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婚姻只有短短10年，但他却是她一生所有关键抉择的根源。
　　1925年3月中下旬，在为他守灵期间，她曾拍下一张凝望远方的照片，眼里满是伤痛，但格外美丽动人，妆画得很精致，一如从前。这是她人生又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之前，她是受他呵护的娇柔的妻子，而在此之后，她成为孤寂坚毅的孙夫人，她的眼神里开始渐渐有了一种坚硬锐利的力量。
　　十年前，她决定嫁给大她27岁的他时，他们也许都想到了他会先走，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她一生都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成年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她是刚刚大学毕业天真浪漫的少女。那时也是孙中山事业的一个低潮期，二次革命失败，她的家人和他都流亡日本，但她写给朋友的信却是那样的活泼明丽，这种感觉的信件在她后来的一生中都不曾再有过。舞会、欧式衣服、博览会、樱花……革命、流亡、鲜血、牺牲……是生命里不可避免的相遇吗？她或者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她将永远作别过去二十年里那种安稳富足的生活。
　　那时的他呢，则已经经历了太多。他刚从人生的一个顶峰跌入人生的又一个低潮，甚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她对他的崇敬，对中国命运的关切，使他能够轻易俘获她的心（当然他本身也绝对是一个有相当大魅力的人），因为她相信，只有他才能拯救中国，而她要帮助他，在帮助他的过程中她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她一直以来为中国奉献的愿望。“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其实，他们当年的结婚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人的祝福。她违背了疼爱她的父母的意愿。坊间一直流传着她被反锁在卧室里，靠女佣的帮助从窗户里爬了出去，私奔去日本结婚。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晚年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还流露出心伤，可见她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愧疚。“我父母发现我离开家后立即乘坐下一班船到日本。我母亲哭着，身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请日本政府为他们做主，说我还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意味深长的是，在她的晚年，当她的养女也决定嫁一个大自己许多的人时，她并不看好，但也只是淡淡地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没有反对，毕竟，那是她自己的生活。”
　　他周围的革命同志也不看好他们的结合。据傅秉常回忆：“中山先生与庆龄在日本结婚之先，部属反对甚烈。推陈其美、许崇智两人往劝中山先生，为中山先生所拒斥，谓‘吾须正式结婚，不能如汝等之嫖娼宿妓，不检细行’。许等退而复请洁身自好之胡汉民、廖仲恺两人往诘，复为中山先生所拒，谓‘吾无二位之好福气，得贤惠夫人到处相随’。两人又词穷而退。”后来，他一直努力让周围的人喜欢她。我能想起的有让胡汉民教她中文，她教胡英文，他还对胡说，“你会发现她很可爱”。在给自己儿子的信中，他也一直提示着她的存在以及她在他心中的地位。
　　他也有愧对她的地方。1922年6月16日深夜陈炯明叛变，他叫起熟睡的她想一起走，她却要他先走，“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那样危急的情势下，她心心念念的唯有他的安危，以及他们想要拯救的中国。他最后先走了，尽管是把50名侍卫全都留下保护她的安全，但他毕竟先走了，留下还怀着孩子的她。之后，她整整一天置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她在脱险后回忆当时的惊心动魄，“有一次在我离开一间房几分钟后，房顶中弹，整个陷下，这时我随时准备就要中弹毙命……我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脱险而出……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晕倒……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士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打算恐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真的难以想象看起来那么娇柔的她，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还要经历这些。极度的劳累和紧张导致了她的小产。这个痛苦事件的影响伴随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怀孕。
　　以1925年为界，从此她怀念着他，一个人艰难面对当时中国那个混乱的政局。为了坚守他的信仰，1927年，她与她的至亲们分道扬镳，经历了背叛与恶意中伤，以及那些死亡威胁。不止一个人回忆起她在他的忌日里，一个人坐在屋里含泪思念他。
　　（梦婕/文，摘自《新华每日电讯》）