的楔形文字……
“无意识”的思考，《人生》中的巧珍不会有，《平凡的世界》中的金秀不会有，侯玉英更不会有。但是，高加林有，孙少平同样有，而且非常强烈。所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你不能简单地骂高加林就是一个没良心的“陈世美”，也不能骂孙少平不识抬举、过于心高气傲。一般读者不会从哲学角度来谈论高加林和巧珍，也不会从哲学角度来谈论孙少平和金秀，只是简单地怪作者路遥：文化就那么重要吗？为什么把文化、交流当成爱情的鸿沟呢？文化、沟通，这些东西本不能当饭吃，为什么不能突破呢？更何况巧珍、金秀，那是多好的姑娘啊？为什么男主角就不要人家呢？
听到这样的观点，我只能说，一个人在你饿了的时候，给你焚琴煮鹤，偏偏你又是个爱琴如命的人，这个时候，你该对他表达感谢吗？再举个例子，当你得知有藥房老板用殷商甲骨文当中药卖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
（未完待续）
据《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2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联合“志愿中国”和共青团中央官微进行“改革开放40年”大型青年调查显示，在40年灿若繁星的文学作品中，对青年影响力最大的文学作品依然是《平凡的世界》。66.0%的受访青年确认《平凡的世界》对自己影响最大，获选率排名第一。在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中，《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也被36.6%的受访青年认可，排名第二，仅次于《人民的名义》。
这已不是《平凡的世界》第一次获此殊荣。据报道，早在2004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就显示，很多青年把《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在40年灿若繁星的文学天空中大放异彩，到今天依然被广大青年所欣赏和热爱，倘若路遥在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了。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一代代青年的精神成长史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是因为其所传递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对底层奋斗者具有灯塔一般的指引效应。正如一名80后读者所说，一代代年轻人对奋斗、对理想的执着是相似的，他们的生命体验跟书中的主角有很多共通之处，“好像实实在在地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已故著名作家路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这是党和政府给他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他文学创作的再一次肯定。
毫无疑问，《平凡的世界》是几十年来最出色的励志小说。路遥是一位有着远大梦想的伟大作家，几十年来，他用殉道式的写作方式，秉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精神，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创作出一部部精品力作。
路遥，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脚下的土地。
2020年12月3日，是作家路遥诞辰71周年纪念日。路遥的生命虽然只有匆匆40余年，但他的作品、他的精神，却照亮了无数读者的人生道路。谨以此文，纪念路遥、致敬路遥。
——题记
1. 黄叶铺满地，我们已不再年轻。
路遥，原名王卫国，名字带有浓浓的时代色彩。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石咀驿的王家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在他的记忆中，儿时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苦难紧紧伴随着他。七八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养活不了他们兄妹几个，他被过继给延川县郭家沟村的伯父。路遥去的郭家沟，跟王家堡差不多，伯父的家境也不怎么样，只能说有口饭吃。
路遥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过一年书。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轰动全国。在《人生》中，路遥将他心中的理想人物命名为“高加林”。他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梦想，和对这块土地的祝福。后来他也屡次提到，自己是从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坡上爬出来的；1982年，《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呕心沥血之作，是一部用生命写成的书。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活过爱过也写过的平凡的世界，年仅42岁。路遥去世时，其女儿只有13岁。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题记中这样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的土地和岁月。”
《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发生在黄土高坡上一个叫双水村的地方，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为中心，全景式地表现改革开放初期（1975年到1985年中国当代变革最为剧烈的十年）陕北农村普通青年的平凡生活。在这片广袤、苍茫的黄土地上，即便苦难如是，即便在冲突中不断彷徨，总有那么“一束温暖的光”照进现实、打动人心。
《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这是路遥倾注了全部思想和感情的作品，他描绘了乡土社会的瓦解，在集体经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土地承包、乡镇企业，一浪盖过一浪的大变革中，他解析出一层又一层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即使跟乡土社会最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是乡土社会的维护者，比如孙玉厚、田福堂——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者介入了乡土社会的瓦解。
《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即便在路遥因病去世后，热度依然不减。在历年的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文学类图书中，《平凡的世界》总是排在前列。每年再版发行的《平凡的世界》，高居畅销书榜，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在期末考试时也特别喜欢从《平凡的世界》中出考试题。比如这道题：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翻阅了10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各种报纸，并亲自到煤矿等地体验生活，充分显示了一个作家孜孜不倦地求真精神。这部小说对主人公在艰难生活中执著奋斗精神的刻畫，对他们浪漫爱情的描绘，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值得一提的是，有评论者认为，一个农家子弟与县领导干部女儿的爱情不真实，但在小说所讲述的1975—1985年间，我国的贫富与阶层分化并不巨大，这样的故事还是可信的。
对这段文字概括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平凡的世界》里有对现实社会和浪漫爱情的真实描绘
B. 《平凡的世界》里既有现实主义精神也有浪漫主义情怀
C. 《平凡的世界》用执著的奋斗精神和浪漫的爱情故事打动读者 D. 《平凡的世界》对浪漫爱情的深刻描绘削弱了其现实主义精神
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介绍，《平凡的世界》当下销量逐年递增，目前总销量已经突破1800万册。早在2015年7月，清华大学首批录取通知书送达“准新生”手里时，随通知书一起寄到的还有校长送出的礼物——《平凡的世界》。
不少人感言，自己被《平凡的世界》激励、感动，路遥是其精神上的明灯、导师，比如，潘石屹，他就是路遥的“超级粉丝”，《平凡的世界》他读过七遍以上。“《平凡的世界》就如一面镜子一样，每次看着就哭了，每到人生低谷，有过不去的坎，我都要拿起来读一遍”，他说，自己就是“孙少安”。又比如马云，他当年高考落榜，去打零工，也是因为受《平凡的世界》的影响而决定复读。
评论家傅逸尘说，路遥的作品保留着恒常性的价值判断，比如英雄，比如梦想，比如奋斗，比如人生的原则。正是这些恒常的价值穿越时空，在当下的青年读者中获得共鸣。
《平凡的世界》面世三十多年以来，带给一代代人不平凡的感悟和哲理性的思考，成为普通劳动者的枕边书，成为他们励志的宝典和精神寄托。正如路遥所说，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投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执着。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午12点30分的《长篇小说联播》，当时莫名其妙地被其中的一句话“黄叶铺满地，我们已不再年轻”震惊了。
那时作为一个即将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通过《平凡的世界》，才知道在陕北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一个和自己的家乡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和自己父亲一样老实的农民孙玉厚老汉，有一个和自己一样大的少年孙少平。孙少平身上仿佛有一个标签：“不做第一，只做唯一”，他不甘平庸，通过个人的努力不断超越自我，以一个农民子弟的朴实和坚毅走出了家乡山凹的黄土地，成了城里人，还成了煤矿作家。历经波折，他重回矿上，跟他已故师傅的老婆惠英成了家。
《平凡的世界》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浪漫的大团圆的爱情、没有“小资梦”、没有不切实际的惊天动地，有的只是一股黄土高原的朴实劲儿，有的只是青春的梦想，有的只是梦想的破灭和青春的苦涩，有的只是千百个农村孩子向上追求的生活写照。
《平凡的世界》的长销不衰和路遥的英年早逝，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启示和思考。那么，路遥和他作品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呢？这要从小说本身的魅力说起。孙少安和孙少平是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大哥孙少安承担家庭的重担，退学、回村；弟弟孙少平则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流浪者”，而“流浪者”这个角色才更加具有文学上的典型意义。
为什么说孙少平是个“流浪者”呢？孙少平的形象，就像当代的“多余人”。他爱读书、爱思考、有禀赋、不安分，高中毕业之后，很难接受双水村的闭塞与落后，但城市又不接纳他这样的“农村知识阶层”。主流的两极，都没有他的位置，他注定要痛苦地寻求生命的归宿。他只是一个农民（尽管在城里读了高中），却一直爱读书、爱思考，这就在精神上超出了他自己身份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流浪者”，他的经历更像是“现代人的流浪的旅程”。这样的流浪，需要解决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换句话说，他在解决迫切的物质危机的同时，还面对精神的危机——即身份认同和自我归宿的危机。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孙少平的形象，是典型的“非主流主人公”。这种特质，其实符合伟大文學作品的标准。在主流的背景中做非主流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身上一定集中了主流的矛盾和非主流的双重痛苦，很有戏剧性和内心的冲突性。比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其女主人公之所以得以留名文学史的人物长廊，就是因为她是个叛逆的贵族妇女，是个主流中的非主流人物。
路遥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平凡的世界》。路遥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角之一田晓霞之口说：“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地凋谢。”
2019年9月，路遥因颂扬“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而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一卷，路遥这样写道：“他（孙少平）慢慢懂得，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磨难。”孙少平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
孙少平活得很苦，但也很坚韧。别人有的我不一定有，但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要去努力做到；生活本就没什么好说的，有时候甚至很折磨人，但由于精神和尊严，卑微的个体具有了不朽的道义价值。做不了强者，也不做他人用可怜的目光看待的弱者。生活的苦难，给了人生存的信条。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把自己想做的、有意义的做好，才是正道。
在孙少安、孙少平的故事中，由于梦想和追求，贫穷苦难的生活具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关于苦难的哲学。
这世界真的很“平凡”，就连爱情也充满了日常的纷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双水村的青年人读书，考学，揽工；壮汉子种地，办厂，赚钱；干部忙着开会。敦厚的、贪婪的、狭隘的、自恋的、张狂的，各色人等，人人揣着一本难念的经，他们有痛苦，也有生活中的小感动和“小确幸”……他们藏在当时的时代里，一如当下藏在朋友圈里的你。拜现代科技所赐，当下的朋友圈已成为人性的秀场。可在孙少安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没有微信，那个“平凡的世界”，就是双水村人一个人性的秀场。
双水村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几乎没有片刻宁静，几乎都是骚动不安、充满矛盾和分裂。孙少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路遥说：“他从一开始担负的就是全家人的责任。”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秀莲要分家，他死活不同意，甚至要动手“捶她”。因为秀莲背后的个体逻辑比乡土社会的逻辑更强大，就是个人经济独立。
鱼从来不会相信自己身上是湿的，因为它一直生活在水里；孙少安也不相信外面的世界一定比双水村好，因为他一直生活在双水村。他18岁就当了双水村的生产队长，在他为病牛治病的细节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内心意识里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东西：他是一个集体当家人。小说中说“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 “全队人”这个词，对于孙少安的思想活动起到很大作用，也就是说，集体意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一直没有完全退场。和孙少安相比，孙少平则一直有着个体意识，他一直在寻找突围，寻找另一种生活。田晓霞说：“少平，你和别人不一样，你是有另外世界的人。”孙少平说：“我迟早要扒火车去外面的世界。”孙少平的“另外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梦想，不安于现状，他想成为吃商品粮的城市人，想成为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自觉的乡土社会的瓦解者，只不过，他总是在自卑和自尊两个极端中互相摇摆。
路遥说：“命运总是不如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路遥书写现实时，用颤动的笔触写出明亮的色彩，给人以温暖与鼓励。
现实主义不只有批判，还有温暖、有诗意。在作家李陀看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次不平凡的现实主义写作，它用一种非常有气魄的但是又非常尖锐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世纪断裂的重要断口，多达百人的群像式写作，描绘出了一个和世纪断裂相联系的中国的大变化图景。
总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有人评价说，《平凡的世界》在展示普通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境遇时，极力书写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的美好心灵与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路遥把苦难转化成了一种前行的精神动力。这是《平凡的世界》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动辄香车名包、豪宅泳池，营造极富阶层的奢侈想象，以炫富的姿态构建脱离现实的场景，疏远于广大观众的生活实际，让很多观众难有真心的共鸣。”岂止影视剧哉？一些小说也是“凌空蹈虚”，书写伪现实，难以让读者追捧与产生价值认同。
《平凡的世界》的那个时代，就如十字路口，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该去何方？我们的路在哪里呢？平凡的小老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谈《人生》以及《平凡的世界》，就有了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个人，在神的帮助下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人是感情动物，愿望太多，机会太少，所以他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都要，好的和坏的东西蜂拥而至，让他无所适从。无奈之下，第二个愿望就成了什么都不要。于是神要把他的生命也带走。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他的第三个愿望只好是：把我留下。三个愿望全部实现之后，他和原来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人生》中的巧珍，是高家村“二能人”刘立本的第二个女儿，“漂亮得像花朵一样”，“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是“川道里的头梢子”。唯一的缺憾是，她的有钱的父亲没有让她念书，害得她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因为没有读过书，“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根据《人生》改编的电影播出后，引起了各种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道德的追问：高加林抛弃巧珍和城里姑娘恋爱，是不是当代的“陈世美”“薛平贵”？古装戏中，王宝钏独自抚养儿子，寒窑苦等十八载，等来了变了心的薛平贵；秦香莲携带一双儿女，寻找已经高中状元的丈夫陈世美，结果母子三人，被丈夫雇凶追杀。这两个男人实属不仁义，是背叛爱情的负心人。在高加林找到新的恋人后，巧珍忍痛把自己的身体嫁给了她并不爱的马拴，而把心仍然留在了高加林那里。当高加林再一次遭到人生的重创，落魄还乡，她为心爱的昔日恋人的不幸而彻心彻肺地疼痛。为了高加林，身为人妇的她，特地赶回娘家，不仅跪求姐姐不要傷害高加林，还央求姐姐一起去找姐姐的公公高明楼，并在他的面前哭求，让他安排高加林再去学校教书。
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
再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末尾的留白部分，意味深长。从医院出来的少平，“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会醉。只是有人陶醉了，它美妙无比；可有人是自我麻醉了，因为它太痛。
2. 80年代的爱情
孙少安，一个朴实的大哥、一个天赋很高但却因家庭的困难不得不辍学为弟妹创造读书条件的大哥，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走向城市的青年，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好大哥。今天，他们还生活在农村，成了一个标准的老农，我们对他们和他们子女的感情是城市青年永远无法理解的。
20世纪80年代爱情什么样？田润叶向孙少安表白时说“少安哥，我要一辈子跟你好”。说这句话时，娇羞和幸福挂在她的脸上，一双明眸水雾涟涟。
这就是80年代爱情的味道。反正不是今天男女青年，一开口就说的“我爱你”。
像孙少安这样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民，他嘴里就说不出“我爱你”，他弟弟孙少平是可以说“我爱你”的文化人。
孙少安和田润叶，两小无猜，小时候常常厮守在一起，甚至还在一个被窝里睡觉。长大以后，润叶成了县里一所学校吃公家饭的老师，而少安依然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此巨大的社会落差，少安无法不退缩，他选择用劳动来麻痹自己。
爱情不能当饭吃，面子不能当钱花。孙少安用逃避的方式来应付润叶潮水般的爱情攻势，润叶却一往情深，爱得荡气回肠，走路时想的是少安，吃饭时想的也是少安，甚至工作的时候也会浮现出少安的身影。直到有一天，“她一路走，一路苦闷地踢着一颗小石子，直到把这颗小石子一脚又一脚从县革委会踢到小学的门口。她进了学校大门，猛地呆住了。她看见：少安正在她宿舍的门口低着头转来转去——啊！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她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跑过去了……”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好，润叶沉浸在明媚的春光里，心情无限的美妙。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少年在爱情方面没这么勇敢，他有自知之明。他的懂得与珍惜，注定了他和润叶无法结合。
并不是少安对润叶没有感情，接到润叶的信后，“孙少安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可他又多么不幸，有个拿工资的女教师要嫁给他，他却不敢娶了！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起生活！”在他拒绝了润叶的爱情后，他在地里干活，像“受戒”一样煎熬，只能“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急如焚地走了一段路，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你，润叶，我对不起你……’” 写到这里，想起从前同事说的一段话。她说：回家途中，遇一十八九岁的姑娘蹲在河边大榕树下抱臂痛哭。我听着心里发慌，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让我陪她一会。我于是安静地坐在草叶上听她哭。奈何她越哭越狠，似乎不把自己哭死不甘休。没辙，我打开手机里小朋友弹奏的《钟》，有音乐陪着，总归不那么悲惨，虽然弹得不好。没想这音乐刚听了一二分钟，姑娘竟不哭了，问这曲子叫啥名字，谁弹的。我回称是李斯特的《钟》，想听可以去百度，谁弹得好听谁的。姑娘沉默了一会，说：我失恋了。哭一下，纪念。谢谢你的音乐。然后，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嗯，音乐真好，即使如此稚嫩的弹奏，也能疗情伤。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歌》中的句子。很多人是从冯小刚的电影《夜宴》主题曲知道这句诗的。电影的主题是欲望和寂寞。有人说，“心悦君兮君不知”，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深的寂寞，一个人如果懂了这首歌，这个人就不会寂寞。我想这句子也许没那么玄乎，人人易懂，至于会不会寂寞，看你的心有多沉，夜有多深。诗词是浓缩了的人生，一百个人读便会有一百种感受，吟诗唱词并不是要去追究作者表达了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从中得到了什么感受。“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然而对于有些人，利字当头，终不及情字于心，这才有了“心悦君兮君不知”这千古悲凉之音。
话说少安脱单了，和陕西姑娘秀莲结婚了。当润叶得知少安结婚的消息后，她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她被迫与县里干部家的子弟李向前结婚，却拒绝与李向前同床，直到李向前因车祸伤残，才彻底接受了他。
有心栽花花不开。再回首，已是鬓白泪流时。
孙少平的爱情，同样充满波折，充满了悲哀与忧愁。郝红梅，她是孙少平的初恋，但他们最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郝红梅成为寡妇后，被田润生爱上，两人冲破了重重束缚，最终成为眷属。后来，孙少平看着郝红梅那熟悉的面孔，慢慢老去。
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是的，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只能一直往前。
说起来，我和《平凡的世界》的主角之一的孙少平应该算得上是同龄人。孙少平的小学时代什么样？路遥没有写，小说中重点写的是孙少平在县城上中学的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的小学生一般在自己村里上学，放学后可以看样板戏。当时我所在的村里，经常来放映队，印象中《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永不消失的电波》《大浪淘沙》《奇袭白虎团》等，百看不厌——“厌”了也没有办法，因为没别的选择。那时我看的书主要是《一块银元》《刘胡兰》《高玉宝》等小人书，偶然可以看到《红岩》，也能看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不过大人们常提醒“少不看《水浒传》，老不看《三国演义》”，至于理由，也没人告诉我。那时候学校教育讲的是学工、学农。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冬天，我天天早起去拾粪，然后交给学校，为此，我还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奖状。冬天，村里除了放映队之外，偶然也会有说书的先生。好像主要说“刘墉下南京”，偶尔也可以听到杨家将的故事。村里给他们的报酬是一家凑出两斤小麦。
路遥写到郝红梅向孙少平借《红岩》来读，那已经是高中时代了，印象中，我在初中时代就读了《红岩》。
孙少平和他的中学同班同学占据了全书的很大篇幅。这些同学中有漂亮、细腻的郝红梅，有才气逼人的田晓霞，还有“跛女子”侯玉英。
关于郝红梅的出场，小说中是这样写的：初到县城的郝红梅是懵懂少女走进了大世界，还算英俊的孙少平不仅和她处境相似，相互怜惜，还能和她一起读很少见的课外读物。很自然地，郝红梅对共享精神生活的英俊少年会产生好感。不过，由于家庭的变故，郝红梅的头脑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自我。祖辈的富有和眼下地主成分带来的歧视，令郝红梅比大多数同学更渴求社会阶层的上升：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上学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郝紅梅是不会选择和孙少平做一对贫贱夫妻的。进城生活和“吃公家饭”的诱惑，虽然只是可能性，也实在无法舍弃。所以，当侯玉英替他俩把关系挑明的时候，郝红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缩。在最后一次“约会”中，郝红梅除了还书，还在书中附赠了珍贵的点心——亲手拣麦穗制成的白面饼，然后就倒向了家庭条件比较好的顾养民。从后面的情节来看，这份“告别礼”，似乎对物质和精神问题做了一个典型隐喻。
有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最大差别是户口，有城市户口就等于可以获取招工资格、可以吃商品粮、可以在城市居住、可以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这一切，都是孙少平这样的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一个农村的青年奋斗一生，努力学习、天不亮就起床上学、吃糠咽菜、开水下饭、春天冬天只有一身衣裳、草稿先用铅笔写后用钢笔写，所有的节省和努力，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能够“进城”，获取一个户口，努力缩短和城市青年因城乡差别而产生的距离。
既然进城是孙少平梦寐以求的，当侯玉英向孙少平大胆表白，并承诺可以帮他“进城”时，他却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
侯玉英出场很早。在第一章的“欧洲馍、亚洲馍、非洲馍”情节中，她就公开歧视吃“非洲馍”的孙少平、郝红梅。小说这样写道：“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这是一位矮矮胖胖的女生，大概是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类的病，留下了痼疾，因此行走有点瘸跛。她面前的三个菜盆里已经没有了菜，馍筐里也只剩了四个焦黑的高粱面馍。看来这几个黑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她自己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馍和一个玉米面馍，碗里也象是乙菜——这说明候玉英家境还不错。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跚跚来迟者。 在生活中侯玉英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像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像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在一次劳动中，孙少平看侯玉英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脸皮薄的郝红梅接受不了这个打击，逐渐疏远了孙少平。当然，更准确地说法是郝红梅无法接受侯玉英逼她“做选择”的冲击。
有句话说：犹豫不决的时候，就扔个硬币决定。扔完如果想再扔一次，你就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在这个场景中，侯玉英就是那枚被过早掷出的硬币。
从上面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侯玉英几乎是被当作反面人物出现的。
有一次，上劳动课时，突降暴雨，侯玉英因跛脚而没有上山，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困住。这时，孙少平不计前嫌，游过洪水泛滥的山涧，冒死把她拉到了安全的地方。孙少平因此在同学中获得了声望。被救的侯玉英表态：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骚情顾养民！
顺便说一下，顾养民这个人，家庭比较中产，人又聪明。大家一定记得吧，我们从小学开始，只要上语文课，但凡老师讲文章，必求中心思想，就是给我们讲人生道理呗。顾养民就是那种“中心思想”特别突出的人。他一说话，就很容易让大家明白他所表达的人生哲理。说他有逻辑吧，又特别“简单”，让大家一听，往往会有一种“原来如此，蛮有道理”的感覺。反正很励志。虽然他有时也会使用忧郁的句子和意象，但“中心思想”始终表达的是积极昂扬、不惧艰险的精神，用一句老话说——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看到这点，有人会说，“咦，这不是心灵鸡汤吗？”对的，他就像今天所说的心灵鸡汤。如果时间往后延伸到1990年，顾养民必定是著名畅销诗人汪国真的忠实粉丝，必定手捧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并且能背颂其中的大量段落。
接着说侯玉英。
直到毕业前夜，侯玉英终于主动介入孙少平的生活圈。郝红梅为了面子偷手帕，被侯玉英父亲的下属捉住。侯玉英一面告诉父亲这是孙少平的“仇人”，一方面跑到学校，在通知校领导之前把信息传递给孙少平。这一连串的行动，报恩和嫉妒的心态恐怕要各占一半。
侯玉英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无论是出于替孙少平报仇的想法，还是嫉妒郝红梅是孙少平的初恋，她都很有理由毁掉郝红梅的前程，这也是她第一时间把郝红梅的丑闻报给孙少平的原因。
不料，孙少平非但无意让郝红梅和顾养民丢脸，反而借助恩人的身份把事情压下来。孙少平对侯玉英的父亲说：你要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们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如果谁要是伤害了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账的！叔叔，请你把这钱交给金光明。那十几块手帕还让红梅拿走。请记住，她没有偷！这手帕是她买的！
第二天，毕业日，孙少平收到了最精美的一份毕业赠礼，以及平生第一封求爱信。信上这样写——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了我的生命后，我就从心里面爱上了你。因为我腿不好，可能你看不上我。但我们家光景好，父母亲工资也高。我是城市户口，因为腿不好，也不要去农村插队，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你要是心里情愿，回家后给我回信说明。你回家后，需要钱和什么东西，我一定全力以赴支援你。
盼着鸿雁早飞来！
爱你的人：玉英。
侯玉英坐在闺房里翘首以盼。孙少平却把侯玉英的信揉成一团，正准备随手扔掉，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里借了火柴，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了。
在他当老师不久后，侯玉英接二连三给他写了几封“恋爱信”。少平接到信，看完就烧了，也不给她回信。如果出身于一个光景好而又有地位的家庭的男人，接到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女人的求爱信，那也许会不以为然的，但孙少平接到侯玉英如此热情地表白自己心迹的书信，却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感动。
在那个没有微信、抖音、快手、QQ的年代，爱情的表白，还是用古老的书信来体现，那是一种老火汤，味道好极了。书是一页一页读完的，信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因为“在开花之前，芬芳早已蓄满枝干”。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几乎被微博热搜左右着，我的一学生说：我朋友说，最后发现谈恋爱还不如养条狗来的回报多……看完微博热搜我惊呆了。网络上有几个正常人啊，消费抑郁症，坏透了。我回答说，即使是消费抑郁症，也比健康焦虑症好一些吧？这个学生问：什么是健康焦虑症？我说：总是反复担心自己生病的人，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健康焦虑症。学生很坚强地说：与其抱怨身处暗处，不如提灯前行。要做自己的铠甲，也要做爸爸妈妈的防弹衣。我说：也不一定活得那么生硬，可以适当放松自己啊。
活在这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尽管他实在不能对侯玉英产生什么爱情，但他仍然在心里很感谢这位多情的跛女子。在他返回农村以后，仍然不嫌弃他贫困的家庭，还在信上发咒：“愿和你一辈子同作比翼鸟，如果变心，让五雷轰顶”……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侯玉英的一片热心，后来便很诚恳地给她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考虑自己的婚姻；让她再不要提这事了。他还说了他对她的谢意，并说他不会忘记她对自己的一片好心…… 孙少平拒绝了侯玉英的求爱，后来，他又被黄原城外阳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曹菊英拒绝，也算是扯平了。不过，孙少平倒是沾了个大便宜，户口迁到了城里。不过，曹菊英能一口否决用心良苦的父母，和孙兰花坚决要嫁给王满银、侯玉英苦追孙少平一样，也是现代化社会逐步摧毁传统社会的表现。
孙少平朴实的经历，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青年的写照。贫穷但不卑微、努力总是获取很少、平凡但总是关心国家大事、生活再清贫都不让自己的思想贫瘠。他们一无所有但是有骨气、他们的生活不浪漫但有一颗浪漫的心，他们生活困苦但从来没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也有爱情，但多是苦涩的，因为现实的残酷实在不可能给他们浪漫的结果--浪漫总是很奢侈的。现实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爱情和婚姻总是脱不了门当户对。
孙少安和孙少平都是农村优秀青年，他们应当得到比他们高一层次的女性的青睐和爱情，但是他们不可能逾越那重身份带来的障碍——城乡差别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路遥笔下的润叶跟一个修鞋的“伤残人”李向前、也不可能跟一个优秀农民孙少安结婚，这就是城乡差别。这就是现实的残酷。这在当时就是农村青年无法逃避的宿命。
侯玉英和孙少平的故事还没有完，终于有一天，侯玉英和孙少平在街头相遇。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象个圆面包似的。
“这是……？”少平指着她怀中的娃娃。
“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
少平把孩子从侯玉英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丈夫近在咫尺，但侯玉英还是鼓起勇气做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面表白。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還以为你死了！我么……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人的一生会同太多的人和事相遇，看来好像色彩斑斓，而实际是每个人可以选择的余地小而又小。
和《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孙少平也超出了自身出生于农村的乡土气质，他的才情和奋斗精神吸引了像侯玉英这样的城里女青年。
既然现实中城乡界限很难突破，那就在爱情上突破，穷苦出身的农村青年，他身上的不凡气质和抗争命运的力量，赢得了家境好的城里姑娘的欣赏或爱。
莽撞的街头表白可以让孙少平感慨，但在孙少平心中，侯玉英的小市民生活和自己要追求的未来再无关联。写到这里，想起上网时看过的一个笑话：本人表白六次，被表白七次，暂以7：6领先……。这显然是一个当代段子。因为只有在自由恋爱时代，被表白和被表白之间的比率才能用来说明一个人的魅力。但在《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一个时代，自由恋爱显然不是主流。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明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坚持下去的冲动，我知道遇见你不容易，错过会很可惜，反正最好的余生只有你，最坏的不过是余生都是回忆。侯玉英是唯一一个敢于和命运对抗、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她恩怨分明，重诺守信，择偶首重人品，郝红梅甚至田晓霞的堂姐田润叶都无法与她相比。
孙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侯玉英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我走了……”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成年人的世界，不要指望别人，学会一个人走，然后一个人经历所有。
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青春，永远地逝去了……
嗯，在孙少平看来，侯玉英的青春已经结束了，但他的青春还没有结束。在后面的故事中，不仅孙少平忘了侯玉英，就连路遥在后半部的情节中也遗忘了她。她最后一次出场就是以小市民、女摊主身份和孙少平邂逅，之后永久地留在县城的街头，整个第三部都没有侯玉英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要提到郝红梅的人生波折，读者简直可以在后面的情节中把她忘掉。郝红梅倒是通过另一次邂逅，和田润生走到了一起，获得了安稳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里，感慨万千。长大后，我才知道，世界很大，个人很小，你走过的地方很多，属于你的地方很少。佛学中有个说法，叫“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你不能简单地把人和他说的话等同。我们看人，除了“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为什么说这个呢？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路遥的成名作《人生》出版，并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根据《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热映，其中有高加林抛弃巧珍的情节，一些老百姓看了电影就有些激动，毫不客气地把高加林骂了一顿，觉得他是不是良心让狼给吃了……
原来呀，老百姓看了电影有了代入感。
唉，姑且抛开道德的评判，看看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折磨你而生，夜晚流过的泪，天亮了依然会化作脸上的微笑……近日网上流行一句话：你要过日子，不要让日子过你。这话，孙少平应该明白。等到高中读了大半年，小小的县城已经容不下孙少平的人生目标。
在孙少平与田晓霞恋爱时，路遥没有安排孙少平与田福军见面。路遥现实主义的写作目的无法用中国人一贯的价值观念来处理两个阶层的碰撞，如果路遥将孙少平刻画成一个寒门出身的大学生，田福军也许能够接受，因为田本人也是这一类型。但由于路遥对孙少平的刻画只是一个煤矿工人，即使孙少平再有魅力，也冲不破几千年的观念。这种矛盾在文字里无法处理，如果出现，一种结果是作品变成了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品，另一种结果就是田福军这个完美干部的人格魅力在女儿婚事上可能丧失。两种结果都不是路遥愿意看到的。在孙少平与田晓霞浪漫主义的爱情不断发展中，而路遥无法冲破现实主义写作基调，所以只能用田晓霞之死，来处理这一爱情的结局。在田晓霞死去这一前提上，田福军与孙少平见面，两个人都沉浸在失去田晓霞的悲痛中，这种场景才无损于两个人物合理地面对。 至今，翻开书页，孙少平依然让我感动，但配角如侯玉英、郝红梅，她们的故事更加让人难忘，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实际上，无数个配角的亮点恰好可以拼出孙少平的精彩人生：孙少安勤劳朴实，侯玉英真诚守信，田晓霞勇敢聪慧，孙兰花善良执着，金波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爱情不惜代价……可以说世上本不存在孙少平，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像孙少平的一刻。
孟子有句流传千古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我们像孙少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正面痛击命运；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被时代浪潮推着走。这还不算，我们仅有的一两次胜利往往要用一生来补偿。说起来这倒也合理：在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中，命运本来掌管你的全部；现在你偶尔赢他一次，被冒犯的上司肯定会找你的麻烦。如此的生涯正似宇宙中的流星：在黑暗的空间中运行不知多久，忽然冲进大气层，用短暂的燃烧放出所有光明，然后再变成黯淡的陨石或星尘。
夜空中不只有流星，还有永远闪亮的恒星当主角，但最多、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色彩是黑色。黑色的背景中有无数的陨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默默运行，等待着一生一次的闪光。
田晓霞爱上了孙少平。孙少平有着浪漫的气质，他敢爱田晓霞，而孙少安不敢爱田润叶。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孙少平真真切切地得到了田晓霞的爱，但他却暗地里自我折磨，爱的心灵一会儿飞到云端，一会儿跌进深渊，他总担心社会地位的差异迟早让爱情夭折。婚姻不等同于爱情，它往往是众多复杂因素形成的合力。
真实生活里，也许很少见这样的女子：“老公好好的没爱情，老公瘫痪了倒爱了”“田晓霞殉职了，日记里还爱着她掏碳的男人孙少平”“孙少平后来又娶了他师傅的老婆，发誓做一辈子矿工”，于是，就有人评论说，路遥不懂女人。但问题在于，他不需要懂女人，其实女人自己也不懂女人。他只要懂男人就行了！这才是关键，他应该是比较懂男人的，至少他还是很懂自己的。
人被逼急了，一出勇气，二出智慧。孙少平每天看《参考消息》，关心国家大事。他总算拿到一张“入城卷”、做了城里人，进入大牙湾做一个煤矿工人。在当时，城市文明总是令人向往，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从小县城走出来的主角，也会对着远方工业城市的光亮久久凝视。在20世纪80年代初，地级市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在普通人眼中毫无疑问是“天之骄子”，是正牌大学生。
再说说孙少平的姐姐孙兰花，她虽然大胆地追求爱情，但在对家庭生活的看法上，和祖先也完全一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王满银怎么不务正业，即便一年只在家停留几天，孙兰花也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甚至，王满银带回一个“洋女人”，孙兰花还是忍气吞声为他们做饭，后来，“忍不下这口气”只肯自己一死了之，绝没有离婚改嫁的心思。一个更坏的消息能让之前的坏消息看起来还不算太坏；一个更坏的小人能让身边的小人也变得还可以忍受……孙兰花、孙家大姐，王家嫂子或者说王孙氏，她终究是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女人。
读路遥的小说，他喜欢安排穷小子和富家女谈恋爱，比如，让黄亚萍爱上高加林、田晓霞爱上孙少平、田润叶爱上孙少安，这与中国传统戏曲、评书里落魄书生和千金公主的故事如出一辙。大观园里的贾母曾经对这样的爱情观发表过看法，大意是说，因为现实中得不到，所以，作者才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说这话的，大约是不了解路遥的经历。按照作家王爱忠的说法，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北京知青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林红后来爱上了他人。林红的离开对他有重要影响，路遥一生都没有走出这段恋情所带来的幸福与阴影。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中，走进县城变为城市人的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可能就是北京知青林红抛弃路遥的翻版。《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也可能有林红的影子。
在那个时代，农村人没有固定的现金收入，经济来源基本靠种地，住房、交通、食物、饮水都是问题，生活水平低，文化环境差，甚至温饱都没有完全解决。20世纪的农村人与城市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部分城里人可以趾高气扬，农村人可以吗？农村人跳出农门的途径很少。孙少安与田润叶，一个是泥腿子（生产队小队长），一个是城里的小学教师（后来的团干部），也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尽管润叶对少安无限痴情，但她的家人不同意，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爱情，如同织女向往牛郎。还有田晓霞，她是一个高干子女，有大学学历，又是省报的记者，而孙少平只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善良，有上进心，一个打工汉，收入仅够养活自己，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当上了“煤矿工人”。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中国传统上的门第婚姻，是很难逾越的界限。带上过多的东西会让人步履蹒跚。孙少平与田晓霞义无反顾地恋爱，他们结合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他们始终隔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就像是“骆驼穿过针眼”一样。
人找不到自己，往往因为想要探寻太多的未知，面对太多的选择会让人最终迷失。我在大学时代，看电影《人生》。之后，我们在宿舍里彻夜长谈。那时候的学生简单，至少没现在的人复杂。还记得，有个同学告诉我们：小说《人生》共13万字，路遥获得1300元的稿费，千字10元。当时好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君子不言利”，怎么能讨论钱呢？太俗了。后来知道，1986年，《平凡的世界》由文联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稿费大概3万元，千字30元，要知道当时的“万元户”就足以令人羡慕了。记得当时有个姑娘就对我说，“我妈让我嫁个万元户”。
在《人生》中，巧珍那句“家里的小猪下了12只猪崽”，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高加林就是听了这一句，下决心和她分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嘲笑巧珍，觉得她虽然漂亮、善良，但“没文化”，不能和高加林谈论诗歌、文学，只能谈论养猪，感觉配不上高加林。我们读大学那会儿，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谈论萨特、尼采才能引起姑娘的注意，或者，谈论伤痕文学、朦胧诗等，而谈论“家里的小猪下了12只猪崽”实在不合时宜。那也许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大家见面谈论的不是装修、不是股票，而是文学。现在想起来，那也谈不上童话，往深了说，也是一种“无意识”，类似饥饿的“无意识”。
“无意识”，在哲学上是个严肃的课题。弗洛伊德讲无意识，荣格讲群体无意识，佛洛姆讲社会无意识，那是否存在一种“存在无意识”？既然无意识，那如何来分析和认识呢？
说实话，那个时代我们活得多少都有点“无意识”，领导咋说咱咋做，社会流行什么就追什么，基本上是随波逐流。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糊口”成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大家活得也比较唯物主义，一切没谱的精神思考回到家里之后，都蜕变成切切实实的吃饱、穿暖、老婆、孩子。孙少平就开始思考：也许，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人生也不应该止于谋生。人性中的美好，也可以在很舒缓的环境下涓涓细流，娓娓动听。如果接着往下思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是懒洋洋的太阳，需要空谈一下魏晋风骨，需要没有来由地喜欢古希腊的雕塑和亚美尼亚的楔形文字……
“无意识”的思考，《人生》中的巧珍不会有，《平凡的世界》中的金秀不会有，侯玉英更不会有。但是，高加林有，孙少平同样有，而且非常强烈。所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你不能简单地骂高加林就是一个没良心的“陈世美”，也不能骂孙少平不识抬举、过于心高气傲。一般读者不会从哲学角度来谈论高加林和巧珍，也不会从哲学角度来谈论孙少平和金秀，只是简单地怪作者路遥：文化就那么重要吗？为什么把文化、交流当成爱情的鸿沟呢？文化、沟通，这些东西本不能当饭吃，为什么不能突破呢？更何况巧珍、金秀，那是多好的姑娘啊？为什么男主角就不要人家呢？
听到这样的观点，我只能说，一个人在你饿了的时候，给你焚琴煮鹤，偏偏你又是个爱琴如命的人，这个时候，你该对他表达感谢吗？再举个例子，当你得知有藥房老板用殷商甲骨文当中药卖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